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克鲁尼 我是反种族灭绝的狗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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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witter盛行的时代,名望成为日益强大的外交武器。乔治·克鲁尼摇身变成一位明星政治家,五年来多次深入处于内战危机中的苏丹,他甚至为此自费买了一颗卫星,利用明星效应帮助南苏丹人民脱离喀土穆北苏丹政府,取得和平独立。
  
  在好莱坞群星角逐奥斯卡的最后日子里,乔治·克鲁尼却深切关注着远方——确切地说是9000英里外。这个奥斯卡奖的资深竞选者仍计划在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庆典上走红地毯,担任颁奖嘉宾。尽管没有影视作品参评,但一个独特的“剧本”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今年1月,克鲁尼重返苏丹南部,利用明星效应帮助深受二十年内战之苦的南苏丹人民脱离喀土穆北苏丹政府,取得和平独立。在走进苏丹的五年之中,克鲁尼也为自己赋予了一个新角色——21世纪的明星政治家。
  克鲁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副业:利用他的名望,让世人更多地关注正义与和平。在这个以社会网络为平台的新环境中,名望是一种比许多民选官员甚至一些民族国家更强有力的武器,可对公众舆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独裁政权想要生存下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和互联网对抗旧制度。”克鲁尼说,“明星们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引导新闻媒体聚焦在那些未尽职的人身上。明星虽然不能直接制定政策,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鞭挞’政治家的能力。”这就是数周之前克鲁尼在端着AK-47步枪的青年士兵的监视下,被一个红土路上的白色小皮卡带走的原因。当时,他脑子里却想着半个地球之外的洛杉矶狗仔队,他说:“如果我走到哪狗仔队都要跟着的话,我真希望他们到这里来。”
  
  被AK-47顶住胸口
  
  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苏丹公投前夕,克鲁尼参观了阿卜耶伊,这里富产石油,但其所有权极具争议。投票结束后的第七天,苏丹这个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将被一分为二,南苏丹将最终走上独立的道路,虽然这是一个三个月前都看似不可能的结果。据许多观察者讲,克鲁尼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阿卜耶伊,没有人看过克鲁尼主演的电影。他在这里的信誉来自于多次非洲之旅,其中多次是与人权积极人士约翰·普伦德加斯特一起。在各个派系中,克鲁尼被看做是一个不受官僚主义约束的人,他一步一步触动权力,用自己的力量让社会底层的心声在世界的舞台上引发波澜。
  相比之下,明星更加务实,明星政治家往往表现得像独立的外交官,不仅是处理问题的能手,而且还颇有策略,他们成为社会活跃分子。很难相信,克鲁尼的手机快捷键设置成苏丹反叛领袖的电话,他的胸口曾经被AK-47顶住,在拍电影时他也不忘查看邮件了解苏丹的每日情形。
  现在,克鲁尼又前进了一步——拥有一颗卫星。这颗卫星由他自掏腰包赞助并向公众开放,负责监控苏丹南北部分界地区的军事活动。此地区到处是火药味,一年前曾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评为“地球上最可能出现新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地方”。“我不受命于联合国或美国政府,所以没有他们的约束。我只是一个从480英里高的地方举起相机的家伙,”克鲁尼说,“我是反种族灭绝的狗仔队。”
  克鲁尼的过度干涉,引起了北伊斯兰喀土穆政府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的极度反感。而巴希尔因涉嫌战争罪,现已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因为卫星事件,喀土穆政府还发布新闻指责克鲁尼藏有“与和平毫不相关的不可告人的动机”。但是,世界各地媒体没有发布任何信息附和这个对克鲁尼“非洲正义之行”的诬告。
  
  与奥巴马成为朋友
  
  身着卡其色背心、白色狩猎衫和运动裤,脚穿登山靴,这就是克鲁尼,看上去并不像一位干练的外交家。他比电影上稍微瘦矮一些,脸晒黑了,留着络腮胡子。今年五月,他就年满50岁了,但却仍然坚持做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事实上,公众的关注焦点是拯救生命,无论它是种族灭绝、疾病或饥饿。”《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说,“明星能产生关注,然后引起政局采取解决某些问题的措施。”
  2005年,克鲁尼阅读了克里斯托夫撰写的达尔富尔专栏。“我刚从奥斯卡影期中脱身出来(有两部作品上映),你要真正地投入竞赛,就像亲吻婴儿一样,”他说,“但是,这种感觉随着它的结束而很快消失,甚至觉得有些不干净,你只想做些事情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他还记得他的父亲,来自肯塔基州的尼克的一个新闻记者,听闻明星绯闻冲撞国际新闻报道版面时多么的愤怒。因此,当他第一次与父亲一起来到苏丹时,他决定带上“明星光环”去做些切实的事情。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陷入人道主义危机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作为一种救助方式,克鲁尼自掏腰包为当时他和父亲避难居住的村庄打了口水井,并建了一个棚屋和社区活动中心。“一年之后,隔壁村庄为了得到水源和庇护所,竟然屠杀了该村许多居民,”克鲁尼的声音变得低沉,说,“这是灾难……只能是继续尽力给予帮助,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有时金钱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留齐肩灰发,穿运动鞋,喜欢慢跑的约翰·普伦德加斯特是前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局的主管,因推广明星——政治家联盟而深受赞誉或指责。2003年,他和安吉莉娜·朱莉一同访问刚果,深受人们关注,而无意中发现这种组合的广泛影响力。普伦德加斯特与克鲁尼意在效仿U2乐队的博诺和地球研究院的杰弗里·萨克斯组合,这个组合努力宣传通过债务减免和定向资助来缓和非洲的极端贫穷,并成功游说布什政府扩大艾滋病药物的研发基金。
  “博诺模式真有效,”克鲁尼说,“相比以前,明星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销售产品,还有另外的作用。”许多明星如布拉德·皮特(飓风卡特里娜),本·阿弗莱克(刚果),肖恩·佩恩(海地)也纷纷效仿。“我见到的新入行的许多年轻演员不仅是参与,而且在某些领域也很有见地,并发动他们的粉丝参与。”克鲁尼说,没有人仅仅是一个“和平活动家”,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特色。
  克鲁尼对苏丹密切关注,把所见所闻上报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使那些高位决策者从中受益,而他也成为那些人眼中可利用的资源。克鲁尼和同为1961年出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了朋友,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开展了第一次合作。在他们的第一次白宫会谈后,奥巴马委任一名特使前往苏丹。而在去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见面之后,奥巴马又派遣约翰·凯瑞参议员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当世人的关注之光熄灭,他渴望保持关注,跨过党派之别,与那些决策者一起合作。”堪萨斯州政府的保守党员山姆·布朗贝克说。“他们(克鲁尼和普伦德加斯特一行)在阿卜耶伊待的时间比美国官员还要长”,凯瑞说,“所以,白宫一直在倾听他们的声音。”
  
  “我的形象不完美”
  
  克鲁尼在接下来的影视作品《3月15日》中饰演一名形象不完美的总统候选人。他参与了这部电影的编剧工作,并将自导自演,把自己定位为聆听一名总统候选人心声的角色。尽管加利福尼亚民主党时常向其示好,但克鲁尼表示不愿接受传统政党的约束。“你知道,我没有经历过政治生活,”克鲁尼坐在朱巴的中央酒店外边,低头注视着比萨,“我睡过太多女人,磕过太多药,这是事实。”他相信,“一个聪明的竞选者开始应该说‘我做了这一切,我的形象不完美,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问题’,这将是我的竞选口号:‘我的形象不完美’”。
  镜头之外,克鲁尼是一个诙谐和善、偏执又谦虚的人。他为自己是新闻人的孩子而深感自豪。他是一个搞怪的行家,也是个表情丰富且健谈的人,经常在伏特加和汽水相伴下到深夜。但他总是最早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但这并不是真实的他。
  克鲁尼的外交策略来自于电影。“就像首先要让观众入场一样,技巧就在于海报的宣传一定要准确清楚。”他举例说,“你可以在战争发生之前阻止它,或者,如果给你一次机会阻止下一个达尔富尔悲剧的发生,你会怎么做?”
  “你不可能一周七天都能吸引人们,或很长一段时间都给予关注。演员有优势,但因为要拍摄电影,就会消失一段时间,”他说,“这也是约翰和我正努力尝试的——尽量每隔三四个月回来一次,利用新的东西重新吸引人们的眼球。”接着他开玩笑说,“我们就像是苏丹真正的家庭主妇,尽力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
  开车驶过被小木屋和红刺槐树点缀着的干旱平原,克鲁尼一行进入了一所大院子,门口有士兵站哨,旁边的吉普车上装备了一挺重机枪。茅草屋里的阿卜耶伊负责人Deng Arop以及丁卡·恩古克族首领Kuol Deng热烈欢迎克鲁尼的来访,并邀请大家就坐。“我们的工作是询问你们需要如何帮助。”克鲁尼说后,认真聆听。
  这里士气低落,并且与邻近的米塞里亚游牧民族(被认为是北苏丹政府盟友)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攀高。在一次谈话中,丁卡·恩古克族宣布独立以响应南苏丹政府,而这可能随时引发一场新的内战。两个多小时里,克鲁尼和普伦德加斯特建议保持冷静,承诺将阿卜耶伊关注的问题传达至南苏丹首都朱巴与华盛顿。随后克鲁尼走到屋外,找到来自CNN和SkyNews的摄像人员,告知他们要成为成阿卜耶伊的新闻头条,要求借用网络将拍摄内容发送到一个无路面和管道的地区,而距离该地区最近的城市有550英里。
  克鲁尼一行驾车到一个被称作Mejak Manyore的“返回者”营地。那里只是一片水泥地,屋子没有墙壁。床、桌子和椅子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似乎屋子的主人真的还在里面居住。这些房屋属于40000家庭中的少数人,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那些人带着独立的期盼离开北方回到南方的家。现在,他们居住在一片人迹罕至、四处空旷的土地上,周围全是他们自己携带的财物。赤脚的孩子们跟随在克鲁尼左右,时而友好时而害羞,有的手上还抱着生病的弟弟妹妹。
  “他们收拾好自家东西,随后来到这里——不是从恐惧中走出来,而是失去了希望。”调查了这里的情况后,克鲁尼说,“我已经去过许多难民营,才得知他们来这里是因为一半的亲人都被杀害了。这些人呆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相信事情总是会有结果的。”那天,在两英里远的地方,米塞里亚民兵攻击了丁卡·恩古克族的一个村落,在被驱逐之前,杀害了村落里三十多人——包括警务人员,同时他们自己也有超过80名民兵遇难。
  晚上,克鲁尼睡在大院里的一张婴儿床上,这里居住着阿卜耶伊救援人员。“这些人每天都在做无报酬而又危险的工作,我每日工作报酬丰厚,而最糟糕的事情是从救助服务站拿到的食物是变质的。”他说,“我小心翼翼地努力关注他们在做什么,因为当你胃痛时你总是给自己很多的自我鼓励。”
  众人对克鲁尼的明星-政治家战略褒贬不一。《白人的负担》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里教授就认为:“南苏丹公投取得独立并不是因为这些名人,为什么我们需要明星充当外交角色,这就像是让受训过的演员或摇滚乐手去修理核电站一样荒谬。”
  
  外界评价褒贬不一
  
  但是,从去年10月到现在,外交官们和南苏丹人民都对即将举行的公民选票抱以悲观的态度。转机的出现不能主要归因于克鲁尼的号召力。等待成立的南苏丹政府,在萨尔瓦·基尔领导下与同盟紧紧团结在一起;奥巴马政府和联合国在秋季找到了新的外交重点;就连中国(苏丹最大的石油投资者)都姗姗来迟地宣告将支持公民投票。在外交关系理事会上,詹姆斯·霍奇提醒说:“名人是政策变化的催化剂,但事实上政策的改变是来自于政治形态。”
  然而,克鲁尼在那里发动了一次媒体闪电行动,以纪念100天的全民投票。一个月内,关于苏丹公投的信息逐步出现在各大英文报刊、杂志和网站上,数量从6个攀升到165个。去年10月至今年1月,网络和有线新闻台上提及了69个相关苏丹公投的报道,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与克鲁尼挂钩。同一时期,95000人向白宫发邮件要求对南苏丹有所行动。《什么是什么》一书的作者戴夫·艾格斯简洁地说:“离开克鲁尼的影响力,苏丹公投并不可能发生,他拯救了数百万的生命,这点他可能还不知道。”
  公投的结果令人震惊,98.8%民众支持独立。随后,克鲁尼前往底特律为影片《3月15日》考察拍摄场地。自从痢疾感染康复后,他一直协调发布卫星图片并反映埃及的起义情况:“我们现在都是相互联系的,以至于无法理解南苏丹通过投票争取自由以反对暴虐的政府,竟未对该地区起到丝毫作用。”普伦德加斯特补充说:“我不认为这是纯粹的巧合,在半岛电视台广播了公投之后,抗议之声仅仅持续数日。那些图片能够振奋人心,来自南苏丹的自由微风将会在埃及席卷起来。”
  7月9日,南苏丹共和国将正式成为独立的国家。但障碍依然存在,尤其是阿卜耶伊,一直因为归属问题而随时可能引发战火。“卫星哨兵”发布了其首张高清晰图片,图像提供了信息验证:北苏丹已在阿卜耶伊的边界部署了55000人的作战部队。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喀土穆不再否认集结部队。
  在总结作为明星政治家的机会和责任时,克鲁尼说:“我的工作就是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担心妻儿被杀害的人们的声音扩大。”“他想站在山头大喊出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大扩音器或是一个大山头。所以他需要一个拥有扩音器或是大山头的人来保护他的家人和村庄。如果他找到我,并且问我:‘你有一个大扩音器吗?’我会说,‘是的,我有。’‘你有一个可供呐喊的大小合适的山头吗?’‘是的,我有一个很适合高声呼喊的山头。’‘你能帮我一个忙,把它喊出来吗?’而我说,‘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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