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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第41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社会调研2组学员于2016年11月24日至30日到“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福建省泉州市调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建设发展情况。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市历史发展的研究、对泉州市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现实情况的分析、对未来进一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乃至整体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展望,调研组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把握的大方向、建设“一带一路”应该具有的战略格局、建设“一带一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发展看,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把握的大方向
泉州简称“鲤”,别名“鲤城”、“刺桐城”、“温陵”,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北承福州,南接厦门,东望台湾,至今有1750多年的历史。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四区,晋江、石狮、南安三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五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土地面积110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360平方公里,海岸线541公里,常住人口约851万。
泉州之所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因为古代泉州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刺桐港”长期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是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唐朝,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在宋元时期,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呈现“市井十州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确定,泉州是无可争议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泉州之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千年以来,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陆续到来定居了多国侨民、带来了多元文化,并且和谐相处、相互交融。众多来自欧洲、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东南亚等国的侨民侨居于此,刺桐港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与此同时,伴随着商贸活动,世界各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也随之而来,故泉州又有“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各种宗教在此不但不冲突,而且和谐交融,成为世界宗教文化史上的奇迹。时至今日,泉州仍处处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10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1处;博物馆71个,约占福建省总数的三分之一。
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发展看,它启示我们的是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把握的大方向:自由贸易通商之路、和平友好繁荣之路、东西方文明和谐对话共融共建之路。坚持这3个“之路”的方向,彰显的是中国高举和平发展旗帜,主动发展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推进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拓展发展空间、凝聚互动合力、夯实共赢基础,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独唱,而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唱”。
二、从泉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现实情况看,建设“一带一路”应该具有的战略格局
泉州市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奠定了六个方面基础条件:
一是贸易基础。2014年,泉州市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达到308.6亿美元,比增5.9%。其中,出口181.8亿美元,比增10.4%,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52%。2015年有所减少,也接近300亿美元,其中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达130亿美元。
二是产业基础。2015年泉州市生产总值6138亿元,经济总量连续17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福建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制造业销售收入去年已超1.1万亿元。泉州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44个,曾经拥有中国名牌产品46个。泉州县域经济发达,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等连续多年进入全國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域产业基础扎实,建成了石狮服装城、晋江鞋都、南安石材、安溪茶都、德化陶瓷工艺等一批辐射面广的区域性、全国性市场。
三是人缘基础。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分布在世界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泉籍华侨华人948万,其中90%侨居在“海丝”沿线,100万人以上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同时,泉州自古就是中国与阿拉伯文明交汇之地,宋、元时期,泉州的穆斯林多达十几万人,目前泉州尚有当年阿拉伯人、波斯人后裔5万人左右。
四是文化基础。泉州有三个文化头衔,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去年9月份获东亚三国首评的“东亚文化之都”。千百年来,各国、各种文化流派在泉州交融共处、和谐共生,丰厚的人文积淀使泉州具有与“海丝”沿线国家文化互学互鉴的交流基础。
五是港口条件。泉州市港口年吞吐量达1亿吨左右,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50万左右标箱。目前,泉州港已经与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运物流通道。
六是企业家团队。改革开放以来,泉商在适宜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分布在全国各地创业的泉商已超过150万人,商迹遍布各大中城市。这支队伍将是实现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新常态的生力军,也是增进和扩大与“海丝”沿线国家及地区双向投资贸易往来的生力军。
我们认为,建设“一带一路”要发挥像泉州这样的重要节点的优势,国家需要有大的战略格局。
(一)世界大市场格局
在既有国际市场基础上,要通过“一带一路”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南亚市场、中亚市场、伊斯兰国家市场、俄罗斯及伊朗市场、阿盟市场、非盟市场、中东欧市场等。这些市场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发展空间大,中国制造的成本和价格优势与其合作的潜力大。
(二)开放型经济体系格局
第一,促进地区间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推进承载“一带一路”贸易的相关园区和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外贸转型示范基地等平台作用,推动企业培育自主出口品牌和境外营销网络。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改革试验区在涉外金融领域的先行先试,优化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和境内人民币流出机制,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点。适度放宽资本进出境的限制,推动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管理转移,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第二,建立更加开放的双向投资服务机制。拓展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领域,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放宽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支持先行区开展商业保险试点。创新丰富民间资本对外投资的途径渠道,鼓励先行区相关企业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合作开展“走出去”业务。支持先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对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
第三,推动政务服务环境国际化。按照法治化、国际化的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建立纠纷调解的对话、协商、调处和仲裁机制,规避贸易壁垒,防范贸易争端。
(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格局
第一,畅通海上通道。提升港口的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加大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支持,努力打造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鼓励国内外大型港航企业投资建设港口码头。推动与“海丝”沿线城市主要港口互设办事机构,拓展代理业务。
第二,完善复合交通体系。推进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轨道交通、综合运输枢纽等交通方式的紧密衔接,优化海上贸易与陆地贸易间的衔接功能。对于泉州来说,要加快推进江西吉安经福建永安至泉州铁路建设、对接蒙西至华中煤运通道,加快湄洲湾南岸铁路支线、中化铁路专用线、秀涂港区铁路支线建设。增加泉州晋江机场直飞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定期航线,支持泉州晋江机场开拓国际货运和航空快件业务。
(四)沟通协作平台机制格局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依托像泉州这样重要节点的历史、文化和产业优势,多渠道构建“一带一路”跨区域合作交流平台。比如,举办 “‘一带一路’”品牌博览会”系列活动,成立“一带一路”国家多边商务理事会。鼓励企业参加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专业性展会、博览会。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主要城市共同筹建“一带一路”城市联盟。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定期举办以对方城市冠名的经贸文化交流年活动。支持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等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拓展多边合作领域空间,提高国际化水平。
(五)多元文化交流格局
第一,培育文化交流品牌。比如,发挥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打造与“海丝”相关国家和地区人文社会全面沟通交流的前沿平台。将相关活动纳入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活动范围。发挥泉州籍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进一步挖掘侨资侨智,加强侨团、商会联系交往,支持在泉州建立侨商总部,打造南洋华人的精神家园。
第二,加大文化资源的发掘、传承和开发。比如,支持联合“海丝”沿线城市向联合国申报“海丝”为世界遗产。加大对闽南侨批等“海丝”历史记忆载体保护力度。扶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等“海丝”专题研究机构发展,加强“海丝”文化的学术研究。
第三,推进文化产业开发开放。比如,大力推进“海丝”旅游发展,打造“海丝”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海丝”文化的挖掘和传播,优先扶持相关文化衍生品和旅游、创意产品的开发。
第四,密切民间往来。比如,简化游客出入境手续,在具备条件的口岸开展境外人员落地签证、签注业务试点。加大对商务人员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的政策倾斜。设立用于与“海丝”国家(地区)友好城市互派留学生、访问学者的专项教育基金,进一步加强与“海丝”相关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和学术往来。
三、从泉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未来发展看,推进“一带一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坚持高水平引进来和积极的走出去相结合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全面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既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引,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制造技术,加大吸收、消化和创新力度,不断提升我国的装备制造水平,使“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又要加快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布局和人民生产消费相适应,推动中国资本的落地和过剩产能的转移。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我国是一个就业大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考虑中国国情,要借鉴美国再工业化的经验教训,用高端化、智能化、核心化等新型工业化,防止产业的空心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处理好。
(二)融合国有和民营力量,发挥“走出去”企业生力军作用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龙头,目前也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国有性质,也容易引起投资对象国的猜疑,更有搅局者故意抹黑,为我们制造难题,如正在难产的TPP中曾设置5个条件包括政府补贴、环境保护、质量标准、原产地要求等阻挡国企进入。而民营企业既具有经营机制优势,也有着嗅觉灵敏特点,过往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经营中敢闖敢试、“攻城掠地”积累了一定经验,在“一带一路”走出去中亦可发挥生力军作用。未来我们应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鼓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用国有企业科技和资金之强,补民营企业技术和实力之短,以民营企业机制和用人之活,补国有企业管理和体制之短,优势互补,互促共进,以新的面貌、新的方式,提高走出去的竞争力。
(三)加强政府服务,规避“走出去”风险
由于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市场的复杂性和企业经验不足等原因,走出去企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企业反映,涉及到法律、税收、汇率、保险、用工、安全等方面,特别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研究,提供指导性服务。在这些方面,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如外交部门的对于企业的领事保护,税务部门利用双边税收协定开展的税收政策服务等都有着很好的经验案例,但是也存在宣传不够的问题,一些走出去企业对此并不了解,往往是出了事再回头找政府,比较被动。因此,一方面需要各相关部门加强走出去服务工作的研究,细化服务的措施,形成分国别、分地区投资经营的服务指南;一方面要整合服务力量,扩大驻外使领馆的经济法律保护力量,如借鉴美日韩等国做法,在经参处中增加专门的税务协调官员、法律事务官员等。同时,要进一步发展涉外社会中介组织,鼓励他们同步走出去,为中国及至其他国家企业提供法律、税收、会计等服务。
(四)从GDP到GNP,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新增长
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迈进道路上,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同时也要重视海外投资发展的质速效,由GDP时代向GNP时代发展,建设一个“海外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给我们提供了拓展海外市场的方向,要把这个战略做实,需要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宏观指导,比如制定“一带一路”工作指南,建立走出去企业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指导各方面协调推进,特别是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使之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避免在战略外面打转转;需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谈签和自贸区谈判,扩大双边和多边贸易空间,争取更大的GNP市场,这也是做实“一带一路”的关键所在。需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范围和核算方式,算好国内国外两本账,推动企业走出去,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五)增强软实力,在“走出去”战略中讲好中国故事
在新时代、新战略之中,我们更要秉承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时俱进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形象,增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上,要厚植文化理念,找到不同文化的交集点,加强文明对话,以文汇友,增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中国发展的价值认同,摆脱对“中国龙”的恐惧心理。要通过城市之间的交往、人民之间的交流和承载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设计传播中国文化,做到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以文促经。像泉州这样的城市,就要积极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发挥好桥头堡作用。要注重公益事业建设,借助非政府力量,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设身处地帮助沿线沿路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深耕民心。要换位思考,用沿线沿路国家和地区人民易于接受的思维习惯,做好新闻传播工作,讲好中国故事,把握话语权,增强传播力、扩大覆盖面,为走出去企业“鸣锣开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调研组成员名单: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国猛,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司长郭晓林,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洪波,广西河池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唐云舒,国家安全部局长周成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总裁、党委书记林志勇)
一、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发展看,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把握的大方向
泉州简称“鲤”,别名“鲤城”、“刺桐城”、“温陵”,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北承福州,南接厦门,东望台湾,至今有1750多年的历史。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四区,晋江、石狮、南安三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五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土地面积110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360平方公里,海岸线541公里,常住人口约851万。
泉州之所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因为古代泉州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刺桐港”长期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是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唐朝,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在宋元时期,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呈现“市井十州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确定,泉州是无可争议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泉州之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千年以来,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陆续到来定居了多国侨民、带来了多元文化,并且和谐相处、相互交融。众多来自欧洲、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东南亚等国的侨民侨居于此,刺桐港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与此同时,伴随着商贸活动,世界各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也随之而来,故泉州又有“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各种宗教在此不但不冲突,而且和谐交融,成为世界宗教文化史上的奇迹。时至今日,泉州仍处处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10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1处;博物馆71个,约占福建省总数的三分之一。
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发展看,它启示我们的是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把握的大方向:自由贸易通商之路、和平友好繁荣之路、东西方文明和谐对话共融共建之路。坚持这3个“之路”的方向,彰显的是中国高举和平发展旗帜,主动发展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推进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拓展发展空间、凝聚互动合力、夯实共赢基础,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独唱,而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唱”。
二、从泉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现实情况看,建设“一带一路”应该具有的战略格局
泉州市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奠定了六个方面基础条件:
一是贸易基础。2014年,泉州市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达到308.6亿美元,比增5.9%。其中,出口181.8亿美元,比增10.4%,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52%。2015年有所减少,也接近300亿美元,其中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达130亿美元。
二是产业基础。2015年泉州市生产总值6138亿元,经济总量连续17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福建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制造业销售收入去年已超1.1万亿元。泉州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44个,曾经拥有中国名牌产品46个。泉州县域经济发达,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等连续多年进入全國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域产业基础扎实,建成了石狮服装城、晋江鞋都、南安石材、安溪茶都、德化陶瓷工艺等一批辐射面广的区域性、全国性市场。
三是人缘基础。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分布在世界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泉籍华侨华人948万,其中90%侨居在“海丝”沿线,100万人以上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同时,泉州自古就是中国与阿拉伯文明交汇之地,宋、元时期,泉州的穆斯林多达十几万人,目前泉州尚有当年阿拉伯人、波斯人后裔5万人左右。
四是文化基础。泉州有三个文化头衔,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去年9月份获东亚三国首评的“东亚文化之都”。千百年来,各国、各种文化流派在泉州交融共处、和谐共生,丰厚的人文积淀使泉州具有与“海丝”沿线国家文化互学互鉴的交流基础。
五是港口条件。泉州市港口年吞吐量达1亿吨左右,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50万左右标箱。目前,泉州港已经与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运物流通道。
六是企业家团队。改革开放以来,泉商在适宜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分布在全国各地创业的泉商已超过150万人,商迹遍布各大中城市。这支队伍将是实现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新常态的生力军,也是增进和扩大与“海丝”沿线国家及地区双向投资贸易往来的生力军。
我们认为,建设“一带一路”要发挥像泉州这样的重要节点的优势,国家需要有大的战略格局。
(一)世界大市场格局
在既有国际市场基础上,要通过“一带一路”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南亚市场、中亚市场、伊斯兰国家市场、俄罗斯及伊朗市场、阿盟市场、非盟市场、中东欧市场等。这些市场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发展空间大,中国制造的成本和价格优势与其合作的潜力大。
(二)开放型经济体系格局
第一,促进地区间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推进承载“一带一路”贸易的相关园区和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外贸转型示范基地等平台作用,推动企业培育自主出口品牌和境外营销网络。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改革试验区在涉外金融领域的先行先试,优化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和境内人民币流出机制,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点。适度放宽资本进出境的限制,推动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管理转移,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第二,建立更加开放的双向投资服务机制。拓展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领域,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放宽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支持先行区开展商业保险试点。创新丰富民间资本对外投资的途径渠道,鼓励先行区相关企业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合作开展“走出去”业务。支持先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对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
第三,推动政务服务环境国际化。按照法治化、国际化的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建立纠纷调解的对话、协商、调处和仲裁机制,规避贸易壁垒,防范贸易争端。
(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格局
第一,畅通海上通道。提升港口的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加大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支持,努力打造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鼓励国内外大型港航企业投资建设港口码头。推动与“海丝”沿线城市主要港口互设办事机构,拓展代理业务。
第二,完善复合交通体系。推进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轨道交通、综合运输枢纽等交通方式的紧密衔接,优化海上贸易与陆地贸易间的衔接功能。对于泉州来说,要加快推进江西吉安经福建永安至泉州铁路建设、对接蒙西至华中煤运通道,加快湄洲湾南岸铁路支线、中化铁路专用线、秀涂港区铁路支线建设。增加泉州晋江机场直飞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定期航线,支持泉州晋江机场开拓国际货运和航空快件业务。
(四)沟通协作平台机制格局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依托像泉州这样重要节点的历史、文化和产业优势,多渠道构建“一带一路”跨区域合作交流平台。比如,举办 “‘一带一路’”品牌博览会”系列活动,成立“一带一路”国家多边商务理事会。鼓励企业参加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专业性展会、博览会。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主要城市共同筹建“一带一路”城市联盟。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定期举办以对方城市冠名的经贸文化交流年活动。支持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等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拓展多边合作领域空间,提高国际化水平。
(五)多元文化交流格局
第一,培育文化交流品牌。比如,发挥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打造与“海丝”相关国家和地区人文社会全面沟通交流的前沿平台。将相关活动纳入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活动范围。发挥泉州籍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进一步挖掘侨资侨智,加强侨团、商会联系交往,支持在泉州建立侨商总部,打造南洋华人的精神家园。
第二,加大文化资源的发掘、传承和开发。比如,支持联合“海丝”沿线城市向联合国申报“海丝”为世界遗产。加大对闽南侨批等“海丝”历史记忆载体保护力度。扶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等“海丝”专题研究机构发展,加强“海丝”文化的学术研究。
第三,推进文化产业开发开放。比如,大力推进“海丝”旅游发展,打造“海丝”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海丝”文化的挖掘和传播,优先扶持相关文化衍生品和旅游、创意产品的开发。
第四,密切民间往来。比如,简化游客出入境手续,在具备条件的口岸开展境外人员落地签证、签注业务试点。加大对商务人员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的政策倾斜。设立用于与“海丝”国家(地区)友好城市互派留学生、访问学者的专项教育基金,进一步加强与“海丝”相关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和学术往来。
三、从泉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未来发展看,推进“一带一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坚持高水平引进来和积极的走出去相结合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全面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既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引,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制造技术,加大吸收、消化和创新力度,不断提升我国的装备制造水平,使“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又要加快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布局和人民生产消费相适应,推动中国资本的落地和过剩产能的转移。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我国是一个就业大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考虑中国国情,要借鉴美国再工业化的经验教训,用高端化、智能化、核心化等新型工业化,防止产业的空心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处理好。
(二)融合国有和民营力量,发挥“走出去”企业生力军作用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龙头,目前也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国有性质,也容易引起投资对象国的猜疑,更有搅局者故意抹黑,为我们制造难题,如正在难产的TPP中曾设置5个条件包括政府补贴、环境保护、质量标准、原产地要求等阻挡国企进入。而民营企业既具有经营机制优势,也有着嗅觉灵敏特点,过往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经营中敢闖敢试、“攻城掠地”积累了一定经验,在“一带一路”走出去中亦可发挥生力军作用。未来我们应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鼓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用国有企业科技和资金之强,补民营企业技术和实力之短,以民营企业机制和用人之活,补国有企业管理和体制之短,优势互补,互促共进,以新的面貌、新的方式,提高走出去的竞争力。
(三)加强政府服务,规避“走出去”风险
由于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市场的复杂性和企业经验不足等原因,走出去企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企业反映,涉及到法律、税收、汇率、保险、用工、安全等方面,特别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研究,提供指导性服务。在这些方面,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如外交部门的对于企业的领事保护,税务部门利用双边税收协定开展的税收政策服务等都有着很好的经验案例,但是也存在宣传不够的问题,一些走出去企业对此并不了解,往往是出了事再回头找政府,比较被动。因此,一方面需要各相关部门加强走出去服务工作的研究,细化服务的措施,形成分国别、分地区投资经营的服务指南;一方面要整合服务力量,扩大驻外使领馆的经济法律保护力量,如借鉴美日韩等国做法,在经参处中增加专门的税务协调官员、法律事务官员等。同时,要进一步发展涉外社会中介组织,鼓励他们同步走出去,为中国及至其他国家企业提供法律、税收、会计等服务。
(四)从GDP到GNP,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新增长
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迈进道路上,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同时也要重视海外投资发展的质速效,由GDP时代向GNP时代发展,建设一个“海外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给我们提供了拓展海外市场的方向,要把这个战略做实,需要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宏观指导,比如制定“一带一路”工作指南,建立走出去企业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指导各方面协调推进,特别是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使之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避免在战略外面打转转;需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谈签和自贸区谈判,扩大双边和多边贸易空间,争取更大的GNP市场,这也是做实“一带一路”的关键所在。需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范围和核算方式,算好国内国外两本账,推动企业走出去,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五)增强软实力,在“走出去”战略中讲好中国故事
在新时代、新战略之中,我们更要秉承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时俱进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形象,增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上,要厚植文化理念,找到不同文化的交集点,加强文明对话,以文汇友,增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中国发展的价值认同,摆脱对“中国龙”的恐惧心理。要通过城市之间的交往、人民之间的交流和承载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设计传播中国文化,做到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以文促经。像泉州这样的城市,就要积极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发挥好桥头堡作用。要注重公益事业建设,借助非政府力量,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设身处地帮助沿线沿路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深耕民心。要换位思考,用沿线沿路国家和地区人民易于接受的思维习惯,做好新闻传播工作,讲好中国故事,把握话语权,增强传播力、扩大覆盖面,为走出去企业“鸣锣开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调研组成员名单: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国猛,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司长郭晓林,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洪波,广西河池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唐云舒,国家安全部局长周成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总裁、党委书记林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