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再到甘肃“陇南事件”以及罢运事件，短短几个月间，群体性事件不断。每次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员或者“反思”，或者“整顿”，甚至“摘掉”几顶乌纱帽。毋庸置疑，他们事后反思的态度常常是认真的，整顿措施也大多是有力的，但要想长期地减少或者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该在治理模式上做文章，改命令控制型的治理模式为民主自治型的治理模式。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喜欢用命令加控制的模式治理社会。这种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一方面，官员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命令者，把民众当作自己管辖地的服从者，动不动就对民众发号施令，不管后者是否心悦诚服地同意和接受。另一方面，官员奉行的治理目标是“别出事”，因而用尽一切办法控制任何想象中的或者真实的事件，尤其是那些能够引起外界关注的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官员对民众的诉求往往采取压制的办法，不管它们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尽管这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一些优点，比如让政策“雷厉风行”，让社会“风平浪静”等，但是其缺点也极为明显，甚至具有致命的危险。首先，这种治理模式颠倒了主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使民众失去了“主人”的地位，成为命令的被动接受者和服从者。其次，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民众只能消极地服从，不能参与到治理社会的决策中去，因而大多决策难以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诉求。再次，当民众的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得到考虑时，他们必然会在政策实行后通过各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化解不满，他们可能采取较为极端的方式，甚至孤注一掷。最后，如果官员一味采取压制的方式使不满的民众“听话”的话，尽管可能短期内奏效，但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
　　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告诫我们，既不应在治理过程中漠视民众的诉求和意见，也不应将短期的太平作为治理的目标。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的治理不应当追求短期的稳定，而应当追求长期、持久的稳定。为此需要改变那种以命令和控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走向民主自治型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让民众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成为政策和法律制定的主人，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参与决策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当民众有不满和意见时，可以通过司法等制度化的渠道加以解决，或者首先诉诸自己组织的各种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
　　尽管民主自治型的治理模式看起来费时费力，甚至“反应迟钝”，但其优点却不言而喻。首先，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其次，民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才会得到考虑和保护，政策的目标也才会与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再次，对于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民众的不满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讲都将是比较有限的。最后，即便民众有不满的意见，也有正常的渠道加以化解。
　　不难看出，在民主自治型的治理模式下，民众的不满在政策制定阶段就已经被“消解”或“释放”大半了。而且，在这种模式下，民众还可以在下一次政策制定时发出自己的声音，矫正不合己意的政策。哪怕民众还有一些不满，也会交由司法机关裁决，而不会轻易发动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因为他们知道，那样做将违反自己制订的法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