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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夏文明之演进，当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虽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却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高度繁荣的时代。宋代玉器上承汉唐之遗风，下启明清之新意，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不可或缺。而始兴于宋、作为宋代玉器重要组成部分的仿古玉器，其产生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在美学艺术研究、历史文化探索以及文物鉴赏领域独具一格，价值突出。文章拟从宋代仿古玉器产生的历史背景、国内现存资料及主要特征三个方面，对赵宋统一区域内的仿古玉器进行综合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关键词：宋代;仿古玉器
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悠悠中华文明的奠基石之一。我国的玉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天地自然之结晶”进行生产劳作并赋予其神秘的宗教崇拜色彩。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玉器不仅长期作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礼制的强有力象征，维系着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秩序，亦因其美好的自然属性，常被用于比喻人们崇高的道德观念和精神追求。所谓“石之美兼五德者”，玉器早已超出了其自身携带的五种自然德行，而被冠以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丰富的精神内涵，形成了以玉器为核心物质载体的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重要的一支。
宋代玉器上承汉唐之遗风，下启明清之新意，是我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科学文化的大繁荣以及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流融合，宋代玉器在造型、纹饰、雕刻技法与内涵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这之中便有仿古玉的突出贡献。曲石先生在《两宋辽金玉器》中，从玉器的类型和用途出发，将宋玉分为装饰用品、容器、文房用具、艺术品、仿古玉器和杂器六大类。①仿古玉器，被单独列作宋代玉器的一类，地位可见一斑。学界关于宋代仿古玉器的研究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多注重论证其产生时代，较普遍认为始兴于宋，对于古玉起自唐代的说法认为“失之过早，而发轫于宋是大体可信的”。②著名古玉收藏家傅忠谟著《古玉精英》中谈道：“北宋末期，宝爱古器物成为一时风尚，出现了拟古和伪造的铜器、玉器。③”近期学者多从鉴赏角度进行研究，如黄晓蔓《宋代仿古玉器与清代仿古玉器造型纹样的异同》④等。张宏明《宋代的仿古玉》一文中探讨了宋代仿古玉的产生、价值、影响，以及出土及传世资料，是较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⑤
1 宋代仿古玉器产生的历史背景
仿古玉器始兴于宋，有其历史趋势的必然性。一方面，从大的历史环境来说，中国玉器历数千年之发展，至宋元时期首次完成了从皇家神坛走向民间世俗的重要转变—玉器不再只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礼制用器，而逐渐演变为具有世俗意义和功能的商品。仿古玉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和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物质载体，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玉器。另一方面，仿古玉产生于宋，与赵宋政权统治下独特的时代特征密不可分，重文抑武的政策，宽松的士人环境，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都为仿古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①两宋时期崇古、尚古之风盛行。北宋末期，以哲宗、徽宗为代表的“文艺派”皇帝，十分注重文物收藏，并“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⑥《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政和二年十月，“得玉圭于民间”，不知此圭是否为政和二年宦者谭稹所献①，若是，则“两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锐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无瑑饰，外黑内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长尺有二寸……徽宗乃以是岁冬御大庆殿受圭焉。”②皇室扬兴的尚古风潮，传遍仕宦权贵乃至普通士人，使当时出现于民间的古玉器成为自上而下一致追逐的对象。正如张文广所论：“宋代尚古之风盛行，大量仿古器物出现，其根源在于皇室的提倡。”③当然，宋时出现的真正的古玉器或作宫廷献礼，或作权贵把玩之物，不可能完全满足尚古风潮的文化需求。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仿古玉器应运而生。至南宋时，仿古玉器已得到皇室的支持认可，高宗时期编著的《古玉图谱》，较为详细地描绘了古代玉器的器型、纹饰，同时在全国搜寻古玉器进行仿制。民间更是蔚然成风，现存可见的传世宋代仿古玉器中，大部分为南宋时期之器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民间生产的仿古玉器，多为牟利而产，仿制水平较低，有学者就认为宋代对古玉器的作伪“水平并不高，有些以真器为本，有些则纯系凭空想象，即使是以真器为本的，其形制、纹饰也有很大变化，甚至走样，这种情况到明代才有所改观”④。无论是皇家定制还是民间私仿，两宋而兴的仿古玉在玉器发展史上都应有一席之位，其产生的实质，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文化复兴现象，这种文化复兴现象既满足了对历代文化传统的扬弃，又融入了新的社会风格，表现出的是文化的進步和富足。
②金石学的兴起与宋代知识分子鉴玉能力的提高。宋代金石学发端于真宗时对古铜器的研究，此后在北宋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导向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以著录、考释古器物为主的考证学说。北宋时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以彝器和碑刻为主，古玉器亦有涉猎，目前所见最早著录古玉器的著作是北宋后期著名画家李公麟所作的《考古图》。其后，吕大临又著《考古图》，收录古玉器14件。金石学的兴起为宋代仿古玉器的制作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囿于收录数量，但在其造型的模仿、雕琢、加工等技术问题上依然发挥了启迪与参考作用。此外，宋代知识分子对玉石的认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欧阳修、苏东坡、李公麟、沈括、周密等人均对玉石和古玉器有所研究并提出过真知灼见。如欧阳修对于翡翠硬度高于金一事论道：“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而翡翠屑金，人气粉犀牛，此二物，则世人未知者……予偶以金环于罂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⑤《宋史·李公麟传》记载：“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蚯鸟鱼为纹者，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冶，琱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⑥又如宋末元初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则见水不去。”⑦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七载：“淳熙六年，至聚景园，就中间沉香卓几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均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⑧此处的“白玉碾花商尊”，高约66.7厘米（2尺）、径约76.7厘米（2.3尺），形体较大，属于矮墩形容器，显然是一件仿古器。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对玉器知识的掌握已逐渐从单纯空泛的“比德尚玉”的精神层面中脱离出来，转向对玉石自然属性以及玉器辨古方面的研究，这种务实的治学氛围和治学成果在客观上也为宋代仿古玉的产生提供了舆论支撑。 ③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带来手工业、商业及娱乐市场的高度繁荣，对仿古玉器的制作生产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随着旧坊制的破坏、宵禁的取消和“市场”的大兴，宋代社会的文娱商业活动上了一个新台阶。京城和较大城市的街道两旁商肆林立，出现了贩卖文玩宝器的商铺，瓦市内也有专门的文玩货摊。以宣传和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铺为仿古玉器的产生、交易提供了市场保证。对此，有学者已将宋代趋于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古玩商铺定义为“古玩市场”，并指出“仿古器物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古玩市场的存在”。③
2 宋代仿古玉器的发掘状况及传世资料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宋代仿古玉器以传世品为主，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仿古玉数量不是很多，多为南宋时期，主要出土于墓葬和佛塔地宫中。目前已知的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两宋仿古玉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安徽休宁县南宋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件玉卣和一套八件玉带饰。玉卣色青白，局部沁黄，通体饰兽面纹。两件（套）文物现藏于安徽博物院。1994年上海市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出土一件青玉三螭纹璧，径11.1厘米、厚0.5厘米、孔径3.5厘米。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地宫出土的宋仿战国两汉的双螭纹玉璧，青玉，外径7.1厘米，正面浅浮雕对称双螭一对，背面素面且光滑平整，该件器物与四川蓬安西拱桥南宋墓出土的螭纹玉璧纹饰风格相近。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街宋墓内出土有一对凤形玉佩，玉色棕黄，有白色沁斑，两件器物形制相同，均通长6.7厘米、通宽4.1厘米、厚0.6厘米。两宋仿古玉器主要出土于安徽、江西、江苏、四川、上海等地，器形多以仿制战国至汉的玉璧、玉环、玉剑饰为主。如四川蓬安县出土的三螭纹玉璧、江西南丰县出土的辅纹璧、江西省樟树市杜师伋墓出土有南宋滑石簋等，这些出土玉器大多收藏于当地博物馆或文物考古发掘单位内。同时，国内一些大型博物馆（院）还藏有传世的宋代仿古玉器，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亦有藏品，且数量较为丰富。如故宫博物院藏有青玉云龙纹炉、青玉兽面云纹簋、青玉云龙纹仿古尊、青玉双鹤佩、玉环托花叶带饰、白玉双立人耳礼乐杯、白玉夔龙葵花式碗、勾云纹双柄椭圆杯，乳钉纹双柄椭圆杯、青玉剑首、青玉剑珌、螭凤纹玉牒等;杭州博物馆藏有螭纹玉饰;河北民俗博物馆藏有云龙纹玉饰;天津博物馆藏有盘结形玉饰、匜形玉杯、云纹玉高足杯;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螭纹“宜子孙”玉佩、白玉云纹巵、黄玉谷纹觥、纹玄牝佩等;常熟博物馆藏有白玉单节琮、青玉单节琮;上海市文物商店收藏有螭纹玉璧、勾连纹玉环、蝉纹玉带钩、螭纹青玉剑璏、螭纹白玉剑格、蒲纹青玉剑璲、回纹玉剑珌等;新乡市博物馆藏有龙凤纹玉佩;武汉博物馆藏有匜形玉杯;南京博物院藏有双龙玉玦佩等;安徽省文物商店藏有宋仿西周鱼形玉饰佩等。
3 宋代仿古玉器的主要特征
从诸多传世品及出土文物来看，宋代的仿古玉器主要可分为五类：一类属于礼器性质，如琮、璧、环等形制;二类为包含有礼器性质的陈设类用具，主要有卣、炉、杯、匜、簋、尊等;三类为服饰佩饰类，包括有玉环、玉带饰、玉带钩、玉佩饰、双龙玉珏等;四类为剑饰类，如剑首、剑格、剑珌、剑璲等;五类为祭祀辟邪用器，如玉翁仲、玉胜、环兽面纹玉片等。仿古玉器的纹饰以仿制两周至汉青铜重器的纹饰为主，主要有云雷纹、盘云纹、蟠螭纹、谷纹、双鱼纹、兽耳纹、饕餮纹、龟蛇纹等。
宋代崇尚复兴古礼，对礼制的制定和要求甚为完备。仿古玉器中的玉礼器类和含有礼器形制的陈设类用具即是宋代礼制要求的实物反映。《宋史》中对于“礼”的设置以及对玉礼器的使用均有详细记载。真宗时，“帝谓前代礼有祭玉、燔玉，今独有燔玉，命择良玉为琮、璧。”①仁宗时“新作明堂礼神玉”②，而这块“礼神玉”则为“依开宝例”所制作的玉斝、玉瓒。宋代制作的玉礼器多以循仿汉代为重，因而在总结其器形纹饰特征时，常以“唐仿战国宋仿汉”进行概括。宋代的仿汉玉器，在仿古玉器中占有相当数量。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徒胜汉人之简，不工汉人之难”③。也就是说，宋代模仿汉代玉器时多避难就易，去繁就简，重汉器之简练者，而轻难度较大的器物，“双钩、细碾、书法、卧蚕则迥别矣，汉宋之物，入目可识”③。因此，总体上宋代的仿汉玉器徒有汉代玉器的风格，却失其风骨，突出表现在纹饰雕刻上过于简练软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一些仿古玉礼器在制作过程中受到当时官员考据水平的限制而颇具有“创新”精神，虽然在大体上能仿制出古礼器的特征，却在细节上凭空增损，以致制造出“两珪有邸”的伪作器物来。
除皇家专制的仿古玉礼器外，仿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的仿古玉器也十分多见，多为陈设类用具，有时也带有一定的礼制色彩，如炉、卣、觥、尊等。這些陈设类仿古玉器追商周之遗风，又融合了能够体现宋朝时代特征的雕琢工艺和审美情趣，既尊重效仿了三代古器物厚重、古朴、庄严的艺术风范，又通过能人巧匠之手进行了艺术再创造，“规矩尽而变化生”，渗入了当代的艺术追求，在不变中求变，在摹古中创新，满足了宋代帝王、士大夫和文人雅士赏古鉴古的雅兴，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总体来看，宋代的仿古玉器在器物造型和题材选取方面，受复古思潮影响，发古之巧，形后之拙，能够摹古之风而又兼具当世的各种世俗化理念;在雕琢工艺上，宋代匠师继承了前代线刻和圆雕技艺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广泛采用镂刻技艺，将器物雕琢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独具时代特色。宋代仿古玉器是宋代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社会精神文明思潮与物质生活和谐统一的产物，其出现“构成了中国古玉器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古玉品种及特殊工艺”④，为明清时期仿古玉器的全面发展和鼎盛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宋代;仿古玉器
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悠悠中华文明的奠基石之一。我国的玉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天地自然之结晶”进行生产劳作并赋予其神秘的宗教崇拜色彩。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玉器不仅长期作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礼制的强有力象征，维系着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秩序，亦因其美好的自然属性，常被用于比喻人们崇高的道德观念和精神追求。所谓“石之美兼五德者”，玉器早已超出了其自身携带的五种自然德行，而被冠以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丰富的精神内涵，形成了以玉器为核心物质载体的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重要的一支。
宋代玉器上承汉唐之遗风，下启明清之新意，是我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科学文化的大繁荣以及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流融合，宋代玉器在造型、纹饰、雕刻技法与内涵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这之中便有仿古玉的突出贡献。曲石先生在《两宋辽金玉器》中，从玉器的类型和用途出发，将宋玉分为装饰用品、容器、文房用具、艺术品、仿古玉器和杂器六大类。①仿古玉器，被单独列作宋代玉器的一类，地位可见一斑。学界关于宋代仿古玉器的研究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多注重论证其产生时代，较普遍认为始兴于宋，对于古玉起自唐代的说法认为“失之过早，而发轫于宋是大体可信的”。②著名古玉收藏家傅忠谟著《古玉精英》中谈道：“北宋末期，宝爱古器物成为一时风尚，出现了拟古和伪造的铜器、玉器。③”近期学者多从鉴赏角度进行研究，如黄晓蔓《宋代仿古玉器与清代仿古玉器造型纹样的异同》④等。张宏明《宋代的仿古玉》一文中探讨了宋代仿古玉的产生、价值、影响，以及出土及传世资料，是较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⑤
1 宋代仿古玉器产生的历史背景
仿古玉器始兴于宋，有其历史趋势的必然性。一方面，从大的历史环境来说，中国玉器历数千年之发展，至宋元时期首次完成了从皇家神坛走向民间世俗的重要转变—玉器不再只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礼制用器，而逐渐演变为具有世俗意义和功能的商品。仿古玉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和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物质载体，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玉器。另一方面，仿古玉产生于宋，与赵宋政权统治下独特的时代特征密不可分，重文抑武的政策，宽松的士人环境，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都为仿古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①两宋时期崇古、尚古之风盛行。北宋末期，以哲宗、徽宗为代表的“文艺派”皇帝，十分注重文物收藏，并“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⑥《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政和二年十月，“得玉圭于民间”，不知此圭是否为政和二年宦者谭稹所献①，若是，则“两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锐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无瑑饰，外黑内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长尺有二寸……徽宗乃以是岁冬御大庆殿受圭焉。”②皇室扬兴的尚古风潮，传遍仕宦权贵乃至普通士人，使当时出现于民间的古玉器成为自上而下一致追逐的对象。正如张文广所论：“宋代尚古之风盛行，大量仿古器物出现，其根源在于皇室的提倡。”③当然，宋时出现的真正的古玉器或作宫廷献礼，或作权贵把玩之物，不可能完全满足尚古风潮的文化需求。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仿古玉器应运而生。至南宋时，仿古玉器已得到皇室的支持认可，高宗时期编著的《古玉图谱》，较为详细地描绘了古代玉器的器型、纹饰，同时在全国搜寻古玉器进行仿制。民间更是蔚然成风，现存可见的传世宋代仿古玉器中，大部分为南宋时期之器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民间生产的仿古玉器，多为牟利而产，仿制水平较低，有学者就认为宋代对古玉器的作伪“水平并不高，有些以真器为本，有些则纯系凭空想象，即使是以真器为本的，其形制、纹饰也有很大变化，甚至走样，这种情况到明代才有所改观”④。无论是皇家定制还是民间私仿，两宋而兴的仿古玉在玉器发展史上都应有一席之位，其产生的实质，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文化复兴现象，这种文化复兴现象既满足了对历代文化传统的扬弃，又融入了新的社会风格，表现出的是文化的進步和富足。
②金石学的兴起与宋代知识分子鉴玉能力的提高。宋代金石学发端于真宗时对古铜器的研究，此后在北宋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导向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以著录、考释古器物为主的考证学说。北宋时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以彝器和碑刻为主，古玉器亦有涉猎，目前所见最早著录古玉器的著作是北宋后期著名画家李公麟所作的《考古图》。其后，吕大临又著《考古图》，收录古玉器14件。金石学的兴起为宋代仿古玉器的制作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囿于收录数量，但在其造型的模仿、雕琢、加工等技术问题上依然发挥了启迪与参考作用。此外，宋代知识分子对玉石的认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欧阳修、苏东坡、李公麟、沈括、周密等人均对玉石和古玉器有所研究并提出过真知灼见。如欧阳修对于翡翠硬度高于金一事论道：“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而翡翠屑金，人气粉犀牛，此二物，则世人未知者……予偶以金环于罂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⑤《宋史·李公麟传》记载：“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蚯鸟鱼为纹者，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冶，琱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⑥又如宋末元初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则见水不去。”⑦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七载：“淳熙六年，至聚景园，就中间沉香卓几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均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⑧此处的“白玉碾花商尊”，高约66.7厘米（2尺）、径约76.7厘米（2.3尺），形体较大，属于矮墩形容器，显然是一件仿古器。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对玉器知识的掌握已逐渐从单纯空泛的“比德尚玉”的精神层面中脱离出来，转向对玉石自然属性以及玉器辨古方面的研究，这种务实的治学氛围和治学成果在客观上也为宋代仿古玉的产生提供了舆论支撑。 ③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带来手工业、商业及娱乐市场的高度繁荣，对仿古玉器的制作生产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随着旧坊制的破坏、宵禁的取消和“市场”的大兴，宋代社会的文娱商业活动上了一个新台阶。京城和较大城市的街道两旁商肆林立，出现了贩卖文玩宝器的商铺，瓦市内也有专门的文玩货摊。以宣传和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铺为仿古玉器的产生、交易提供了市场保证。对此，有学者已将宋代趋于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古玩商铺定义为“古玩市场”，并指出“仿古器物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古玩市场的存在”。③
2 宋代仿古玉器的发掘状况及传世资料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宋代仿古玉器以传世品为主，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仿古玉数量不是很多，多为南宋时期，主要出土于墓葬和佛塔地宫中。目前已知的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两宋仿古玉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安徽休宁县南宋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件玉卣和一套八件玉带饰。玉卣色青白，局部沁黄，通体饰兽面纹。两件（套）文物现藏于安徽博物院。1994年上海市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出土一件青玉三螭纹璧，径11.1厘米、厚0.5厘米、孔径3.5厘米。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地宫出土的宋仿战国两汉的双螭纹玉璧，青玉，外径7.1厘米，正面浅浮雕对称双螭一对，背面素面且光滑平整，该件器物与四川蓬安西拱桥南宋墓出土的螭纹玉璧纹饰风格相近。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街宋墓内出土有一对凤形玉佩，玉色棕黄，有白色沁斑，两件器物形制相同，均通长6.7厘米、通宽4.1厘米、厚0.6厘米。两宋仿古玉器主要出土于安徽、江西、江苏、四川、上海等地，器形多以仿制战国至汉的玉璧、玉环、玉剑饰为主。如四川蓬安县出土的三螭纹玉璧、江西南丰县出土的辅纹璧、江西省樟树市杜师伋墓出土有南宋滑石簋等，这些出土玉器大多收藏于当地博物馆或文物考古发掘单位内。同时，国内一些大型博物馆（院）还藏有传世的宋代仿古玉器，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亦有藏品，且数量较为丰富。如故宫博物院藏有青玉云龙纹炉、青玉兽面云纹簋、青玉云龙纹仿古尊、青玉双鹤佩、玉环托花叶带饰、白玉双立人耳礼乐杯、白玉夔龙葵花式碗、勾云纹双柄椭圆杯，乳钉纹双柄椭圆杯、青玉剑首、青玉剑珌、螭凤纹玉牒等;杭州博物馆藏有螭纹玉饰;河北民俗博物馆藏有云龙纹玉饰;天津博物馆藏有盘结形玉饰、匜形玉杯、云纹玉高足杯;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螭纹“宜子孙”玉佩、白玉云纹巵、黄玉谷纹觥、纹玄牝佩等;常熟博物馆藏有白玉单节琮、青玉单节琮;上海市文物商店收藏有螭纹玉璧、勾连纹玉环、蝉纹玉带钩、螭纹青玉剑璏、螭纹白玉剑格、蒲纹青玉剑璲、回纹玉剑珌等;新乡市博物馆藏有龙凤纹玉佩;武汉博物馆藏有匜形玉杯;南京博物院藏有双龙玉玦佩等;安徽省文物商店藏有宋仿西周鱼形玉饰佩等。
3 宋代仿古玉器的主要特征
从诸多传世品及出土文物来看，宋代的仿古玉器主要可分为五类：一类属于礼器性质，如琮、璧、环等形制;二类为包含有礼器性质的陈设类用具，主要有卣、炉、杯、匜、簋、尊等;三类为服饰佩饰类，包括有玉环、玉带饰、玉带钩、玉佩饰、双龙玉珏等;四类为剑饰类，如剑首、剑格、剑珌、剑璲等;五类为祭祀辟邪用器，如玉翁仲、玉胜、环兽面纹玉片等。仿古玉器的纹饰以仿制两周至汉青铜重器的纹饰为主，主要有云雷纹、盘云纹、蟠螭纹、谷纹、双鱼纹、兽耳纹、饕餮纹、龟蛇纹等。
宋代崇尚复兴古礼，对礼制的制定和要求甚为完备。仿古玉器中的玉礼器类和含有礼器形制的陈设类用具即是宋代礼制要求的实物反映。《宋史》中对于“礼”的设置以及对玉礼器的使用均有详细记载。真宗时，“帝谓前代礼有祭玉、燔玉，今独有燔玉，命择良玉为琮、璧。”①仁宗时“新作明堂礼神玉”②，而这块“礼神玉”则为“依开宝例”所制作的玉斝、玉瓒。宋代制作的玉礼器多以循仿汉代为重，因而在总结其器形纹饰特征时，常以“唐仿战国宋仿汉”进行概括。宋代的仿汉玉器，在仿古玉器中占有相当数量。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徒胜汉人之简，不工汉人之难”③。也就是说，宋代模仿汉代玉器时多避难就易，去繁就简，重汉器之简练者，而轻难度较大的器物，“双钩、细碾、书法、卧蚕则迥别矣，汉宋之物，入目可识”③。因此，总体上宋代的仿汉玉器徒有汉代玉器的风格，却失其风骨，突出表现在纹饰雕刻上过于简练软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一些仿古玉礼器在制作过程中受到当时官员考据水平的限制而颇具有“创新”精神，虽然在大体上能仿制出古礼器的特征，却在细节上凭空增损，以致制造出“两珪有邸”的伪作器物来。
除皇家专制的仿古玉礼器外，仿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的仿古玉器也十分多见，多为陈设类用具，有时也带有一定的礼制色彩，如炉、卣、觥、尊等。這些陈设类仿古玉器追商周之遗风，又融合了能够体现宋朝时代特征的雕琢工艺和审美情趣，既尊重效仿了三代古器物厚重、古朴、庄严的艺术风范，又通过能人巧匠之手进行了艺术再创造，“规矩尽而变化生”，渗入了当代的艺术追求，在不变中求变，在摹古中创新，满足了宋代帝王、士大夫和文人雅士赏古鉴古的雅兴，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总体来看，宋代的仿古玉器在器物造型和题材选取方面，受复古思潮影响，发古之巧，形后之拙，能够摹古之风而又兼具当世的各种世俗化理念;在雕琢工艺上，宋代匠师继承了前代线刻和圆雕技艺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广泛采用镂刻技艺，将器物雕琢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独具时代特色。宋代仿古玉器是宋代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社会精神文明思潮与物质生活和谐统一的产物，其出现“构成了中国古玉器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古玉品种及特殊工艺”④，为明清时期仿古玉器的全面发展和鼎盛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