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公共经济学：防疫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疫病的经济成本

　　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病毒时刻威胁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流行疫病一旦爆发，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无法避免。疫病的经济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疫病损失。病患需要住院治疗，重症患者甚至可能死亡，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二是防疫成本。大型的流行疾病爆发，政府会采取各项防疫措施，例如强制检疫、隔离观察，乃至封锁疫区。限制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目的是要隔断病毒的传染，生产和消费活动无法避免地陷入停顿。我们这里讲的经济成本，是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有别于人们所谈的会计成本。
　　疫病损失和防疫成本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防疫强度上升能有效隔断疫病在人群之间的传播，从而减小疫病损失，代价是防疫成本相应增加。从政策角度而言，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最优的防疫强度。
　　最优防疫政策
　　防疫政策，关乎其强度。疫情发生后，理性决策的目标应当是最小化疫病的经济成本（公式1），即最小化疫病损失与防疫成本之和。由于成本和收益尚未发生，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基于的是预期成本与收益。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减少疫病损失视作防疫政策的收益，即通过强化防疫政策降低疫病对人群的冲击程度。
　　Min预期疫病经济成本=Min（预期疫病损失+预期防疫成本） （1）
　　对这一最小化问题求解，不难得到最优防疫政策的一阶条件是政策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其预期边际成本（公式2）。这一逻辑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准则一致（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
　　预期边际疫病损失=预期边际防疫成本（2）
　　若预期边际疫病损失>预期边际防疫成本，意味着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而言，加强防疫可以增进福利。
　　反之，若预期边际疫病损失<预期边际防疫成本，意味着防疫政策应降低强度以增进社会福利。
　　疫病损失估算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评估疫病损失，来决定防疫政策的强度？理论上最简单的方法，便是评估疫病导致劳动力暂时或永久无法工作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公共经济学中有一个“统计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的概念，用以评估为了让一个人避免某种特定的风险而付出的合理社会成本。
　　自里根政府开始，美国联邦机构就采用VSL来进行公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2016年美国农业部评估VSL为890万美元，美国环境保护署评估VSL高达1000万美元。近年来美国各政府部门评估的VSL还在不断上升当中（附图）。作为比照，2011年美国大学毕业生整个工作周期（从22岁到60岁）能赚取的工资现值约240万美元。
　　换句话说，假若一项公共政策能够降低一个美国人一个百分点的死亡风险，那么这项政策便能为社会带来10万美元的效益。如果该项政策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低于10万美元，那么就是合算的，总的社会福利就获得改进；反之则不合算。
　　当然，全面量化评估疫病损失面临诸多未知/不确定性，是一项异常艰巨且困难的任务。除VSL、患者的年龄、收入等数据之外，疫病本身的特征（传播性、死亡率等）和疫情的发展甚为关键，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疫情冲击的范围（患者数量）及程度（重症及死亡比率），进而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疫病损失（公式3）。但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框架仍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宏观政策的决策逻辑，把握政策的变化方向。
　　预期疫病损失 = ∑预期病患数量VSL×预期疫病伤害程度 （3）

新冠病毒疫情的经济社会损失疫情回顾：公共卫生危机

　　新冠病毒快速蔓延，从现有的证据看，是本世纪以来最主要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从疫情开始到今年1月20日，我们的政策反应大致有一个月的空白，疫情警示甚至受到行政压制，病毒在不设防的社区迅速蔓延。感染者呈几何级数增长，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出现“挤兑”现象。
　　从1月21日开始，面临严峻形势，新冠病毒防疫强度突然上升，武汉封城、社区隔离，全国医疗资源向湖北疫区集中。与此同时，疫情持续向外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国实施出入境管制。
　　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要评估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是极为困难的。应用VSL的方法，可以大致估算新冠肺炎导致死亡的经济损失。粗略估算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整个生命周期的工资现值：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约4.2万元，假设22岁的大學毕业生年平均工资收入为6万元，并假设其工资增速与折现率一致，那么其生命周期（22-60岁）的收入现值为228万元。考虑到个人获取的劳动报酬仅仅是其创造社会价值的小部分，参考美国的工资与VSL的数据关系，我国的VSL应在800万-1000万元人民币之间。

美国联邦机构的VSL评估值

　　数据是冰冷的，但即便在统计上，生命对于任何社会/经济体而言都是昂贵的。截至2月20日，新冠疫情导致的全国累计死亡病例已达2236人，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意味着数百亿级的经济损失。这还远远不是经济损失的全部。全面封锁人员流动，停工停学停运，全国进行网格式筛查，在两个最长潜伏期过后，理论上可以阻绝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但这需要付出经济全面停顿的高昂代价。
　　社会损失：负外部性
　　新冠病毒蔓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无异于梦魇，其可怕之处在于其高传染性以及长潜伏期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无病征的感染者是行走的传染源。而长时间的封闭隔离还可能使得被隔离者的心理健康受损。
　　换而言之，由于快速传播的负外部性，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社会损失要远大于其私人损失。这也是我国动用公共资源全民防疫的正当性所在：负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来修正，以增进社会福利（公式4）。 　　社会损失=私人损失+负外部性（4）

疫情演变的可能前景：人类与病毒共存

　　从现有的趋势看，人类或许已经失去了消灭病毒的最佳时机。新冠病毒可能不会像SARS一样完全消失，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很可能演变成季节性的风土病而与人类长期共处，就像季节性流感。
　　人类与病毒自然共存，并非坐以待毙，而是寄希望于科学，寄希望于疫苗的出现。依据传染病学的逻辑，在疫苗出现之后，新冠病毒肺炎的死亡率将降低到一般流行性感冒的水平。在疫苗出现以前，防疫政策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手段，即加大社會距离隔断病毒的传染途径。在新增确诊曲线形态上，将是一个典型的长尾分布，并呈季节性波动。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话，经济活动的深V型反弹可能落空。
　　截至2月20日，简单观察全国数据，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的数量仍处于上升期，总体拐点尚未到来，且由于返工带来的人口流动仍具不确定性。但若不考虑2月12日湖北地区统计口径的调整，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及疑似病例的数量在2月5日后均呈下降趋势，呈现出二阶意义上的改善。
　　事实上，由于本次疫情爆发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特征，集中在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截至2月20日，官方口径下湖北地区确诊病例的集中度超过80%），将疫情两分为湖北地区和非湖北地区两个样本观察更为准确。
　　作为新冠疫情集中爆发的地区，湖北省疫情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尤其是武汉、黄冈、孝感三地。随着全国集中力量支援湖北，湖北的医疗资源大幅改善，湖北省于2月12日将临床诊断纳入确诊标准，使得当日确诊病例数量大幅增加近1.5万例，一次性吸纳了之前由于核酸试剂盒不足未被统计在确诊病例当中的病患数量。若考虑此次统计口径的调整，观察“确诊+疑似+临床诊断”人数的总和，发现这一总和仍在上升过程中，或源于近期严格开展的网格式筛查。简而言之，湖北地区或仍有存量病例有待释放。
　　数据上，非湖北地区疫情的二阶改善更为明确。湖北省外的新增确诊病例自2月3日以来持续下降，已由890的峰值降至50以下，2月20日，由于山东浙江两地监狱新增确诊227例，导致湖北省外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据出现较大反弹，达到258例，但若剔除这一干扰项，湖北省外新增确诊病例将下降至31例。这表明在目前的防疫强度下，非湖北地区的疫情大概率已可控，总量上的拐点已近在咫尺。
　　对比湖北地区和非湖北地区两个样本，可以发现新冠肺炎的统计特征呈现显著差异。非湖北地区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均显著低于湖北地区。从目前数据看，非湖北地区的住院重症率为4.9%，死亡率仅为0.7%，略高于普通流感（0.1%）。这表明在医疗资源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新冠肺炎对于个人而言并非不治之症。而湖北的惨痛教训在于，若不迅速提升防疫措施，新冠肺炎将在短时间快速蔓延，并迅速挤占甚至耗尽医疗资源，从而使得重症率和死亡率非线性上升。

框架应用：防疫进入2.0阶段

　　结合前述公共经济学理论框架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发展，我们可以将这场与新冠病毒的战争分为三个战役阶段：1.0阶段，防疫压倒一切，经济生活基本停滞；2.0阶段，边防疫边恢复生产，随着疫情稳定，逐步恢复生产；3.0阶段，传染疫情基本控制，社会经济活动全面提速。
　　1.0阶段：防疫压倒一切
　　1月20日之后，新冠病毒防疫上升到国家层面，政策迅速响应，防疫工作进入到1.0阶段。面对快速爆发的疫情，湖北地区的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流行病学机理面临着诸多未知，包括病毒的特征、存量患者的数量、感染者的行动路线和接触史。这一阶段，病患数量呈现指数增长，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推高了疫病的伤害程度（重症率和死亡率），对应到公式（3），彼时预期疫病损失趋于无穷大。而根据最优防疫政策的一阶条件（公式2），无穷大的疫病损失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强力响应。
　　在公共政策上，意味着防疫工作应当占据100%的权重，“稳增长”等经济目标退而其次。当务之急是摸清存量感染者数量、控制疫情传播、了解病毒特征，降低预期疫病损失。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会议部署防疫工作，各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除西藏）；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延长春节假期，此后多地进一步延长春节假期，并对有湖北旅行/接触史的人群进行隔离。这些严格防疫措施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按下了暂停键，防疫成本开始非线性攀升（公式2）。
　　2.0阶段：平衡防疫与复工
　　预期疫病损失和预期防疫成本都是动态变化的。随着防疫措施的升级（防疫成本上升），湖北地区医疗资源的改善，疫情的发展逐渐明朗，预期疫病损失也开始逐步下降。现在的矛盾是，疫病损失下降的同时，防疫成本仍在继续攀升。这点不难理解，防疫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容易滞后于疫情的发展。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在执行防疫政策时还存在层层加码的现象，使得防疫成本攀升的斜率更为陡峭。
　　根据春节假期的历史经验，经济指标大多在正月初七复工后开始陡峭上行，至正月十五大致回复到假日前的水平。但今年的正月已近结束，大部分经济指标仍然未见起色，且受防疫措施影响，水平显著低于历史同期。强力防疫措施，使得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但仍需如期支付租金、员工工资、贷款本息等刚性支出，现有的原材料和订单也可能遭受损失，不少中小企业将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特别是受新冠疫情冲击较大的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文化娱乐、批发零售等服务性行业。
　　由于全国疫情特别是非湖北地区疫情的发展已日趋明朗，需要适时评估防疫政策的强度，做好防疫与复工的平衡。疫情爆发后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月25日、2月3日和12日），内容都与疫情防控相关。第三次会议强调“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之外，已对经济“稳增长”做出部署，新增“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确认了决策者应对疫情的目标函数）、“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等表述。事实上宣告了当前的防疫工作已进入2.0阶段。宏观政策的重心将逐步向经济工作倾斜。 　　根据公式（2），随着预期边际疫病损失的下降，理论上预期边际防疫成本应当相应下降，否则就意味着社会福利损失。再次提请注意的是，“防疫成本”是经济成本的概念，降低防疫成本并不意味着要减少医疗资源的投入，而是要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時，开始关注经济工作，恢复生产生活，对政策执行上“防疫压倒一切”的思路进行纠偏。
　　在此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把握好防疫工作的“度”。2月12日政治局常务会议指出“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在经济中，应“隔离”可能爆发疫病风险的部分，并同时尽可能地降低与疫情无关部分的运行成本。例如，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的政策，仍应以防疫为主；而对于非湖北地区，特别是疫情已出现明确拐点的区域，政策应当加快向复工复产倾斜。
　　3.0阶段：生产全面提速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大了今年实现“圆满收官”的难度。与SARS相比，此次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可能会深远得多。SARS病毒在防控上的难度要显著低于新冠病毒：SARS病毒潜伏期较短（3-5天），感染者都伴有发热体征；而新冠病毒的潜伏期较长（一般不超过14天），具有较高的传播性，且传播者不一定有发热症状。这使得此次的防疫措施的广度、强度和经济成本均显著超过SARS期间。加之新冠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对消费和复工的冲击更甚于SARS。
　　而从整体宏观环境看，SARS疫情爆发时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而目前尽管中美之间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整体关税水平仍是贸易摩擦开始前的5倍，叠加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增长本就承压。如果说2003年中国经济像是轻装上阵、在人生旅途上疾速前行的年轻人，当前的中国经济则像人到中年，虽然年富力强但压力重重，身体机能也有所衰减，健康受损后恢复起来可能更慢。
　　在全面恢复生产后的3.0阶段，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业政策做出及时全面的响应。考虑到今年决策层“圆满收官”的要求，以及企业和居民的信心恢复需要时间，政策应当保持足够的力度和弹性，并给出适度的前瞻指引。

小结：因势而变

　　疫病的经济成本是疫病损失与防疫成本之和。疫病发生后，决策层的目标函数是最小化疫病所产生的预期经济成本。对应到宏观政策的逻辑，便是预期边际防疫成本与预期疫病边际损失一致。简而言之，防疫措施的强度应与疫病的烈度保持一致，以最大化社会福利。这意味着防疫政策的强度应是动态变化的。
　　从防疫政策的执行上看，目前全国仍处于“防疫压倒一切”的1.0阶段。随着全国特别是非湖北地区疫情逐渐明朗，应该开始有序地向“边防疫边恢复生产”的2.0阶段过渡。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防疫政策不能停留在层层加码、不惜一切代价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