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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
“你是什么垃圾？”
每天早晨，站在分类垃圾箱旁的清洁阿姨，总会用这句话“问候”李小姐。
7月的头几天，当李小姐拎着垃圾出现在楼下的垃圾箱前，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些难受。
不过，快一个月过去了，她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尴尬的“问候”，也习惯了在垃圾前，被清洁阿姨监督着分类十分钟。
偶尔起床晚了，见不到每天问“你是什么垃圾”的清洁阿姨，她反倒觉得是一件更难受的事情。她只好站在垃圾桶前，和其他人讨论什么垃圾应该放在哪个桶里面。
每次把垃圾准确分类之后，她都会有一丝成就感。“原来的垃圾回收率太低了，厨余垃圾跟干垃圾等等都是乱放的，混合在一起容易发臭，也给清洁工人增加了很多压力。”
最近这一个月，李小姐比以前能吃了，为了不浪费饭菜，少制造湿垃圾。她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不时想着：什么是干垃圾？什么是湿垃圾？
有一次，她撕快递盒的时候，把指甲弄断了，剪指甲的时候，一直在想：“指甲算干垃圾吗？”
她甚至还做过一个奇怪的梦：
小区里开始实行“交换垃圾分类法”，每一天，居民们都要随机抽选其他家的一种垃圾，把写着自己名字的纸条，贴到垃圾上，然后正确投送到分类垃圾筒中，否则将受到严惩。
这把她惊醒了。
不过，在上海实施强制垃圾分类政策之后，一些颇具商业嗅觉的创业者，及时为她这样的人提供了解决方案——“上门代扔垃圾回收分类”小程序，服务包括生活垃圾分类，以及大件物品、废旧家电、衣物回收等等。
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用手机下单，等候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垃圾，李小姐正在适应一种新生活方式。
同样正在适应新生活方式的，还有2400多万上海人。
2019年7月1日，上海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将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分为四大类进行投放。根据规定，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将面临处罚。
据《北京晚报》最新消息，《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稿》计划在10月提请审议。
6月6日，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尽管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等地已开始试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但19年过去，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在香港，当地环保署从2005年起推行“家居废物源头分类计划”，目前已有超过 1700 个屋苑、住宅楼宇及七百多条乡郊村落参加，涵盖香港80% 以上人口。
目前，上海市每年需要处理750万吨生活垃圾，北京一年的垃圾产量约有900万吨，全国一年制造的生活垃圾则超过两亿吨。巨大的垃圾产量早已威胁到很多城市生活区。
在上海之外的很多城市，同样有大量民众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话题讨论中，持续至今，不曾衰减。“什么是干垃圾？”“什么是湿垃圾？”“垃圾分类之后去哪儿了？”关于垃圾分类，很多人有十万个为什么。
当我们问到是否支持垃圾分类的话题，很少遇到反对者。强制垃圾分类几乎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在北京等地，不断有消息称将紧随上海的脚步，施行强制垃圾分类政策。
在过去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与垃圾处理相关的商品，大多出现脱销的现象。不少默默无闻的企业，一夜之间受宠。
“以前不愿搭理我们的大客户，突然追着我们要订单;过去不愿给我们渠道的，现在可不同了。”刘华在北京经营一家名为贝克巴斯的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厨余垃圾粉碎机。
过去一个多月，她的公司的业绩出现了攀岩式增长，仅“6·18”以来一个月在京东的销量，就超过了整个公司过去一年的总量。她的公司最近不断在招人，准备扩大业务。
“这些天，很多人到公司来应聘，有的人过去完全没接触这一行，只是因为垃圾分类火了，不顾一切就跑来。市场火热，有人不理性了，但我得清醒。”她过去在厨余垃圾粉碎机领域经营20年，不过是占据着一块小众市场。如今突然受到市場热捧，她倒有点受宠若惊。不过，她也警惕泡沫。
原本做环保的翟忠伟，也在今年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他是天津稳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几个月前，他和自己的外甥开始研发一种分类垃圾桶。不过，还没有成品。
在股市中，“垃圾分类概念股”价格也水涨船高，多只股票持续涨停。很多与垃圾分类无关、仅仅字面上有“环保”二字的股票，同样被人盲目热炒。其中，领头羊联泰环保一度涨幅高达73.65%。
不过，在一波热炒之后，这些股票的价格多数开始回落。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17日收盘，67只垃圾分类及环保概念股中，有58只价格开始下跌。
“我觉得这种热情并非常态，而会随着市场推进趋于自然化。”翟忠伟评价。
垃圾去哪儿？
7月15日傍晚，北京市朝阳区朝庭公寓。吴强来到楼下的垃圾箱前，手拎着两只垃圾袋，已经做过干湿垃圾分类，一袋是中午的剩菜，一袋是废纸和快递包装盒。
“没事，随便扔。”环卫工人跟他说完这句，继续埋头在垃圾箱旁翻拣废弃纸盒。他身后停着一辆小卡车，已经码满被摊平的废纸盒。
“现在不是都在说垃圾分类吗？”吴强问环卫工人。“还没有，你们扔完，我们还是要拣一遍。”环卫工人回答。
自从上海实施强制垃圾分类政策之后，吴强的手机里，出现了大量关于垃圾分类的新闻和话题。
30岁的吴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挑战。他一个人生活，垃圾少，所以决定试试垃圾分类，如果养成习惯，也可以迅速适应即将到来的北京垃圾分类改革。
但是，环卫工人的反应让他有些意外。他们小区的垃圾完全没有分类，即使他主动分类，最后，不同的垃圾还是会混合在一起。
其实，北京推行垃圾分类已有历史。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尹圆介绍：“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发文推广垃圾分类工作，之后，发布条例，要求在政府机关严格施行。在社区则是以引导为主。”
在北京很多社区，垃圾桶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放置已有多年。但这种本着自愿原则的分类政策，难见成效。
几个月前，北京白领家园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试点，鼓励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公司也安排了宣传员到社区引导居民。
白领家园的住户陈小姐直到最近几个月才开始接触垃圾分类，还不太习惯。“实际上是好的，只是分得这么细，我们是很尴尬的，觉得很麻烦。”
陈小姐买很多垃圾桶和垃圾袋，每天努力让自己弄明白几十种垃圾的分属。“比较繁琐，前期适应过程也有些痛苦，老人家会比较崩溃。”她介绍，过去自己一般都是“垃圾不满不倒”，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每天处理厨余垃圾，虽然不太顺利，但也在慢慢适应中。
适应新生活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白领家园每天都有宣传员给居民做工作，但也只有一部分人能真正做到分类投放。
“他们（居民）有时候把垃圾就搁垃圾桶旁边，我就去弄（分类）。很多年轻人都不咋在意，他们上班赶时间。老年人又有些不懂。”一名清洁工人介绍。
她每天早上6点上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垃圾桶箱分拣垃圾。她戴着手套，把垃圾箱里面的垃圾倒在地上，按照不同的种类分拣出来，然后把它们投进相应的垃圾箱里。
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会有垃圾车开进朝庭公寓。除了废弃纸盒被环卫工人单独收集运输，其余的垃圾，都被倒进了同一辆车内，运出小区。
“我扔掉的垃圾会被运到哪里？”自从开始习惯垃圾分类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在吴强的脑袋里转圈。
一般不分
每天早晨6点，陈一（化名）都要到北京高碑店附近一家垃圾中转站上班。到工作地点之后，他需要跟随垃圾车到附近小区收集生活垃圾，之后把它们运到中转站。他主要负责朝阳路一带的垃圾收集。
一天中最忙的时候是上午，因为大多数人习惯在上班之前扔垃圾。在小区收集垃圾的时候，他会简单挑出一些回收价值比较高的废品，这些废品也能给环卫工人带来一定的收入。
“我们只负责收运。生活垃圾来了，就倒到生活垃圾箱里;厨余垃圾来了，就倒到厨余垃圾箱里面。”陈一介绍。他和同事把小区垃圾桶里的垃圾倒进一个个黑色垃圾袋里，再把它们扔进车斗。工作对他来说有些辛苦，因为垃圾量大。
垃圾车装满之后，他便和同事开回中转站。“（垃圾）如果没有分开，都会有第三方去进行分类。我们这边不做这个事情。”陈一介绍。
目前，对于像陈一工作的这类中小型垃圾中转站而言，很少有垃圾分选程序。即使在大型垃圾中转站，也只有少数具有垃圾分选能力，配有机械分选设备。
“很多分选设备第一代都是从欧洲引进，欧洲的垃圾成分没那么复杂，通过机械分选效率比较高。而我们国内的垃圾混合程度太高了。比如，机器能够用筛子把塑料挡出来，但筷子却跟着厨余垃圾漏下去了。在国内，机器分选成本特别高，效率却没那么高。”北京零废弃运动发起人毛达介绍。
一些大型中转站会雇人力在垃圾堆里进行分选工作。生活垃圾中含有很多厨余垃圾，堆放一定时间之后，会出现腐化，释放有害物质和气体。分选工人大都缺乏完备的防护装备，一般只戴普通口罩，有的甚至手套也没有，直接暴露在这些有毒物之中，时刻面临健康风险。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中国。毛达去韩国访問的时候，看到很多垃圾站雇佣东南亚劳工进行垃圾分拣，同样缺乏足够的保护措施。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人道的方式。
垃圾在中转站需要经过机器压缩，使体积变小，这样一辆卡车可以装运更多的垃圾。不过，在很多地方，即便前期做了垃圾分类，但在运输中又混在了一起。这种现象曾经多次被媒体报道。
一些塑料被运走之前，也会做一定的预处理。尤其是泡沫塑料这类体积大的垃圾，如果直接从中转站运到下游工厂，运费太高，收入甚至抵不过油费。中转站一般会对这类垃圾进行压缩处理。
有些地方会对这些塑料进行热压缩。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们会释放出大量有害物质，甚至产生烟气。这给工作人员的健康带来了一定风险。不过，在北京，也有一些地方采用低温压缩技术，通过物理压缩的方式，缩小泡沫塑料的体积。“这对人基本没有什么伤害。”毛达认为。 “在垃圾中转站，一般都不会有分类。你看中转站都那么小，怎么可能有分类工序？”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郭云高称。
多数烧了
除了部分可以再利用的垃圾，大部分垃圾在经过压缩之后，被专车运到垃圾处理中心。它们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
北京门头沟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首都西部山区，隶属于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每天处理北京日产出垃圾量的1/8。
7月19日，工厂大门口的电子屏显示着焚烧厂的即时排放数据：颗粒物，4.39毫克每立方米，国家标准30毫克每立方米;二氧化硫，3.89毫克每立方米，国家标准100毫克每立方米……
一辆一辆垃圾车经过专用车道，依次过磅，等待进入垃圾卸料大厅。卸料大厅有十几座阀门连接后面的垃圾池。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两座阀门打开。垃圾车过磅之后，排队前往阀门，把垃圾卸至垃圾池中。每趟车卸完料之后，侍候一旁的清洁工人便会拖洗地面。
一天之中，进入卸料大厅的垃圾车接近300车次，总共运送垃圾3500吨，包括当天门头沟和石景山两区的所有生活垃圾，以及东城、西城、丰台和海淀四区的部分生活垃圾。这些垃圾来自于各区垃圾中转站。不过，按照规定，跨区处理垃圾，需要向焚烧发电厂所在区政府缴纳150元/吨的异地处置费，用于环境补偿。
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每天运到鲁家山的，都是未经分拣的原生垃圾，除了在转运站经过了压缩，与它们当初离开各个小区时并无区别，它们每天有约800吨之多。其他地区运来的垃圾，则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分拣。
不同的垃圾，无论曾经分类过的，还是原生垃圾，在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接收之后，都被倒入垃圾池，混合在一起。“到我们这边，其实还是把这些垃圾都混在一起的，不可能把分选的和原生的都单独放着。”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树明介绍。
对于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而言，几乎来者不拒。各区运过来什么垃圾，它就处理什么。这里也没有垃圾分拣环节，有时候，在垃圾池中甚至能看到旧煤气罐和弹簧床等。“我们主要就是负责（垃圾）接收和处理这两个环节。”赵树明说。
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拥有一座巨型垃圾池，可以储存40万立方米垃圾。所有接收的垃圾，都会在垃圾池中，混合、搅拌，经历发酵的过程，以排干其中的水分，提高垃圾的热值，便于燃烧。
夏季，因为温度高，通常只需三到五天，垃圾便可完成发酵。到了冬季，这个过程常常需要一周，甚至十天。每天3500吨垃圾原料，经过发酵之后，最终剩下3000吨，被送入焚烧炉中。
刘师傅坐在垃圾吊控制室内，正前方的大玻璃窗后，便是那座封闭式垃圾池。他左手扶着控制台，右手慢慢握着操作杆，双目注视着垃圾池上空的抓斗，不时看看控制台上的实时监控屏幕，控制抓斗，把刚刚卸进来的垃圾，转移到垃圾池的另一位置，并将其搅拌，混匀，再推至一旁发酵。
刘师傅已经年过五十，在首钢集团工作了30年，一直从事吊机操作。2013年，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建成投产。他被集团抽调进入这家新公司，依旧操控吊机，每天要在控制室待12个小时。
他所操作的抓斗，在整个鲁家山有四台，每台可以抓取10吨左右的垃圾，一天24小时运转。
垃圾在垃圾池内发酵完成之后，刘师傅和他的同事操控抓斗，把它们送入燃烧炉，进行焚烧。而垃圾发酵产生的一氧化碳、硫化氢、甲烷等气体，则通过风机，一并抽送至燃烧炉，用于助燃。
10吨垃圾，在超过1100度的高温炉中，经过不到三个小时的充分燃烧之后，便化为炉渣。鲁家山总共有四台焚烧炉，一天焚烧3000吨垃圾。
“焚烧炉有两层，下边烧垃圾，上边有一个余热锅炉，垃圾燃烧产生的热量，让锅炉中的水变成蒸汽，最后推动汽轮发电机组进行发电。”赵树明介绍。
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拥有两台30兆瓦汽轮发电机组，日发电量超过140万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直享受着政府补贴，包括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两部分。目前，各地垃圾处理费补贴每吨从80元到180元不等，北京地区一直执行较高标准;垃圾焚烧发电的全国统一上网电价则为每度0.65元，补贴标准为0.25元/度。发电收益与政府补贴是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主收入来源。
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要求“十三五”期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50%，东部地区达到60%。 自此，各地开始大量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据芜湖生态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2月，我国大陆地区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达到 418 座，目前还有167座正在建设。
过去，国内生活垃圾大多被填埋入地下，即使在今天，垃圾填埋依旧是各地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占比超过50%。2016年，全国焚烧厂只有50 座，填埋场多达1183 座。不过，因为垃圾填埋对大气和土壤危害较大，国家正在试图减少垃圾填埋比例。
“我们现在已经不提倡直接填埋了。”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尹圆称。
不过，自1988年深圳在国内首次建造垃圾焚烧厂以来，垃圾焚烧厂便被外界质疑污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