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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意识作为《生死疲劳》之中潜在的“精神指引”已然成为一个解读此小说的重要突破口。小说以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在西门闹不屈的灵魂轮回转世、生命更迭之间叙述了五十年跌宕起伏的民族、家族历史，作者以悲悯、以深情、以对土地的眷怀与挚爱完成了一曲悲歌。乡土意识作为其创作的指引与资源，无疑成为文本灵魂的高点，传递出作者于时下的关怀与隐忧。
关键词：乡土意识 莫言 生命轮回 土地
当《红高粱》作为“一个意外收获”{1}被评论家发现之时，莫言小说便被学者们“归类”，或是寻根文学，或是先锋小说，抑或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等，不一而足。且不讨论凡此种种归类是否恰当，不可否认的是，莫言诸多小说之中皆存在着一种隐现的“精神指引”之力，这正是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意识，《生死疲劳》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土气息，泥滋味”的乡土小说由鲁迅先生开风气之先，在新文学走过的百年里，从未远离主流文学创作，并一直有天才式的作家作品为学界所发现与认可。在莫言二十余年的小说创作之中，乡土意识的运用一直是其作品最得风致的独到之处，其部分小说，称之为乡土小说亦不失偏颇。将其小说置于宏大历史的背景之中，乡土民间这一维度呈现于其故乡之眷恋，土地至上之观念，故乡文艺之形态，大地母亲之挚爱等诸多方面，可谓是连缀文章之结点，读懂莫言之关键也。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在福克纳以其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将小说创作的视域凝注于“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本土”之后，莫言于2006年，完成了《生死疲劳》的创作。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所言“大踏步撤退”{2}的小说创作观念，在《生死疲劳》的创作中得以既深且宽广的尝试。在形式上，《生死疲劳》采取了诸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章回体的经典模式，而在内容上，莫言则将“土地”二字深深融入了小说的血液之中，以佛家轮回转世之观念巧妙黏合了小说人物之更迭，以植根于珠玑之间的乡土意识，指引着读者去思索那些流转于土地间的生命。孙郁在谈及《生死疲劳》时指出：“作者对乡下世界的爱怜完全不同于一般作家，他不满足于对乡俗的打量，且远离着士大夫式的情感……没有乡间文明的文雅的礼赞……拥有的只是苦民的歌谣，那些扎在泥土里的、含着冤屈和伤痕的谣曲，自始至终响在他的小说里。”{3}无疑，如丰碑般，《生死疲劳》这座“标志性的建筑”{4}以别样的姿态，树立在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版图之上。笔者通过文本细读，并辅之以作家本人创作谈与文本中文学意象的解读，试以《生死疲劳》为例论述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意识。
一、故乡血地：轮回叙事下的乡土情结
诚如莫言所云：“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5}《生死疲劳》以土地改革为历史大背景，整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土地与人的终极关怀。文中“莫言”这一形象在蓝脸死后为其撰写的碑文道：“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当整个人生与土地相联结，故乡自然成了“血地”。而将佛家“六道轮回”思想运用于写作，即作者通过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狗、猴以及大头婴儿蓝千岁，真正见证了整个西门屯20世纪在土地改革背景之下的历史变迁。《生死疲劳》的历史是人与土地的历史，而相对于人而言，动物的原始属性则决定了其与土地更是有一种深刻且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
莫言在轮回转世的顺序选择上，亦是颇耐人寻味的。第一、二次投胎，选择了驴和牛，不难看出，较之于猪、狗和猴，驴和牛自农业社会形成始便是与土地联系最为紧密的种属，它们作为农耕时代的重要劳动工具，间接体现了人与土地之间那种血肉纽带的关系。西门驴作为一头“雄壮的公驴”在第一次轮回后，以一种全新的、富有强劲生命力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以智勇双全斗恶狼传为佳话，“赢得了一头驴在高密东北乡这周遭百里、十八处村屯所能赢得的最高荣誉”。然而，时代的浪潮终究吞没了旺盛的生命，“有沼泽、芦苇和沙洲，还有方圆几十里的红柳丛林”的高密东北乡，矗立着“十几座土高炉”。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席卷了整个高密东北乡，饥饿终究是人类敌不过的宿敌，西门驴最终成为人们抛弃土地的牺牲品，再次堕入了轮回的地狱。
第二次转世，“西门牛落户蓝脸家”，生命流转，轮回中，驴幻化成牛形，那股生命之“冲”亦转变为奉地之“忠”。牛，这个独特的意象，莫言择之并将其置于“文革”这一段历史背景之下，是有所创见的。牛对土地的忠诚与时代农民“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政治运动中去形成了一组颇为耐人寻味的映照。牛作为人类最为忠实勤恳的伴侣，无论历史剧变沧海桑田，始终以背负犁铧缓步于天地沃土之间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蓝脸作为不撞南墙不回头，拼了命也要单干，宁死不入合作社的“犟牛”，在“文革”之下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即便是红卫兵步步紧逼，不依不饶，蓝脸亦毫不退让。温顺的西门牛或没有驴那般勇猛，但被刺痛牛角之后，也让朱九戒开膛破肚，“此时，灿烂的阳光跑了，灰色的云团来了，一片片雪花，在小北风里飞舞着，降落到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上”，似乎茫茫雪地里只余蓝脸与西门牛孤独的身影。之后西门牛被逼入社，却拒绝劳动，激怒了走火入魔的西门金龙，在西门金龙的鞭挞与火烧下，西门牛悲壮地成为时代的殉葬品。莫言托蓝解放之口，如是说：“西门牛啊，我的朋友，你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表演了一场悲壮地戏剧，你的倔强，你忍受肉体痛苦的能力，你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令人们啧啧称奇，你的故事，至今还在西门屯民众口中流传。”莫言以近乎将牛神话的比法来诠释西门牛于蓝脸于土地的忠诚。西门牛死后，蓝脸为其堆起了坟头，这便是“成为高密东北乡一景的‘义牛之冢’”。从驴到牛，迸发的生命虽有消泯之迹，而那种于土地的不离不弃并未随时代洪流而逊丝毫，乡土意识在人与土地、动物与土地的关系流变中不断得以升华。
脱去牛的皮囊，西门闹不屈的灵魂不曾远离，此世投胎为猪，名曰猪十六，降生于“文革”期间，那个“大养其猪”的年代。从牛到猪，野性渐褪，而猪十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被作者赋予了人的灵性，它不仅“知道自己肩负重任，在70年代的高密东北乡历史上将扮演重要角色”，还常以一双冷眼，审视人的行为且向往远离人居的山林。猪意象的选择，反衬了浮夸泛滥的现实之风，亦以“猪”为视角，让那些表面高尚的仁义道德顷刻化为乌有。猪十六以“奋不顾身救儿童”脱下猪的外衣，反讽了人类沿袭千年的脆弱道统，竟不敌猪的纵身一跃，那股不屈的灵魂重新回到地狱。西门闹第四次投胎，成了狗小四。“小娇儿随母进城”，自出生，狗小四便脱离乡村，动物身上的野性在人类的驯化之下恐存之无多。而月上中天时的狗聚会则将狗群等同于人类的社会结构，其间还有一番有趣的对话：“你们高密狗，太野蛮了。我们北京狗，举行月光party时，一个个珠光宝气，轻歌曼舞，大家跳舞，谈艺术……”对比之中，流露出莫言笔端所携乡土意识之风致，笑谈间，亦是一番于故乡血地的祭奠。而到了西门猴，可以说已与土地完全失去联系，虽说是猴，但是它却没有西门猪的灵性，没有西门牛的忠诚，亦没有西门驴旺盛的生命力，生命在沦为玩物与工具之中死在了蓝开放的枪口之下。转世之更迭随时代的变迁行进，而当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浮华的城市背后是否能够承载脱离土地的新的生命，诸如庞凤凰、蓝开放等时代年轻人的浑浑噩噩 之未来是否能在脱离土地中拨云见日，不得而知，空余莫言一声迷茫的惋惜与悲叹。
二、视角转换：多重观照下的乡土意识
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的叙事视角或因轮回更迭因叙事需要时常发生转变。若单从叙述者蓝千岁的视角出发，虽每一轮回均能实现“全知全能”式的聚焦，但是却会有造成因经验交叠而使读者误入歧途，作者交代不清的情况发生。每一次转世轮回在这里便起到了叙事枢纽的作用，而于西门闹在阴间与转世动物在阳间这两个不同叙事角度来回转换之间，莫言以娴熟的写作手法使“承载着西门闹之灵的动物在历史与大地之上穿梭跃动，进而展示出一个存在的时空”{6}。有时采用动物的视角观照人类的世界，以达到反衬或反讽的效果；有时则跳开来，以一种打量历史的眼光进行叙事。文中，以第六次轮回的大头婴儿蓝千岁与蓝解放之间的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之间的交谈统领全文，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灵活的情境之中，有效弥补了单一视角出发所造成的冗长单调的弱点。行文间，视角的转换都是经过作者的慎重选择的，在多重视角的变幻中，乡土意识或隐或显的流露成了其中的亮点。
《生死疲劳》中“莫言”形象的塑造可谓使文本别开生面。“莫言”形象既是以作家本人为原型，又是经作家之手充实渐丰的人物，其往往在叙事过程之中充当着“第三种声音”，起到补充故事情节，推动叙事进程的作用。文中提及“莫言”，多次与故乡相联系，且妙趣横生。在第三部“猪撒欢”中逗趣地写道：“尽管莫言现在依然以农民自居，动不动就要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写信……即便奥委会增设了一个锄地比赛项目，他也拿不到名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如同莫言本人所言，“任何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都必然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编织故事”{7}，文中的“莫言”，和莫言一样是一名作家，而“以农民自居”不仅仅反映了真实莫言的写作心态，亦能读出植根于其心间的乡土意识。在第四部“狗精神”中，蓝解放与庞春苗逃离故土，却对故乡眷恋至深，背井离乡之时出于无奈只能与莫言通信，“有关故乡的信息都来自莫言……他是唯恐天下无戏的人，他大概把我们当成他的小说素材了”。这里，“莫言”虽然没有直接发出声音，却亦辅助叙事者的身份充当了家乡信息反馈者的角色，深层挖掘，不难看出，作者同名形象是其小说之中乡土意识形成与完善的重要一部分。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世纪婴儿”中，“莫言”由之前的辅助叙事者最终上升为独立叙事者，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冷静地诉说了最后的结局，从之前喧哗迷离的宏大叙事中独立出来，简洁有致地完成了最后的结尾。西门猴最终亦归于故土，“雪花在灯光中飞舞着，犹如杏花纷谢时。西门家大院里杏花纷谢，西门屯养猪场里杏花纷谢。那些杏花都飘到县城里来了，全中国的杏花都飘到高密县城了来了啊！”文中“莫言”如是叙述道。杏花纷飞，世纪婴儿诞生，六道轮回终告一段落。莫言的叙述不仅使小说在行文上形成前后相互观照，结构相互呼应的完整形式，还在文中结尾把所有灵魂均引归故土，杏花粉落，那些深埋在土地里的灵魂与作者的乡土意识浑然一体，形成了作者独到的历史观与生命观，在故乡的背景之下，愈显深刻。
三、隐喻迷离：时代沿革下的大地歌者
《生死疲劳》卷首即引佛语云：“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佛家观念的运用，是此小说的又一独到之处。苦难永在、转世轮回、万物皆空乃人生本相。小说中，苦难相随自不必说，而读罢全文，那种浓浓的虚无感与幻灭感充斥读者心间。自卷首始，《生死疲劳》无论从某些意象或语言片断上观之均充满言有尽而义无穷之感，其文间，隐喻颇多，试究其隐喻，笔者发现，均无法掩盖作者大地歌者的隐性身份，探其深层缘由，亦不离小说里的“指引性的精神”——潜在的乡土意识。
如前所述，西门闹在六道轮回中，历经驴、牛、猪、狗、猴最终转世为大头婴儿蓝千岁，其间小说叙述了1950至2000年间中国农村、农民与土地变迁的五十年历史。由“土改”始，每一次转世都与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感，由于天灾人祸，转世之身在一次次背离土地投身时代浪潮之时又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生命重归于零。《生死疲劳》中动物对土地有着极为深刻的依恋，而这种隐喻又是非常隐晦的。古代中国，农村中的动物作为农耕文明的附庸，往往扮演着农业工具的角色，当然其亦是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农业之本，悄然成为人与动物的天然纽带。西门驴作为西门闹的第一次转世，身上具有最为原始的野性与生命力，到了西门牛则成为“大音希声”的最无言最忠实的土地和蓝脸的守护者，而西门猪则一改传统对猪的理解，充当了最有灵气、向往自由、追逐野性的存在，但在最后的追逐中，还是在人类的枪口之下幻灭，再到西门狗则在出生便离乡背井，却不失时机地寻觅返乡之机，而难掩与土地剥离之实，转世为人之前的西门猴则彻底沦为城市人手中的玩物，最终倒在文明的枪口之下。由物种与土地联系由近到远的转变，充斥着虚无与幻灭，“土地”的丧失殆尽宣告了最后的灭亡。某种意义上，文本以“志怪”的方式，对“人类提出了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的预警”{8}。诚然，表层之渐离乡土却在深层之中向土地靠近了一步，隐忧下的现实关怀让读者之思引向与土地的反思，从这一点上看，文本中的乡土意识在被“遗忘”中强化了。
《生死疲劳》作为高密东北乡西门闹、蓝脸、黄瞳三个家族之间的“家族史”，人物自然是其中之重。从隐喻角度，笔者试拈其中一例，即文本中蓝脸的形象加以分析。与其子蓝解放执拗追逐心灵的声音，年少意气，从贪欲起，堕入滚滚红尘，追名逐利再到为爱私奔最终繁华落尽彻悟生命不同，蓝脸是一个自始至终执着甚至有些犟劲的时代“反动者”的形象。“土改”以来，蓝脸便拒绝入社，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甚至遭遇众叛亲离，箪食瓢饮亦矢志不渝，终成“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以“不动”反对“运动”，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无尽的屈辱与苦难之中见证了历史的荒诞。“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西门牛与蓝脸的孤独相伴的身影成了书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部分。蓝脸作为莫言心中真正具有智慧，不随波逐流的农民形象，笔者以为，其隐喻了那些时代洪流之下土地甚至真理的孤独的守护者。守护土地，蓝脸承受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压力，为了守护土地，他失去了太多，却相信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到来。在第二十八章，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月亮，请低一些，多给一些光，让我看得更清楚。月亮缓缓低落，如同一个巨大的气球。我屏住呼吸，向前靠拢，悄悄潜入了他的麦田。这是他的肚脐。麦穗无芒，月光中现出焦黄的颜色。他穿着那件补满补丁、我非常熟悉的老土布对襟褂子，腰间扎着一根白色的布带子，头上戴着一顶用高粱篾片编成的斗笠。他的脸大部分在斗笠的阴影里，即便是在阴影里我也能看到他那熠熠生辉的半边蓝脸，和那两只折射出忧伤而倔强的光芒。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上绑着红色的布条。他挥动着竹竿，竿上的布条像牛尾巴一样扫拂着麦穗，那些毒蛾子，拖着孕满卵籽的沉肚子，扑扑棱棱地飞起来，降落到生产队的棉花田里或是玉米地里。他用这种原始而笨拙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庄稼，看起来是与害虫对抗实际上是与人民公社对抗。
月亮，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在这里，和蓝脸一起出现。日阳月阴，这个古老的意象远古便被赋予了母性光辉的色彩。月亮，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大地母亲的象征，月光普降，田间劳作的蓝脸正在以传统的劳作方式守护着土地，月亮——大地母亲——土地三者之间在这幅月下农耕图中紧密关联在一起。蓝脸，这个土地守护者的形象愈发能被读者理解。双重隐喻的复现，使作者的情感倾向更加明显，在这种于土地倾注的情感之下，是作者作为大地歌者的乡土意识的显现。月光的渲染与蓝脸形象的渐丰，无疑使作者的乡土意识愈发深化，直指作者作品的精神线索，从而在文本解读中拥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
莫言曾在演讲中说道：“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9}当许多作家在呼喊“为老百姓写作”时，其实已经使自己脱离了百姓。莫言的写作姿态决定了莫言能在这部小说中始终将自己内心的乡土意识一以贯之。在这部莫言认为是“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10}中，莫言以轮回叙事下的土地情结，在六道轮回的更迭之中，寄寓了人与土地、动物与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多重视角转换之中，有意将行文延伸至故乡那方水土，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隐喻中不吝吟咏故乡的生命与土地。这些无不佐证了莫言笔端所潜在书写的乡土意识，并完善补充了这一条精神指引之线索。于土地之深情，让这位大地歌者心底的乡土意识跃然于文字之间。乡土意识，作为文本最深处的灵魂，指引着读者触碰作者心底最隐秘的情感世界。
{1}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2} 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页。
{3} 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第5-6页。
{4} 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39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5} 莫言：《超越故乡，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6} 刘伟：《“轮回”叙述中的历史“魅影”——论莫言〈生死疲劳〉的文本策略》，《文艺评论》2007年第1期。
{7} 莫言：《恐惧与希望》，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8} 鲍东梅：《对土地的眷恋 对自由的向往——〈动物农场〉与〈生死疲劳〉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2期。
{9} 莫言：《用耳朵阅读》，《作为老百姓写作》，2001年10月24日于苏州大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10} 莫言：《向古典和传统的农民致敬》，《检查日报》2006年1月27日。
关键词：乡土意识 莫言 生命轮回 土地
当《红高粱》作为“一个意外收获”{1}被评论家发现之时，莫言小说便被学者们“归类”，或是寻根文学，或是先锋小说，抑或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等，不一而足。且不讨论凡此种种归类是否恰当，不可否认的是，莫言诸多小说之中皆存在着一种隐现的“精神指引”之力，这正是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意识，《生死疲劳》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土气息，泥滋味”的乡土小说由鲁迅先生开风气之先，在新文学走过的百年里，从未远离主流文学创作，并一直有天才式的作家作品为学界所发现与认可。在莫言二十余年的小说创作之中，乡土意识的运用一直是其作品最得风致的独到之处，其部分小说，称之为乡土小说亦不失偏颇。将其小说置于宏大历史的背景之中，乡土民间这一维度呈现于其故乡之眷恋，土地至上之观念，故乡文艺之形态，大地母亲之挚爱等诸多方面，可谓是连缀文章之结点，读懂莫言之关键也。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在福克纳以其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将小说创作的视域凝注于“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本土”之后，莫言于2006年，完成了《生死疲劳》的创作。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所言“大踏步撤退”{2}的小说创作观念，在《生死疲劳》的创作中得以既深且宽广的尝试。在形式上，《生死疲劳》采取了诸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章回体的经典模式，而在内容上，莫言则将“土地”二字深深融入了小说的血液之中，以佛家轮回转世之观念巧妙黏合了小说人物之更迭，以植根于珠玑之间的乡土意识，指引着读者去思索那些流转于土地间的生命。孙郁在谈及《生死疲劳》时指出：“作者对乡下世界的爱怜完全不同于一般作家，他不满足于对乡俗的打量，且远离着士大夫式的情感……没有乡间文明的文雅的礼赞……拥有的只是苦民的歌谣，那些扎在泥土里的、含着冤屈和伤痕的谣曲，自始至终响在他的小说里。”{3}无疑，如丰碑般，《生死疲劳》这座“标志性的建筑”{4}以别样的姿态，树立在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版图之上。笔者通过文本细读，并辅之以作家本人创作谈与文本中文学意象的解读，试以《生死疲劳》为例论述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意识。
一、故乡血地：轮回叙事下的乡土情结
诚如莫言所云：“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5}《生死疲劳》以土地改革为历史大背景，整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土地与人的终极关怀。文中“莫言”这一形象在蓝脸死后为其撰写的碑文道：“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当整个人生与土地相联结，故乡自然成了“血地”。而将佛家“六道轮回”思想运用于写作，即作者通过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狗、猴以及大头婴儿蓝千岁，真正见证了整个西门屯20世纪在土地改革背景之下的历史变迁。《生死疲劳》的历史是人与土地的历史，而相对于人而言，动物的原始属性则决定了其与土地更是有一种深刻且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
莫言在轮回转世的顺序选择上，亦是颇耐人寻味的。第一、二次投胎，选择了驴和牛，不难看出，较之于猪、狗和猴，驴和牛自农业社会形成始便是与土地联系最为紧密的种属，它们作为农耕时代的重要劳动工具，间接体现了人与土地之间那种血肉纽带的关系。西门驴作为一头“雄壮的公驴”在第一次轮回后，以一种全新的、富有强劲生命力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以智勇双全斗恶狼传为佳话，“赢得了一头驴在高密东北乡这周遭百里、十八处村屯所能赢得的最高荣誉”。然而，时代的浪潮终究吞没了旺盛的生命，“有沼泽、芦苇和沙洲，还有方圆几十里的红柳丛林”的高密东北乡，矗立着“十几座土高炉”。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席卷了整个高密东北乡，饥饿终究是人类敌不过的宿敌，西门驴最终成为人们抛弃土地的牺牲品，再次堕入了轮回的地狱。
第二次转世，“西门牛落户蓝脸家”，生命流转，轮回中，驴幻化成牛形，那股生命之“冲”亦转变为奉地之“忠”。牛，这个独特的意象，莫言择之并将其置于“文革”这一段历史背景之下，是有所创见的。牛对土地的忠诚与时代农民“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政治运动中去形成了一组颇为耐人寻味的映照。牛作为人类最为忠实勤恳的伴侣，无论历史剧变沧海桑田，始终以背负犁铧缓步于天地沃土之间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蓝脸作为不撞南墙不回头，拼了命也要单干，宁死不入合作社的“犟牛”，在“文革”之下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即便是红卫兵步步紧逼，不依不饶，蓝脸亦毫不退让。温顺的西门牛或没有驴那般勇猛，但被刺痛牛角之后，也让朱九戒开膛破肚，“此时，灿烂的阳光跑了，灰色的云团来了，一片片雪花，在小北风里飞舞着，降落到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上”，似乎茫茫雪地里只余蓝脸与西门牛孤独的身影。之后西门牛被逼入社，却拒绝劳动，激怒了走火入魔的西门金龙，在西门金龙的鞭挞与火烧下，西门牛悲壮地成为时代的殉葬品。莫言托蓝解放之口，如是说：“西门牛啊，我的朋友，你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表演了一场悲壮地戏剧，你的倔强，你忍受肉体痛苦的能力，你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令人们啧啧称奇，你的故事，至今还在西门屯民众口中流传。”莫言以近乎将牛神话的比法来诠释西门牛于蓝脸于土地的忠诚。西门牛死后，蓝脸为其堆起了坟头，这便是“成为高密东北乡一景的‘义牛之冢’”。从驴到牛，迸发的生命虽有消泯之迹，而那种于土地的不离不弃并未随时代洪流而逊丝毫，乡土意识在人与土地、动物与土地的关系流变中不断得以升华。
脱去牛的皮囊，西门闹不屈的灵魂不曾远离，此世投胎为猪，名曰猪十六，降生于“文革”期间，那个“大养其猪”的年代。从牛到猪，野性渐褪，而猪十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被作者赋予了人的灵性，它不仅“知道自己肩负重任，在70年代的高密东北乡历史上将扮演重要角色”，还常以一双冷眼，审视人的行为且向往远离人居的山林。猪意象的选择，反衬了浮夸泛滥的现实之风，亦以“猪”为视角，让那些表面高尚的仁义道德顷刻化为乌有。猪十六以“奋不顾身救儿童”脱下猪的外衣，反讽了人类沿袭千年的脆弱道统，竟不敌猪的纵身一跃，那股不屈的灵魂重新回到地狱。西门闹第四次投胎，成了狗小四。“小娇儿随母进城”，自出生，狗小四便脱离乡村，动物身上的野性在人类的驯化之下恐存之无多。而月上中天时的狗聚会则将狗群等同于人类的社会结构，其间还有一番有趣的对话：“你们高密狗，太野蛮了。我们北京狗，举行月光party时，一个个珠光宝气，轻歌曼舞，大家跳舞，谈艺术……”对比之中，流露出莫言笔端所携乡土意识之风致，笑谈间，亦是一番于故乡血地的祭奠。而到了西门猴，可以说已与土地完全失去联系，虽说是猴，但是它却没有西门猪的灵性，没有西门牛的忠诚，亦没有西门驴旺盛的生命力，生命在沦为玩物与工具之中死在了蓝开放的枪口之下。转世之更迭随时代的变迁行进，而当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浮华的城市背后是否能够承载脱离土地的新的生命，诸如庞凤凰、蓝开放等时代年轻人的浑浑噩噩 之未来是否能在脱离土地中拨云见日，不得而知，空余莫言一声迷茫的惋惜与悲叹。
二、视角转换：多重观照下的乡土意识
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的叙事视角或因轮回更迭因叙事需要时常发生转变。若单从叙述者蓝千岁的视角出发，虽每一轮回均能实现“全知全能”式的聚焦，但是却会有造成因经验交叠而使读者误入歧途，作者交代不清的情况发生。每一次转世轮回在这里便起到了叙事枢纽的作用，而于西门闹在阴间与转世动物在阳间这两个不同叙事角度来回转换之间，莫言以娴熟的写作手法使“承载着西门闹之灵的动物在历史与大地之上穿梭跃动，进而展示出一个存在的时空”{6}。有时采用动物的视角观照人类的世界，以达到反衬或反讽的效果；有时则跳开来，以一种打量历史的眼光进行叙事。文中，以第六次轮回的大头婴儿蓝千岁与蓝解放之间的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之间的交谈统领全文，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灵活的情境之中，有效弥补了单一视角出发所造成的冗长单调的弱点。行文间，视角的转换都是经过作者的慎重选择的，在多重视角的变幻中，乡土意识或隐或显的流露成了其中的亮点。
《生死疲劳》中“莫言”形象的塑造可谓使文本别开生面。“莫言”形象既是以作家本人为原型，又是经作家之手充实渐丰的人物，其往往在叙事过程之中充当着“第三种声音”，起到补充故事情节，推动叙事进程的作用。文中提及“莫言”，多次与故乡相联系，且妙趣横生。在第三部“猪撒欢”中逗趣地写道：“尽管莫言现在依然以农民自居，动不动就要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写信……即便奥委会增设了一个锄地比赛项目，他也拿不到名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如同莫言本人所言，“任何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都必然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编织故事”{7}，文中的“莫言”，和莫言一样是一名作家，而“以农民自居”不仅仅反映了真实莫言的写作心态，亦能读出植根于其心间的乡土意识。在第四部“狗精神”中，蓝解放与庞春苗逃离故土，却对故乡眷恋至深，背井离乡之时出于无奈只能与莫言通信，“有关故乡的信息都来自莫言……他是唯恐天下无戏的人，他大概把我们当成他的小说素材了”。这里，“莫言”虽然没有直接发出声音，却亦辅助叙事者的身份充当了家乡信息反馈者的角色，深层挖掘，不难看出，作者同名形象是其小说之中乡土意识形成与完善的重要一部分。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世纪婴儿”中，“莫言”由之前的辅助叙事者最终上升为独立叙事者，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冷静地诉说了最后的结局，从之前喧哗迷离的宏大叙事中独立出来，简洁有致地完成了最后的结尾。西门猴最终亦归于故土，“雪花在灯光中飞舞着，犹如杏花纷谢时。西门家大院里杏花纷谢，西门屯养猪场里杏花纷谢。那些杏花都飘到县城里来了，全中国的杏花都飘到高密县城了来了啊！”文中“莫言”如是叙述道。杏花纷飞，世纪婴儿诞生，六道轮回终告一段落。莫言的叙述不仅使小说在行文上形成前后相互观照，结构相互呼应的完整形式，还在文中结尾把所有灵魂均引归故土，杏花粉落，那些深埋在土地里的灵魂与作者的乡土意识浑然一体，形成了作者独到的历史观与生命观，在故乡的背景之下，愈显深刻。
三、隐喻迷离：时代沿革下的大地歌者
《生死疲劳》卷首即引佛语云：“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佛家观念的运用，是此小说的又一独到之处。苦难永在、转世轮回、万物皆空乃人生本相。小说中，苦难相随自不必说，而读罢全文，那种浓浓的虚无感与幻灭感充斥读者心间。自卷首始，《生死疲劳》无论从某些意象或语言片断上观之均充满言有尽而义无穷之感，其文间，隐喻颇多，试究其隐喻，笔者发现，均无法掩盖作者大地歌者的隐性身份，探其深层缘由，亦不离小说里的“指引性的精神”——潜在的乡土意识。
如前所述，西门闹在六道轮回中，历经驴、牛、猪、狗、猴最终转世为大头婴儿蓝千岁，其间小说叙述了1950至2000年间中国农村、农民与土地变迁的五十年历史。由“土改”始，每一次转世都与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感，由于天灾人祸，转世之身在一次次背离土地投身时代浪潮之时又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生命重归于零。《生死疲劳》中动物对土地有着极为深刻的依恋，而这种隐喻又是非常隐晦的。古代中国，农村中的动物作为农耕文明的附庸，往往扮演着农业工具的角色，当然其亦是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农业之本，悄然成为人与动物的天然纽带。西门驴作为西门闹的第一次转世，身上具有最为原始的野性与生命力，到了西门牛则成为“大音希声”的最无言最忠实的土地和蓝脸的守护者，而西门猪则一改传统对猪的理解，充当了最有灵气、向往自由、追逐野性的存在，但在最后的追逐中，还是在人类的枪口之下幻灭，再到西门狗则在出生便离乡背井，却不失时机地寻觅返乡之机，而难掩与土地剥离之实，转世为人之前的西门猴则彻底沦为城市人手中的玩物，最终倒在文明的枪口之下。由物种与土地联系由近到远的转变，充斥着虚无与幻灭，“土地”的丧失殆尽宣告了最后的灭亡。某种意义上，文本以“志怪”的方式，对“人类提出了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的预警”{8}。诚然，表层之渐离乡土却在深层之中向土地靠近了一步，隐忧下的现实关怀让读者之思引向与土地的反思，从这一点上看，文本中的乡土意识在被“遗忘”中强化了。
《生死疲劳》作为高密东北乡西门闹、蓝脸、黄瞳三个家族之间的“家族史”，人物自然是其中之重。从隐喻角度，笔者试拈其中一例，即文本中蓝脸的形象加以分析。与其子蓝解放执拗追逐心灵的声音，年少意气，从贪欲起，堕入滚滚红尘，追名逐利再到为爱私奔最终繁华落尽彻悟生命不同，蓝脸是一个自始至终执着甚至有些犟劲的时代“反动者”的形象。“土改”以来，蓝脸便拒绝入社，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甚至遭遇众叛亲离，箪食瓢饮亦矢志不渝，终成“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以“不动”反对“运动”，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无尽的屈辱与苦难之中见证了历史的荒诞。“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西门牛与蓝脸的孤独相伴的身影成了书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部分。蓝脸作为莫言心中真正具有智慧，不随波逐流的农民形象，笔者以为，其隐喻了那些时代洪流之下土地甚至真理的孤独的守护者。守护土地，蓝脸承受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压力，为了守护土地，他失去了太多，却相信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到来。在第二十八章，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月亮，请低一些，多给一些光，让我看得更清楚。月亮缓缓低落，如同一个巨大的气球。我屏住呼吸，向前靠拢，悄悄潜入了他的麦田。这是他的肚脐。麦穗无芒，月光中现出焦黄的颜色。他穿着那件补满补丁、我非常熟悉的老土布对襟褂子，腰间扎着一根白色的布带子，头上戴着一顶用高粱篾片编成的斗笠。他的脸大部分在斗笠的阴影里，即便是在阴影里我也能看到他那熠熠生辉的半边蓝脸，和那两只折射出忧伤而倔强的光芒。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上绑着红色的布条。他挥动着竹竿，竿上的布条像牛尾巴一样扫拂着麦穗，那些毒蛾子，拖着孕满卵籽的沉肚子，扑扑棱棱地飞起来，降落到生产队的棉花田里或是玉米地里。他用这种原始而笨拙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庄稼，看起来是与害虫对抗实际上是与人民公社对抗。
月亮，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在这里，和蓝脸一起出现。日阳月阴，这个古老的意象远古便被赋予了母性光辉的色彩。月亮，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大地母亲的象征，月光普降，田间劳作的蓝脸正在以传统的劳作方式守护着土地，月亮——大地母亲——土地三者之间在这幅月下农耕图中紧密关联在一起。蓝脸，这个土地守护者的形象愈发能被读者理解。双重隐喻的复现，使作者的情感倾向更加明显，在这种于土地倾注的情感之下，是作者作为大地歌者的乡土意识的显现。月光的渲染与蓝脸形象的渐丰，无疑使作者的乡土意识愈发深化，直指作者作品的精神线索，从而在文本解读中拥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
莫言曾在演讲中说道：“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9}当许多作家在呼喊“为老百姓写作”时，其实已经使自己脱离了百姓。莫言的写作姿态决定了莫言能在这部小说中始终将自己内心的乡土意识一以贯之。在这部莫言认为是“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10}中，莫言以轮回叙事下的土地情结，在六道轮回的更迭之中，寄寓了人与土地、动物与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多重视角转换之中，有意将行文延伸至故乡那方水土，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隐喻中不吝吟咏故乡的生命与土地。这些无不佐证了莫言笔端所潜在书写的乡土意识，并完善补充了这一条精神指引之线索。于土地之深情，让这位大地歌者心底的乡土意识跃然于文字之间。乡土意识，作为文本最深处的灵魂，指引着读者触碰作者心底最隐秘的情感世界。
{1}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2} 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页。
{3} 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第5-6页。
{4} 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39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5} 莫言：《超越故乡，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6} 刘伟：《“轮回”叙述中的历史“魅影”——论莫言〈生死疲劳〉的文本策略》，《文艺评论》2007年第1期。
{7} 莫言：《恐惧与希望》，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8} 鲍东梅：《对土地的眷恋 对自由的向往——〈动物农场〉与〈生死疲劳〉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2期。
{9} 莫言：《用耳朵阅读》，《作为老百姓写作》，2001年10月24日于苏州大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10} 莫言：《向古典和传统的农民致敬》，《检查日报》2006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