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20日出生在中国杭州耶稣堂弄3号，其父母均是来中国的传教士，死后亦葬于杭州。司徒雷登的幼年、少年时代都是在中国度过的，直到初中毕业后才回美国继续读书。从汉伯顿雪尼大学毕业后，又重返中国，子承父业，于1905年起在中国传教。1908-1918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1919年在北京筹备美国基督教新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并任首任校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遭日军拘禁。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国通”，司徒雷登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开始走向为美国反动政策卖命的穷途末路。 遍插给旗送瘟神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总命令。4月23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扫千军如卷席”，迅速将红旗插上了象征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总统府城楼上。树倒猢狲散，国民党四处逃窜，其昔日不可一世的“幕后主子”司徒雷登也开始规划其“寿终正寝”后的归宿。
　　不过，司徒雷登似乎很眷恋不舍，他没想到美国扶持起来的蒋政权，仅仅3年时间就垮掉了。抱着制造点事端的企图，也怀着一点心虚的傲慢，他一会儿抱怨使馆自来水被切断了，一会儿说使馆的电被卡断了，再不就公开放话说汽车遭到解放军的“拦阻袭击”等等，还装模作样地提出所谓“强烈抗议”。经我南京警备区司令部派人去了解，根本子虚乌有，纯属造谣生事。在事实面前，美国“使馆”不得不有所收敛。司徒雷登的“使馆”遂成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死馆”。司徒雷登本人则整天“形影相吊”，百无聊赖，除了打道回府，已别无选择。
　　我方接到司徒雷登的请求后，决定由第三野战军和南京市军管会组织，由第三十四集团军具体落实“护送”工作。1949年8月2日是司徒雷登“滚蛋”的日子，此前，司徒雷登曾提出要试飞飞机，到南京、合肥、济南、武汉、芜湖等地“转一圈”，因事关主权和机密问题，被我当即拒绝。8时30分，司徒雷登及其工作人员一行8人，分乘两辆车，向明故宫驶去，前面有我4辆摩托车和1辆满载警备官兵的大卡车，饶子健副军长坐一辆小轿车紧随其后，最后又是4辆满载警备官兵的大卡车和4辆摩托车，场面不像“护送”，倒像“押送”。来到机场，早已等候的群众自发高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广“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有的群众还跳起了欢快的秧歌舞。
　　“滚蛋大使”在别人的搀扶下，十分吃力地爬进飞机，在天气极热、场面极冷的尴尬气氛中，灰溜溜地“别了”金陵。 无可奈何花落去
　　司徒雷登离开南京，不仅带着眷恋，还怀着隐隐的害怕和担心。一则，他对太平洋西岸的那片土地并没有多大的感情；二则，输红了眼的赌徒都不愿离开赌场，何况他对这项“事业”寄予了那么多的期望，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三则因为他的“祖国”着实让他伤透了心。司徒雷登还在往华府的路上赶，美国国务院为推卸责任，就送了他一份极为特殊的礼物——8月5日，当局急不可耐地抛出了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把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统统推卸给他这个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司徒雷登窝着一肚子怨火，但尚有自知之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要厚颜见“江东父老”，那“苦水”也就只得往心里流了。司徒雷登由过去的“中国通”变成了“中国痛”。刚踏上美国本土，又接到国务院“三个不准”的“御旨”：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不准公开演讲，不准谈及美中关系。
　　对此事，毛泽东于8月18日亲 自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文尾既辛辣又幽默地写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麈漏还遇连夜雨
　　回国后的司徒雷登不仅不敢随便讲话，就连去神学院基金会的小范围私人讲话稿也要先送往国务院审查修改，有时三番五次也过不了关，折腾得老头子狼狈不堪。劳苦无功的司徒雷登思前想后，不禁老泪纵横。既然国务院有令，此后司徒雷登的社交圈子变得十分有限，从政是无缘了，年纪也老了，无奈只得干一些老本行，比如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群众性活动，到教育圈的同行家串串门，聊以打发孤独难熬的日子。满肚子的“申诉”无人受理，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加上政治上一连串的打击，70多岁的司徒雷登身心疲惫，身体每况愈下。1949年11月30日，在赴纽约参加完基督教团体聚会后返回华盛顿的火车上，司徒雷登突患严重中风，一跤摔倒在厕所里，从此落下个半身不遂，终日与拐杖为伴。次年9月从纽约长老医院出院后，便一直住在秘书傅泾波家二楼的卧室里，深居简出，凄惨度日。
　　几乎足不出户的司徒雷登在连遭打击的情况下，本想过一段安静日子，没料到又屡屡遭到白色恐怖主义“麦卡锡”分子的骚扰。有一次，“麦卡锡”的一名重要官员罗伊·科恩亲自登门，声称要检查司徒雷登任大使时的信札等私人物品，看有无导致其政策失误的具体“罪证”，并扬言要将他提审过堂，质问他是否与共产党国家尤其是共产中国有“过密”关系。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还想利诱他签名参加当地右翼团体。幸亏他所寄宿的秘书一家巧妙周旋，百般为其求情开脱，才使他免遭死劫。最令司徒雷登无法想通的是，受到美国当局的指责也就算了，过去的“密友”国民党也不愿放过他。台湾方面从公开的《白皮书》中了解到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曾对蒋介石有指责、非难、攻击乃至建议撤换的“绝密”证据后，十分恼怒，于是多次向美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司徒雷登为共产党方面的间谍，当年执行“扶蒋”政策不力云云，借此出气。1950年6月24日司徒75岁寿辰之际，“翻脸成仇”的蒋介石连送花篮的惯例也“免”了。1952年，蒋干脆公开表示不欢迎美政府派司徒雷登到台湾“公干”履任。此时的司徒雷登只有仰天长叹，反复吟唱东坡感怀之词“事如春梦了无痕”了。
　　可怜是晚年悲且穷
　　事实上，“春梦不再”的司徒雷登不仅政治上没讨到任何“说法”，经济上也变得“一穷二白”。刚回华盛顿时，司徒雷登连住房也没有，惟一的儿子杰克在异地传教，也是一个穷光蛋，还亏得他的中国秘书兼私人政治顾问傅泾波一家租了公寓后才收留了他。后来，傅泾波又靠亲朋好友资助，东拼西凑攒了几万美元，买下了位于华盛顿东北区28街5312号的一幢小楼房，才让司徒雷登有了一个固定的栖居之所得以苟延残年。一般人可能认为，司徒雷登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开始当上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起又摊上了权倾一时、“官高爵厚”的驻华大使，怎么说也应该是一个“大款”吧。可事实远非如此，他大半辈子呆在中国，先后办了近30年的教育，并无什么积蓄。恰好相反，他刚回国时，还曾一度打过政府的主意呢。起先，他知趣地保持低调，姑且赖着驻华大使的虚职，享受着“部级”待遇，每月还能拿个千把美元的薪水。但好景不长，到1952年12月31日，杜鲁门政府为使他永别政坛以减少麻烦，令他主动提出辞职。“失业”后的大使先生财路顿失，加上在美国本土“工龄”不够，养老金申请不到，不得已只有靠“行乞”度日，生活过得十分拮据，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连取暖都成问题。幸好后来有家名为“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的慈善机构，见他如此可怜，每月补贴给他600美元的“下岗”救济，这才总算没有被送往老人院。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病死在华盛顿家中。司徒雷登在遗嘱中要求死后回北京大学燕园安葬，他的亲朋好友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呈交了这一愿望，中共中央领导慎重考虑后，决定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暂批复同意。后因1999年美国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件事又被搁置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