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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日前公布，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2万亿元。
“前所未有”的新增信贷量将对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产生怎样的风险，至今依然在业界争论不休，来自监管层的人士对此持何种看法?9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上海专访了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
较高资本金应对未来风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两个月前在一次金融形势通报会上，无不忧虑地表示，随着贷款高速投放积聚的风险隐患也在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
与外界普遍把关注点放在信贷的“天量”之上不同，刘明康的上述言论已经表明，管理层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高速”投放所积聚的风险。
沈联涛开宗明义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较而言，我们(银监会)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更关心贷款供给是不是太快了。如果贷款流程太快了，在审批过程中就很难看清楚每一笔贷款的信贷风险在哪里。通常国际经验是，信贷放出速度太快，可能有更大的信贷风险。”
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在7.37万亿元各项新增贷款中，各类中长期贷款增加3.77万亿元。有评论认为，“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在内的基建项目和居民住房消费贷款是此类中长期贷款激增的主因，这部分贷款也被认为酝酿了一定的呆坏账风险。
“我们要认识到，上半年之所以大批基础项目信贷放出，是基于经济大局的考虑。”沈联涛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唯一大家担忧的是，这些长期的项目风险究竟有多大，每家银行肯定要面对这些风险。而银行是否能足以应对此类潜在的风险，就要看它自己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指标。”
按照国际通行的经验，如果银行的资本金(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都较高，就能够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上升等诸多风险。今年7月以来，银监会分别针对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做了详细的指标性规定，却引发了市场对银行金融机构再融资和利润缩减的恐慌。
在9月5日上海举行的一场论坛上，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表示：“资本充足率在金融监管上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目前有些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银监会正在酝酿的政策可能会对其信贷产生一定影响。”
蒋定之所说的“政策”是指今年8月18日，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通知》)，其中明确要求，银行从补充资本金中扣除持有的其他银行发行的次级信用债券以及混合债券，意味着银行可能不得不减少贷款或者发行新股融资来满足资本充足率12％(《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而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被要求提高至7％。
“银监会做出这样的政策方向从审慎的角度看是准确的。”在沈联涛看来，目前国际标准(根据《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在8％，而其中又分为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从目前看，国外主要的大型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大多只有2％，只有资本充足率符合8％的规定。相比之下，中国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已经到了8％，说明是非常充足的。
不过，记者发现，相比沈联涛所说的“大型银行”，一些“中小银行”两项资本金比率就不太容易满足《通知》的要求了。
例如，浦东发展银行半年报显示，其资本充足率从上年的9.06％降至8.11％，核心资本充足率由5.03％下降至4.68％。而深圳发展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62％和5.08％。
此外，根据各银行半年报显示，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同样面临着资本率足率与12％的要求相差较多的问题(上述三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36％，10.63％，8.48％)。
资本充足率未来将更严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认为：“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放款太多，把自己的资本充足率给降下来了。银行应该更加理性地管理资本扩张。”她表示，由于新增信贷的释放导致银行资本金相对不足的情况，在原本资本金就较低的中小型银行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观点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呼应，他也强调“狠抓资产配制和资本金”的重要性，对那些“重要的、不能破产的”商业银行，更要加强其对资本充足率的补充。
“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是没有问题的，完全一贯符合国际最好的标准。应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和风险，把拨备率、资本充足率提升，这是为(风险)预期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我们银监会应该做的事情。”沈联涛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吴晓灵也认为，在金融危机中，银监会要求银行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是完全“合理”的。在经济扩张的时候提高资本充足率，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适当宽容资本充足率的下降，这样可以使资本充足率有一定的弹性。
蒋定之透露，银监会目前征求意见的资本补充机制涉及到资本充足率的计算，相互的持有、扣减等，主要目的还是让银行拥有“高质量的实实在在的资本”，提高资本质量、增强资本约束、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据了解，到2010年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均将实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即资本充足率达到12％，这将高于目前执行的《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8％的监管要求。
除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之外，今年7月，刘明康已经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守拨备覆盖率底线，在年内必须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以上。而今年年初，刘明康提出的拨备覆盖率是要到达130％以上，风险较高的银行应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以上。
业界人士认为，这显示出银监会对高信贷增长给未来可能带来的不良资产率反弹，作出了更为审慎的要求，并希望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来将风险纳入“可控”范畴。
下半年信贷或将“窗口指导”
“商业银行承担着前线管控风险的职责。我们做监管的机构就是要看到这些法人银行有没有做好内部的风险控制，这是很关键的。当然银行考虑到自身的盈利、发展、竞争的潜力，就可能有放贷的冲动，但如果出现呆坏账的话，他们最后还是要对股东、社会负责任的。”沈联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面对记者提出的今年上半年存在“放贷冲动”的情况下，央行和银监会是否会为银行下半年的放贷行为进行“窗口指导”问题时，沈联涛表示：“银监会作为监管部门在下一步将指示银行法人机构谨慎放贷。从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也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放出的水(货币供应量)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了，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因而在信贷问题上应该有‘窗口指导’，这是监管者应该做的工作。”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银监会已经要求银行金融机构对未来可能存在的信贷损失进行“压力测试”，以期将风险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
“压力测试这种工具是应该做的，如果压力测试做得不足的话，它(银行)会有一种自满感，就会出现‘黑天鹅效应’。”沈联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压力测试做的足不足，以及用什么信息和模型来做都是重要的问题。国内的银行现在有一些已经开始做，但是有一些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它们很多信息量还不足。这也说明，中国一些银行的风险控制尚未成熟，还在一步一步地走。”
“前所未有”的新增信贷量将对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产生怎样的风险，至今依然在业界争论不休，来自监管层的人士对此持何种看法?9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上海专访了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
较高资本金应对未来风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两个月前在一次金融形势通报会上，无不忧虑地表示，随着贷款高速投放积聚的风险隐患也在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
与外界普遍把关注点放在信贷的“天量”之上不同，刘明康的上述言论已经表明，管理层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高速”投放所积聚的风险。
沈联涛开宗明义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较而言，我们(银监会)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更关心贷款供给是不是太快了。如果贷款流程太快了，在审批过程中就很难看清楚每一笔贷款的信贷风险在哪里。通常国际经验是，信贷放出速度太快，可能有更大的信贷风险。”
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在7.37万亿元各项新增贷款中，各类中长期贷款增加3.77万亿元。有评论认为，“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在内的基建项目和居民住房消费贷款是此类中长期贷款激增的主因，这部分贷款也被认为酝酿了一定的呆坏账风险。
“我们要认识到，上半年之所以大批基础项目信贷放出，是基于经济大局的考虑。”沈联涛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唯一大家担忧的是，这些长期的项目风险究竟有多大，每家银行肯定要面对这些风险。而银行是否能足以应对此类潜在的风险，就要看它自己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指标。”
按照国际通行的经验，如果银行的资本金(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都较高，就能够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上升等诸多风险。今年7月以来，银监会分别针对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做了详细的指标性规定，却引发了市场对银行金融机构再融资和利润缩减的恐慌。
在9月5日上海举行的一场论坛上，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表示：“资本充足率在金融监管上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目前有些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银监会正在酝酿的政策可能会对其信贷产生一定影响。”
蒋定之所说的“政策”是指今年8月18日，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通知》)，其中明确要求，银行从补充资本金中扣除持有的其他银行发行的次级信用债券以及混合债券，意味着银行可能不得不减少贷款或者发行新股融资来满足资本充足率12％(《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而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被要求提高至7％。
“银监会做出这样的政策方向从审慎的角度看是准确的。”在沈联涛看来，目前国际标准(根据《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在8％，而其中又分为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从目前看，国外主要的大型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大多只有2％，只有资本充足率符合8％的规定。相比之下，中国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已经到了8％，说明是非常充足的。
不过，记者发现，相比沈联涛所说的“大型银行”，一些“中小银行”两项资本金比率就不太容易满足《通知》的要求了。
例如，浦东发展银行半年报显示，其资本充足率从上年的9.06％降至8.11％，核心资本充足率由5.03％下降至4.68％。而深圳发展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62％和5.08％。
此外，根据各银行半年报显示，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同样面临着资本率足率与12％的要求相差较多的问题(上述三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36％，10.63％，8.48％)。
资本充足率未来将更严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认为：“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放款太多，把自己的资本充足率给降下来了。银行应该更加理性地管理资本扩张。”她表示，由于新增信贷的释放导致银行资本金相对不足的情况，在原本资本金就较低的中小型银行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观点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呼应，他也强调“狠抓资产配制和资本金”的重要性，对那些“重要的、不能破产的”商业银行，更要加强其对资本充足率的补充。
“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是没有问题的，完全一贯符合国际最好的标准。应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和风险，把拨备率、资本充足率提升，这是为(风险)预期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我们银监会应该做的事情。”沈联涛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吴晓灵也认为，在金融危机中，银监会要求银行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是完全“合理”的。在经济扩张的时候提高资本充足率，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适当宽容资本充足率的下降，这样可以使资本充足率有一定的弹性。
蒋定之透露，银监会目前征求意见的资本补充机制涉及到资本充足率的计算，相互的持有、扣减等，主要目的还是让银行拥有“高质量的实实在在的资本”，提高资本质量、增强资本约束、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据了解，到2010年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均将实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即资本充足率达到12％，这将高于目前执行的《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8％的监管要求。
除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之外，今年7月，刘明康已经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守拨备覆盖率底线，在年内必须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以上。而今年年初，刘明康提出的拨备覆盖率是要到达130％以上，风险较高的银行应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以上。
业界人士认为，这显示出银监会对高信贷增长给未来可能带来的不良资产率反弹，作出了更为审慎的要求，并希望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来将风险纳入“可控”范畴。
下半年信贷或将“窗口指导”
“商业银行承担着前线管控风险的职责。我们做监管的机构就是要看到这些法人银行有没有做好内部的风险控制，这是很关键的。当然银行考虑到自身的盈利、发展、竞争的潜力，就可能有放贷的冲动，但如果出现呆坏账的话，他们最后还是要对股东、社会负责任的。”沈联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面对记者提出的今年上半年存在“放贷冲动”的情况下，央行和银监会是否会为银行下半年的放贷行为进行“窗口指导”问题时，沈联涛表示：“银监会作为监管部门在下一步将指示银行法人机构谨慎放贷。从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也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放出的水(货币供应量)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了，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因而在信贷问题上应该有‘窗口指导’，这是监管者应该做的工作。”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银监会已经要求银行金融机构对未来可能存在的信贷损失进行“压力测试”，以期将风险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
“压力测试这种工具是应该做的，如果压力测试做得不足的话，它(银行)会有一种自满感，就会出现‘黑天鹅效应’。”沈联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压力测试做的足不足，以及用什么信息和模型来做都是重要的问题。国内的银行现在有一些已经开始做，但是有一些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它们很多信息量还不足。这也说明，中国一些银行的风险控制尚未成熟，还在一步一步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