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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步入深水区的降成本，越应从“政策式”转为“改革式”，以“破”和“立”来谋求“降”。
9月初，一系列降成本新政正在多地密集出台。
在江西省开展的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中，多项企业生产成本被进一步压缩：取消临时节电收费、按政策减半收取高可靠性供电收费、全面取消电力客户带电接火费等措施，不一而足。
广东省则发布了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十方面政策措施，其中降低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政策，规定现行上网电价高于0.665元/千瓦时（含税，下同）的天然气发电机组，以及新投产燃气机组的上网电价均调整为0.665元/千瓦时。
地方推进“电价降成本”，只是降成本政策发力的一个缩影。未来一段时间，包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用能用地成本和人工成本在内的“综合”降成本，或成为政策进一步发力的重点。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为保持2018年全年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增长态势，降成本和扩基建将成为促进经济活力的法宝，“一减一加，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期，“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高频话语。
8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着手，强调建立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小微信贷投放挂钩的激励机制。
8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主要以减税降费为落点，推出了一系列降成本新政，如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等，并要求各部门都要主动拿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预计此次会议推出的新政可以在2018年给企业减负超过450亿元。
而9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及社保征收机构改革时，也提到要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此外，在8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成本问题同样被提及，会议要求西部地区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上迈出更大步伐。
“在国务院层面的会议上被连续提到，足以说明对降成本的关注程度更高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说。
为何关注程度上升？回到2016年8月，当时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提出了两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即“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在外部贸易环境不佳和能源、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下，过去两年，尽管降成本政策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抵消，但第一阶段目标任务，也就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已经完成。
这一判断得到了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佐证。今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45元，同比减少0.35元。
“这些举措以及降下来的成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的盈利能力，才是更为关键的，也就是《方案》提出的第二个目标，才是降成本的真正意义。”刘尚希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2018年4月至6月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降成本”调研中发现，2015年至2017年伴随着调研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持续下降，调研企业毛利率年均增长率为1.0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全厚表示，虽然毛利率上升，但详细来看，除降低税费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任务完成较好外，其他成本领域的任务完成有着一定差距。“此外，企业盈利增长是仅仅来源于政策让利，还是降成本激发了企业的研发能力，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这些更是值得观察的。”赵全厚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让降成本受到了更高程度的关注。”
多位专家表示，为如期实现政策目标，未来降成本将更加突出降“综合成本”的政策意图。
在9月6日举行的国家发改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欧鸿表示，国家发改委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降低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降低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等超过1500亿元，落实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超过800亿元，并通过取消1项、暂停6项收费，扩大2项免费政策范围，进一步挖掘了银行减费让利潜力。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调研报告的统计，在2016年至2018年8月期间的各类降成本政策中，税费政策的数量最多，其次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以改善营商環境为主。这两类降成本政策占过去两年间所有降成本政策的比例大约为70%。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用能用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的降成本，应成为政策进一步发力的重点，降成本政策将更突显“综合”二字。
以电价为例，降电价已在多地呈现提速趋势。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一个重要构成，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3月至8月，国家发改委连续印发多个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文件，多地推出了数轮下调一般工商业电价的举措。时近四季度，除江西、广东外，河南、云南等地也于近期陆续推出新一轮降电价措施，陕西等地则已提前完成10%的降价目标。
再以物流费用为例，这也是未来降成本攻关重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1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6%，实现“五连降”，2018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14.5%。但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孟玮曾表示，这一水平仍高于主要发达国家8%至9%，以及新兴经济体11%至13%的水平。
对此，交通运输部在2018年8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已形成《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修订方案，并表示就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已初步形成技术方案，下一步将选择条件成熟的地区，适时开展试点工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徐洪才表示，这一试点必然涉及部分地方利益，将考验相关地区及部门的决心，并需要加强跨省协调机制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通过降成本达到帮助企业提质增效的目标，这才是降成本的深意所在，这是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一致的观点。而要实现深层次的政策目标，仅靠铺大降成本的范围，显然不够。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汪德华表示，目前的降成本多为分散式的降成本，相关部门纷纷出台隶属于自身职责范围的降成本政策，虽然短期内可以见到成效，但长期来看这一模式不可持续。
从政策发布数量和发布频率上，便可见一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上述报告显示，2016年、2017年至2018年前7个月中央出台的降成本文件分别为70件、111件和57件。考虑到国务院《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是在2016年8月印发的，2016年的发文数量少于2017年，也属正常。
“2018年虽然只统计了前7个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降成本政策已经基本出台完毕，后续即便有新政发布，2018年总体的发文数量也会比2017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文说。
由此可以发现，近三年来，降成本的发文数量在总体上逐年下降，“这意味着随着降成本推进的时间越来越长，进一步的政策空间正在缩小。”刘尚希说。
“政策式”降成本的另一大挑战，来源于政策的碎片化和缺乏长期规划。由于各部门均盯住自身职能出台政策，不排除把某一项成本降低的同时抬高了其他成本，或者长期来看发生企业成本回升、反复的现象。此外由于源源不断推出降成本政策礼包，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大包大揽，形成“一对一”的救助式帮扶，容易让企业将降成本曲解为“政府为企业解困”，并形成对更多礼包的等待心理。
因为存在这些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上述调研发现，降成本给企业带来的获得感正在减弱。
在2017年的降成本调研中，约有60%的企业对《方案》的出台表示认可，但到了2018年，对中央和地方所出台的降成本措施表示认可的企业比例降至40%，认为效果一般的占50%以上。
对于这些降成本道路上的新挑战，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越发步入深水区的降成本，越应从“政策式”转为“改革式”，以“破”和“立”来谋求“降”。
“首先就要破除那些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刘尚希对记者说。比如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用能、用地、融资等的差异性对待应该打破，破除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
仍以降電价为例，许文认为，除了通过减免收费、调低电价等方式将用电成本降低一定比例之外，还应推动电力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大用户直购电、跨省跨区竞价交易、售电侧零售等具有市场化特质的电量交易，从而用改革的方式促进企业用电成本的下降。
“同时还建议剥离国企的供水、供电、供热、养老等社会负担，让其轻装上阵，破除束缚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约束。”刘尚希说。
此外，刘尚希认为，还应设立一系列新体制，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来实现制度成本的降低，比如对于企业内部挖潜降成本，科技创新是关键，而真正解决产学研创新活力的问题，则需要尽快出台科研事业单位改革实施细则，赋予科研事业单位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给其财权和用人权。
9月初，一系列降成本新政正在多地密集出台。
在江西省开展的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中，多项企业生产成本被进一步压缩：取消临时节电收费、按政策减半收取高可靠性供电收费、全面取消电力客户带电接火费等措施，不一而足。
广东省则发布了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十方面政策措施，其中降低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政策，规定现行上网电价高于0.665元/千瓦时（含税，下同）的天然气发电机组，以及新投产燃气机组的上网电价均调整为0.665元/千瓦时。
地方推进“电价降成本”，只是降成本政策发力的一个缩影。未来一段时间，包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用能用地成本和人工成本在内的“综合”降成本，或成为政策进一步发力的重点。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为保持2018年全年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增长态势，降成本和扩基建将成为促进经济活力的法宝，“一减一加，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频词
近期，“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高频话语。
8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着手，强调建立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小微信贷投放挂钩的激励机制。
8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主要以减税降费为落点，推出了一系列降成本新政，如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等，并要求各部门都要主动拿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预计此次会议推出的新政可以在2018年给企业减负超过450亿元。
而9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及社保征收机构改革时，也提到要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此外，在8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成本问题同样被提及，会议要求西部地区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上迈出更大步伐。
“在国务院层面的会议上被连续提到，足以说明对降成本的关注程度更高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说。
为何关注程度上升？回到2016年8月，当时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提出了两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即“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在外部贸易环境不佳和能源、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下，过去两年，尽管降成本政策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抵消，但第一阶段目标任务，也就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已经完成。
这一判断得到了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佐证。今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45元，同比减少0.35元。
“这些举措以及降下来的成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的盈利能力，才是更为关键的，也就是《方案》提出的第二个目标，才是降成本的真正意义。”刘尚希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2018年4月至6月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降成本”调研中发现，2015年至2017年伴随着调研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持续下降，调研企业毛利率年均增长率为1.0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全厚表示，虽然毛利率上升，但详细来看，除降低税费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任务完成较好外，其他成本领域的任务完成有着一定差距。“此外，企业盈利增长是仅仅来源于政策让利，还是降成本激发了企业的研发能力，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这些更是值得观察的。”赵全厚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让降成本受到了更高程度的关注。”
新趋势
多位专家表示，为如期实现政策目标，未来降成本将更加突出降“综合成本”的政策意图。
在9月6日举行的国家发改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欧鸿表示，国家发改委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降低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降低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等超过1500亿元，落实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超过800亿元，并通过取消1项、暂停6项收费，扩大2项免费政策范围，进一步挖掘了银行减费让利潜力。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调研报告的统计，在2016年至2018年8月期间的各类降成本政策中，税费政策的数量最多，其次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以改善营商環境为主。这两类降成本政策占过去两年间所有降成本政策的比例大约为70%。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用能用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的降成本，应成为政策进一步发力的重点，降成本政策将更突显“综合”二字。
以电价为例，降电价已在多地呈现提速趋势。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一个重要构成，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3月至8月，国家发改委连续印发多个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文件，多地推出了数轮下调一般工商业电价的举措。时近四季度，除江西、广东外，河南、云南等地也于近期陆续推出新一轮降电价措施，陕西等地则已提前完成10%的降价目标。
再以物流费用为例，这也是未来降成本攻关重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1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6%，实现“五连降”，2018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14.5%。但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孟玮曾表示，这一水平仍高于主要发达国家8%至9%，以及新兴经济体11%至13%的水平。
对此，交通运输部在2018年8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已形成《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修订方案，并表示就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已初步形成技术方案，下一步将选择条件成熟的地区，适时开展试点工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徐洪才表示，这一试点必然涉及部分地方利益，将考验相关地区及部门的决心，并需要加强跨省协调机制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挑战大
通过降成本达到帮助企业提质增效的目标，这才是降成本的深意所在，这是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一致的观点。而要实现深层次的政策目标，仅靠铺大降成本的范围，显然不够。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汪德华表示，目前的降成本多为分散式的降成本，相关部门纷纷出台隶属于自身职责范围的降成本政策，虽然短期内可以见到成效，但长期来看这一模式不可持续。
从政策发布数量和发布频率上，便可见一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上述报告显示，2016年、2017年至2018年前7个月中央出台的降成本文件分别为70件、111件和57件。考虑到国务院《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是在2016年8月印发的，2016年的发文数量少于2017年，也属正常。
“2018年虽然只统计了前7个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降成本政策已经基本出台完毕，后续即便有新政发布，2018年总体的发文数量也会比2017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文说。
由此可以发现，近三年来，降成本的发文数量在总体上逐年下降，“这意味着随着降成本推进的时间越来越长，进一步的政策空间正在缩小。”刘尚希说。
“政策式”降成本的另一大挑战，来源于政策的碎片化和缺乏长期规划。由于各部门均盯住自身职能出台政策，不排除把某一项成本降低的同时抬高了其他成本，或者长期来看发生企业成本回升、反复的现象。此外由于源源不断推出降成本政策礼包，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大包大揽，形成“一对一”的救助式帮扶，容易让企业将降成本曲解为“政府为企业解困”，并形成对更多礼包的等待心理。
因为存在这些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上述调研发现，降成本给企业带来的获得感正在减弱。
在2017年的降成本调研中，约有60%的企业对《方案》的出台表示认可，但到了2018年，对中央和地方所出台的降成本措施表示认可的企业比例降至40%，认为效果一般的占50%以上。
对于这些降成本道路上的新挑战，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越发步入深水区的降成本，越应从“政策式”转为“改革式”，以“破”和“立”来谋求“降”。
“首先就要破除那些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刘尚希对记者说。比如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用能、用地、融资等的差异性对待应该打破，破除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
仍以降電价为例，许文认为，除了通过减免收费、调低电价等方式将用电成本降低一定比例之外，还应推动电力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大用户直购电、跨省跨区竞价交易、售电侧零售等具有市场化特质的电量交易，从而用改革的方式促进企业用电成本的下降。
“同时还建议剥离国企的供水、供电、供热、养老等社会负担，让其轻装上阵，破除束缚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约束。”刘尚希说。
此外，刘尚希认为，还应设立一系列新体制，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来实现制度成本的降低，比如对于企业内部挖潜降成本，科技创新是关键，而真正解决产学研创新活力的问题，则需要尽快出台科研事业单位改革实施细则，赋予科研事业单位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给其财权和用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