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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朝为历史背景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近来引发热议，该剧将时间点设在元宵之夜，满城红男绿女都出来逛街、观花灯，让人觉得，哇，长安的夜晚是多么的繁华！
该剧的这个设置是对的，因为如果要表现长安夜晚的繁盛，只能将时间点设在元宵。元宵之外的其他日子，大唐的长安之夜其实是一片死寂的。
坊市制：百千家似围棋局
我们现在熟悉的城市形态是：街巷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市民自由往来;临街的建筑物都改造成商铺、酒楼、饭店、客邸;每个商铺都打出醒目的广告招牌;入夜，店家掌灯营业，灯烛辉映;有的商家还安装了广告灯箱，夜色中特别耀眼。这样的城市形态是宋朝才出现的。在宋代之前，开放的、自由的城市商业形态难得一见。主流的城市形态是坊市制（里坊制）。
典型的坊市制，兴起于北魏，鼎盛于隋唐，是古代政府严格按照礼制、运用权力人为塑造政治型城市形态的体现，以北魏的洛阳城、唐朝的长安城为代表。
洛阳与长安都有方方正正的城墙包围着，政府再将城墙内的城市切分成若干个工整的方块，其中大部分作为居民区，叫作“坊”;个别作为商业区，叫作“市”。北魏时洛阳城，每三百步建一个坊;唐代的长安城，共有一百零八坊和东西二市。
每个坊的四周都修建了围墙，与外面的大街、大道相隔离，严禁居民翻墙，也严禁居民破坏坊墙。坊墙如果倒塌，政府会要求坊内居民及时修复。
各个坊内部，建有十字型街道，从而将坊划分成四个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田”字。“田”字内的四个区域又各建十字型的巷、曲，如同一个小一点的“田”字。这样，一个坊被细分成十六个居住点，居民的住宅就分布在各个居住点中。这便是北魏一隋唐时期一个规范、完美的坊的细部结构，宛如一个大“田”字套着四个小“田”字。
按照北魏一隋唐时期的礼制，里坊还实行“四民异居”的隔离居住制度，不同身份的居民被安排在不同的坊内居住，比如北魏的平城，“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
坊市制下，“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分隔。里坊之内，居民不得擅自开设商铺，不得向街开门、临街开铺。唐朝的长安城内，商业区分布在城市主干道一一朱雀大道两侧的东西二市。长安居民想买东西，通常要跑到东西二市。
市也是一个封闭空间，也有高墙包围，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聲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甚至市中百货的价格，也由政府委任的市令决定。
坊市制下的城市格局，高度整齐划一，一切井然有序，就如一个巨大的围棋盘，所以唐朝诗人这么形容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显然，只有完全靠人为规划，并以强力维持，才能保持这样的城市形态。任何自发“生长”的城市，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夜禁制：六街鼓歇行人绝
跟坊市制相配套的是夜禁制。唐朝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每日入夜之后，长安城的街鼓响起，城门与坊门会准时关闭，“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各个坊内，不准上街晃荡。坊外街道实行宵禁，你偷偷溜出坊外大街，即为“犯夜”。按《唐律疏议》，“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
只有在“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的情况下，“犯夜”的行为才可免于追究，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有紧急事需要夜行的人，必须持有官府批准通行的“公验”，否则，会被巡夜的金吾兵扣留下来。
为了向居民晓示夜禁时间，唐朝政府采纳了官员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设置街鼓，以鼓声宣告夜禁开始：“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公私便焉。”于是，街鼓敲响之后的长安城，如同当时—首“鬼诗”所描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
夜禁制与坊市制相互配合，以街鼓为同一触发机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时间的限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空间的限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纪城市的井然秩序。
唐代还有另一项限制市民长距离活动的制度：市民与商人如果要出远门，进出关津，需要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这一通行证叫作“过所”。过所之制始见于汉，魏晋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时最为完备。
唐时过所的申请程序非常烦琐，不仅要层层申报审批，还要填写详尽的文件。甚至出行人在异地住店，也要验看过所。隋朝的一则敕令规定，“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辖区内若有旅店接收没有公验的客人，州县长官要连坐问责。此处的公验，是指官府发给的证明文书，其中包括过所。前面我们说过，夜禁制下，有紧急事需夜行的人，须持有公验，这个公验亦相当于过所。
现在好像许多人都在争说盛唐、大唐盛世、唐人的自由与开放，但，若是让习惯了逛夜市、吃宵夜，喜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你穿越到唐朝城市生活，亲自体验一把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叠加的滋味，不知道你还会不会一厢情愿地想象大唐朝的“自由与开放”。（资料来源：《南都周刊》）
该剧的这个设置是对的，因为如果要表现长安夜晚的繁盛，只能将时间点设在元宵。元宵之外的其他日子，大唐的长安之夜其实是一片死寂的。
坊市制：百千家似围棋局
我们现在熟悉的城市形态是：街巷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市民自由往来;临街的建筑物都改造成商铺、酒楼、饭店、客邸;每个商铺都打出醒目的广告招牌;入夜，店家掌灯营业，灯烛辉映;有的商家还安装了广告灯箱，夜色中特别耀眼。这样的城市形态是宋朝才出现的。在宋代之前，开放的、自由的城市商业形态难得一见。主流的城市形态是坊市制（里坊制）。
典型的坊市制，兴起于北魏，鼎盛于隋唐，是古代政府严格按照礼制、运用权力人为塑造政治型城市形态的体现，以北魏的洛阳城、唐朝的长安城为代表。
洛阳与长安都有方方正正的城墙包围着，政府再将城墙内的城市切分成若干个工整的方块，其中大部分作为居民区，叫作“坊”;个别作为商业区，叫作“市”。北魏时洛阳城，每三百步建一个坊;唐代的长安城，共有一百零八坊和东西二市。
每个坊的四周都修建了围墙，与外面的大街、大道相隔离，严禁居民翻墙，也严禁居民破坏坊墙。坊墙如果倒塌，政府会要求坊内居民及时修复。
各个坊内部，建有十字型街道，从而将坊划分成四个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田”字。“田”字内的四个区域又各建十字型的巷、曲，如同一个小一点的“田”字。这样，一个坊被细分成十六个居住点，居民的住宅就分布在各个居住点中。这便是北魏一隋唐时期一个规范、完美的坊的细部结构，宛如一个大“田”字套着四个小“田”字。
按照北魏一隋唐时期的礼制，里坊还实行“四民异居”的隔离居住制度，不同身份的居民被安排在不同的坊内居住，比如北魏的平城，“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
坊市制下，“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分隔。里坊之内，居民不得擅自开设商铺，不得向街开门、临街开铺。唐朝的长安城内，商业区分布在城市主干道一一朱雀大道两侧的东西二市。长安居民想买东西，通常要跑到东西二市。
市也是一个封闭空间，也有高墙包围，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聲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甚至市中百货的价格，也由政府委任的市令决定。
坊市制下的城市格局，高度整齐划一，一切井然有序，就如一个巨大的围棋盘，所以唐朝诗人这么形容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显然，只有完全靠人为规划，并以强力维持，才能保持这样的城市形态。任何自发“生长”的城市，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夜禁制：六街鼓歇行人绝
跟坊市制相配套的是夜禁制。唐朝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每日入夜之后，长安城的街鼓响起，城门与坊门会准时关闭，“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各个坊内，不准上街晃荡。坊外街道实行宵禁，你偷偷溜出坊外大街，即为“犯夜”。按《唐律疏议》，“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
只有在“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的情况下，“犯夜”的行为才可免于追究，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有紧急事需要夜行的人，必须持有官府批准通行的“公验”，否则，会被巡夜的金吾兵扣留下来。
为了向居民晓示夜禁时间，唐朝政府采纳了官员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设置街鼓，以鼓声宣告夜禁开始：“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公私便焉。”于是，街鼓敲响之后的长安城，如同当时—首“鬼诗”所描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
夜禁制与坊市制相互配合，以街鼓为同一触发机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时间的限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空间的限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纪城市的井然秩序。
唐代还有另一项限制市民长距离活动的制度：市民与商人如果要出远门，进出关津，需要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这一通行证叫作“过所”。过所之制始见于汉，魏晋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时最为完备。
唐时过所的申请程序非常烦琐，不仅要层层申报审批，还要填写详尽的文件。甚至出行人在异地住店，也要验看过所。隋朝的一则敕令规定，“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辖区内若有旅店接收没有公验的客人，州县长官要连坐问责。此处的公验，是指官府发给的证明文书，其中包括过所。前面我们说过，夜禁制下，有紧急事需夜行的人，须持有公验，这个公验亦相当于过所。
现在好像许多人都在争说盛唐、大唐盛世、唐人的自由与开放，但，若是让习惯了逛夜市、吃宵夜，喜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你穿越到唐朝城市生活，亲自体验一把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叠加的滋味，不知道你还会不会一厢情愿地想象大唐朝的“自由与开放”。（资料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