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日本的城市靠着农村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腾飞之后，开始将高速公路、管道煤气、排水系统修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产业工人。这种经济上的自觉行为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反哺。洞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几乎所有借助农业积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之后开始对农村的输血，这一过程平均是20年。而在中国，借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市从农村汲取了几十年的财富。日益繁华的城市，只留给农村一个遥远的身影。
　　5年前，当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呼声日高时，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悄悄展开了一场“城乡一体化”改革。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改革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基层治理进而到农村产权等一系列变革试验，找到一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五年之后的成都，改革渐入深水区，新兴的农村小区和成片的“农庄”开始点缀古老的温江平原。今年的“两会”已经开幕，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撰文指出，当前有六大改革任务，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被他列在六项改革的首位。
　　“成都实验”的核心，就是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持续近6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7亿2千多万农民兄弟姐妹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农民问题首先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70年、80年以至100年的时候，我们理应让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7亿2千多万农民过上基本富足、自由和快乐的生活，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理性所在。
　　
　　这还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有统计数据表明，因为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人均寿命比农村要高12年。如果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面生活的共和国公民，仅仅因为生为农民，就不能在教育、就业、收入、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这还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城乡一体化实验关系到中国农村——一个和整个欧洲人口数量相等的大市场的建设培育。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持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现在，这个发动机已呈现老态。内需已经成为拉动中国今后10年20年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让中国7亿2千多万农民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则是刺激内需、振兴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期待，通过成都的努力，以及中国其他一切有志有智者的努力，影响中国社会近60年的城乡两元结构会得到根本的破除。生为农民之悲哀或将变成生为农民之幸福。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农民将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发展机会和生命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