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我国多家无人机企业遭遇国内“专利流氓”起诉的消息，在知识产权业界引发热议，很多人甚至发文惊呼：“专利流氓来了，我们怎么办？”
　　而在笔者看来，“专利流氓”来了并不是坏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回顾一下专利流氓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但凡是“专利流氓”活跃的地方，都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因为“专利流氓”只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力度大、侵权赔偿额高的国家或地区才能生存。因此，国内所谓“专利流氓”的出现恰恰可以说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极大改善。对创新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整体改善的意义更为重大，区区几个“小流氓”算不上什么“大事”。另外，“专利流氓”的活动或许可以促进我国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的起步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专利流氓”的称谓本身是个中性词汇，不具有太多的贬义，其也可以用“专利蟑螂”“专利渔翁”“专利鲨鱼”“NPE”等词汇替代。当然，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应该鼓励和纵容“专利流氓”，而是强调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专利流氓”的出现，以理性的思维去规制专利流氓的“濫诉”行为。
　　谈及如何规制“流氓”的“滥诉”行为，很多人建议通过加大“专利流氓”的败诉责任、交保证金等方式提高其诉讼成本。但实践中，很难找到有效甄别出哪些是NPE（专利流氓）、哪些是实体企业的有效办法，而且很多实体企业也有可能做出“专利流氓”的行为。因此，对“专利流氓”做针对性的专门规制，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比较有效的思路与做法是将“专利流氓”的行为归类于专利权的滥用行为，只要有效地遏制了“专利权滥用”，自然会减少“专利流氓”的“滥诉”。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采用了类似的办法，如在握奇数据诉恒宝公司侵害专利权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4900万元以及律师费100万元。这种在专利诉讼中加大所有败诉方的责任和诉讼成本做法，可以有效地规制各种“专利滥诉”，值得肯定与推广。
　　“专利流氓”并不可怕，随着相关专利法律制度与程序的进步与完善，其“滥诉”行为必然受到更为有效地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