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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赵彦春教授于2019年出版的《庄子》英译本（Sir Lush）是该书21世纪第一个英语全译本，从本体论的角度再现了《庄子》的语言色彩和艺术色彩。本文以赵彦春的《庄子》英译本为语料，依据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理论，就其翻译立场、翻译策略进行多维度考察，并尝试探讨国学经典译作中文本选择和语言形式的当代特征，以期促进国学典籍外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庄子》 阐释 国学经典 翻译
《庄子》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既承载了厚重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极具文学价值。作为21世纪第一个、由中国学者翻译的第二个、世界上第九个全英译本，赵彦春的《庄子》（Sir Lush）全英译本于2019年出版。译者在翻译《庄子》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经历、学术素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然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并按照乔治·斯坦纳的阐释步骤，我们可以发现影响译作形成的潜在因素，探讨和分析具有深刻文化或哲学意义的语言形式和文本内容，通过更好的翻译策略使《庄子》的文学精神和美学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文献综述
1.《庄子》英译的研究概况
《庄子》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始于贝尔福于1881年对庄学的第一次翻译尝试。1889年，汉学家翟里斯在伦敦首次出版了《庄子》全英译本。20世纪的《庄子》英译进入了繁荣时期，1961年著名汉学家华生与陈荣捷联合翻译了《庄子》部分章节。此时，《庄子》的英译重心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移，并开始走向成熟。
不少中国译者从20世纪才开始关注《庄子》的英译，其中最著名的译本由冯玉兰（1931）、林语堂（1942）和汪荣培（1999）完成。这一时期，译者开始挖掘《庄子》中的哲学精神和文学内涵。进入21世纪，由于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出现了大量以解读文本内涵为内容的作品，如序姜莉（2014）考察了《庄子》审美意象的英译及译者接受问题;辜正坤于同年对其进行论述与探讨，对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与传播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2.基于阐释学的翻译观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首先提出并发展了阐释学，并将其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之后，乔治·斯坦纳出版的《通天塔》（1975）一书将翻译过程划分为“信任”、“入侵”、“吸收”和“补偿”四个阶段。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1981）中提到了“解释性翻译”的问题;勒内（1989）则认为阐释学贯穿了整个西方传统译界，并致力于从阐释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阐释学翻译观正式传入中国。钱钟书的《管锥编》（1979）首次提到了“阐释之循环”;蔡新乐、郁东占的《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1998）标志着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且理性的新阶段;谢天振（1992）结合文学翻译的过程并阐述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性;夏天（2009）认为翻译虽然从理论上被划分为四个阐释步骤，但是这四步紧密相连，难以简单划分。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翻译研究的二元对立，促使从更为广阔和现实的语境理解翻译的特征。
3.赵彦春的翻译研究现状
赵彦春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学经典和当代诗歌的英译，如《中国典籍英译的偏向与本质的回归》（2016）初步探讨了典籍英译的本质与机制，同时涉及了翻译学与其他学科元素的交叉研究。从译者素养、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出发，《中华文化外译与中国学者的历史担当》（2018）一文则表明了中国双语学者在推介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历史使命。赵彦春主张从哲学的角度对认知范式或问题进行考察和批判，指出了目前翻译研究的不足和建立科学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一步阐明了跨学科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二.选择文本的动因：信任
“翻译都是从信任开始的”（Steiner，2001：312）。《莊子》极具哲学思想和文学内涵。同时，译者的学术成就和翻译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发掘了文本的价值。
1.文本的经典价值
《庄子》体现了平等观念和辩证思考。一方面，庄子反对儒家的圣贤和等级制度，他认为万物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庄子》与道家有着相同的根源。“道”是庄子超验哲学的核心，既有对自然规律的服从，也有对人为手段的否定。朴素的辩证法是用“道”来解释的。“道”不同于具体的存在，但它不是虚无，而是涵盖一切，表现出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因此，《庄子》在自古以来以儒家思想道德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无数遭遇困境的文人学者提供了现实道路的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慰藉，也对中国的社会精神和民族性格建设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2.个人的学术动机
在赵彦春的翻译研究、语言学和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与哲学有关的思路。在访谈中，他提到了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范式或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批评的重要性，说明“语言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王祖友，2015：73）。
在研究语言本身的同时，他更多地倾向于讨论语言与人类乃至宇宙的关系，这与本体论的要义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借助两千多年的哲学体系来反思和思考语言学的典型问题，从而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整合和推进相关问题，消除矛盾，实现统一。
在谈到翻译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时，赵彦春认为，一个译者应该处理好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表层与深层、高层结构与隐性结构的关系，并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有深刻的理解。这一哲学思想也是《庄子》英译的理论基础。
3.翻译的时代要求
虽然西方哲学在亚洲广泛传播，但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很少被提及。赵彦春不仅重视哲学及其对翻译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在翻译时承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责任，契合时代主流。
在《庄子》英译本的后记中，他意识到“中国文化被曲解了，其价值被低估了，其神采被遮蔽了”（赵彦春，2019：481），并希望消除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和推理的偏见。由于译者对当前中国传统典籍外译具备的文化自信，以及对中国经典缺失所造成的文化交流障碍的密切关注，《庄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翻译的源文本之一。 三.不同层面的内化：入侵
为获取文本的含义，译者阐释原文时不自觉地受到自身教育背景、学术素养、审美偏好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进而内化原文，尔后将业已内化了的原文再外化为译文”（王文斌，1999：94）。
1.个人经验的入侵
与大多数《庄子》译者不同的是，赵彦春坦言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参考之前的译本，因此个人的理解和经验对译本的阐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道”是庄子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于大多数译者根据发音把“道”译成“Dao”，赵彦春根据自己的理解把“道”译成“Word”。在他看来，在翻译中译者应该在语境中掌握词语的原意。如果译者在没有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对原文进行解读，很可能导致误解和误译。因此，他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解释“道”，认为将其译成“Word”可以“融通中西本体论哲学”（赵彦春，2019：482），这样既能读出庄子的“不言之言”，又能读懂庄子的言下之意。
2.文化意识的入侵
除了一些个人因素外，文化意识也会因此对原文进行入侵和提炼。译者突破文化、历史等许多因素设下的关卡，采用尤其体现在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中。
在大多数中国典籍中，人名、地名或谚语往往包含寓意深刻的文化与典故。赵彦春更注重术语背后的故事和起源，一般的人名与地名均用直译，而突出表现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则将直译与解释相结合。他把“中国情调”放在首位，把读者的理解置于次位，从而在翻译中创造出一种更加鲜明的风格。例如，把“蚩尤”翻译成“Great Bug”，把“勾践”翻译成“Crooked Treading”，以表现中国古代神话或历史故事的具体形象，引起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中的源语内涵。
四.多种策略的应用：吸收
阐释步骤的第三步为“吸收”，表示译者对原文的原始语义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解与归化。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向目的语靠拢的含义时有发生。因此，每次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吸收都会造成整个源语言系统的变形。
1.文化术语
大多数《庄子》英译本忽视了专名的文化色彩，但是赵译本弥补了这个缺陷。为了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赵彦春意译了《庄子》中所有他认为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包括近600个专用名词。
译本中的文化术语大致可分为五类：（1）反映中国哲学观、宇宙观的专名，如“道”、“太极”;（2）蕴含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名，如“轩辕”、“尧”;（3）词素反映社会体制和阶层的名字，如 “孔子”、“子列子”;（4）与文内寓言相关的专名，如“盗跖”、“支离疏”;（5）具有人生写意特点的谥号，如“齐桓公”、“鲁哀公”。（赵彦春，2019：7）
与之前译者不同的是，赵彦春摒弃了音译的方法，倾向于传达词语背后的文化色彩。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名中蕴含着中国远古时期的生态变化，赵译便采用意译，最为便捷有效地传递了文化信息。对于那些具有中国哲学思想和复杂信息的晦涩术语，赵译试图将其意化为具体的、易于读者想象和理解的意指对象来解释。
2.数词
为了不受任何偏见影响或不完全地向读者传达作者的意图，并消除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障碍，便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归化在翻译中的运用愈加频繁。
例1：适莽苍者，三餐而反……;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赵译：If one goes to a pasture， a preparation of three meals is enough …; if one goes as far as thirty miles， he needs to grind rice for a whole night; if one goes as far as three hundred miles， he needs to prepare food for three month.
在中西方文化中，“里”和“英里”都是描述距離的计量单位。虽然原文和译文在意义上不完全对等，但是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计量习惯，译者把目的语读者的思维习惯放在首位。第二句中从三到三百的数量变化直观说明了做不同的事情前准备程度的相应提高，同时采用排比的句式，重现了原文的说理性。
五.译出效果的平衡：补偿
经过前几步的处理，在翻译时一些信息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丢失。因此，译者需要在原语和目的语之间找到平衡，以“补偿”翻译中的信息缺失。在《庄子》英译中，译者试图在意象、句型和韵律方面寻求平衡。
1.意象
例2：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赵译：There in North Sea is a fish called Minnow， whose body spans about a thousand miles. When transformed into a bird， it is called Roc， whose back spans about a thousand miles.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鲲是大鱼，鹏是由鲲变成的大鸟，因此在英语没有对应的词。赵译将“鲲”释为“Minnow”，意指一种非常小的淡水鱼，并将它与《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巨型鸟类“Roc”相比较，解决了不同文化中对应形象缺失的翻译难题，进而弥补其文学性和可读性。
2.句型
例3：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余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赵译：Do what is regarded as good， away from fame; do what is regarded as harm， free of penalty.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nature， one can sustain his life， maintain his nature， build up his body and enjoy a long life. 译者采取意译的方法，将原文中阐释不明的概念，如“善”、“恶”、“保身”、“余生”等以简要的译文区分开来，以有序的文字排列形式保持了句型的对仗工整。在保持句型之美的同时，采用解释性的译法，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文化空白造成的理解偏差，从而进一步引导西方读者探索原文深意。
3.韵律
例 4：大知闲闲，小智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赵译：Those of gifts wander free; those with wits but bits see. The words from the Word glare; the words from the tongue flare.
赵译兼顾了原文的尾韵与句式，以aabb为押韵形式，且每个句子有六个音节，句式工整。赵译更注重原作的诗性特征，保持了译文的节奏感，颇有复沓之美。这种译法既能将原文中晦涩难懂的文化意义显化出来，又保持了原文的韵律结构，使直译可能导致的信息缺失得到补偿和平衡。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契机下，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为了在不丧失文化内涵的前提下传递经典，翻译必须充分再现原文的文学性。赵彦春的《庄子》英译本通过采取合适的翻译立场和翻译策略，保留了原著的文学性，也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提供了一个范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超越语言间不可逾越的藩篱，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信息，同时兼顾文学性的再现，使之成为形神兼备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1]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 1981.
[2]Rener， F.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M]. Amsterdam & Atlanta： Rodopi. 1989.
[3]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蔡新樂， 郁东占. 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8.
[5]辜正坤.庄子哲学英译研究新发展与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序姜莉博士《〈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J].中国翻译，2014，35（01）：63-66.
[6]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7]王文斌.文学翻译中的内化和外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01）：95-98+108.
[8]王祖友，赵彦春.百花齐放总是春——赵彦春教授访谈录[J].翻译论坛，2015（01）：72-79.
[9]夏天.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的应用：问题与方法[J].外语研究，2009（03）：81-87+112.
[10]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01）：32-39+82.
[11]赵彦春，吕丽荣.中国典籍英译的偏向与本质的回归[J].外国语文，2016，32（03）：95-100.
[12]赵彦春. 中华文化外译与中国学者的历史担当[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0-19（004）.
[13]赵彦春.《庄子》英译[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庄子》 阐释 国学经典 翻译
《庄子》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既承载了厚重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极具文学价值。作为21世纪第一个、由中国学者翻译的第二个、世界上第九个全英译本，赵彦春的《庄子》（Sir Lush）全英译本于2019年出版。译者在翻译《庄子》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经历、学术素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然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并按照乔治·斯坦纳的阐释步骤，我们可以发现影响译作形成的潜在因素，探讨和分析具有深刻文化或哲学意义的语言形式和文本内容，通过更好的翻译策略使《庄子》的文学精神和美学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文献综述
1.《庄子》英译的研究概况
《庄子》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始于贝尔福于1881年对庄学的第一次翻译尝试。1889年，汉学家翟里斯在伦敦首次出版了《庄子》全英译本。20世纪的《庄子》英译进入了繁荣时期，1961年著名汉学家华生与陈荣捷联合翻译了《庄子》部分章节。此时，《庄子》的英译重心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移，并开始走向成熟。
不少中国译者从20世纪才开始关注《庄子》的英译，其中最著名的译本由冯玉兰（1931）、林语堂（1942）和汪荣培（1999）完成。这一时期，译者开始挖掘《庄子》中的哲学精神和文学内涵。进入21世纪，由于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出现了大量以解读文本内涵为内容的作品，如序姜莉（2014）考察了《庄子》审美意象的英译及译者接受问题;辜正坤于同年对其进行论述与探讨，对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与传播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2.基于阐释学的翻译观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首先提出并发展了阐释学，并将其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之后，乔治·斯坦纳出版的《通天塔》（1975）一书将翻译过程划分为“信任”、“入侵”、“吸收”和“补偿”四个阶段。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1981）中提到了“解释性翻译”的问题;勒内（1989）则认为阐释学贯穿了整个西方传统译界，并致力于从阐释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阐释学翻译观正式传入中国。钱钟书的《管锥编》（1979）首次提到了“阐释之循环”;蔡新乐、郁东占的《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1998）标志着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且理性的新阶段;谢天振（1992）结合文学翻译的过程并阐述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性;夏天（2009）认为翻译虽然从理论上被划分为四个阐释步骤，但是这四步紧密相连，难以简单划分。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翻译研究的二元对立，促使从更为广阔和现实的语境理解翻译的特征。
3.赵彦春的翻译研究现状
赵彦春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学经典和当代诗歌的英译，如《中国典籍英译的偏向与本质的回归》（2016）初步探讨了典籍英译的本质与机制，同时涉及了翻译学与其他学科元素的交叉研究。从译者素养、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出发，《中华文化外译与中国学者的历史担当》（2018）一文则表明了中国双语学者在推介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历史使命。赵彦春主张从哲学的角度对认知范式或问题进行考察和批判，指出了目前翻译研究的不足和建立科学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一步阐明了跨学科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二.选择文本的动因：信任
“翻译都是从信任开始的”（Steiner，2001：312）。《莊子》极具哲学思想和文学内涵。同时，译者的学术成就和翻译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发掘了文本的价值。
1.文本的经典价值
《庄子》体现了平等观念和辩证思考。一方面，庄子反对儒家的圣贤和等级制度，他认为万物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庄子》与道家有着相同的根源。“道”是庄子超验哲学的核心，既有对自然规律的服从，也有对人为手段的否定。朴素的辩证法是用“道”来解释的。“道”不同于具体的存在，但它不是虚无，而是涵盖一切，表现出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因此，《庄子》在自古以来以儒家思想道德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无数遭遇困境的文人学者提供了现实道路的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慰藉，也对中国的社会精神和民族性格建设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2.个人的学术动机
在赵彦春的翻译研究、语言学和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与哲学有关的思路。在访谈中，他提到了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范式或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批评的重要性，说明“语言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王祖友，2015：73）。
在研究语言本身的同时，他更多地倾向于讨论语言与人类乃至宇宙的关系，这与本体论的要义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借助两千多年的哲学体系来反思和思考语言学的典型问题，从而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整合和推进相关问题，消除矛盾，实现统一。
在谈到翻译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时，赵彦春认为，一个译者应该处理好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表层与深层、高层结构与隐性结构的关系，并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有深刻的理解。这一哲学思想也是《庄子》英译的理论基础。
3.翻译的时代要求
虽然西方哲学在亚洲广泛传播，但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很少被提及。赵彦春不仅重视哲学及其对翻译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在翻译时承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责任，契合时代主流。
在《庄子》英译本的后记中，他意识到“中国文化被曲解了，其价值被低估了，其神采被遮蔽了”（赵彦春，2019：481），并希望消除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和推理的偏见。由于译者对当前中国传统典籍外译具备的文化自信，以及对中国经典缺失所造成的文化交流障碍的密切关注，《庄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翻译的源文本之一。 三.不同层面的内化：入侵
为获取文本的含义，译者阐释原文时不自觉地受到自身教育背景、学术素养、审美偏好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进而内化原文，尔后将业已内化了的原文再外化为译文”（王文斌，1999：94）。
1.个人经验的入侵
与大多数《庄子》译者不同的是，赵彦春坦言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参考之前的译本，因此个人的理解和经验对译本的阐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道”是庄子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于大多数译者根据发音把“道”译成“Dao”，赵彦春根据自己的理解把“道”译成“Word”。在他看来，在翻译中译者应该在语境中掌握词语的原意。如果译者在没有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对原文进行解读，很可能导致误解和误译。因此，他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解释“道”，认为将其译成“Word”可以“融通中西本体论哲学”（赵彦春，2019：482），这样既能读出庄子的“不言之言”，又能读懂庄子的言下之意。
2.文化意识的入侵
除了一些个人因素外，文化意识也会因此对原文进行入侵和提炼。译者突破文化、历史等许多因素设下的关卡，采用尤其体现在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中。
在大多数中国典籍中，人名、地名或谚语往往包含寓意深刻的文化与典故。赵彦春更注重术语背后的故事和起源，一般的人名与地名均用直译，而突出表现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则将直译与解释相结合。他把“中国情调”放在首位，把读者的理解置于次位，从而在翻译中创造出一种更加鲜明的风格。例如，把“蚩尤”翻译成“Great Bug”，把“勾践”翻译成“Crooked Treading”，以表现中国古代神话或历史故事的具体形象，引起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中的源语内涵。
四.多种策略的应用：吸收
阐释步骤的第三步为“吸收”，表示译者对原文的原始语义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解与归化。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向目的语靠拢的含义时有发生。因此，每次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吸收都会造成整个源语言系统的变形。
1.文化术语
大多数《庄子》英译本忽视了专名的文化色彩，但是赵译本弥补了这个缺陷。为了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赵彦春意译了《庄子》中所有他认为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包括近600个专用名词。
译本中的文化术语大致可分为五类：（1）反映中国哲学观、宇宙观的专名，如“道”、“太极”;（2）蕴含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名，如“轩辕”、“尧”;（3）词素反映社会体制和阶层的名字，如 “孔子”、“子列子”;（4）与文内寓言相关的专名，如“盗跖”、“支离疏”;（5）具有人生写意特点的谥号，如“齐桓公”、“鲁哀公”。（赵彦春，2019：7）
与之前译者不同的是，赵彦春摒弃了音译的方法，倾向于传达词语背后的文化色彩。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名中蕴含着中国远古时期的生态变化，赵译便采用意译，最为便捷有效地传递了文化信息。对于那些具有中国哲学思想和复杂信息的晦涩术语，赵译试图将其意化为具体的、易于读者想象和理解的意指对象来解释。
2.数词
为了不受任何偏见影响或不完全地向读者传达作者的意图，并消除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障碍，便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归化在翻译中的运用愈加频繁。
例1：适莽苍者，三餐而反……;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赵译：If one goes to a pasture， a preparation of three meals is enough …; if one goes as far as thirty miles， he needs to grind rice for a whole night; if one goes as far as three hundred miles， he needs to prepare food for three month.
在中西方文化中，“里”和“英里”都是描述距離的计量单位。虽然原文和译文在意义上不完全对等，但是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计量习惯，译者把目的语读者的思维习惯放在首位。第二句中从三到三百的数量变化直观说明了做不同的事情前准备程度的相应提高，同时采用排比的句式，重现了原文的说理性。
五.译出效果的平衡：补偿
经过前几步的处理，在翻译时一些信息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丢失。因此，译者需要在原语和目的语之间找到平衡，以“补偿”翻译中的信息缺失。在《庄子》英译中，译者试图在意象、句型和韵律方面寻求平衡。
1.意象
例2：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赵译：There in North Sea is a fish called Minnow， whose body spans about a thousand miles. When transformed into a bird， it is called Roc， whose back spans about a thousand miles.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鲲是大鱼，鹏是由鲲变成的大鸟，因此在英语没有对应的词。赵译将“鲲”释为“Minnow”，意指一种非常小的淡水鱼，并将它与《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巨型鸟类“Roc”相比较，解决了不同文化中对应形象缺失的翻译难题，进而弥补其文学性和可读性。
2.句型
例3：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余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赵译：Do what is regarded as good， away from fame; do what is regarded as harm， free of penalty.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nature， one can sustain his life， maintain his nature， build up his body and enjoy a long life. 译者采取意译的方法，将原文中阐释不明的概念，如“善”、“恶”、“保身”、“余生”等以简要的译文区分开来，以有序的文字排列形式保持了句型的对仗工整。在保持句型之美的同时，采用解释性的译法，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文化空白造成的理解偏差，从而进一步引导西方读者探索原文深意。
3.韵律
例 4：大知闲闲，小智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赵译：Those of gifts wander free; those with wits but bits see. The words from the Word glare; the words from the tongue flare.
赵译兼顾了原文的尾韵与句式，以aabb为押韵形式，且每个句子有六个音节，句式工整。赵译更注重原作的诗性特征，保持了译文的节奏感，颇有复沓之美。这种译法既能将原文中晦涩难懂的文化意义显化出来，又保持了原文的韵律结构，使直译可能导致的信息缺失得到补偿和平衡。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契机下，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为了在不丧失文化内涵的前提下传递经典，翻译必须充分再现原文的文学性。赵彦春的《庄子》英译本通过采取合适的翻译立场和翻译策略，保留了原著的文学性，也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提供了一个范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超越语言间不可逾越的藩篱，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信息，同时兼顾文学性的再现，使之成为形神兼备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1]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 1981.
[2]Rener， F.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M]. Amsterdam & Atlanta： Rodopi. 1989.
[3]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蔡新樂， 郁东占. 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8.
[5]辜正坤.庄子哲学英译研究新发展与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序姜莉博士《〈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J].中国翻译，2014，35（01）：63-66.
[6]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7]王文斌.文学翻译中的内化和外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01）：95-98+108.
[8]王祖友，赵彦春.百花齐放总是春——赵彦春教授访谈录[J].翻译论坛，2015（01）：72-79.
[9]夏天.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的应用：问题与方法[J].外语研究，2009（03）：81-87+112.
[10]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01）：32-39+82.
[11]赵彦春，吕丽荣.中国典籍英译的偏向与本质的回归[J].外国语文，2016，32（03）：95-100.
[12]赵彦春. 中华文化外译与中国学者的历史担当[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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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