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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学术界对儿童研究的重视，儿童文化研究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49～2020年儿童文化研究的期刊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如下特点：现阶段儿童文化研究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研究内容广泛，但各主题研究数量不均衡，某些主题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方法以质化研究为主。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对儿童文化研究的展望如下：加强儿童文化本体研究，坚持编撰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优化研究方法的结构，不断更新儿童文化研究数据库。
【关键词】儿童文化；期刊文献；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21）06-0002-05
【作者简介】步宁（1988-），女，河北衡水人，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与社会服务系助教，硕士；刘娟（1991-），女，山东滨州人，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部讲师，硕士。
一、问题提出
“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在卡西尔看来，人的劳作就是人的文化活动，决定了人的本质特征。人创造着文化，同时，文化塑造和熏陶着人，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被称为人的“第二遗传机制”[2]。从某种程度上讲，儿童与儿童文化的关系亦是如此。儿童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试图勾勒儿童生活图景，探寻儿童活动规律，维护儿童话语权。儿童文化已成为当下儿童教育的关键词之一，成人开始关注、研究儿童及儿童文化。本文试图对儿童文化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梳理儿童文化的研究现状，探寻儿童文化的研究空间。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三大数据库中，笔者对期刊文献进行高级精确搜索，关键词为“儿童文化”或篇名为“儿童文化”，发表时间为1949年至2020年，结果，在三大数据库搜索到的文献量分别为201篇、665篇和426篇，去掉内容重复、不相关文献499篇，最终用于分析的文献为793篇。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首先借助Excel对文献特征进行梳理与统计，然后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分析。内容分析过程如下：第一，抽样。以最终确定的793篇文献的摘要为样本（无摘要的文献，则以文献内容为样本）。第二，确定类目和分析单元，制作类目表格。依据研究目的，结合资料的特点，通过编码自行设计类目，形成4大类目（儿童文化相关教育、儿童文化理论建构、儿童文化产业和儿童文化元研究）和21个小类目。分析单元即793篇文献的摘要或内容，按顺序编号为1、2、3、4……793。在确定类目和分析单元的基础上，制作类目表格。第三，评判记录。两位研究者在对类目理解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借助类目表格，按照相同分析单元的顺序，对同一分析材料单独进行系统的判断，并记录各类目出现的数量。第四，信度计算。信度是指两个以上参与内容分析的研究者对相同类目判断的一致性。在第一次单独评判记录后，计算的R值为80.95%；本着“重复评判，直至可接受的信度”原则，两人共同修订分析类目，重新评判个别分析单元，最终计算的R值为96.91%。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儿童文化研究历经四个发展阶段
本文以五年为一个时间节点，对1949～2020年期间的文献发表数量进行统计（见下图），发现儿童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1960年的零星出现阶段，1961～1980年的停滞阶段，1981～2005年的萌芽阶段，2006～2020年的迅速发展阶段。
1949～1960年为零星出现阶段。我国“确立了全方位的‘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3]，“强调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主导作用”[4]，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一期间，有2篇关注儿童文化的文献。其中一篇主要介绍齐齐哈尔市的儿童文化馆，文中提及“发动儿童帮助我们工作，并且随时征求儿童的意见……我们要处处从儿童角度着想……”[5]。由此可见，當时齐齐哈尔市儿童文化馆的工作者已开始关注儿童，事事想着儿童。这与当时主流的教育理念、政策方针有所不同，可谓是“星星点点”。
1961～1980年为停滞阶段。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幼儿园教育与研究工作也被卷入了“教育革命”当中，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终结之后，面对几乎全面瘫痪的教育系统和失去活力的教育生态，首要的便是从政策上宣布对‘文革’期间相关教育方针的否定和终止。”[6]从此，幼儿园教育和科研工作也随之慢慢恢复正常状态，儿童文化研究也在酝酿之中。总体而言，1961～1980年，儿童文化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阶段。
1981～2005年为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儿童文化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儿童文化的基本特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关系以及儿童文化消费等。面对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从最基础的研究问题开始，带有正本清源的色彩，如儿童文化的基本特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关系等研究主题。同时，研究问题的确定也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了，儿童自然裹挟其中”[7]。儿童文化消费便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内容。
2006～2020年为迅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儿童文化研究的主题较广泛，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基础性理论研究逐步递进，已关注儿童文化的存在危机与重构。这一时期，研究者不仅继续解读和思考儿童文化的内涵、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还关注到儿童文化的生存危机，讨论着儿童文化安全，探讨儿童文化的重建策略。其二，随着对儿童文化研究的深入，儿童文化视野下的教育探索成为一大研究内容。儿童文化基础性理论研究波及了教育实践。教育实践者更加关注儿童、关注儿童文化，开展儿童文化视野下的教育实践探索活动，并将探索经验加以总结、发表，层出不穷。 （二）儿童文化研究的主题分析
1. 各主题的研究数量不平衡
本文经编码发现，儿童文化研究主要包括四大主题：儿童文化相关教育、儿童文化理论建构、儿童文化产业和儿童文化元研究。各主题的数量统计结果详见下表（见下页）。
从统计结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儿童文化相关教育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共439篇，约占总量的55.36%。其中，小学方面的研究数量远远超过幼儿园方面的研究数量，说明幼儿园基于儿童文化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相关研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第二，儿童文化相关研究（儿童文化相关教育、儿童文化产业）的数量（602篇）明显多于儿童文化本体研究（儿童文化理论建构、儿童文化元研究）的数量（191篇）。
2. 各主题研究内容分析
（1）儿童文化相关教育
儿童文化相关教育研究包括五个子研究主题，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第一，基于儿童文化视角，开展小学教育实践探索研究，主要包括各学科教学研究、班级管理研究等。第二，关注儿童文化，建设校园或幼儿园文化，涉及师生或师幼关系、墙壁文化、教育理念、学习制度等。第三，基于儿童文化视角，探索幼儿园课程的开展。研究者从各自角度深入讨论儿童文化在幼儿园课程建设、活动设计、课程实施、班级管理等方面的运作。第四，在儿童文化视角下，探究教育的应然状态。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基本站在同一立场，即在尊重儿童与儿童文化的前提下开展教育活动。第五，基于儿童文化视角，反思儿童教育师资培养路径。儿童文化研究影响着儿童教育师资的培养，这引起了相关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师资培养的反思，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
（2）儿童文化理论建构
儿童文化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领域，围绕儿童文化展开的内涵、特征、功能、危机、安全、建构以及与成人文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大多为理论研究，统称为“儿童文化理论建构”。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研究内容较广泛。儿童文化理论建构涉及的研究内容较多，包括儿童文化内涵、特征、功能、与成人文化的关系、危机、建构、权利等方面。第二，个别研究主题研究力度不够。儿童文化权利和儿童文化适应相关研究只关注到弱势儿童群体和特殊儿童群体，对普通儿童群体的文化权利和文化适应问题关注较少。第三，大多研究主题已形成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对某一研究主题展开研究，现已积累形成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如研究者普遍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如下特征：游戏性、艺术性、整体性（边霞，2000；等）、原初性、可塑性（邓琪瑛，2010）等；儿童文化具有如下功能：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传承的功能（高娴，2016），利于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郑素华，2010）等。又如，面对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问题时，研究者大都认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呈相辅相成关系（刘晓东，2005；等）。再如，一些研究者关注儿童文化危机，认为儿童文化受到三方面的影响：成人文化（杜晓利，2001）、大众传媒（涂德兰，2014）和正在压缩的儿童群体精神生活空间（穆楠，2013）。面对儿童文化危机，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探索儿童文化建构路径，大体有三种：借助天性或文化（张小翠，陈世联，2010）、借助媒体（张娣，2016）和借助教育或课程（郑素华，2011）。
（3）儿童文化产业
有研究者指出，“儿童文化产业应当包括儿童文化内容的创作和发源，儿童文化产品的制造，儿童文化内容的复制和传播，儿童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8]。儿童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反映出儿童文化产业发展的两种走向：市场商业走向和公益服务走向。反映市场商业走向的相关研究以儿童电影研究为主，并预示儿童文化市场的两种发展趋势：高校创新创业面向儿童文化市场（吴利锋，2012；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融合儿童文化元素（段能斌，2014；等）。反映市场商业走向的研究还包括儿童文化传播研究（张欣颖等，2019）和儿童文化消费研究（哨井风，2007；等）。反映公益服务走向的研究主要是儿童文化服务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种方式：建造“儿童活动中心”等活动场所（何阳智等，2018；等），利用现有公共图书馆（张之梅，2014；等），举办儿童文化艺术节。
（4）儿童文化元研究
儿童文化元研究是指对儿童文化研究的研究，包括儿童文化研究综述、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和儿童文化研究数据库介绍等，总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整体上看，儿童文化研究综述的内容兼顾整体与主题，但以主题性研究综述为主。整体性研究综述是对儿童文化的整体研究状况进行述评，仅有2篇。主题性研究综述是指对儿童文化某方面研究文献进行的评述，涉及儿童文化特征、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文化问题、儿童游戏与儿童文化关系、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关系等。第二，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观点成熟、视角独特，但出现中断现象。“《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是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自2007年开始逐年编撰并出版的年度大型儿童文化学术报告集。”[9]从可查的有限文献中，我们只能找到2007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和2013年的相关文献。这与《中国儿童文化》杂志的停办不无关系。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儿童文化年度报告介绍类和儿童文化理论研究述评类。其中，儿童文化理论研究述评类文献深刻剖析当年儿童文化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理性勾画儿童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蓝图。如刘晓东（2014）根据2010年以来相关研究文献数量的涨幅，做出如下判断“若以这几年的涨幅变化的趋势来看，十年后中国的儿童研究或许能进入中国版‘儿童研究运动’的繁荣状态”[10]。第三，儿童文化研究数据库的创建体现了儿童文化研究的时代性。“2010年3月，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ZADL）特色数据库第二期建设项目之一的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11]，历时两年完成。该数据库在建设中“尽最大可能收录儿童文化研究领域的有价值的文献”[12]。儿童文化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是信息化时代的要求，也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具有时代意义。 3. 以质化研究方法为主
在儿童文化研究的文献中，常常出现一篇文章采用两种或多种研究方法的情况，因此对研究方法的分析采用了重复赋值的方式（即若一篇文章既使用了问卷法，又使用了访谈法，则这篇文章被赋值两次）。整体来看，以质化研究方法为主，其中，论述分析法使用最多。在不同研究主题中，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也不同。兒童文化相关教育较其他研究主题更多采用案例法，且案例内容集中于幼儿园和小学课程。儿童文化元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主要采用论述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
四、研究反思与展望
经过上述分析，本文发现儿童文化相关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儿童文化研究现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研究内容广泛，但各主题的研究数量不均衡，某些主题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方法以质化研究为主。基于以上研究特点，本文对儿童文化研究的展望如下。
（一）加强儿童文化本体研究，尤其是目前研究数量较少的主题
“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研究领域”[13]，有其内在的理论研究逻辑体系。儿童文化本体研究是儿童文化研究的基础。如上文所述，儿童文化本体研究包括儿童文化理论建构研究和儿童文化元研究，以儿童文化理论建构研究为主。目前，从数量上讲，儿童文化本体研究（191篇）占儿童文化总体研究（793篇）的24.09%，未成为儿童文化研究的主体。从研究主题上讲，儿童文化本体研究主题相对较丰富，但出现不平衡现象，如儿童文化安全和儿童文化功能研究数量较少。就单一研究主题而言，有些研究主题缺乏广度，如在儿童文化权利研究中，极少关注普通儿童群体的文化权利；有些研究主题仍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如儿童文化特征，可从新的视角继续探究。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应更加关注儿童文化本体研究的主题，从不同视角丰富、拓展与深化儿童文化本体研究，诸如加强儿童文化内涵、特征、功能、权利、安全和建构等方面的研究。
（二）坚持编撰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引领儿童文化研究前沿
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编撰的《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是对每年度儿童文化研究成果的汇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儿童文化研究的水平。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成果种类多、范围广，主要表现在年度报告囊括的内容上。以《2007年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为例，其内容分为“文件报告、学术前沿、热点聚焦、2007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论文索引、2007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博硕士论文索引等五个版块。”[14]其二，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专业思考和理论深度，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关注儿童、儿童文化的历史研究，关注中国当代儿童学的学科建设，关注儿童观、儿童哲学、儿童游戏等相关领域，努力构建儿童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体系，使其在不断丰富研究成果过程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如编撰者所预期的那样，《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积累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共同推进、提升相关学科的整体建设及其学术水平”[15]。
（三）优化研究方法的结构，尝试采用民族志等方法进行儿童文化研究
儿童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取以质化研究为主。本文发现，在已有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并未被采用过。而“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深入人类活动（包括教师日常教育教学）的现场，通过实际的观察、测验、谈话等方式，了解到其他研究方法无法得到的资讯。”[16]民族志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幼儿群体，描述幼儿的生活方式，描绘更加真实、生动的儿童文化画面。此外，随着幼儿生活场景的增多和不断转换，若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描绘儿童文化画面，民族志则需有跨界视角，即跨界民族志。跨界民族志能够超越场景，把握不同场景中儿童文化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总体而言，民族志和跨界民族志两种研究方法实施时的侧重点不同，民族志重在“发现某一语境中的文化模式”[17]，跨界民族志重在“超越传统的学校、家庭和社区等语境，在流动中重构新的语境，建立对他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即文化翻译”[18]。后期儿童文化研究可以采用民族志或跨界民族志研究方法，打开儿童文化研究的新格局。
（四）不断更新儿童文化研究数据库，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的作用
数据库有其自身运作规律，即所谓的“生命周期”。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同样面临着“失去价值”的风险，面临着被处理、删除或合并的结果。为了保持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的活力，就需要不断维护和更新数据库。当然，这“既包括技术更新与维护，也包括知识内容的补充、修正和替换的后期管理工作。”[19]因此，企盼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管理者能够协调各方力量，保持数据库的活力，让其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与《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在形式上相得益彰，形成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阵地。
【参考文献】
[1] [德]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15.
[2] 崔新建.人与文化：走出人类困境的基点[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4）：89-97.
[3][6] 刘小红.中国现当代幼儿园课程价值取向的流变与反思——基本课程文本的分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3：89，147-148.
[4] 王春燕.中国学前课程百年发展、变革的历史与思考[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56.
[5] 孟福禄.齐齐哈尔市的儿童文化馆[J].文物，1951（9）：62-65.
[7] 郑素华.儿童文化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57.
[8] 杨延丽，郭雪，黄子轩.儿童文化产业定义初探[J].新余高专学报，2009（5）：14-16.
[9][13] 方卫平.为儿童文化研究留下一份学术档案——关于《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0（5）：91-94.
[10] 刘晓东.2013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理论研究述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35-42.
[11][12][19] 傅小进.儿童文化研究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实践——以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杂志，2013（5）：62-64.
[14][15] 方卫平.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留下思想印痕[J].出版参考，2009（10）：28.
[16] 陆静尘，李子建.学校情境中的教师实践知识——叙事探究和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视角[J].香港教师中心学报， 2011（10）：51-60.
[17][18] 吴晓蓉，李海峰.跨界与批判：当代西方教育民族志的新视野[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212-218.
通讯作者：步宁，[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 王平平）
【关键词】儿童文化；期刊文献；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21）06-0002-05
【作者简介】步宁（1988-），女，河北衡水人，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与社会服务系助教，硕士；刘娟（1991-），女，山东滨州人，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部讲师，硕士。
一、问题提出
“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在卡西尔看来，人的劳作就是人的文化活动，决定了人的本质特征。人创造着文化，同时，文化塑造和熏陶着人，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被称为人的“第二遗传机制”[2]。从某种程度上讲，儿童与儿童文化的关系亦是如此。儿童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试图勾勒儿童生活图景，探寻儿童活动规律，维护儿童话语权。儿童文化已成为当下儿童教育的关键词之一，成人开始关注、研究儿童及儿童文化。本文试图对儿童文化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梳理儿童文化的研究现状，探寻儿童文化的研究空间。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三大数据库中，笔者对期刊文献进行高级精确搜索，关键词为“儿童文化”或篇名为“儿童文化”，发表时间为1949年至2020年，结果，在三大数据库搜索到的文献量分别为201篇、665篇和426篇，去掉内容重复、不相关文献499篇，最终用于分析的文献为793篇。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首先借助Excel对文献特征进行梳理与统计，然后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分析。内容分析过程如下：第一，抽样。以最终确定的793篇文献的摘要为样本（无摘要的文献，则以文献内容为样本）。第二，确定类目和分析单元，制作类目表格。依据研究目的，结合资料的特点，通过编码自行设计类目，形成4大类目（儿童文化相关教育、儿童文化理论建构、儿童文化产业和儿童文化元研究）和21个小类目。分析单元即793篇文献的摘要或内容，按顺序编号为1、2、3、4……793。在确定类目和分析单元的基础上，制作类目表格。第三，评判记录。两位研究者在对类目理解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借助类目表格，按照相同分析单元的顺序，对同一分析材料单独进行系统的判断，并记录各类目出现的数量。第四，信度计算。信度是指两个以上参与内容分析的研究者对相同类目判断的一致性。在第一次单独评判记录后，计算的R值为80.95%；本着“重复评判，直至可接受的信度”原则，两人共同修订分析类目，重新评判个别分析单元，最终计算的R值为96.91%。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儿童文化研究历经四个发展阶段
本文以五年为一个时间节点，对1949～2020年期间的文献发表数量进行统计（见下图），发现儿童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1960年的零星出现阶段，1961～1980年的停滞阶段，1981～2005年的萌芽阶段，2006～2020年的迅速发展阶段。
1949～1960年为零星出现阶段。我国“确立了全方位的‘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3]，“强调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主导作用”[4]，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一期间，有2篇关注儿童文化的文献。其中一篇主要介绍齐齐哈尔市的儿童文化馆，文中提及“发动儿童帮助我们工作，并且随时征求儿童的意见……我们要处处从儿童角度着想……”[5]。由此可见，當时齐齐哈尔市儿童文化馆的工作者已开始关注儿童，事事想着儿童。这与当时主流的教育理念、政策方针有所不同，可谓是“星星点点”。
1961～1980年为停滞阶段。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幼儿园教育与研究工作也被卷入了“教育革命”当中，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终结之后，面对几乎全面瘫痪的教育系统和失去活力的教育生态，首要的便是从政策上宣布对‘文革’期间相关教育方针的否定和终止。”[6]从此，幼儿园教育和科研工作也随之慢慢恢复正常状态，儿童文化研究也在酝酿之中。总体而言，1961～1980年，儿童文化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阶段。
1981～2005年为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儿童文化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儿童文化的基本特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关系以及儿童文化消费等。面对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从最基础的研究问题开始，带有正本清源的色彩，如儿童文化的基本特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关系等研究主题。同时，研究问题的确定也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了，儿童自然裹挟其中”[7]。儿童文化消费便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内容。
2006～2020年为迅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儿童文化研究的主题较广泛，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基础性理论研究逐步递进，已关注儿童文化的存在危机与重构。这一时期，研究者不仅继续解读和思考儿童文化的内涵、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还关注到儿童文化的生存危机，讨论着儿童文化安全，探讨儿童文化的重建策略。其二，随着对儿童文化研究的深入，儿童文化视野下的教育探索成为一大研究内容。儿童文化基础性理论研究波及了教育实践。教育实践者更加关注儿童、关注儿童文化，开展儿童文化视野下的教育实践探索活动，并将探索经验加以总结、发表，层出不穷。 （二）儿童文化研究的主题分析
1. 各主题的研究数量不平衡
本文经编码发现，儿童文化研究主要包括四大主题：儿童文化相关教育、儿童文化理论建构、儿童文化产业和儿童文化元研究。各主题的数量统计结果详见下表（见下页）。
从统计结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儿童文化相关教育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共439篇，约占总量的55.36%。其中，小学方面的研究数量远远超过幼儿园方面的研究数量，说明幼儿园基于儿童文化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相关研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第二，儿童文化相关研究（儿童文化相关教育、儿童文化产业）的数量（602篇）明显多于儿童文化本体研究（儿童文化理论建构、儿童文化元研究）的数量（191篇）。
2. 各主题研究内容分析
（1）儿童文化相关教育
儿童文化相关教育研究包括五个子研究主题，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第一，基于儿童文化视角，开展小学教育实践探索研究，主要包括各学科教学研究、班级管理研究等。第二，关注儿童文化，建设校园或幼儿园文化，涉及师生或师幼关系、墙壁文化、教育理念、学习制度等。第三，基于儿童文化视角，探索幼儿园课程的开展。研究者从各自角度深入讨论儿童文化在幼儿园课程建设、活动设计、课程实施、班级管理等方面的运作。第四，在儿童文化视角下，探究教育的应然状态。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基本站在同一立场，即在尊重儿童与儿童文化的前提下开展教育活动。第五，基于儿童文化视角，反思儿童教育师资培养路径。儿童文化研究影响着儿童教育师资的培养，这引起了相关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师资培养的反思，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
（2）儿童文化理论建构
儿童文化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领域，围绕儿童文化展开的内涵、特征、功能、危机、安全、建构以及与成人文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大多为理论研究，统称为“儿童文化理论建构”。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研究内容较广泛。儿童文化理论建构涉及的研究内容较多，包括儿童文化内涵、特征、功能、与成人文化的关系、危机、建构、权利等方面。第二，个别研究主题研究力度不够。儿童文化权利和儿童文化适应相关研究只关注到弱势儿童群体和特殊儿童群体，对普通儿童群体的文化权利和文化适应问题关注较少。第三，大多研究主题已形成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对某一研究主题展开研究，现已积累形成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如研究者普遍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如下特征：游戏性、艺术性、整体性（边霞，2000；等）、原初性、可塑性（邓琪瑛，2010）等；儿童文化具有如下功能：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传承的功能（高娴，2016），利于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郑素华，2010）等。又如，面对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问题时，研究者大都认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呈相辅相成关系（刘晓东，2005；等）。再如，一些研究者关注儿童文化危机，认为儿童文化受到三方面的影响：成人文化（杜晓利，2001）、大众传媒（涂德兰，2014）和正在压缩的儿童群体精神生活空间（穆楠，2013）。面对儿童文化危机，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探索儿童文化建构路径，大体有三种：借助天性或文化（张小翠，陈世联，2010）、借助媒体（张娣，2016）和借助教育或课程（郑素华，2011）。
（3）儿童文化产业
有研究者指出，“儿童文化产业应当包括儿童文化内容的创作和发源，儿童文化产品的制造，儿童文化内容的复制和传播，儿童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8]。儿童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反映出儿童文化产业发展的两种走向：市场商业走向和公益服务走向。反映市场商业走向的相关研究以儿童电影研究为主，并预示儿童文化市场的两种发展趋势：高校创新创业面向儿童文化市场（吴利锋，2012；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融合儿童文化元素（段能斌，2014；等）。反映市场商业走向的研究还包括儿童文化传播研究（张欣颖等，2019）和儿童文化消费研究（哨井风，2007；等）。反映公益服务走向的研究主要是儿童文化服务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种方式：建造“儿童活动中心”等活动场所（何阳智等，2018；等），利用现有公共图书馆（张之梅，2014；等），举办儿童文化艺术节。
（4）儿童文化元研究
儿童文化元研究是指对儿童文化研究的研究，包括儿童文化研究综述、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和儿童文化研究数据库介绍等，总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整体上看，儿童文化研究综述的内容兼顾整体与主题，但以主题性研究综述为主。整体性研究综述是对儿童文化的整体研究状况进行述评，仅有2篇。主题性研究综述是指对儿童文化某方面研究文献进行的评述，涉及儿童文化特征、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文化问题、儿童游戏与儿童文化关系、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关系等。第二，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观点成熟、视角独特，但出现中断现象。“《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是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自2007年开始逐年编撰并出版的年度大型儿童文化学术报告集。”[9]从可查的有限文献中，我们只能找到2007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和2013年的相关文献。这与《中国儿童文化》杂志的停办不无关系。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儿童文化年度报告介绍类和儿童文化理论研究述评类。其中，儿童文化理论研究述评类文献深刻剖析当年儿童文化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理性勾画儿童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蓝图。如刘晓东（2014）根据2010年以来相关研究文献数量的涨幅，做出如下判断“若以这几年的涨幅变化的趋势来看，十年后中国的儿童研究或许能进入中国版‘儿童研究运动’的繁荣状态”[10]。第三，儿童文化研究数据库的创建体现了儿童文化研究的时代性。“2010年3月，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ZADL）特色数据库第二期建设项目之一的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11]，历时两年完成。该数据库在建设中“尽最大可能收录儿童文化研究领域的有价值的文献”[12]。儿童文化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是信息化时代的要求，也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具有时代意义。 3. 以质化研究方法为主
在儿童文化研究的文献中，常常出现一篇文章采用两种或多种研究方法的情况，因此对研究方法的分析采用了重复赋值的方式（即若一篇文章既使用了问卷法，又使用了访谈法，则这篇文章被赋值两次）。整体来看，以质化研究方法为主，其中，论述分析法使用最多。在不同研究主题中，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也不同。兒童文化相关教育较其他研究主题更多采用案例法，且案例内容集中于幼儿园和小学课程。儿童文化元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主要采用论述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
四、研究反思与展望
经过上述分析，本文发现儿童文化相关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儿童文化研究现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研究内容广泛，但各主题的研究数量不均衡，某些主题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方法以质化研究为主。基于以上研究特点，本文对儿童文化研究的展望如下。
（一）加强儿童文化本体研究，尤其是目前研究数量较少的主题
“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研究领域”[13]，有其内在的理论研究逻辑体系。儿童文化本体研究是儿童文化研究的基础。如上文所述，儿童文化本体研究包括儿童文化理论建构研究和儿童文化元研究，以儿童文化理论建构研究为主。目前，从数量上讲，儿童文化本体研究（191篇）占儿童文化总体研究（793篇）的24.09%，未成为儿童文化研究的主体。从研究主题上讲，儿童文化本体研究主题相对较丰富，但出现不平衡现象，如儿童文化安全和儿童文化功能研究数量较少。就单一研究主题而言，有些研究主题缺乏广度，如在儿童文化权利研究中，极少关注普通儿童群体的文化权利；有些研究主题仍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如儿童文化特征，可从新的视角继续探究。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应更加关注儿童文化本体研究的主题，从不同视角丰富、拓展与深化儿童文化本体研究，诸如加强儿童文化内涵、特征、功能、权利、安全和建构等方面的研究。
（二）坚持编撰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引领儿童文化研究前沿
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编撰的《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是对每年度儿童文化研究成果的汇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儿童文化研究的水平。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成果种类多、范围广，主要表现在年度报告囊括的内容上。以《2007年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为例，其内容分为“文件报告、学术前沿、热点聚焦、2007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论文索引、2007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博硕士论文索引等五个版块。”[14]其二，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专业思考和理论深度，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关注儿童、儿童文化的历史研究，关注中国当代儿童学的学科建设，关注儿童观、儿童哲学、儿童游戏等相关领域，努力构建儿童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体系，使其在不断丰富研究成果过程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如编撰者所预期的那样，《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积累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共同推进、提升相关学科的整体建设及其学术水平”[15]。
（三）优化研究方法的结构，尝试采用民族志等方法进行儿童文化研究
儿童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取以质化研究为主。本文发现，在已有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并未被采用过。而“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深入人类活动（包括教师日常教育教学）的现场，通过实际的观察、测验、谈话等方式，了解到其他研究方法无法得到的资讯。”[16]民族志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幼儿群体，描述幼儿的生活方式，描绘更加真实、生动的儿童文化画面。此外，随着幼儿生活场景的增多和不断转换，若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描绘儿童文化画面，民族志则需有跨界视角，即跨界民族志。跨界民族志能够超越场景，把握不同场景中儿童文化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总体而言，民族志和跨界民族志两种研究方法实施时的侧重点不同，民族志重在“发现某一语境中的文化模式”[17]，跨界民族志重在“超越传统的学校、家庭和社区等语境，在流动中重构新的语境，建立对他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即文化翻译”[18]。后期儿童文化研究可以采用民族志或跨界民族志研究方法，打开儿童文化研究的新格局。
（四）不断更新儿童文化研究数据库，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的作用
数据库有其自身运作规律，即所谓的“生命周期”。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同样面临着“失去价值”的风险，面临着被处理、删除或合并的结果。为了保持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的活力，就需要不断维护和更新数据库。当然，这“既包括技术更新与维护，也包括知识内容的补充、修正和替换的后期管理工作。”[19]因此，企盼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管理者能够协调各方力量，保持数据库的活力，让其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儿童文化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与《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在形式上相得益彰，形成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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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吴晓蓉，李海峰.跨界与批判：当代西方教育民族志的新视野[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212-218.
通讯作者：步宁，[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 王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