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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覃正彦嘱我为他的回忆录《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序，我欣然从命。
覃正彦家是湖南省石门县，我家是山东省聊城县（现为聊城市），两地相距数千里，他又长我10岁，我们两人本来是没有机会碰到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但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我被发配到湖南西洞庭农场的经历，我们两个就根本无缘结识了。
1967年1月组织上分配我担任江青首任专职机要秘书。1968年1月，江青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转呈了一封群众来信），毫无道理地动怒，将我诬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7年半。1975年5月开释后，我被下放到位于湖南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当时，西洞庭农场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即我们通常说的“第一把手”，便是覃正彦。
我在农场5年（1975年5月～1980年3月），不论参加劳动，还是工作（教过书、当过中小学校长、做过党委宣传部理论干事，还到省委党校理干班学习过），都没有受到任何歧视，相反，还享受着农场领导和广大职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觉处处都很温暖、很亲切。在打倒“四人帮”后，农场的领导和职工都支持我平反的要求，还帮助我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想——也确实如此——这都与农场“第一把手”覃正彦有关系。
应该申明，我为覃正彦的书写序言，并不仅仅因为感谢他，更重要地，是我认为他这本书没有一篇文章是昂首望天，只对上负责，而是眼睛向下，视人民为父母，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起来的党的优良传统在他身上得到了真正的继承和发扬。
二
覃正彦的工作和人品，在他所工作的地方和单位，那是尽人皆知的称好，绝大多数人都伸大拇指。在这篇序言中，我就不讲这方面的事了，而只讲他书中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搞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事。在这个事情上，最深刻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真正人民公仆的风范。
覃正彦在上世纪60年代搞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事
覃正彦曾说，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他在石门县任主管农业的县委书记时，觉得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农村长期推行极“左”政策，大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导致产生严重的“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错误，造成粮、棉、油等农业和畜牧业大减产，再加上粮食高征购，农民吃不饱饭，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许多地方的农民吃野菜，吃树皮，甚至还吃观音土，饿死了不少人。
1961年，他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在雁池公社马家大队，他们发现一个生产队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开垦的荒地上种玉米、红薯、黄豆等，结果以不足生产队总耕地面积10%的土地，收获了占全队粮食总产量30%以上的粮食，群众就靠这些粮食渡过了饥荒。
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调查，晚上开座谈会时，有个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你们都怕说，我来说，说错了我坐牢，坐牢还有饭吃。农业生产这样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按我们社员要求就是要搞包产到户。”他一下说出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多产粮食，社员能吃饱饭，生产队长不用天天喊工催工，生产有责任心，不偷工减料，生产质量有保证，勤快人更加勤快，懒人也不偷懒，狡猾人搞不成狡猾工，社员不为评记工分吵架，国家征购也可以完成。其他人也抢着发言，都要求搞包产到户，七嘴八舌又补充了五大好处，这样包产到户就共有15大好处了。
当时，覃正彦内心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但又害怕，因为这是个禁区，搞不好要受批评，甚至受处分。1962年3月，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干部、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农业生产时，原原本本地讲了包产到户的15大好处，但同时也讲了包产到户有坏处（主要是怕产生资本主义）。这样，全县有不少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有的变相搞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多种形式。凡是搞了责任制的都增产增收，干部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征购任务也完成了，但他却为此挨了不少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这说成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罪状”。
1966年11月，地委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跟他谈话，说：“老覃，你确实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有15大好处，全省没有，全国也可能没有。”
1967年10月，由军代表支持的造反组织印发了覃正彦的“罪状布告”，布告上“覃正彦”3个字还用红笔打了“×”。布告上罗列的十大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包产到户有15大好处，致使全县很多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他在“文革”中经受了六七年的残酷折磨。
覃正彦在上世纪70年代搞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事
1973年1月，恢复工作后的覃正彦被调到国营西洞庭农场，任该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西洞庭农场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由盈利变成了严重亏损，干部职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当时他主观认为：我主政一个县的工作都搞得好，这个小小农场，只有一个公社的人口，一个区的面积，自然也搞得好。随后，他和办公室的同志到各分场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干部职工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情绪低落，劳均亏损五六百元，全场亏损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外，主要是农场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4万男女劳力，100多个独立生产单位，由总场统一核算，按等级发工资，劳平工资不到20元，男女同工不同酬，劳多劳少一个样，劳与不劳一个样，多劳不能多得，正如干部职工反映的是“坐大船划懒桨”。通过全面调查，他下决心要改革农场经营管理体制，制定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农场体制改革八条，印发到全场基层单位。
在干部职工大会上，覃正彦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说：“小小农场，看起来好似一叶轻舟，划起来犹如万吨巨轮。为什么划不动呢？正如干部和职工反映的主要是‘坐大船划懒桨’。责任不在干部职工，而是农场管理体制造成的，所以要改革管理体制，大家齐心合力划快桨，使农场经济腾飞。”在经营方针上，他提出：“农场本姓农，屁股坐在农业上，两眼盯在工业上。”为什么说屁股坐在农业上呢？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农场每年要上交征购粮1200万斤，统购皮棉1800担，出口肥猪4000头，还有外销内销鱼80多万斤。又为什么说要两眼盯在工业上呢？他认为农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做到以工补农，农工商一体化，才能扭亏为盈，使农场经济快速发展。
覃正彦嘱我为他的回忆录《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序，我欣然从命。
覃正彦家是湖南省石门县，我家是山东省聊城县（现为聊城市），两地相距数千里，他又长我10岁，我们两人本来是没有机会碰到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但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我被发配到湖南西洞庭农场的经历，我们两个就根本无缘结识了。
1967年1月组织上分配我担任江青首任专职机要秘书。1968年1月，江青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转呈了一封群众来信），毫无道理地动怒，将我诬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7年半。1975年5月开释后，我被下放到位于湖南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当时，西洞庭农场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即我们通常说的“第一把手”，便是覃正彦。
我在农场5年（1975年5月～1980年3月），不论参加劳动，还是工作（教过书、当过中小学校长、做过党委宣传部理论干事，还到省委党校理干班学习过），都没有受到任何歧视，相反，还享受着农场领导和广大职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觉处处都很温暖、很亲切。在打倒“四人帮”后，农场的领导和职工都支持我平反的要求，还帮助我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想——也确实如此——这都与农场“第一把手”覃正彦有关系。
应该申明，我为覃正彦的书写序言，并不仅仅因为感谢他，更重要地，是我认为他这本书没有一篇文章是昂首望天，只对上负责，而是眼睛向下，视人民为父母，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起来的党的优良传统在他身上得到了真正的继承和发扬。
二
覃正彦的工作和人品，在他所工作的地方和单位，那是尽人皆知的称好，绝大多数人都伸大拇指。在这篇序言中，我就不讲这方面的事了，而只讲他书中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搞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事。在这个事情上，最深刻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真正人民公仆的风范。
覃正彦在上世纪60年代搞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事
覃正彦曾说，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他在石门县任主管农业的县委书记时，觉得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农村长期推行极“左”政策，大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导致产生严重的“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错误，造成粮、棉、油等农业和畜牧业大减产，再加上粮食高征购，农民吃不饱饭，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许多地方的农民吃野菜，吃树皮，甚至还吃观音土，饿死了不少人。
1961年，他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在雁池公社马家大队，他们发现一个生产队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开垦的荒地上种玉米、红薯、黄豆等，结果以不足生产队总耕地面积10%的土地，收获了占全队粮食总产量30%以上的粮食，群众就靠这些粮食渡过了饥荒。
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调查，晚上开座谈会时，有个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你们都怕说，我来说，说错了我坐牢，坐牢还有饭吃。农业生产这样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按我们社员要求就是要搞包产到户。”他一下说出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多产粮食，社员能吃饱饭，生产队长不用天天喊工催工，生产有责任心，不偷工减料，生产质量有保证，勤快人更加勤快，懒人也不偷懒，狡猾人搞不成狡猾工，社员不为评记工分吵架，国家征购也可以完成。其他人也抢着发言，都要求搞包产到户，七嘴八舌又补充了五大好处，这样包产到户就共有15大好处了。
当时，覃正彦内心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但又害怕，因为这是个禁区，搞不好要受批评，甚至受处分。1962年3月，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干部、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农业生产时，原原本本地讲了包产到户的15大好处，但同时也讲了包产到户有坏处（主要是怕产生资本主义）。这样，全县有不少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有的变相搞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多种形式。凡是搞了责任制的都增产增收，干部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征购任务也完成了，但他却为此挨了不少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这说成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罪状”。
1966年11月，地委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跟他谈话，说：“老覃，你确实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有15大好处，全省没有，全国也可能没有。”
1967年10月，由军代表支持的造反组织印发了覃正彦的“罪状布告”，布告上“覃正彦”3个字还用红笔打了“×”。布告上罗列的十大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包产到户有15大好处，致使全县很多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他在“文革”中经受了六七年的残酷折磨。
覃正彦在上世纪70年代搞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事
1973年1月，恢复工作后的覃正彦被调到国营西洞庭农场，任该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西洞庭农场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由盈利变成了严重亏损，干部职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当时他主观认为：我主政一个县的工作都搞得好，这个小小农场，只有一个公社的人口，一个区的面积，自然也搞得好。随后，他和办公室的同志到各分场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干部职工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情绪低落，劳均亏损五六百元，全场亏损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外，主要是农场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4万男女劳力，100多个独立生产单位，由总场统一核算，按等级发工资，劳平工资不到20元，男女同工不同酬，劳多劳少一个样，劳与不劳一个样，多劳不能多得，正如干部职工反映的是“坐大船划懒桨”。通过全面调查，他下决心要改革农场经营管理体制，制定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农场体制改革八条，印发到全场基层单位。
在干部职工大会上，覃正彦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说：“小小农场，看起来好似一叶轻舟，划起来犹如万吨巨轮。为什么划不动呢？正如干部和职工反映的主要是‘坐大船划懒桨’。责任不在干部职工，而是农场管理体制造成的，所以要改革管理体制，大家齐心合力划快桨，使农场经济腾飞。”在经营方针上，他提出：“农场本姓农，屁股坐在农业上，两眼盯在工业上。”为什么说屁股坐在农业上呢？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农场每年要上交征购粮1200万斤，统购皮棉1800担，出口肥猪4000头，还有外销内销鱼80多万斤。又为什么说要两眼盯在工业上呢？他认为农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做到以工补农，农工商一体化，才能扭亏为盈，使农场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