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局负责人赵志刚与妻子王辩身份暴露，不得不返回关内。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们带着孩子来到王辩的老家山东诸城相州镇，投靠岳父王翔千。在这里，他们接受了山东省委的指示，与其他同志组成诸城临时县委，赵志刚任县委书记，发展党员，开展工作。
　　在諸城，他们不仅带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乃征走上革命道路，还把王家适龄子弟领上了革命道路。由此，相州王氏家族六人与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早进入报社工作的是王平权

　　诸城王氏是个大家族。王辩父亲王翔千是山东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是山东第一份公开介绍马列主义的刊物《山东劳动周刊》的主编，他引导女儿王辩信仰共产主义。王辩是山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赵志刚和王辩夫妇在《大众日报》创刊前就与山东省委建立了联系。然而，王家最早进入《大众日报》工作的却是比王辩小16岁的妹妹王平权。
　　山东分局在沂水扎下根，开办岸堤干校，大量招收知识青年的消息传到诸城，王平权与周围几个进步青年听说是八路军办的，决定去上学。大姐王辩要照顾不满周岁的孩子不能同行，遂给曾在北平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居英（时任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写了一封信让王平权带着。1938年11月，王平权与几个同乡一起加入了岸堤干校第四期。
　　1940年春，王平权被分配到《大众日报》工作。战争不会等待你成长，18岁的王平权很快就接受了战斗的洗礼。1940年3月15日，在沂南孙祖，由徐向前和朱瑞指挥的九子峰战斗打响，两昼夜的激战毙伤敌军100多人。在总编辑于寄愚的带领下，王平权和老记者白汝瑷、宫达非等一起赴九子峰采访，回来分头写稿。3月25日，《大众日报》用了两个版的篇幅报道九子峰战斗，王平权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众日报》上。报道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牛刀小试的王平权。两个月后，她被派驻到刚刚成立的山东妇联，专门负责主办妇联在《大众日报》上的专版《妇女前哨》。
　　王平权把在做妇女工作中遇到的事写成小故事登在报纸上，比如《大家都抗日去》，写妇救会长张大嫂以身作则做动员参军的工作，细节生动有趣：“但是这一次，要完成动员战士的计划，大家都有些为难，跑了几天没有结果，张大嫂也发愁了。想了一天，她可想出了一个法子，她想：‘我不起模范作用，怎么能去动员人家呢？我先叫孩子他爷（指孩子父亲）当兵去。’……她丈夫最初还是不答应，最后张大嫂生气了：‘你不去，我把孩子送给他姥娘（姥姥），我就出去工作了，咱两人就散伙。男人家贪生怕死，我还嫌丢人呢！’这样，她丈夫终于被她说服了。第二天，第三天……张大嫂仍然到处跑着去动员。没有几天，便给她动员了十来个……”

与党报一起经历生死考验

　　1941年冬，日军发起“铁壁合围”，《大众日报》组成三个战时新闻小组承担不同任务。王平权属于《大众日报》第二战时新闻小组，跟随分局机关在大青山陷入重围。突围中，王平权与30多名《大众日报》人员在五道沟正面遇敌。转移中，她与报社同事韩伟、刘承孝等人跑到柳树沟西头，迎头遇大股敌人，不幸被俘。不久，她与韩伟、刘承孝等同时被俘的几名同志先后伺机逃出，返回报社。
　　按照组织规定，凡在“扫荡”中失去联系的同志，要向组织说明并提供证明人，特别是党员。组织不会放弃这些同志，会派政治觉悟高的同志对他们一对一地帮助。“我被俘回来后，停止了组织关系，支部派人跟我个别联系。那时王力是地方版编辑兼通联科长，我是他的助理编辑兼通联科内勤，他是支部派来跟我联系的联系人。”算是因祸得福吧，王平权跟王力逐渐产生了感情，他们由此相伴终生。
　　王力进大众日报社比王平权还要晚一年。1940年底，被派到国民党57军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陈冰、王力等四人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
　　在这次惨烈的战斗中，王力随《大众日报》第三战时新闻小组就地打游击。最激烈的战斗在五道沟进行时，第三战时新闻小组的油印报在距此仅十几里的凤凰崖出版了。现存的第二期报耳处分别刊登着两首墙头诗，一曰：“大队鬼子向南走，咱们在北头，‘砰’！打它一枪，调动鬼子向后转。”一曰：“小股鬼子想搜山，咱们躲好了，拿好手榴弹，扔出去，‘轰！’把鬼子送进鬼门关。”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王力虽学历不高，但才华横溢，在《大众日报》如鱼得水，工作能力突出，几年后调到山东分局做机关刊物《斗争生活》的主编。他参加减租减息工作团入村驻户的同时，依据“平鹰坟”事件写了被认为是中国红色小说的开山之作——《晴天》，这是第一部产生于解放区的反映土改的小说。后来，康生跟王力说，毛主席在延安读了《晴天》，“说这是根据地第一篇反映农民土地问题的书，毛泽东很欣赏这本书……”
　　1943年，王力与王平权结婚。战争中有了小孩自己无法带，只好请当地群众帮助。那时条件差，每当麻疹、痢疾、白喉流行时小孩死亡率很高，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白喉流行时不幸夭折。当时国民党军向临沂进攻，王平权正在临沂南部接近前线的地方采访，接到王力一封信，没说什么具体事儿，但满怀感情，王平权有点奇怪。任务完成后，王平权赶到已撤到五莲的华东局，才知道孩子没了。王力一边陪着妻子流泪，一边抚慰道：“孩子生下来跟父母一起没有几天，就死去了。这是战争环境造成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让更多的孩子能在父母身边幸福地成长！”王力和王平权被同志们称为“模范夫妻”。
　　在王平权的回忆里，大众日报社这个集体令人感到温暖，她“至今还怀念着那时候的同志关系”。“《大众日报》全是一批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文化程度也多是初中，有的还是小学。我们的总编辑也才29岁。我们的办报方针还是正确的，强调党报要贯彻党的意图。党报工作人员政治待遇是很高的，也很注意走群众路线，全党办报，用很大力量发展通讯员，联系通讯员。”“我们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老党员不怕露底

　　1941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决定由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山东战工会”）正式建立战时邮政机构，赵志刚奉命承担筹建任务。不久，山东分局决定将各级党委的交通科、各级报社发行部与各区的战时邮局合并，这标志着邮政、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战时邮政工作体系正式确立。战时邮局的首要工作就是党报发行，具体做法就是把邮局、党内交通和报社發行工作人员组织到一起，实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这个机构对外称邮局，对党委称交通科，对报社称发行部。赵志刚既是邮局局长，又是山东分局的交通科长，还是《大众日报》的发行部长。他成为山东红色邮政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邮政的创始人之一。
　　赵志刚是“老交通”，全国抗战爆发前在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交通工作。他与王辩的相识相知犹如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与翠平，组织上要求他们假扮夫妻，提供50块银圆在沈阳开了一个文具店，这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局，与党中央交通局直接联系。不久，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真的结婚了。文具店是个幌子，但也要假戏真做，不管当天有没有开张，是否营业，晚上都要在营业簿上作出记录，照此金额交税。这个文具店是满洲省委与党中央交通的直接联络点，每次中央来人，就假扮成购买或出售文具的小商人，在店中直接联系，而不必在店外张贴暗号。
　　赵志刚与王辩数年间转战东北三省，有时要到关内找中央联系，有时要穿越深山密林与东北抗联联系。赵志刚还曾多次北上越过国境线，打通了省委与中央、中央与苏联的联系。他们也多次因出现叛徒而转移。为掩护身份，二人曾经摆摊沿街叫卖。虽有王翔千几次接济，但他们生活仍极其困苦，两个孩子先后不幸夭折。
　　全国抗战爆发后，赵志刚夫妇与共产党员董昆一一家奉命返回诸城。王辩的弟弟、著名作家王希坚回忆：“大姐他们的回家，对我们来说，不仅有着亲人久别重新聚首的无限欢乐，更像是大旱之年望云霓一样至为企盼的指路明灯。”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诸城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已久，赵志刚与化名黄秀珍的王辩，使诸城的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这时，朱瑞得知赵志刚的夫人竟然是自己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老同学王辩，十分高兴。他让赵志刚快些接王辩来根据地。在根据地，王辩依然使用黄秀珍这个名字，论资历她是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但她到分局后仍然要求再进党校。朱瑞劝她：“不要进党校了，在那里露了底，反不如保留着在人们心目中老革命的形象。”王辩回答：“正要把老底露给大家，才好在工作上求得进步，这个底在工作中怎么也得露的，不用顾虑。”她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校进修几个月后，她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
　　从1941年底开始，日军“扫荡”频繁，报社反复转移。王辩带着孩子不方便，于是报社将她派往沂南县岸堤，开展农民通讯运动并参加当地党委的领导活动，有时也写一些反映农村工作的报道。王辩在最基层的农村默默工作了两年多，在岸堤、依汶、孙祖一带，发展了近200名农民通讯员，建立了通讯大队，后来发展为沂南县通讯站。1942年，大众日报社随山东分局从鲁中区转移到滨海区，王辩和她一手创建的沂南县农民通讯大队，加入了鲁中区委机关报《鲁中日报》。可以说，王辩凭一个普通党员的努力成为《大众日报》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创农民通讯运动的第一人，为后来山东各地报纸农民通讯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在《大众日报》此后开展的“群众写，写群众”运动中，由王辩带动的群众通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作者大放光彩，如《李二嫂改嫁》的作者王安友、“孩子诗人”苗得雨、《红嫂》作者刘知侠、《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等，都曾是《大众日报》的通讯员。

贴邮票到根据地

　　1944年夏，王平权得知弟弟王愈坚与堂弟王愿坚到了根据地，是父亲安排他们投身革命的。
　　诸城当时是敌占区，从诸城到莒南将近150公里，还要穿越敌占区和边沿区，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怎样到达的呢？
　　他们是用“贴邮票”的方式，通过战邮被送到根据地的。这种方式正是赵志刚领导的山东战邮的发明创造。
　　当时，在诸莒边县委工作的孙朴风曾在《大众日报》与王平权是同事，孙朴风接到赵志刚的口信，经过地下党的安排，择日带着王愿坚、王愈坚和另外一个少年离开相州。没想到出发的当天晚上，那个少年就跑散了。孙朴风将王愿坚哥俩送到县委，等待几天后，再由县委安排战邮绕道莒县、莒南随邮件送到日照;在日照又转到战邮下一站，由武装交通队周队长带领，伺机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一站，王愿坚哥俩是作为“第七、八件”邮件邮寄的。同时，他俩每人背上了一个带邮件的小包袱，里面都是叠好的三角纸。日照战邮局长嘱咐说：“这个可要带好，这是稿子，是要在报上登的。你看报纸上那些文章就是这样的稿子印的，可马虎不得呀！”这是王愿坚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稿子。
　　周队长持枪带领这支特殊的队伍，历时五六天，终于到达了位于莒南县一个大庄子的目的地。周队长顾不上休息，对当地战邮干部说：“你收到邮件，还没给我打收条呢。”王愿坚看见一名干部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道：“兹收到参加革命的小鬼两名。”纸条下面郑重地签下年月日，盖上公章，至此一次完整的送邮完成了。
　　1944年秋，日军“扫荡”开始了，分配到滨海中学受训的王愿坚得了伤寒，行军跟不上，领导把他寄养到张家莲子坡村张大娘（当地对已婚妇女的称呼）家里。经照料病情好转，就跟大娘要吃的，大娘塞给他两个地瓜面窝窝头，自己抱起两岁的小女儿走了出去。王愿坚吃完听到小妹妹哭得厉害，出来看见张大娘正用嚼烂了的花生壳往小妹妹嘴里塞……这个亲身的经历，是王愿坚后来写《党费》的生活基础，也是他认识革命军队与群众鱼水深情的生活基础。

　　王愿坚在张大娘家住了差不多40天后，跟随一支民兵队伍去找部队。夜里急行军时，王愿坚掉队了。人生地不熟，也没有带足够的干粮，一天一夜后，王愿坚饿昏在一棵栗子树下。在这棵树下，他碰到了一位大众日报社的同志。这位不知道名字的同志给王愿坚灌了水，又送给他一块比巴掌还小的豆饼和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位报社同志在豆饼上刻上两条沟，对王愿坚说：“小同志，你是饿了，我也饿了。可是战争期间，要经得住艰苦。我在豆饼上画了两条线，你按规定吃。估计三天后，你就能找到队伍了。”王愿坚“按规定吃”，在大山里转了四天终于找到部队。
　　经历了生死考验，王愿坚在部队的熔炉里成长很快。三年后，18岁的他担任了纵队报社的编辑和记者。虽不在大众日报社，但与王平权姐姐一样从事起新闻工作。他写的报道曾被新华总社采用播发，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后来，他写出了一系列著名的红色小说，传遍全国，里边不少情节来自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他编剧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曾照亮一代人的青春梦想，他也成为诸城相州王氏作家群中的骨干。

一家人团聚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平权恢复了党籍，分散在数地的王氏家族也团聚于大众日报社。王翔千与夫人坐着大车高高兴兴地来到临沂，因为他当选为区参议员了。“我父亲到临沂后，我在《大众日报》，我大姐（王辩）在省妇联，赵志刚在省邮电局，我哥哥（王希坚）在省农会，我弟弟（王愈坚）在特务团，都在临沂，都见了面。恰好，我四姐王绩和姐夫宫钧民也从鲁西来，我五姐王成和姐夫臧钧宇从延安来，也都到了临沂。这一来，就全家大团圆了。”
　　王翔千赶到山东分局时，受到热烈欢迎。有趣的是，当听说他是王平权的父亲时，就有热心同志去分局宣传部叫王力，并向王翔千介绍说，这是你的女婿。由于诸城是敌占区，王平权自从离家，就再也没跟家里通过信。王翔千既不知道也不认识王力，上来就握手，并与王力寒暄：“请问您贵姓？”
　　不久后，解放战争打响，王家随华东局撤出临沂，各自奔赴战斗岗位，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