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发现一个让他备感困惑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经过一番研究后他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60年过去，费正清所提出的政商命题在当下中国仍似一道“博士后”级难题困扰着中国商人。王健林日前在委婉地回应美国媒体对他的政商交易调查时说，他一直坚定地做一个正派的人，他的原则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但他承认“在中国，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要高深？”。
　　政商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感慨，“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中国政商关系之乱，主要源于两点，一、手握权力的人掌握了过多的资源且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约束；二、商业与权力交往互动的机制不健全、不透明，商人缺乏与权力博弈的制度支持。
　　近年来也有好的信号出现。习近平掀起的反腐风暴、李克强的简政放权以及互联网创新创业带来的新兴经济体的涌现，改变旧有的拼资源和拼审批为拼创新和拼市场，新的政商关系似乎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有所突破。但前景仍然难以乐观，尤其是最近出现的一些新迹象，令人备感忧虑。
　　今年年初，被视为最能代表互联网精神的领袖企业阿里巴巴与工商总局爆发的一场“公民不服从”式的冲突，本应成为一次绝佳的关于行政执法程序合法化的全民大讨论，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舆论始终围绕在“阿里到底有没有售假、阿里被罚到底冤不冤”等问题上，阿里反抗的核心——行政处罚程序违法问题，完全被忽略掉了。
　　去年，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卷入了一场涉嫌以权贵资本做后台、闪电拿牌照而被调查的传言中，乐视股价一泻千里，贾跃亭滞留海外半年之久。就在各方猜测乐视难逃此劫后，贾跃亭突然露面，宣告安全着陆，并随后如魔术般宣告乐视将造手机、造汽车等一系列规划，股价暴涨，形势陡然逆转。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新一轮的政商博弈周期可能到来了”的担忧。他说，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过去十年“渡口”出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能源型产业，二是金融领域，眼下的新趋势是进入互联网，一次新的收割的开始。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在中国式的政商环境下，王健林主张的回避政治的商业智慧备受推崇。之前，备受企业家群体尊敬的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先生曾分享过他的一段经历。在联想创业之初，货物从深圳过海关进香港时，经常被一位边检小吏刁难，联想一怒之下找这位小吏的上级机关投诉，结果这位小吏倒不再轻易滋扰，但从此以后联想在这个关口就没好日子过了，接二连三的报复性抽查令他苦不堪言。柳传志说，经此一役，他总结一句话，冤死不告官。这样的处事之道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主流思想。所以阿里巴巴的公开抗争令人格外吃惊，事后马云面见高官迅速和解才显得“很有智慧”。
　　而且，政府的反腐还没完成，权力也还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李克强将简政放权看做自断手臂的壮举，但他同样忧心于政府审批“像开车一样，松了手刹，还踩着脚刹，明放暗不放”，并怒斥“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样的权力刁难。虽然当前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强劲，但如果不能催生出一套诸如官员财产公开、官员竞争等根本性制度，以及严格的舆论监督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权力监督将缺乏制度保障。
　　中国式的政商关系会走向何方？一方面是新气象，一方面是新担忧。“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这个传统在逐渐消解，这个传统又依然顽固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