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七月是庄稼人熬脱一层皮的日子。
　　天上一丝风也没有，毒辣辣的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灼烤着大地。抬眼望去，远近全都是弓着腰、挥汗如雨的人们。眼前，一簇簇金黄色的麦穗像土地射出的箭，刺痛着我的眼睛。
　　“把镰刀横过来，这么割。看明白啦，要这么割。”爹嘴里说着，同时给我做了个示范动作。
　　漆黑闪亮的镰刀像一条“嘭嘭”打跳的梭鱼，在麦秆间飞快地穿行。每一道弧光划过，随着“嚓嚓”的声响，就有一撮撮麦子像醉汉一样倒下来。与此同时，爹的左手里就像变戏法般积满一大股麦子。这时，爹微转身体，手拿镰刀从横里一提，麦子就齐刷刷躺在茬子上了。
　　“会了吗？不慌，慢慢来。手臂放平喽，用力要均匀。”爹弯腰捡起丢在一边的草帽。
　　接过镰刀，我嗫嚅道：“嗯，会了。”
　　那年，我十四岁。麦收时，我正式作为大人拿起了镰刀。暑假过后，我将升入镇上的高中。
　　“咱丑话说在前头，我支持你念高中，可念好念歹全是你自己的事。三年后考不上大学，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放牛，别指望复读。”
　　开学第一天，吃过早饭，我磨磨蹭蹭没有出门。妈边收拾饭桌，边给我递眼色，爹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悠闲自得地蹲在门槛上。就在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准备开口的当儿，爹站起身来，慢悠悠踱到堂屋的柜子前，接着几张旧票子飞到炕上。和钱一起扔过来的，还有上面那几句让我脊梁骨发麻的话。
　　镇上中学这几年升学率极低，爹对我上高中是不抱多大希望的。拿他的话说，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镇中学离家有十五里路。第一天去报名，我走了足足两个钟头。看到别的同学都骑车，我一肚子怨气。等到走进校门时，上高中的高兴劲儿早无影无踪了。中午回到家，一进院门，我“咚”的一声把书包摔在地上，扯着哭腔嚷开了：“这么远的路，脚都走出泡来了。这学我不上了。”
　　院子树荫下，爹正坐在小凳上编背篓，听到我的叫嚷，他抬起头来，对我说：“浑小子给谁使气呢？你以为书是给我念的哪？”爹狠狠瞪了我一眼，丢开手中的活计，出去了。
　　第二天下午放学回来，踏进院子，我欣喜地发现东屋靠墙根立着一辆自行车。车子很旧，前后挡板都没有了，光溜溜的车轮暴露在外，前后圈和辐条上锈迹斑斑，但很洁净，显然刚刚擦洗过。
　　我书包也没顾得上放下，就迫不及待地抓住车把，翻身骑上去，在院子里蹬了两圈。爹正蹲在鸡棚上抽烟，笑眯眯地看着我在院子里转圈儿。
　　“骑着咋样？”爹问我。“还可以。”我掩饰着内心的喜悦，用尽可能平淡的口气回答说。
　　“我拿十斤黄豆跟老牛换的。老牛懒得很，车子一直扔在仓库里，锈得不成样子。晌午我把前后胎和车闸都换了，又擦了一遍，刷了层清漆，往后归你啦。浑小子可仔细点骑。”爹瞄了一眼喜形于色的我，慢吞吞地说，口气半是教训半是炫耀。
　　我看不清爹的脸。西下的夕阳正从爹背后照过去，把爹的影子长长地投到地上。烟雾缭绕中，爹像一尊雕像。一刹那，我忽然觉得，爹手里捏着的烟头就像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这把钥匙即将为我打开未来之门。
　　我上高中以后，家里不知不觉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除了每星期一次的铡草，爹不再让我干任何农活了。晚上看电视，爹总是呵斥二姐：“声音开那么响干啥？没好節目就别看了，浪费电。”对爹的这些话，我总是心领神会。于是，我把走神的心收回来，专心致志地看书。
　　然而，爹对我的学习却很少过问。爹有他的逻辑：念书靠自觉。不过，偶尔有好节目，爹也忘不了我。爹总是噙着烟头踱到西窗口，先轻轻咳一声：“小嘎子，有好片子呢。过来看看吧，换换脑子。”而爹所说的好片子，往往是我认为老掉牙的战争片。
　　令人焦灼不安的七月临近了。我不敢懈怠，全力以赴。走出考场那天，爹在门外迎上来，心急火燎地注视着我，问道：“怎么样，明山？”“感觉不错。”我淡淡一笑。“那就好。”爹放心地笑了。
　　两个多星期以后，录取分数线下来了，我榜上有名。
　　晚上，我睡不着。我听见里屋炕上，爹用低低的声音在对妈说：“大骡子缓缓再买。明山第一次出远门，钱要带够呢。大城市里上学，身上没带够钱，要遭罪呢。”妈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越发睡不着了。
　　走的那天，爹亲手把三百块钱塞进我的内衣口袋里，还让妈在外面密密地缝了好几道针线。
　　终于要离开家了。爹、妈和姐姐送我到村口。村口老榆树底下，站着村里的许多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还有许多和我一起长大、现在已是村里壮劳力的童年时的小伙伴，他们都来送我。当拖拉机吐出一口浓浓的黑烟、徐徐启动时，我的视线模糊了。
　　三年来，那是我第一次流眼泪。
　　继续前进摘自《走出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