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饱始终是普通家庭的头等大事，粮食定量供应，城镇居民每月大人发二十七斤粮票、小孩十八斤、婴儿七斤，在油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点定量常常是捉襟见肘。好在生活在江南鱼米之乡，每逢大小麦和早晚稻收割时节，镇上的居民总会像候鸟一样纷纷赶到田里去拾麦穗、拾稻穗，一个季节下来总能拾上几十斤甚至上百斤，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足以让空虚的胃饱饱舒服上一阵子。
　　
　　拾穗往往是母亲甚至奶奶领着孩童去，男人和青壮年是不屑一顾的，或许他们觉得毕竟不够光彩，跟要饭只差了一口气。可母亲说拾穗跟拾荒一样，也是付出了劳动，算是自食其力，与沿街乞讨有本质的区别。那时我年纪还小，根本不懂什么叫面子，而且最要命的是拾来的穗去壳和皮做成的饭、烙成的饼，那种新米新面的香味，能把人口水都馋出来，粮店买来的陈米陈面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法比。况且，拾穗不只是一家的事，左邻右舍早就呼朋唤友约好了一起去，开心得像赶集。
　　当时的镇和农村挨得很近，镇上总共两三条街，长不过千米，街走完就是农田。一到田里拾穗的队伍便分散开，我家去这边，你家去那边，他家去里边，好像分工有序的蜜蜂，各择各的花，各采各的蜜，绝不会蜂拥而上，相互争抢。
　　拾穗靠的不是力气而是眼尖，要在收割一空而秸秆和杂草混沌一片的田间地头，发现颗粒饱满的遗漏穗头，小孩子往往比大人管用，这也是母亲们为什么要领小孩子来的原因之一。到最后，看到自己篮子里比母亲还满，成就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能为家庭作贡献啦！
　　上小学后，学校有时组织下乡劳动，也是拾穗。不过拾到的既不归学校也不归个人，而是当场交给生产队。这之后母亲再领我去拾穗就犹豫了，歌里唱道：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作为一名盼上进的学生，拾到一分钱都要还，难道拾到的穗真的可以据为己有吗？母亲说拾钱当然要还，可拾穗跟拾钱不一样。我说都是拾，有啥不一样？母亲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拗不过母亲，哪怕一百个不情愿也只能乖乖跟着继续拾。
　　不过我留了个心眼，想看看究竟怎么个不一样。拾穗的途中一路走过，没收割的稻田就在身边，纵然稻穗金灿灿低着头，四周空无一人，母亲犹如视而不见，能绕道走就绕道，连顺手牵羊的念头都没有。田里的稻已割下垛着等脱粒，母亲也不让我们下田，等脱粒机移走，农民把稻桶周边溅落的稻谷清扫完毕后，母亲才让我们开始拾穗。放稻桶的地方尽管农民已清扫过一遍，但嵌入泥里的稻谷仍不少，我们干脆连泥巴一起抠，回家用水淘淘，剩下的一定是最饱满的稻子。割早稻插晚稻秧的季节被称作“双抢”，对农民来说是争分夺秒的时节，可有时农民看我们还在田里，便宁肯等一等，让我们干燥清爽地拾完后再放水耕田。母亲说农民最见不得的是糟蹋庄稼，与其让穗烂在田里倒不如给拾走，好歹还能让不够吃的人家添口饭果下腹。母亲说得没错，拾穗与拾金是不一样。
　　后来，日子越来越好，拾穗可以说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珍惜一米一粟已经刻在意识中了。
　　（常朔摘自《杭州日报》201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