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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善腊先生的《我与武汉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全书二十六万多字，第一辑是随笔，第二辑是资政，第三辑是附录。这本书所生成的文本形式，无论是文学性的散文随笔、评论、诗歌、纪实报告、序言，或是官样文件的史料，经济学漫谈、商榷，以及现代传媒的短信等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即把对于社会现实的多元化和个人化的观察、体验和思想融入这个曾经的“社会公共写作”模式之中。它以“动态的、灵活多变、自我生成形式”，达到了一种越界的书写，因而它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书”的模式突破。《三十年》这本书，自由、开放、多元、具有不确定性，它没有开始，没有结尾，没有中心思想，没有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故事情节，它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然而，正是这种“非意义”，却包含着更宽泛，更多层含义的意象。多层含义在时间经验回忆所提供的叙述中，不再是刻板的再现，词语堆砌的狂欢，而是意义在不断生成的动态累积中，看到了“怎么回事”。
碎片化的文本：以时间经验的回忆呈现
作者是一位“在场者”，他见证了武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三十年，并参与决策、践行了武汉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从某种程度讲，他是见证者之一，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从书写的角度而言，他是感受者又是体验者，让天道与生命紧密衔接，让事物与心灵紧密连接，以人物及交往纠葛为纵横骨架，把历史的偶然更真实地展示出来，将“这些人，那些事”的存在之力量，得以真实地展示，便成为了作者以“时间”推动催促事物变化的驱动力。
在第一辑的随笔中，作品以时间为界别，书写了《人到云中海似杯》、《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竹影扫阶尘不动》等散文随笔，文章中的这些人都是作者与老领导交往的回忆。
作者在《人到云中海似杯》里，写到了姜兆基老市长。看得出，作者对这位革命老前辈想说的话很多，思念与感恩的情谊，只能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无尽思念与敬意。虽然老市长“离开我们已有十一个年头（作品第59页），然而，思念的这一挽联，仍是作者的心碑。
用时间的象征，时间的杰作，时间的沉重，展示姜兆基作为个体生命的意义，积极存在的精神价值，而作者的这一记忆，便使得生命重访过去，将席卷而去的生存空间所遮蔽、失落的真实得以再现。当我们回首展望武汉经济建设三十年历史时，作者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姜兆基个人色彩的纪念碑，重要的是积攒在箱底的精神文化价值。
亦师亦友的殷增涛，在作者的笔下，是个有“智慧魅力”的人。当他将漂散于时间长河中的财富拢聚在一起时，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媒体记者，都从他“大的口气中，知道了武汉要建成东方芝加哥”。我以为，这是作者对他智慧与魅力所带来的“人的能动运作”的赞许。他可以“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行在武汉三镇”，“九十年代，作为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他先后“主持并参与了天河机场一期工程，长江二桥、白沙洲大桥、轻轨一期等大项目的建设”，“他曾经五年担任武汉市防汛常务副指挥长”，“非典”期间的副指挥长（作品第25页）。对于现实与现世的执着，殷增涛是一个个体和私人性的形象。但他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所呈现出来是领导才能和他在领导岗位上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经济建设的贡献和他的思想情操。显而易见，这些历史性的判断隐藏了一个知识文化人的敏锐，种种情辞恳切的良知和人格魅力的情怀，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意义的生命个体形象，他身上凝结了历史，凝聚了历史的人类的普遍经验，而“这种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支柱”（作品第10页），除了殷增涛对武汉人民福祉的“永远牵挂”，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思想认知。
“行者无疆、面对明天，我还要背负行囊，向前跋涉。”（作品第25页）这足以体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坚韧风格，不知不觉地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而且是他自愿背起的，这种为政治实践所注入积极建构性的价值观，也在内应着践行者的品格。通过积极的对象化实践活动，连结起个体与社会，现在与未来，为此，作者所书写的《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便揭示了与之关联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与精神价值。
作者用“竹影扫阶尘不动”的诗句，回忆了与郭友中教授交往的岁月。作者说：“郭友中老师作为一位科学家、学者，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是“楷模形象”，尤为可贵的是，他退居二线后，利用一个学者的“知与行”的性格魅力，为武汉光谷的上马，为武汉在“中部崛起”，尽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尽的责任。在他身上尽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意识和旷世情怀。
作者热情地讴歌了三位领导的信仰与信念。真挚与朴素的品质，构成了作者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结，作者在散文化的叙述中，所调制出的浓郁的抒情意味萦绕在读者心中，挥之不去。
作者以白纸黑字承担思想，抗拒遗忘，把几乎已经跌落到时间深处的记忆捞上来，以获得重新观照，由此读者便获得他们在“武汉经济建设发展三十年”中的重量。从这个意义讲，作者所营造的时间经验回忆性的书写形式，表达了在昔日文明的进程中所寄托的对武汉永恒的乡愁与热恋。
理性的引领：经验与经历，偶然与必然
《三十年》用了大量的经济学随笔、序言、纪实报告、读书杂谈等，比较详细、真实而客观地展示了武汉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历程。“我”和时间中的人与事，既是一个改革时间的标志，又是让时间控制着事件进展的主轴。而展示作品内容上的厚重与宽广，作者则是以哲学的眼光，捕捉那些在经济建设中“不确定”的因素，真实地反映由偶然转为必然的人的能动运作过程。
用十年的时间，实现武汉“乙烯梦”，这在武汉经济建设发展的历史中，是罕见的事。如果“向上追溯‘乙烯梦’，前后历经40多年”（作品第126页）上下求索，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十年之中，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而“洪山区那块地、市委、市政府一直为乙烯项目预留”，“三轮城市总体规划中，都将北湖地区明确为武汉的化工新城”。（作品第178页）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生存经验的巨大转换，激励置身其中的生存者，也给为政的市长、书记们，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感官触点，激情源于他们的经历，虽是“巧合”、偶然地“上报了乙烯”（作品第178页），但是，没有改革生机的经济建设的寻找与掘进的经验，没有敏锐的市场经济的眼光，机遇也会擦肩而过。 追忆《十年乙烯梦》不是简单地复述梦，它是一种重温和思考。蓦写生活，是要体现责任意识和勇于突破的时代精神，旨在传承，让精神的力量击穿麻木，消灭腐化，点燃生命，给人以激荡的情怀。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作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过去的事件，重新分类，整理和鉴别，并以其独特的叙事功能和时间秩序的演进方式，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建构形象化武汉的历史记忆，论证乙烯项目由偶然走向必然的逻辑的任务，这种论证形式在文学上是一个探索又是开创。通过历史资料、事件真实性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和文件记录得以完成，于是，这样的文学形式的文本，就更贴近群众的阅读习惯，更容易达到“化大众”的效果。将彼此共通的经验凝聚在一起，形成共享的历史记忆，便显示出作品的独特优势。用人的能动性运作的钥匙，撬开了像山一样的困难。“掉过头去往回走”，这不是大武汉人的性格。
从话语层面看，《十年乙烯梦》、《武汉中国光谷是湖北百年工业发展结果》等纪实性的篇章，语言简单，有比较多的数据性实证与时间进程的拼合，但是若要耐心读下去，细心品味，我们便会发现他在用一种“切近”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姿态。而切近的点是从论述进入的。一部分是解释，有点像串讲和导读，在细读中阐释作品内在的旨意，另一部分是解说，一是“我”的议论之说，二是事实实证之说，以理性引领的框架衔接作品内在的逻辑关系，直抵叙述最核心的问题。作者以一种较为舒缓平和的语气展开这一叙述，文本中所蕴含的信息感染力和引领力，对读者有了一种明晰的文本力量。据此，这些篇章的最大亮点就在于用简约的笔法，燃烧了作者的内核：信念比创造力更驱动创新。
行走在文学天堂的路上
袁善腊先生对文学的认知与浓情，不仅仅体现在文本的叙述形式上。从《三十年》的内容到思想的淡而浓的自然状态，撕碎了各种大概念与大谎言的真实性的语言，充满智慧和让人飞扬的激情。
袁善腊先生的童年既是一种普通经验，也是一种特殊经验。他出身在“武汉的贫民窟”，全家七口人，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支撑全家人的生存”。在生活的重压下，母亲也得借助“卖冰棍”来浇灭那浓得化不开的愁。母亲永远是那么乐观，那么宽厚，那么坚忍。她像一架永不停歇的机器，重复着生活的秩序“早5点起床生火做饭，到菜场排队买菜，然后去冷饮厂排队买当天的冰棍”，等把家里所有衣服全部洗完后，往往是凌晨一点以后，作者鼓起勇气向世人袒露自己辛酸的童年与家境的贫穷，这是在向现代都市的人们敲响珍爱幸福的钟声。
如此独特、悲伤的童年，它让我们惊讶，感动。母亲，在儿子心中已读出了柔情与坚强，博大与崇高。因为，他从母亲的重复时间节奏中，看到了母亲的无私。这累积能量的潜移默化，应该讲为儿子的精神结构，心理模式，人格修养铺就了生命的底色。以至于作者在回首这段苦难岁月时，充溢在心头的只是这种至纯至善的真情。他从“贫民窟”的普通劳动者世界走出来，走向现代都市，走向为人为政的社会，他的智慧结合了这个世界的精华，也是母胎带给他的精神与情感的一次次裂变后的升华。因而，剖析和审视作者文化心理的浓浓的传统感情和清醒的现代理性，才能领悟那种为“我们永恒的爱所在”的艺术命题所包含的文化底蕴。
在《鲁虹艺术批评中的难解情结》中，作者在序言里写了鲁虹的“三个难解情结”。他与鲁虹十三岁同进八中，他“写画”，“我卖冰棍”，“一九七二年，我与鲁虹一同下放茶场当知青”，伴着甜白菜、腐乳，“一起度过了那苦难的岁月”与“文革”的磨难。没有磨难便不会有鲁虹艺术生命的灵魂，而磨难又是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回忆与鲁虹的“三个难解情结”，实则是在阐释“苦难，超越与爱”三大主题。
情感性的表述强度决定了作品对公众影响力的强度。“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因而，作者还运用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学方式，作为命题，较好地用诗人（我）的情感思想，达到了“言近与旨远”的艺术效果。
作者在《格律诗词评解与创作》代序中谈到了诗对自己的影响，“诗歌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岁月，小学开始背诵《唐诗三百首》，进入中学，读得最多的是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祝酒歌》、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下农村期间偷看，抄录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还有舒婷、北岛、顾城的诗……”可见，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影响的袁善腊先生，当他的思想情感与客观物象发生同构而产生的艺术张力，情与景交融，意与境浑成其具体存在形式时，对作者而言，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的艺术再现，对读者而说，它是一种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艺术感受。
诗是人的精神志趣的一种具象，是审美理想的提炼与升华，这种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天下意识，自然会从作者的诗歌中得到体现。而以诗论道，以诗融情，以诗求索，我以为这是作品的又一特色。
他是以“诗人”而非学者的身份来写诗论的，他写过画评、影评、诗评等艺术论或杂谈。像他这样将“诗”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甚至融合在一起的十分少见。
例如，作者将不同时代的诗人管用和、女诗人阿毛进行了类比分析，管用和的诗“有朴实的大气”，而阿毛的诗又是“直率的博大”，这样的评点能一语中的，表现出了作者对诗歌的艺术感受力。
作者的不少诗涉及亲情，人情的抒写，蕴含着人性、人道的意义。同时他的文学评论的长短，也说的一清二楚，影评的议论，既精准，又深刻，其审美之维、情感之维都能均衡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学的积淀，又是文学天赋的浓情。有了它，作者行走在文学的天空下，一定会有佳作诞生。
抑郁与超越
《三十年》是袁善腊先生的暗夜低语和心灵独白，是写给自己的，是我们“接近”作者个人生命的最好途经，窥见其灵魂的最佳窗口。
作者选择了文学的多种方式，影影绰绰地在作品中咀嚼自己的灵魂，拷问着自己“过去”的为人为政。因此，《三十年》为我们提供了走进作者内心世界的难得途径。 1.《三十年》文本的社会担当之义
作者的回忆，是一种独立性记忆，因而，它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的诚意”。正是这种叙事的“诚意与真实”，以及作者用追忆视角表达时间流逝所选择的文本方式，不但容易激发读者的追忆之情，还使得叙事更合乎时间的自然法则。所以，当作者提出“多维性、城市化，实证化”等立体式的论述思想时，便把几乎不可表现的东西简单化，把简单化为可以把捉的东西，把事物变得容易认清，变得透明了，回溯到更容易认识的形式里。由此，读起来仿佛触摸到了身边的事与人，回到了当年武汉经济建设发展的“现场”。把意义从静默中寻找出来，把宝贵资料留存下来，便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一种重温和思考。这重温的过程所能够提供的共性，既蕴藏作者对现实的认识与对未来的期盼，又呈现了作者的社会担当之道义。作者在前言介绍说：“书稿四次易名”，其中还遭到了“突发”的事。尽管如此，他仍然站立于人间，积极生活，积极为此书而进入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思索。这种一直在努力的社会责任感，是“歌吟”者的职责之道义。这道，是常道，天道。这心，是真心、责任心、更是爱心。这样，摆脱偏见和仇视带来的灾祸，摆脱谬见和迷狂造成的争斗，都会化为爱的永恒的忍耐。由之，《三十年》所表现出的社会担当之道义的精神，会是作者血液里的东西。
2.回忆是反思前提的必要工作，反思是责任的基础
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重温的过程中，读者能够从个人经验中提炼生活琐事的意义，以及他对人生未来的期盼。从这个意议讲，《三十年》通过文学感觉的相通延伸到哲学的话题，是作者思想的一个超越。
作者在后记中说：“我们这一代人饱尝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难，经历了疯狂的“文革”年代的洗礼，也度过了艰辛的知青岁月”。“三十年奇迹，我们应该更加珍惜”。
反思不是鼓动仇恨，反思是为了以后不走弯路，以防“文革”悲剧的再发生。所以反思从思想意义而言，它是人类的一种“思想财富”。“文革”以“天不怕，地不怕”而盛行，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一切，怕什么呢？我以为作者心理的“怕”，不过是一种精神品质的表现。“三十年的改革对国家讲，是一个奇迹，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于是，作者从苦涩中发出呼唤：“不要像“文革”一样过度地践踏人性”。“客观、中肯、理性”这应该是负责任的体现。作者以己之事推衍它事去呼吁“全社会寻求公平正义”，由衷地表达了他的立场。所谓责任，不是空泛而论，从来权力都是和政治责任连在一起的。改革者先应成为被改革者，先改自己的灵魂。于是作者为自己“立诫”。他说，“坚持做人的原则和良知”，没有天道所滋养所支持的人心，没有天理做来源作后盾的良心，谁会自己给自己立法”。有了用精神的牺牲所换来的血和泪的理性精神，当文明的野蛮举起铁锺砸向他精神身体时，他仍以安静之态示明：“我还是我”。其后又“净身出户”、“裸退”。这安静是不念已往，不思将来，颇有“不将迎，不内外”的“放下”之悟。据此，作者的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是从抑郁走向了超越。诚然，作者认为简单的反思在今天已经不够，唤醒公民意识，为改善不完善的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应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每个公民要珍惜自己的记录，这是公塑社会公信的基础与责任”，是“合理的途径”，不要“妖魔化”。丢失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于是，我们从作者的价值观里，寻觅到了一种忧患精神。蓦然间，读到著名作家刘醒龙给作者的诗《有一个梦想叫故乡》。而后，作者有一段诗的回复：“不留衙门，盼和老父、慈母、二哥叙衷肠，重拾冰棒瓶，茶篓、放牛鞭、梦霸山、叩天堂。”水洗了的文字，便有了柔情的诗。柔情透着作者高雅的情趣，柔情也是作者一种不焦躁、不张狂、不亢奋的目光看世界的气质。
淡泊、宁静、无为，这种人生态度溶化在血液中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在《三十年》的叙事态度上。宁静、深沉的作品，总是比激起瞬间激情的作品有更高的价值，行走在文字天堂，必定将展现一个求索者的旷世情怀。
（曾祥顺，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
碎片化的文本：以时间经验的回忆呈现
作者是一位“在场者”，他见证了武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三十年，并参与决策、践行了武汉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从某种程度讲，他是见证者之一，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从书写的角度而言，他是感受者又是体验者，让天道与生命紧密衔接，让事物与心灵紧密连接，以人物及交往纠葛为纵横骨架，把历史的偶然更真实地展示出来，将“这些人，那些事”的存在之力量，得以真实地展示，便成为了作者以“时间”推动催促事物变化的驱动力。
在第一辑的随笔中，作品以时间为界别，书写了《人到云中海似杯》、《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竹影扫阶尘不动》等散文随笔，文章中的这些人都是作者与老领导交往的回忆。
作者在《人到云中海似杯》里，写到了姜兆基老市长。看得出，作者对这位革命老前辈想说的话很多，思念与感恩的情谊，只能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无尽思念与敬意。虽然老市长“离开我们已有十一个年头（作品第59页），然而，思念的这一挽联，仍是作者的心碑。
用时间的象征，时间的杰作，时间的沉重，展示姜兆基作为个体生命的意义，积极存在的精神价值，而作者的这一记忆，便使得生命重访过去，将席卷而去的生存空间所遮蔽、失落的真实得以再现。当我们回首展望武汉经济建设三十年历史时，作者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姜兆基个人色彩的纪念碑，重要的是积攒在箱底的精神文化价值。
亦师亦友的殷增涛，在作者的笔下，是个有“智慧魅力”的人。当他将漂散于时间长河中的财富拢聚在一起时，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媒体记者，都从他“大的口气中，知道了武汉要建成东方芝加哥”。我以为，这是作者对他智慧与魅力所带来的“人的能动运作”的赞许。他可以“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行在武汉三镇”，“九十年代，作为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他先后“主持并参与了天河机场一期工程，长江二桥、白沙洲大桥、轻轨一期等大项目的建设”，“他曾经五年担任武汉市防汛常务副指挥长”，“非典”期间的副指挥长（作品第25页）。对于现实与现世的执着，殷增涛是一个个体和私人性的形象。但他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所呈现出来是领导才能和他在领导岗位上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经济建设的贡献和他的思想情操。显而易见，这些历史性的判断隐藏了一个知识文化人的敏锐，种种情辞恳切的良知和人格魅力的情怀，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意义的生命个体形象，他身上凝结了历史，凝聚了历史的人类的普遍经验，而“这种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支柱”（作品第10页），除了殷增涛对武汉人民福祉的“永远牵挂”，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思想认知。
“行者无疆、面对明天，我还要背负行囊，向前跋涉。”（作品第25页）这足以体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坚韧风格，不知不觉地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而且是他自愿背起的，这种为政治实践所注入积极建构性的价值观，也在内应着践行者的品格。通过积极的对象化实践活动，连结起个体与社会，现在与未来，为此，作者所书写的《亦师亦友，一个大写的人》，便揭示了与之关联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与精神价值。
作者用“竹影扫阶尘不动”的诗句，回忆了与郭友中教授交往的岁月。作者说：“郭友中老师作为一位科学家、学者，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是“楷模形象”，尤为可贵的是，他退居二线后，利用一个学者的“知与行”的性格魅力，为武汉光谷的上马，为武汉在“中部崛起”，尽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尽的责任。在他身上尽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意识和旷世情怀。
作者热情地讴歌了三位领导的信仰与信念。真挚与朴素的品质，构成了作者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结，作者在散文化的叙述中，所调制出的浓郁的抒情意味萦绕在读者心中，挥之不去。
作者以白纸黑字承担思想，抗拒遗忘，把几乎已经跌落到时间深处的记忆捞上来，以获得重新观照，由此读者便获得他们在“武汉经济建设发展三十年”中的重量。从这个意义讲，作者所营造的时间经验回忆性的书写形式，表达了在昔日文明的进程中所寄托的对武汉永恒的乡愁与热恋。
理性的引领：经验与经历，偶然与必然
《三十年》用了大量的经济学随笔、序言、纪实报告、读书杂谈等，比较详细、真实而客观地展示了武汉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历程。“我”和时间中的人与事，既是一个改革时间的标志，又是让时间控制着事件进展的主轴。而展示作品内容上的厚重与宽广，作者则是以哲学的眼光，捕捉那些在经济建设中“不确定”的因素，真实地反映由偶然转为必然的人的能动运作过程。
用十年的时间，实现武汉“乙烯梦”，这在武汉经济建设发展的历史中，是罕见的事。如果“向上追溯‘乙烯梦’，前后历经40多年”（作品第126页）上下求索，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十年之中，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而“洪山区那块地、市委、市政府一直为乙烯项目预留”，“三轮城市总体规划中，都将北湖地区明确为武汉的化工新城”。（作品第178页）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生存经验的巨大转换，激励置身其中的生存者，也给为政的市长、书记们，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感官触点，激情源于他们的经历，虽是“巧合”、偶然地“上报了乙烯”（作品第178页），但是，没有改革生机的经济建设的寻找与掘进的经验，没有敏锐的市场经济的眼光，机遇也会擦肩而过。 追忆《十年乙烯梦》不是简单地复述梦，它是一种重温和思考。蓦写生活，是要体现责任意识和勇于突破的时代精神，旨在传承，让精神的力量击穿麻木，消灭腐化，点燃生命，给人以激荡的情怀。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作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过去的事件，重新分类，整理和鉴别，并以其独特的叙事功能和时间秩序的演进方式，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建构形象化武汉的历史记忆，论证乙烯项目由偶然走向必然的逻辑的任务，这种论证形式在文学上是一个探索又是开创。通过历史资料、事件真实性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和文件记录得以完成，于是，这样的文学形式的文本，就更贴近群众的阅读习惯，更容易达到“化大众”的效果。将彼此共通的经验凝聚在一起，形成共享的历史记忆，便显示出作品的独特优势。用人的能动性运作的钥匙，撬开了像山一样的困难。“掉过头去往回走”，这不是大武汉人的性格。
从话语层面看，《十年乙烯梦》、《武汉中国光谷是湖北百年工业发展结果》等纪实性的篇章，语言简单，有比较多的数据性实证与时间进程的拼合，但是若要耐心读下去，细心品味，我们便会发现他在用一种“切近”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姿态。而切近的点是从论述进入的。一部分是解释，有点像串讲和导读，在细读中阐释作品内在的旨意，另一部分是解说，一是“我”的议论之说，二是事实实证之说，以理性引领的框架衔接作品内在的逻辑关系，直抵叙述最核心的问题。作者以一种较为舒缓平和的语气展开这一叙述，文本中所蕴含的信息感染力和引领力，对读者有了一种明晰的文本力量。据此，这些篇章的最大亮点就在于用简约的笔法，燃烧了作者的内核：信念比创造力更驱动创新。
行走在文学天堂的路上
袁善腊先生对文学的认知与浓情，不仅仅体现在文本的叙述形式上。从《三十年》的内容到思想的淡而浓的自然状态，撕碎了各种大概念与大谎言的真实性的语言，充满智慧和让人飞扬的激情。
袁善腊先生的童年既是一种普通经验，也是一种特殊经验。他出身在“武汉的贫民窟”，全家七口人，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支撑全家人的生存”。在生活的重压下，母亲也得借助“卖冰棍”来浇灭那浓得化不开的愁。母亲永远是那么乐观，那么宽厚，那么坚忍。她像一架永不停歇的机器，重复着生活的秩序“早5点起床生火做饭，到菜场排队买菜，然后去冷饮厂排队买当天的冰棍”，等把家里所有衣服全部洗完后，往往是凌晨一点以后，作者鼓起勇气向世人袒露自己辛酸的童年与家境的贫穷，这是在向现代都市的人们敲响珍爱幸福的钟声。
如此独特、悲伤的童年，它让我们惊讶，感动。母亲，在儿子心中已读出了柔情与坚强，博大与崇高。因为，他从母亲的重复时间节奏中，看到了母亲的无私。这累积能量的潜移默化，应该讲为儿子的精神结构，心理模式，人格修养铺就了生命的底色。以至于作者在回首这段苦难岁月时，充溢在心头的只是这种至纯至善的真情。他从“贫民窟”的普通劳动者世界走出来，走向现代都市，走向为人为政的社会，他的智慧结合了这个世界的精华，也是母胎带给他的精神与情感的一次次裂变后的升华。因而，剖析和审视作者文化心理的浓浓的传统感情和清醒的现代理性，才能领悟那种为“我们永恒的爱所在”的艺术命题所包含的文化底蕴。
在《鲁虹艺术批评中的难解情结》中，作者在序言里写了鲁虹的“三个难解情结”。他与鲁虹十三岁同进八中，他“写画”，“我卖冰棍”，“一九七二年，我与鲁虹一同下放茶场当知青”，伴着甜白菜、腐乳，“一起度过了那苦难的岁月”与“文革”的磨难。没有磨难便不会有鲁虹艺术生命的灵魂，而磨难又是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回忆与鲁虹的“三个难解情结”，实则是在阐释“苦难，超越与爱”三大主题。
情感性的表述强度决定了作品对公众影响力的强度。“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因而，作者还运用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学方式，作为命题，较好地用诗人（我）的情感思想，达到了“言近与旨远”的艺术效果。
作者在《格律诗词评解与创作》代序中谈到了诗对自己的影响，“诗歌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岁月，小学开始背诵《唐诗三百首》，进入中学，读得最多的是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祝酒歌》、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下农村期间偷看，抄录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还有舒婷、北岛、顾城的诗……”可见，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影响的袁善腊先生，当他的思想情感与客观物象发生同构而产生的艺术张力，情与景交融，意与境浑成其具体存在形式时，对作者而言，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的艺术再现，对读者而说，它是一种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艺术感受。
诗是人的精神志趣的一种具象，是审美理想的提炼与升华，这种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天下意识，自然会从作者的诗歌中得到体现。而以诗论道，以诗融情，以诗求索，我以为这是作品的又一特色。
他是以“诗人”而非学者的身份来写诗论的，他写过画评、影评、诗评等艺术论或杂谈。像他这样将“诗”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甚至融合在一起的十分少见。
例如，作者将不同时代的诗人管用和、女诗人阿毛进行了类比分析，管用和的诗“有朴实的大气”，而阿毛的诗又是“直率的博大”，这样的评点能一语中的，表现出了作者对诗歌的艺术感受力。
作者的不少诗涉及亲情，人情的抒写，蕴含着人性、人道的意义。同时他的文学评论的长短，也说的一清二楚，影评的议论，既精准，又深刻，其审美之维、情感之维都能均衡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学的积淀，又是文学天赋的浓情。有了它，作者行走在文学的天空下，一定会有佳作诞生。
抑郁与超越
《三十年》是袁善腊先生的暗夜低语和心灵独白，是写给自己的，是我们“接近”作者个人生命的最好途经，窥见其灵魂的最佳窗口。
作者选择了文学的多种方式，影影绰绰地在作品中咀嚼自己的灵魂，拷问着自己“过去”的为人为政。因此，《三十年》为我们提供了走进作者内心世界的难得途径。 1.《三十年》文本的社会担当之义
作者的回忆，是一种独立性记忆，因而，它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的诚意”。正是这种叙事的“诚意与真实”，以及作者用追忆视角表达时间流逝所选择的文本方式，不但容易激发读者的追忆之情，还使得叙事更合乎时间的自然法则。所以，当作者提出“多维性、城市化，实证化”等立体式的论述思想时，便把几乎不可表现的东西简单化，把简单化为可以把捉的东西，把事物变得容易认清，变得透明了，回溯到更容易认识的形式里。由此，读起来仿佛触摸到了身边的事与人，回到了当年武汉经济建设发展的“现场”。把意义从静默中寻找出来，把宝贵资料留存下来，便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一种重温和思考。这重温的过程所能够提供的共性，既蕴藏作者对现实的认识与对未来的期盼，又呈现了作者的社会担当之道义。作者在前言介绍说：“书稿四次易名”，其中还遭到了“突发”的事。尽管如此，他仍然站立于人间，积极生活，积极为此书而进入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思索。这种一直在努力的社会责任感，是“歌吟”者的职责之道义。这道，是常道，天道。这心，是真心、责任心、更是爱心。这样，摆脱偏见和仇视带来的灾祸，摆脱谬见和迷狂造成的争斗，都会化为爱的永恒的忍耐。由之，《三十年》所表现出的社会担当之道义的精神，会是作者血液里的东西。
2.回忆是反思前提的必要工作，反思是责任的基础
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重温的过程中，读者能够从个人经验中提炼生活琐事的意义，以及他对人生未来的期盼。从这个意议讲，《三十年》通过文学感觉的相通延伸到哲学的话题，是作者思想的一个超越。
作者在后记中说：“我们这一代人饱尝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难，经历了疯狂的“文革”年代的洗礼，也度过了艰辛的知青岁月”。“三十年奇迹，我们应该更加珍惜”。
反思不是鼓动仇恨，反思是为了以后不走弯路，以防“文革”悲剧的再发生。所以反思从思想意义而言，它是人类的一种“思想财富”。“文革”以“天不怕，地不怕”而盛行，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一切，怕什么呢？我以为作者心理的“怕”，不过是一种精神品质的表现。“三十年的改革对国家讲，是一个奇迹，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于是，作者从苦涩中发出呼唤：“不要像“文革”一样过度地践踏人性”。“客观、中肯、理性”这应该是负责任的体现。作者以己之事推衍它事去呼吁“全社会寻求公平正义”，由衷地表达了他的立场。所谓责任，不是空泛而论，从来权力都是和政治责任连在一起的。改革者先应成为被改革者，先改自己的灵魂。于是作者为自己“立诫”。他说，“坚持做人的原则和良知”，没有天道所滋养所支持的人心，没有天理做来源作后盾的良心，谁会自己给自己立法”。有了用精神的牺牲所换来的血和泪的理性精神，当文明的野蛮举起铁锺砸向他精神身体时，他仍以安静之态示明：“我还是我”。其后又“净身出户”、“裸退”。这安静是不念已往，不思将来，颇有“不将迎，不内外”的“放下”之悟。据此，作者的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是从抑郁走向了超越。诚然，作者认为简单的反思在今天已经不够，唤醒公民意识，为改善不完善的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应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每个公民要珍惜自己的记录，这是公塑社会公信的基础与责任”，是“合理的途径”，不要“妖魔化”。丢失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于是，我们从作者的价值观里，寻觅到了一种忧患精神。蓦然间，读到著名作家刘醒龙给作者的诗《有一个梦想叫故乡》。而后，作者有一段诗的回复：“不留衙门，盼和老父、慈母、二哥叙衷肠，重拾冰棒瓶，茶篓、放牛鞭、梦霸山、叩天堂。”水洗了的文字，便有了柔情的诗。柔情透着作者高雅的情趣，柔情也是作者一种不焦躁、不张狂、不亢奋的目光看世界的气质。
淡泊、宁静、无为，这种人生态度溶化在血液中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在《三十年》的叙事态度上。宁静、深沉的作品，总是比激起瞬间激情的作品有更高的价值，行走在文字天堂，必定将展现一个求索者的旷世情怀。
（曾祥顺，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