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年科技规划》）是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于1963年制定的第二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聂荣臻在回顾该规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时说：“当时制定新的《十年科技规划》，总的目标就是要赶上60年代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虽然《十年科技规划》的实施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但它仍是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等曲折后，中国科研工作的一个新起点。不可否认，规划中所确立的方针、目标、任务和一些措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发现问题，着手改革

　　《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逐步实施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水平，同我国当时农业、工业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的需求还很不适应，科技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也并未匹配科技事业发展的需求。
　　在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了偏颇甚至严重的错误，因而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少工农出身的干部对科技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知识分子保持着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对他们安排不妥，使一批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很多人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据统计，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所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里，知识分子大约占一半。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为扭转局势，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对各行各业的工作进行调整。
　　五六十年代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政策上的失误，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后来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要求各条战线总结出几条方针、政策性的条条来。”从1960年冬天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开始组织中国科学院党组、国家科委党组和国防科委党组的一批同志进行科技工作方面的调查。他们首先调查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情况，发现许多科研工作者实际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部分时间用来参加一些与科研无关的“政治学习”或义务劳动。1961年春天，调查人员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会上许多专家指出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不明确，科研人员心情不舒畅。最后，在聂荣臻的主持下，调查人员起草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科研十四条》）。在征询了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如陆定一、郭沫若、周扬）及党内外一些科学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后，他们又在一些部属科研单位和产业部门组织了讨论和试点实行。

　　虽然《十年科技规划》的实施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但它仍是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等曲折后，中国科研工作的一个新起点。不可否认，规划中所确立的方针、目标、任务和一些措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学术文化界常常把学术问题、工作问题与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甚至任意引申，导致不同意见不敢发表，科技文化工作者不敢讲话。某些党的干部粗暴轻率地对学术、科学问题下结论，瞎指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请示报告》对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确定了三条原则：一是由党来领导，而不是学派垄断;二是“四個互相”，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三是“三个尊重”，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为了促进科研机构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科研十四条》提出了七点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在学术问题上，鼓励不同学派和不同见解之间的自由辩论;要发扬民主，对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要简单地贴标签。中央在转发《请示报告》《科研十四条》的通知中指出，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打造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放心、负责地开展工作。
　　这两个文件上报后，中央很重视。1961年7月6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两个文件。刘少奇在讨论中指出：“我们要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邓小平也表示：“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政治局会议讨论后，这两个文件吸收中央领导的意见作出一定修改，经毛泽东批准，于7月19日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科研十四条》和《请示报告》在科学界的贯彻，激发了科学家的工作热情。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不仅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还遭受着苏联施加的重重限制。从1959年起，苏联开始“克扣”予以我国的科技援助。到1960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撕毁同我国技术合作的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了对我国的一切援助，使经济建设和科技工作都受到一定影响。在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之际，由于美国对越南的染指，我国继朝鲜战争后又重新陷入与美国的激烈政治对立中。与此同时，国际上科学技术也有重要发展。鉴于这种国际国内形势和《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主要任务的完成情况，我国迫切需要重新考虑有关科学技术规划的问题。1961年1月7日，聂荣臻在递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关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中就提到：“今后两年准备制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远景规划。”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要团结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从宏观上进一步明确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的政策。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会议对于治理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发扬党内民主，克服不良作风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62年二三月间，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被称为“广州会议”。参会代表共453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各部门的科学家310名，包括近200名学部委员。受“七千人大会”影响，科学家们对前几年工作中违反科学规律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许多改进建议。会上还讨论了规划的制定方针和方法，统一了思想认识，部署了制定《十年科技规划》的工作。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请示报告》及《科研十四条》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广大科技工作者依然存在很多顾虑。3月2日，周恩来对会议代表发表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重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随后，陈毅在两个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脱帽加冕”，给广大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广大知识分子行了“脱帽礼”。
　　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要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代表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的郑重而科学的判断。对于周恩来的讲话，科学界反响强烈。
　　《十年科技规划》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编制完毕。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的情况而制定的。规划的制定，实行了领导、专家、群众三結合的方法，直接参与制定规划的科学技术专家有一万多人，许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的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了材料和意见，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分别主持了各专业规划的编制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当时普遍生活比较困难，但他们还是干劲十足，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一片热火朝天。由于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十年科技规划》，也开展了实现规划的有力措施，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直到“文革”以前，是比较顺利的，成果也十分明显。这期间，大庆油田顺利建成，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的研制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大批科研成果的涌现，为我国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新基础。
　　◎ 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