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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水》（2001）是澳大利亚女作家马蒂·麦康诺基（Mardi McConnochie）重书勃朗特（Bronte）家族的一部佳作。本文立足后殖民视阈，解读《冷水》中沃尔夫家族成员在澳大利亚殖民地重塑身份之路。运用文本细读和互文性解读方法，结合相关史实及心理分析，文章分析殖民地男权社会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之困，揭示出身份的虚幻本质。
【关键词】后殖民；《冷水》；沃尔夫家族；身份
【作者简介】周轩，陈李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学院。
一、前言
《冷水》探讨了19世纪澳大利亚殖民地当权者和边缘群体寻求身份、构建身份的心路历程，被列入英联邦作家奖“最佳书目”。作为澳大利亚女性作家，马蒂–麦康诺基（Mardi McConnochie）将自己对殖民地、男权社会的剖析与批判倾注在小说《冷水》中，将勃朗特（Bronte）家族的生活移植到澳大利亚附近一个名叫“冷水”的殖民地监狱中。
殖民主义始终在澳大利亚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和澳大利亚自身的殖民历史密切相关。从澳大利亚建国两百周年到上世纪末的二十年间，澳大利亚文学注重与英联邦文学研究的联系， 同时积极引进后殖民理论，使其成为重要的理论工具。1989年召开的英联邦文学与语言大会不但确定了“从联邦到后殖民”的中心论题，而且对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不断深入，澳大利亚文学及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拓展深化阶段，涉及以前鲜有论著的土著文学、移民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化等领域。基于国内外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分析《冷水》中沃尔夫（Wolf）家族的身份之困及重塑身份之路，试图揭示在殖民背景下的男权社会中，当权者和边缘群体如幻影般的身份，借以为现世人群构建自我身份，实现精神去殖民化提供启示。
二、震荡的伊始，困境的由来
作为重书勃朗特家族的小说，《冷水》中处处流露着勃朗特姐妹以及《简爱》的身影。在具有特殊“魔力”的“冷水”岛上，沃尔夫家族逐渐走向分崩离析，究其原因离不开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个人经历。
1.历史原因。《冷水》中的故事发生在《简–爱》轰动文坛的1847年，正处于澳大利亚的刑释之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政府放缓高压政治，但这场过渡伴随着暴力。19世纪20、30年代，范迪门地（Van Diemens Land）副总督亚瑟，发明了一套使用“黑簿”（Black Book）的监管体系，对每个流放犯的行为详细记录。随着流放制度更加规范化，严苛的做法也逐渐增多，最低一级是鞭打或关禁闭。这些在小说《冷水》中随处可见，监狱掌权者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面对挑战其权威的流放犯托马斯–罗代（Thomas Rhodes）、奥康奈尔（O’Connell）等实施严厉的鞭刑。此外，“冷水”监狱作为澳大利亚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和麦夸里湾（Macguarie Bay）入口的化身被描述为“地狱之门”，而爱德华–沃尔夫在流放犯和当地人眼中就是这个“地狱之门”的守门人。爱德华的人物塑造可追溯至诺福克岛1846年新任司令官约翰·莱普斯身上。他残暴凶狠，滥用刑罚。在莱普斯离开诺福克岛到墨尔本任監狱总督导的途中，一伙人蜂拥而上，将其打死。这与书中爱德华中流弹身亡相呼应。生活在澳大利亚殖民地上的人们，笼罩在权力的阴云之下，在这个权力空间，身体被规训。
2.个人经历。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奠定了沃尔夫家族成员的身份之困，沉闷单调的生活如同枷锁禁锢着“冷水”中的人们，使他们逐渐沉溺在身份的泥潭中。
首先，家族经历着难以弥合的伤痛记忆。沃尔夫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布兰威尔（Branwell）在一次意外中逝去，这一伤痛记忆笼罩着沃尔夫家族。对大姐夏洛蒂（Charlotte）而言，弟弟布兰威尔举足轻重。一方面，一岁之差让他们亲密无间，他们共同创造了昂格里亚王国（Angria）（这些都是勃朗特兄妹真实的历史写照）。小说中，由于自己的失误， 夏洛蒂永远失去了布兰威尔，如同失去了另一个自己。另一方面，夏洛蒂对弟弟的死又有一丝庆幸。在她看来，如果弟弟没有意外离去，“她将永远不可能展开她的双翼”，只能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闺中天使”。悔恨和庆幸的情绪萦绕在夏洛蒂心间，她迫切地希望找到一种良方妙药再次和布兰威尔神灵契合。弟弟逝去后，夏洛蒂原有的身份便在夏洛蒂和布兰威尔之间徘徊。
丧子之痛使爱德华–沃尔夫的精神世界出现裂痕。这种伤痛来自于父亲对儿子投射的巨大期望。布兰威尔是“他摆脱这污浊的世间，获得自由和新生”的唯一希望，儿子的存在让爱德华（Edward）拥有了身份认同的根基。布兰威尔的逝去使爱德华的精神希望顷刻间化为乌有，伤痛由此产生，逐渐幽闭在内心深处，身份认同也开始出现裂痕。为了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他将目光投射到权力，但这非但没能帮助他重构身份，反而使他在权力的旋涡中迷失。
其次，同构式压迫之痛。作为沃尔夫家族的父亲和“冷水”监狱的掌权者，爱德华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律法。相对于自己白人男性的身份而言，女儿们以及流放犯们都是处于边缘的“他者”。他对女儿们的爱充满着控制欲，他渴望掌控女儿们的生活，他自身的价值也通过管控女儿得以实现。因此，意识到女儿们逐渐脱离他的管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在半梦半醒间回忆起一个在他的管控下走向疯癫的名叫伯莎（Bertha）的女人，他悔恨但仍不愿放弃对女性的管控。
在“冷水”监狱的流放犯眼中，爱德华是一个守护“地狱之门”的暴君。他剥夺流放犯们了解知识的权利，只给予少数犯人读书的机会，在爱德华看来，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作为“他者”的流放犯应该被排除在知识之外。而之所以对奥康奈尔施加“恩惠”则是因为，在这个爱尔兰青年身上，爱德华投射了他对儿子的希望。相对欧洲大陆的文明，生活在“冷水”殖民地监狱的流放犯是“不文明”的。作为权力主体的爱德华，在残酷的压制“他者”过程中构建起一套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权力机制，以及和权力相伴而行的规训机制。爱德华执念于自己的权力，而权力如同怪物，在享受其带来的满足感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伤害。这些都加剧瓦解着爱德华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建构。 最后，挥之不去的“他者”阴影。作为女性，夏洛蒂姐妹想摆脱“他者” 的地位，夏洛蒂一直渴望代替弟弟成为父亲的希望，她曾试图通过“自杀”等极端手段走出“他者”的阴影。但在父权社会中，男性的主体地位无法轻易撼动，这意味着夏洛蒂永远不可能成为父亲心中的梦想。
《冷水》中，妹妹艾米莉（Emily）身处殖民地监狱，精神和肉体常常处于虚无状态，她时常通过窥探他人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艾米莉曾通过望远镜凝视始终处于第三人称叙述地位的安的生活， 把安当成镜子反照自己。她也曾试图通过偷窥流放犯托马斯–罗代的行刑现场来寻找自己。面对血肉淋漓的场面，艾米莉恍惚感觉她就是场上的受刑之人，这样她就能在那个当下逃离这压抑人性的人间地狱，享受多年未曾感受过的平和自由。作为“观看者”的她在男权社会感受到“主体”的地位。此外，艾米莉经常通过梦游释放她被压抑已久的本我。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在冥想或者睡梦的朦胧状态下，“自我”才能放松警惕，释放“本我”。艾米莉游走在清醒和混沌之间，她开始怀疑白天的“闺中天使”和黑夜的“本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三、摆脱困境，重塑身份
生活在“冷水”的沃尔夫一家渴望驱散徘徊在他们心中的阴影，在身份的泥潭竭力追寻自我。首先，内并他者。在失去弟弟后，夏洛蒂渴望通过内并布兰威尔成为父亲的希望。她试图通过写作构建自己的主体身份。但她的这一愿望曾经被一个已婚军官托马斯–格拉德（Thomas Glade）动摇过。这个非传统意义上的“英俊”男人让她开始思考自己成为“闺中天使”的可能性，可是托马斯–格拉德的退缩使她再次陷入对身份的追寻中。在觉察到父亲对奥康奈尔非同寻常的期望与信任，夏洛蒂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父亲眼中如同伯莎，是永远无法获得独立身份的“他者”。甚至她引以为傲的写作，在父亲看来也只是无用之物。夏洛蒂曾经自恃的与众不同和替代弟弟的愿望到底只是一场虚妄的幻影。因此，夏洛蒂和布兰威尔的内并注定失败。
其次，寻求感情替代。幽闭在内心深处的伤痛使爱德华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他不愿让一名女性——夏洛蒂——代替他心中的希望。在他看来，夏洛蒂是一个永远不能成为主体的“他者”。面对爱尔兰流放犯奥康奈尔，爱德华投射了之前对儿子的希望。在殖民地监狱中，人性被抹杀，原有的感情逐渐被谋求自身利益替代。强权之下，流浪犯们都被规训为“理性”而冷漠的机器。但奥康奈尔不同于其他流放犯，他始终拥有归属感，拥有独立的身份。在奥康奈尔身上，爱德华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但随着女儿艾米莉和奥康奈尔私情的败露，爱德华倏然发现奥康奈尔并非反照自己的“他者”，这些认知使他的精神逐步走向崩溃。
最后，毁灭重生。小说中，艾米莉被描写为一位敏感柔弱却果敢的形象，这与真实的艾米莉·勃朗特十分契合。在这个封闭的小岛上，艾米莉（Emily）发现自己的身份正在流失，她既不想成为一个受管控的“他者”，又挣脱不了世俗的权威。直到她遇到奥康奈尔，艾米莉感到奥康奈尔就像自己梦中一直渴望拥有的“本我”。她和奥康奈尔的灵肉结合使得艾米莉第一次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到它属于我。但现在我觉得我拥有自己的皮肤，身心融合在一起了。”然而，父亲将艾米莉的梦想，连同她的精神王国贡达尔 （Gondal）一并付之一炬。艾米莉将她的书稿撕裂迎风挥洒，释放了囚禁在纸间的人物，她自己也决意渡过可怕的海域，逃脱控制她的精神牢笼，追求最终的自由。艾米莉和奥康奈尔最终消逝在水中，预示他们的精神在水中获得自由和新生。正如托马斯–罗代通过刺杀爱德华来寻死，从而获得自由一样，艾米莉一直渴望的自由，最终在预示着再生和希望的水中得偿所愿。
四、结语
本文从后殖民角度分析了《冷水》中沃尔夫家族成员身份的震荡和重构，揭示了殖民地男权社会中难以颠覆的权力体制。殖民主义不仅蹂躏着被殖民者的肉体，更侵蚀着殖民者的灵魂。女性和流浪犯作为殖民地男权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是永远无法拥有独立身份的“他者”。而作为当权者的殖民者，在规训“他者”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同幻影般，最终随风而逝。
参考文献：
[1]McConnochie，Mardi.Coldwater[M].New York：Doubleday，2001.
[2]陸扬.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彭青龙.新世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趋向[J].当代外国文学，2014 （3）：165-176.
【关键词】后殖民；《冷水》；沃尔夫家族；身份
【作者简介】周轩，陈李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学院。
一、前言
《冷水》探讨了19世纪澳大利亚殖民地当权者和边缘群体寻求身份、构建身份的心路历程，被列入英联邦作家奖“最佳书目”。作为澳大利亚女性作家，马蒂–麦康诺基（Mardi McConnochie）将自己对殖民地、男权社会的剖析与批判倾注在小说《冷水》中，将勃朗特（Bronte）家族的生活移植到澳大利亚附近一个名叫“冷水”的殖民地监狱中。
殖民主义始终在澳大利亚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和澳大利亚自身的殖民历史密切相关。从澳大利亚建国两百周年到上世纪末的二十年间，澳大利亚文学注重与英联邦文学研究的联系， 同时积极引进后殖民理论，使其成为重要的理论工具。1989年召开的英联邦文学与语言大会不但确定了“从联邦到后殖民”的中心论题，而且对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不断深入，澳大利亚文学及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拓展深化阶段，涉及以前鲜有论著的土著文学、移民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化等领域。基于国内外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分析《冷水》中沃尔夫（Wolf）家族的身份之困及重塑身份之路，试图揭示在殖民背景下的男权社会中，当权者和边缘群体如幻影般的身份，借以为现世人群构建自我身份，实现精神去殖民化提供启示。
二、震荡的伊始，困境的由来
作为重书勃朗特家族的小说，《冷水》中处处流露着勃朗特姐妹以及《简爱》的身影。在具有特殊“魔力”的“冷水”岛上，沃尔夫家族逐渐走向分崩离析，究其原因离不开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个人经历。
1.历史原因。《冷水》中的故事发生在《简–爱》轰动文坛的1847年，正处于澳大利亚的刑释之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政府放缓高压政治，但这场过渡伴随着暴力。19世纪20、30年代，范迪门地（Van Diemens Land）副总督亚瑟，发明了一套使用“黑簿”（Black Book）的监管体系，对每个流放犯的行为详细记录。随着流放制度更加规范化，严苛的做法也逐渐增多，最低一级是鞭打或关禁闭。这些在小说《冷水》中随处可见，监狱掌权者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面对挑战其权威的流放犯托马斯–罗代（Thomas Rhodes）、奥康奈尔（O’Connell）等实施严厉的鞭刑。此外，“冷水”监狱作为澳大利亚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和麦夸里湾（Macguarie Bay）入口的化身被描述为“地狱之门”，而爱德华–沃尔夫在流放犯和当地人眼中就是这个“地狱之门”的守门人。爱德华的人物塑造可追溯至诺福克岛1846年新任司令官约翰·莱普斯身上。他残暴凶狠，滥用刑罚。在莱普斯离开诺福克岛到墨尔本任監狱总督导的途中，一伙人蜂拥而上，将其打死。这与书中爱德华中流弹身亡相呼应。生活在澳大利亚殖民地上的人们，笼罩在权力的阴云之下，在这个权力空间，身体被规训。
2.个人经历。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奠定了沃尔夫家族成员的身份之困，沉闷单调的生活如同枷锁禁锢着“冷水”中的人们，使他们逐渐沉溺在身份的泥潭中。
首先，家族经历着难以弥合的伤痛记忆。沃尔夫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布兰威尔（Branwell）在一次意外中逝去，这一伤痛记忆笼罩着沃尔夫家族。对大姐夏洛蒂（Charlotte）而言，弟弟布兰威尔举足轻重。一方面，一岁之差让他们亲密无间，他们共同创造了昂格里亚王国（Angria）（这些都是勃朗特兄妹真实的历史写照）。小说中，由于自己的失误， 夏洛蒂永远失去了布兰威尔，如同失去了另一个自己。另一方面，夏洛蒂对弟弟的死又有一丝庆幸。在她看来，如果弟弟没有意外离去，“她将永远不可能展开她的双翼”，只能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闺中天使”。悔恨和庆幸的情绪萦绕在夏洛蒂心间，她迫切地希望找到一种良方妙药再次和布兰威尔神灵契合。弟弟逝去后，夏洛蒂原有的身份便在夏洛蒂和布兰威尔之间徘徊。
丧子之痛使爱德华–沃尔夫的精神世界出现裂痕。这种伤痛来自于父亲对儿子投射的巨大期望。布兰威尔是“他摆脱这污浊的世间，获得自由和新生”的唯一希望，儿子的存在让爱德华（Edward）拥有了身份认同的根基。布兰威尔的逝去使爱德华的精神希望顷刻间化为乌有，伤痛由此产生，逐渐幽闭在内心深处，身份认同也开始出现裂痕。为了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他将目光投射到权力，但这非但没能帮助他重构身份，反而使他在权力的旋涡中迷失。
其次，同构式压迫之痛。作为沃尔夫家族的父亲和“冷水”监狱的掌权者，爱德华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律法。相对于自己白人男性的身份而言，女儿们以及流放犯们都是处于边缘的“他者”。他对女儿们的爱充满着控制欲，他渴望掌控女儿们的生活，他自身的价值也通过管控女儿得以实现。因此，意识到女儿们逐渐脱离他的管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在半梦半醒间回忆起一个在他的管控下走向疯癫的名叫伯莎（Bertha）的女人，他悔恨但仍不愿放弃对女性的管控。
在“冷水”监狱的流放犯眼中，爱德华是一个守护“地狱之门”的暴君。他剥夺流放犯们了解知识的权利，只给予少数犯人读书的机会，在爱德华看来，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作为“他者”的流放犯应该被排除在知识之外。而之所以对奥康奈尔施加“恩惠”则是因为，在这个爱尔兰青年身上，爱德华投射了他对儿子的希望。相对欧洲大陆的文明，生活在“冷水”殖民地监狱的流放犯是“不文明”的。作为权力主体的爱德华，在残酷的压制“他者”过程中构建起一套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权力机制，以及和权力相伴而行的规训机制。爱德华执念于自己的权力，而权力如同怪物，在享受其带来的满足感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伤害。这些都加剧瓦解着爱德华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建构。 最后，挥之不去的“他者”阴影。作为女性，夏洛蒂姐妹想摆脱“他者” 的地位，夏洛蒂一直渴望代替弟弟成为父亲的希望，她曾试图通过“自杀”等极端手段走出“他者”的阴影。但在父权社会中，男性的主体地位无法轻易撼动，这意味着夏洛蒂永远不可能成为父亲心中的梦想。
《冷水》中，妹妹艾米莉（Emily）身处殖民地监狱，精神和肉体常常处于虚无状态，她时常通过窥探他人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艾米莉曾通过望远镜凝视始终处于第三人称叙述地位的安的生活， 把安当成镜子反照自己。她也曾试图通过偷窥流放犯托马斯–罗代的行刑现场来寻找自己。面对血肉淋漓的场面，艾米莉恍惚感觉她就是场上的受刑之人，这样她就能在那个当下逃离这压抑人性的人间地狱，享受多年未曾感受过的平和自由。作为“观看者”的她在男权社会感受到“主体”的地位。此外，艾米莉经常通过梦游释放她被压抑已久的本我。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在冥想或者睡梦的朦胧状态下，“自我”才能放松警惕，释放“本我”。艾米莉游走在清醒和混沌之间，她开始怀疑白天的“闺中天使”和黑夜的“本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三、摆脱困境，重塑身份
生活在“冷水”的沃尔夫一家渴望驱散徘徊在他们心中的阴影，在身份的泥潭竭力追寻自我。首先，内并他者。在失去弟弟后，夏洛蒂渴望通过内并布兰威尔成为父亲的希望。她试图通过写作构建自己的主体身份。但她的这一愿望曾经被一个已婚军官托马斯–格拉德（Thomas Glade）动摇过。这个非传统意义上的“英俊”男人让她开始思考自己成为“闺中天使”的可能性，可是托马斯–格拉德的退缩使她再次陷入对身份的追寻中。在觉察到父亲对奥康奈尔非同寻常的期望与信任，夏洛蒂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父亲眼中如同伯莎，是永远无法获得独立身份的“他者”。甚至她引以为傲的写作，在父亲看来也只是无用之物。夏洛蒂曾经自恃的与众不同和替代弟弟的愿望到底只是一场虚妄的幻影。因此，夏洛蒂和布兰威尔的内并注定失败。
其次，寻求感情替代。幽闭在内心深处的伤痛使爱德华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他不愿让一名女性——夏洛蒂——代替他心中的希望。在他看来，夏洛蒂是一个永远不能成为主体的“他者”。面对爱尔兰流放犯奥康奈尔，爱德华投射了之前对儿子的希望。在殖民地监狱中，人性被抹杀，原有的感情逐渐被谋求自身利益替代。强权之下，流浪犯们都被规训为“理性”而冷漠的机器。但奥康奈尔不同于其他流放犯，他始终拥有归属感，拥有独立的身份。在奥康奈尔身上，爱德华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但随着女儿艾米莉和奥康奈尔私情的败露，爱德华倏然发现奥康奈尔并非反照自己的“他者”，这些认知使他的精神逐步走向崩溃。
最后，毁灭重生。小说中，艾米莉被描写为一位敏感柔弱却果敢的形象，这与真实的艾米莉·勃朗特十分契合。在这个封闭的小岛上，艾米莉（Emily）发现自己的身份正在流失，她既不想成为一个受管控的“他者”，又挣脱不了世俗的权威。直到她遇到奥康奈尔，艾米莉感到奥康奈尔就像自己梦中一直渴望拥有的“本我”。她和奥康奈尔的灵肉结合使得艾米莉第一次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到它属于我。但现在我觉得我拥有自己的皮肤，身心融合在一起了。”然而，父亲将艾米莉的梦想，连同她的精神王国贡达尔 （Gondal）一并付之一炬。艾米莉将她的书稿撕裂迎风挥洒，释放了囚禁在纸间的人物，她自己也决意渡过可怕的海域，逃脱控制她的精神牢笼，追求最终的自由。艾米莉和奥康奈尔最终消逝在水中，预示他们的精神在水中获得自由和新生。正如托马斯–罗代通过刺杀爱德华来寻死，从而获得自由一样，艾米莉一直渴望的自由，最终在预示着再生和希望的水中得偿所愿。
四、结语
本文从后殖民角度分析了《冷水》中沃尔夫家族成员身份的震荡和重构，揭示了殖民地男权社会中难以颠覆的权力体制。殖民主义不仅蹂躏着被殖民者的肉体，更侵蚀着殖民者的灵魂。女性和流浪犯作为殖民地男权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是永远无法拥有独立身份的“他者”。而作为当权者的殖民者，在规训“他者”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同幻影般，最终随风而逝。
参考文献：
[1]McConnochie，Mardi.Coldwater[M].New York：Doubleday，2001.
[2]陸扬.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彭青龙.新世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趋向[J].当代外国文学，2014 （3）：16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