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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郭延冰比较熟悉，他从业十余年，一直专注于文化娱乐领域新闻拍摄，尤其擅长肖像摄影，这些年来他拍过的公众人物、大小明星不计其数。他为人谦逊低调，在拍摄现场善于沟通又不事张扬，与编辑部合作向来融洽，熟悉后会发现他性格中的锋芒与幽默。
采访郭延冰，我想提出这样的期待—希望在文娱题材的新闻照片中，能看到更多有态度、有格调的影像观察，因为“文娱时尚圈”也是我们所处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次，郭延冰带来了他的最新作品《创客家》。他以往的文娱肖像摄影作品，一如他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总是精致、温和的；但《创客家》让我看到一个不再那么温和，开始更多地展露锋芒的他。这组人物肖像作品被摄影师赋予了鲜明的视觉语言，被摄者均为中国财经领域的行业领袖或先锋，这并不是他熟悉的领域，这些人物的拍摄难度不小，但是他做到了。
回想这次聊天，我对以下几个话题印象深刻：
一是摄影师如何面对自己的迷茫期。郭延冰在采访中坦言：“很久以前我就找到拍摄的‘窍门’，我发现自己迷茫的时期拍出来的照片越被别人认可。”以我对他的了解，这次《创客家》的拍摄任务，虽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是交出让编辑部满意的常规作品不是难事。但是为什么他说“无论好坏，我得改一次”，这么迫切地寻求改变？改变需要勇气、时机和足够的积累。改变的源动力是对自我的更高认知，这种认知无关他人评价，无关现有成就。持续的积累是在每一次的重复之中尝试进步，郭延冰说：“逐渐打消偏见是成长的过程。”
二是他想拍“沉下来的照片”。文娱新闻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喧哗与热闹，有态度的摄影师何时按下快门？郭延冰提到，他在大多数群访拍摄时，都关注受访者听问题的时刻，因为“当一个人很‘沉’的时候，你能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而很多受访者很有经验，他们知道摄影师喜欢在自己动作大、表情丰富的时候拍照片，甚至有些表演的成分。
三是他提到“要贡献摄影师的审美”、“希望做创作型选手”。社交网络影响了很多摄影师的生存格局，也很大程度左右了摄影师对自我的认知和追求。有态度的摄影师，要坚持创作，影响读者，并贡献摄影师的审美。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往大了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审美情操是精神层面的GDP；往小了说，摄影师这个职业多少应该带点艺术品位。另外，传播应该有所节制，也是我们在聊天中的一个共识。
四是对于郭延冰这十年拍摄的大量文娱人物肖像作品的价值判断，我和他有不同的观点。郭延冰认为自己的这些照片“没什么价值”、“价值就是下一张照片”。我认为他小觑了这十年来积累的“财富”，这十年来受到媒体关注的文化娱乐人物在他作品中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这是由一个摄影师完成的、成体系的，是有时代痕迹的，并且一定是有摄影师的语言在里面的，作为读者我会感谢摄影师。他的贡献不可能重复肖全那样的模式，我希望他坚守领域、坚持创作，希望这些作品是未完待续，在将来结出更加饱满的成果。
王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创客家》，似乎跟你以往的风格不同，想法挺大胆的。
郭延冰：今年我接了报社（《新京报》）一个新项目，叫“寻找创客”，拍摄成功的创业导师和创业者。互联网时代提出“互联网+”的概念，我在想怎么把这个“+”号转化到拍摄中。有一天我买了一双新鞋，穿一天脚磨破了，就买创可贴打算用。那天晚上，我在跑步机上跑步，思考第二天要怎么去拍徐小平，突然就有了“创可贴”这个想法。我想，创可贴和“创客”有谐音，这些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可能会受伤。
王诺：你拍到的第一位“创客家”是徐小平？
郭延冰：徐小平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接受力也很强。刚开始他也有点抗拒，因为在脸上贴创可贴还是对公众形象有一点损伤。但后来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创客家”有一个共同点，用360董事长周鸿祎的话来说，“自黑”是这个时代的创业者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征得徐小平同意之后，我拍到第一张这样的照片。第二次我去拍神州数码的郭为。郭为是一个说话特别有分寸的人，我当时很担心。我先拿手机给他看了徐小平的照片，他一看照片，不是特别离谱，就说先试试，这对我来讲就是机会。这次拍成以后，我就感觉，“冰桶效应”来了……
王诺：接下来的拍摄顺利吗？
郭延冰：对。拍周鸿祎的时候，刚开始他是不接受这种拍摄的。但后来摄影助理提醒我，360的标识就是一个“+”号。我就跟周鸿祎说，您看360的Logo就是“+”号，您把logo顶头上多好。他一听，马上就同意了。他还问我都拍了谁，以后要拍谁，照片他都要，说可以做360的广告。拍熊晓鸽时，他先看了前面几张照片，说不要跟前几个一样，他就贴在下巴上。但这样不明显，也不太好看，我就说要不贴嘴上吧，他同意了。这说明他是个自信且具有个性的人。柳传志很难拍，他已经70多岁了，很注意形象，不太爱拍照。拍摄的时候他说，不贴怎么样，我说我尊重您，咱们贴手上可以吗？其实我是有预案的，如果他不贴，我想把十字创可贴拿线吊着，让灯把影子打在他的脸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十字架的形象。这些被摄者都是行业内的教父，尤其是柳传志，80年代早期开始创业，可称是中国最早的“创客”。但是这些预案和说辞没用上。当我问他：“贴手上可以吗？”，他特别痛快地说，贴手上可以！
王诺：发稿的频率如何？编辑部对你的照片怎么看？
郭延冰：每周一次。我把第一张徐小平的照片交到编辑部的时候，编辑有些犹豫，担心会有一点不尊重对方。后来经过沟通，大家认为可以尝试。第二天发表，照片还是比较保守，选了一张他微笑的照片，没有这张有力量感。有意思的是，拍完第三位人物俞敏洪之后，财经版的编辑开完会给我的反馈是：能不能换一个彩色的创可贴？当然我是觉得本色的创可贴合适，但编辑部的这种变化挺有意思。
王诺：作为摄影师，你为这组照片赋予了符号化的特征。我觉得你找到了自己的视觉语言，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一步。 郭延冰：提升不敢说。其实我这几年挺迷茫的。但是我发现自己越迷茫的时期拍出来的照片越被别人认可。尤其是编辑部会觉得那样的照片挺好用。其实，很长时间以前我就找到了拍摄的“窍门”，这个过程经历了好久好久，但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个人的性格、出身、阅历、教育背景决定了语言，但不是全部。人一定会变，但不可能变成别人。改变是困难的，我是想改变的，所以这两年挺痛苦。但必须改变。我在《新京报》从2005年开始拍环境肖像，拍过很多的文化娱乐人物，到今年已经十年了。这次我在想：国际化的财经人物该怎么拍？我感到需要变化，无论好坏，我得改一次！
王诺：谈谈你擅长的文化娱乐肖像拍摄吧。
郭延冰：谈到人像摄影，时尚杂志也拍明星，我也拍明星，不一样在哪里？主要是不同的载体。我认为我所在媒体对摄影师要求的出发点是拍人物内心。另外我的很多照片都是相似的构图和比例，这是由报纸版面决定的。作为创作者，你怎么理解被摄对象，他的作品带给我们什么，基本上我对每个被摄者都会做功课。说到这儿，我原来爱拍“折腾”的照片，现在越拍越静。当一个人很“沉”的时候，你能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觉得“沉”也是我拍照片的风格。也许不好，但改变不了，这是血液里的。你以为是在拍别人，其实是在拍自己。
王诺：拍摄公众人物，被摄者想呈现的与摄影师想表达的，这二者的关系如何？
郭延冰：我一直是一个能妥协的人，但我也是一个能坚持的人。这是矛盾的。我会先拍他想要的东西给他看，然后再变一变，他们也会接受，因为对方的目的也是想把照片拍好。我遇过不合作的拍摄者，有些经纪人恨不得自己选景布灯。我也有不妥协的时候，永远妥协是没有自我的。
王诺：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的肖像作品？
郭延冰：能感受被摄者的内心，摄影师自己也参与其中。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打消偏见。原来我对照片是很有偏见的，比如某一类照片我都不去看。逐渐打消偏见是成长的过程，打消偏见是战胜自己。今年我拍创客，是想挑战自己，有可能这组照片不是我最好的照片，但我挑战了自己，我就觉得有收获，才快乐。
王诺：我挺好奇，你自己对这些年来拍摄的各类人物肖像照片的价值怎么看？
郭延冰：我觉得没价值，价值就是下一张照片。
王诺：我不像你这么认为。娱乐明星、文化人物也是时代很重要的一部分。过一段时间整理，会以你的照片为切口发现时代脉络，你的记录我觉得很有意义。
郭延冰：你说的是文献价值。我说的价值，是对我个人来讲的。我每天的拍摄应该重新开始。它的价值应该是告诉我，下一张照片应该和这一张不一样。
王诺：你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希望作品有更个性化和代表性的摄影师语言。我觉得过一些年再回头看，起码这十年来受到媒体关注的文化娱乐人物在他作品中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这是由一个摄影师完成的、成体系的，是有时代痕迹的，并且一定是有摄影师的语言在里面的，我认为意义特别大，作为读者我会感谢摄影师。
王诺：未来的职业规划是？
郭延冰：《新京报》是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平台。我刚开始是拍“手舞足蹈”的照片，后来有了“新青年”，开始了独立思考，才发现原来独立思考这么重要。我所服务的报纸给我变化的空间，不拒绝我的尝试。这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王诺：如果抛开现在的工作任务，你真正关注的题材和领域是什么？
郭延冰：其实我特别想拍一点“观念摄影”。如果有一天能实施的话，我可能会去拍一些和当代艺术有关的题材。
王诺：拍摄时会不会考虑读者的喜好？对未来自己作品的读者人群有哪些期待？
郭延冰：在没有社交网络之前我是不太在乎读者的，因为没有反馈。最近这几年开始在乎读者，想听听别人的想法，也想找一个方向。但后来我发现，读者提供的反馈大多是负面的，干扰的，我现在想，应该是不考虑，因为这对创作是有害的。作为一个有态度的摄影师，要影响读者，贡献摄影师的审美。说这个职业有一点艺术家的脾气，我想可能是在这里吧。
王诺：对未来有设想吗？是否想过把作品做成书或举办展览？
郭延冰：肯定想。但现阶段我还没觉得有能给一部分人看到的照片。希望以后能不把摄影当职业。
王诺：你认为中国目前传播领域的肖像摄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未来会如何发展？
郭延冰：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权。我觉得国内现在有一些很牛、很个人化的摄影师，但他们不在主流之内。但整体上我们比国外弱，国内的传播载体还是不太开放，在人人皆是摄影师的社交网络时代，慢慢会好起来。
王诺：有没有想过在新媒体上传播自己的作品？
郭延冰：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传播，但传播是要有节制的。如果我的照片拿出来，没有经过审核、经过别人的判断，我过不了自己这关。我特别爱听一句话就是别人对我说：你是创作型的。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创作。我心中伟大的人，不是作品伟大，而是一直在创作的人。
采访郭延冰，我想提出这样的期待—希望在文娱题材的新闻照片中，能看到更多有态度、有格调的影像观察，因为“文娱时尚圈”也是我们所处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次，郭延冰带来了他的最新作品《创客家》。他以往的文娱肖像摄影作品，一如他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总是精致、温和的；但《创客家》让我看到一个不再那么温和，开始更多地展露锋芒的他。这组人物肖像作品被摄影师赋予了鲜明的视觉语言，被摄者均为中国财经领域的行业领袖或先锋，这并不是他熟悉的领域，这些人物的拍摄难度不小，但是他做到了。
回想这次聊天，我对以下几个话题印象深刻：
一是摄影师如何面对自己的迷茫期。郭延冰在采访中坦言：“很久以前我就找到拍摄的‘窍门’，我发现自己迷茫的时期拍出来的照片越被别人认可。”以我对他的了解，这次《创客家》的拍摄任务，虽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是交出让编辑部满意的常规作品不是难事。但是为什么他说“无论好坏，我得改一次”，这么迫切地寻求改变？改变需要勇气、时机和足够的积累。改变的源动力是对自我的更高认知，这种认知无关他人评价，无关现有成就。持续的积累是在每一次的重复之中尝试进步，郭延冰说：“逐渐打消偏见是成长的过程。”
二是他想拍“沉下来的照片”。文娱新闻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喧哗与热闹，有态度的摄影师何时按下快门？郭延冰提到，他在大多数群访拍摄时，都关注受访者听问题的时刻，因为“当一个人很‘沉’的时候，你能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而很多受访者很有经验，他们知道摄影师喜欢在自己动作大、表情丰富的时候拍照片，甚至有些表演的成分。
三是他提到“要贡献摄影师的审美”、“希望做创作型选手”。社交网络影响了很多摄影师的生存格局，也很大程度左右了摄影师对自我的认知和追求。有态度的摄影师，要坚持创作，影响读者，并贡献摄影师的审美。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往大了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审美情操是精神层面的GDP；往小了说，摄影师这个职业多少应该带点艺术品位。另外，传播应该有所节制，也是我们在聊天中的一个共识。
四是对于郭延冰这十年拍摄的大量文娱人物肖像作品的价值判断，我和他有不同的观点。郭延冰认为自己的这些照片“没什么价值”、“价值就是下一张照片”。我认为他小觑了这十年来积累的“财富”，这十年来受到媒体关注的文化娱乐人物在他作品中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这是由一个摄影师完成的、成体系的，是有时代痕迹的，并且一定是有摄影师的语言在里面的，作为读者我会感谢摄影师。他的贡献不可能重复肖全那样的模式，我希望他坚守领域、坚持创作，希望这些作品是未完待续，在将来结出更加饱满的成果。
王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创客家》，似乎跟你以往的风格不同，想法挺大胆的。
郭延冰：今年我接了报社（《新京报》）一个新项目，叫“寻找创客”，拍摄成功的创业导师和创业者。互联网时代提出“互联网+”的概念，我在想怎么把这个“+”号转化到拍摄中。有一天我买了一双新鞋，穿一天脚磨破了，就买创可贴打算用。那天晚上，我在跑步机上跑步，思考第二天要怎么去拍徐小平，突然就有了“创可贴”这个想法。我想，创可贴和“创客”有谐音，这些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可能会受伤。
王诺：你拍到的第一位“创客家”是徐小平？
郭延冰：徐小平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接受力也很强。刚开始他也有点抗拒，因为在脸上贴创可贴还是对公众形象有一点损伤。但后来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创客家”有一个共同点，用360董事长周鸿祎的话来说，“自黑”是这个时代的创业者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征得徐小平同意之后，我拍到第一张这样的照片。第二次我去拍神州数码的郭为。郭为是一个说话特别有分寸的人，我当时很担心。我先拿手机给他看了徐小平的照片，他一看照片，不是特别离谱，就说先试试，这对我来讲就是机会。这次拍成以后，我就感觉，“冰桶效应”来了……
王诺：接下来的拍摄顺利吗？
郭延冰：对。拍周鸿祎的时候，刚开始他是不接受这种拍摄的。但后来摄影助理提醒我，360的标识就是一个“+”号。我就跟周鸿祎说，您看360的Logo就是“+”号，您把logo顶头上多好。他一听，马上就同意了。他还问我都拍了谁，以后要拍谁，照片他都要，说可以做360的广告。拍熊晓鸽时，他先看了前面几张照片，说不要跟前几个一样，他就贴在下巴上。但这样不明显，也不太好看，我就说要不贴嘴上吧，他同意了。这说明他是个自信且具有个性的人。柳传志很难拍，他已经70多岁了，很注意形象，不太爱拍照。拍摄的时候他说，不贴怎么样，我说我尊重您，咱们贴手上可以吗？其实我是有预案的，如果他不贴，我想把十字创可贴拿线吊着，让灯把影子打在他的脸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十字架的形象。这些被摄者都是行业内的教父，尤其是柳传志，80年代早期开始创业，可称是中国最早的“创客”。但是这些预案和说辞没用上。当我问他：“贴手上可以吗？”，他特别痛快地说，贴手上可以！
王诺：发稿的频率如何？编辑部对你的照片怎么看？
郭延冰：每周一次。我把第一张徐小平的照片交到编辑部的时候，编辑有些犹豫，担心会有一点不尊重对方。后来经过沟通，大家认为可以尝试。第二天发表，照片还是比较保守，选了一张他微笑的照片，没有这张有力量感。有意思的是，拍完第三位人物俞敏洪之后，财经版的编辑开完会给我的反馈是：能不能换一个彩色的创可贴？当然我是觉得本色的创可贴合适，但编辑部的这种变化挺有意思。
王诺：作为摄影师，你为这组照片赋予了符号化的特征。我觉得你找到了自己的视觉语言，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一步。 郭延冰：提升不敢说。其实我这几年挺迷茫的。但是我发现自己越迷茫的时期拍出来的照片越被别人认可。尤其是编辑部会觉得那样的照片挺好用。其实，很长时间以前我就找到了拍摄的“窍门”，这个过程经历了好久好久，但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个人的性格、出身、阅历、教育背景决定了语言，但不是全部。人一定会变，但不可能变成别人。改变是困难的，我是想改变的，所以这两年挺痛苦。但必须改变。我在《新京报》从2005年开始拍环境肖像，拍过很多的文化娱乐人物，到今年已经十年了。这次我在想：国际化的财经人物该怎么拍？我感到需要变化，无论好坏，我得改一次！
王诺：谈谈你擅长的文化娱乐肖像拍摄吧。
郭延冰：谈到人像摄影，时尚杂志也拍明星，我也拍明星，不一样在哪里？主要是不同的载体。我认为我所在媒体对摄影师要求的出发点是拍人物内心。另外我的很多照片都是相似的构图和比例，这是由报纸版面决定的。作为创作者，你怎么理解被摄对象，他的作品带给我们什么，基本上我对每个被摄者都会做功课。说到这儿，我原来爱拍“折腾”的照片，现在越拍越静。当一个人很“沉”的时候，你能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觉得“沉”也是我拍照片的风格。也许不好，但改变不了，这是血液里的。你以为是在拍别人，其实是在拍自己。
王诺：拍摄公众人物，被摄者想呈现的与摄影师想表达的，这二者的关系如何？
郭延冰：我一直是一个能妥协的人，但我也是一个能坚持的人。这是矛盾的。我会先拍他想要的东西给他看，然后再变一变，他们也会接受，因为对方的目的也是想把照片拍好。我遇过不合作的拍摄者，有些经纪人恨不得自己选景布灯。我也有不妥协的时候，永远妥协是没有自我的。
王诺：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的肖像作品？
郭延冰：能感受被摄者的内心，摄影师自己也参与其中。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打消偏见。原来我对照片是很有偏见的，比如某一类照片我都不去看。逐渐打消偏见是成长的过程，打消偏见是战胜自己。今年我拍创客，是想挑战自己，有可能这组照片不是我最好的照片，但我挑战了自己，我就觉得有收获，才快乐。
王诺：我挺好奇，你自己对这些年来拍摄的各类人物肖像照片的价值怎么看？
郭延冰：我觉得没价值，价值就是下一张照片。
王诺：我不像你这么认为。娱乐明星、文化人物也是时代很重要的一部分。过一段时间整理，会以你的照片为切口发现时代脉络，你的记录我觉得很有意义。
郭延冰：你说的是文献价值。我说的价值，是对我个人来讲的。我每天的拍摄应该重新开始。它的价值应该是告诉我，下一张照片应该和这一张不一样。
王诺：你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希望作品有更个性化和代表性的摄影师语言。我觉得过一些年再回头看，起码这十年来受到媒体关注的文化娱乐人物在他作品中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这是由一个摄影师完成的、成体系的，是有时代痕迹的，并且一定是有摄影师的语言在里面的，我认为意义特别大，作为读者我会感谢摄影师。
王诺：未来的职业规划是？
郭延冰：《新京报》是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平台。我刚开始是拍“手舞足蹈”的照片，后来有了“新青年”，开始了独立思考，才发现原来独立思考这么重要。我所服务的报纸给我变化的空间，不拒绝我的尝试。这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王诺：如果抛开现在的工作任务，你真正关注的题材和领域是什么？
郭延冰：其实我特别想拍一点“观念摄影”。如果有一天能实施的话，我可能会去拍一些和当代艺术有关的题材。
王诺：拍摄时会不会考虑读者的喜好？对未来自己作品的读者人群有哪些期待？
郭延冰：在没有社交网络之前我是不太在乎读者的，因为没有反馈。最近这几年开始在乎读者，想听听别人的想法，也想找一个方向。但后来我发现，读者提供的反馈大多是负面的，干扰的，我现在想，应该是不考虑，因为这对创作是有害的。作为一个有态度的摄影师，要影响读者，贡献摄影师的审美。说这个职业有一点艺术家的脾气，我想可能是在这里吧。
王诺：对未来有设想吗？是否想过把作品做成书或举办展览？
郭延冰：肯定想。但现阶段我还没觉得有能给一部分人看到的照片。希望以后能不把摄影当职业。
王诺：你认为中国目前传播领域的肖像摄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未来会如何发展？
郭延冰：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权。我觉得国内现在有一些很牛、很个人化的摄影师，但他们不在主流之内。但整体上我们比国外弱，国内的传播载体还是不太开放，在人人皆是摄影师的社交网络时代，慢慢会好起来。
王诺：有没有想过在新媒体上传播自己的作品？
郭延冰：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传播，但传播是要有节制的。如果我的照片拿出来，没有经过审核、经过别人的判断，我过不了自己这关。我特别爱听一句话就是别人对我说：你是创作型的。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创作。我心中伟大的人，不是作品伟大，而是一直在创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