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是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研究政治力量的空间分布以及地理环境对政治力量的影响。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并不长，只有一个多世纪。但其思想萌芽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在欧洲，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所需要的地理条件，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国家理想的地理环境做了概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战略，三国时期《隆中对》中描述的诸葛亮复兴汉室的战略都体现了政治力量的空间变化这一思想。

一

　　在学科形成的初期，并没有使用“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而是使用“政治地理学”这一名称。189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提出了政治学与地理学之间关系的基本概念框架。特别是他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的理论，认为“国家是人类集团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像有机体一样的生长、扩张和消亡的生命周期，创立了“生存空间论”的概念，认为国家必然要为保卫和扩大生存空间而斗争。之后，瑞典地理学家叶伦1899年在其《科学的政治学》一书中，创建了Geopolitik（瑞典文），即“地缘政治学”一词，并继承了拉采尔的思想，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他在1916年又出版了《生物体的国家》一书，其中论述了国家由五个器官组成：政府、人口、社会、经济、自然，主张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了国家的“生存空间”，大国必定要吞并小国来扩充实力，经过竞争，世界将只剩下非常强盛的大国。叶伦的理论很快成为德国一些军人和政治家征服欧洲的思想工具，并对希特勒产生了影响，成为军国主义扩张理论的来源之一。因此，正统的地理学家认为地缘政治学不同于政治地理学，而是一个异端，在苏联更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也一样。
　　在地缘政治学不断产生新理论的同时，政治地理学也逐渐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代表事件是，1904年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大会上宣读了其著名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第一次从全球的视角对政治力量的地理分布和变化趋势做了阐述，认为“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麦金德认为世界政治力量可以划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并提出了著名的大陆心脏说，即“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然而，之后的世界趋势及其变化证明，麦金德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对海权和陆权的划分及世界政治力量空间分布的分析方法却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麦金德的理论，著名美国学者斯皮克曼提出了异议，认为麦氏过分估计了大陆腹地的作用，他在1942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才是世界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
　　另一位在地缘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是马汉（1840-1914），他在以《海军战略》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海洋和海军以及制海权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尽管他不是地理学家，但他的研究遵循了“政治力量的空间分布”这一原则。
　　人们在关注大陆、海洋对国家影响的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开始研究天空对国家的作用。在此方面，意大利军官杜黑（1869-1930）发挥了奠基的作用。飞机出现后不久，他就预见到飞机的使用将改变战争的传统，并提出了制空权、战略轰炸等理论。1921年，其名著《制空权》出版，他在世界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建立了空军建设理论与空战理论。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宇宙火箭、人造卫星、空间站等一系列空间技术成果的问世，外层空间的争夺也开始了，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天空和外层空间尽管不是“地”，但它们与地有“缘”，因为人在地上。当代地缘政治学的不少学者也把它们至少作为一个相关体系纳入进来。
　　人类在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殖民扩张大致结束的时候，建立了政治学和地理学结合的新学科——地缘政治学。尽管目前仍有人认为地缘政治学不同于政治地理学，在欧美一些大学的地理系中仍开设政治地理学这门课，但更多的人在广泛地使用“地缘政治”这一名词。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从内容和方法上看，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有人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研究进攻的学问，这有一定道理，其发展历程也至少说明了这一点。这也许是地缘政治学在它诞生很长时间后，在中国一直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原因吧。

二

　　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理论和方法看，它主要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一般不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分析与使用，也就是说，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单位是国家，但大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的地缘政治特征。
　　我国陆地领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领海38万平方公里，另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东部濒临太平洋，西部深入到亚欧大陆内部。国土面积大、人口多、地理环境差别大、资源禀赋不足，是中国的基本特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陆地领土中有12万平方公里与印度存在争议，其中9万平方公里不在我实际控制之下；而我国主张有管辖权的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包括岛、礁）中，超过一半由邻国控制。还有一个必须看到的事实是，我国领土有约三分之一受到分裂主义的威胁，无论是面积还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青藏高原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占国土面积近四分之一。另外，沙漠达130.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6%，而沙化土地面积已达到173.9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8.1%，它影响着4亿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荒漠化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 　　由于相当一部分国土及环境质量差，造成了中国人口分布极不均匀的状况。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了中国人口分布中一个有趣现象，从黑龙江省的瑷珲（今黑河）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那么，94%的人口分布在这条线的东南一侧，而西北一侧的人口仅6%，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明显改变。另据研究，由于60%以上的国土不适于生存或人口承载力很低，造成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1.5%，主要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以及一些河谷、三角洲地带）生活着9亿人。这些地区人口平均密度达820人/平方公里，为日本的2.4倍。中国人口的这一分布格局，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只能位于东部，不可能也不应该移到西部。但均衡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须达到的目标，对中国也不例外。
　　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建设大西北、十多年前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不久前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其战略目标都是加快西北、中国西部的发展，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这一类战略在全国发展基本达到均衡之前，是不会停止的。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先富的人主要是在东部，在东部的人富起来后，他们有责任帮助还没有富起来的西部。这是国家战略，也是公民的责任。
　　在各类自然资源中，中国除煤炭和稀土之外，就很难以“丰富”来表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需要依赖进口，一定要客观、科学地看待“地大物博”。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环境。近年来，空气、水、土地污染的灾难性报告充斥于各类媒体，公众作为受害者也越来越多地提出改善环境的强烈要求。然而，必须认识到，目前这种情况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短期内不可能解决，环境灾害的日子，还要过很长时间。
　　以上简单介绍了基本国情中与“地”密切相关的一些因素。要看到，上面提到的国土、人口、资源、环境四个因素中，国土不可能增加，人口不可能减少（至少在近几十年内），资源不可能再生，只有环境是可以改善的，但这需要政府和全体国民的不懈努力。要认识到，当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处于冲突和矛盾状态时，和谐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了解了中国国土、人口、资源、环境的基本情况后，我们要特别强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不应该脱离开这些基础条件，否则就会犯大错误。我们有足够多的教训来证明这个道理。

三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周边环境都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之一。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8个海上邻国（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其中朝鲜和越南既是海上邻国又是陆上邻国。所以，中国有20个邻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其中，有面积最大的，有人口仅次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差异很大的多样性，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中有8个与我国有领土争议。对国家来说，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必须与它们搞好关系，这是一项基本原则。
　　由于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国内人口、资源分布及发展水平又极不均匀，邻国又各不相同，这使得中国的周边外交表现出空间和内容的差异。对于国内各地区来说，有能力参与全球交流的不多，而周边则是其最方便的选择，它们可以与相邻国家建立利益结合体，大致情况是：东北地区主要参与东北亚地区的合作，而华北——东北亚、亚太，华东——亚太、东北亚，华南——东南亚、亚太，西南——东南亚、南亚，华中主要借助长江进入海洋，西北深居内陆，目前除新疆主要与中亚交流外，其他省区则主要通过中东部与不同国家交流。这种格局造成了对周边政策中的双重主体，即国家和国内不同地区，两者需要在利益、政策方面进行协调。国内地区间的差异，周边国家间的差异，使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中的目标、措施不相同，不同地区所取得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
　　我们经常讲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友谊，从原则上讲，这并不错，但缺少具体的内涵。一般来讲，“传统”源于文化的范畴，它是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之一。周边国家从语言、宗教来看，尽管每个国家各有特色，但还是可以划分出多种类型，如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在这些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文化发挥作用最多的，可以说是日本文化，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破坏了两国间的交流传统，日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至今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死结。近年来，我们每年在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中做一次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对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从好到坏做排序，结果是，90%以上的人把巴基斯坦排在第一位，排在最后的是日本，其他国家的排序有所变动。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在我周边关系中，文化起的作用不大。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我国周边关系的现状，表明我们在周边关系的协调中缺乏软实力。
　　周边关系之外，我们再考察一下与大国的关系。一般来说，美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是大国中最重要的。这四个行为体中，俄罗斯、日本是我邻国，美国、欧盟则远离中国。这种“两邻两不邻”的关系中，地缘政治因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下面分述之。
　　俄罗斯与中国有共同边界4000余公里，但与中国接壤的主要是远东。这一地区虽然面积大，资源丰富，但人口很少，产业分散，是俄罗斯的不发达地区。中俄之间除能源外，其他交往主要发生于中国东部与俄罗斯西部之间，空间距离提高了交流的成本，也使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军事、经济、安全等领域，优先方向、合作对象、防范对手有显著的不同，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挑战。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交流条件极佳，在我对外交流中，它是地缘条件最好的，但其他方面的原因严重限制了交往的水平和规模。近年来，随着对钓鱼岛争议的升级以及日本政府对侵华史认知的不断否定，中日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冲突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日本作为西太平洋岛链一部分的地缘政治作用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国内学术界和媒体都有不少议论，认为在中日或中美发生军事对抗时，日美将利用其位置上的优势对中国实施封锁，对此，下文还有详述。 　　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这是一个巨大的地理障碍，大大提高了两国之间的交流成本，限制了交流规模。尽管空运和海运越来越发达，但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可能弥补空间造成的损失。“二战”以后，美国取得了太平洋的制海权，并在太平洋中有一系列由岛屿构成的领土和管辖地，如夏威夷、关岛、塞班岛、中途岛等，其上都有重要的军事基地。另外，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还有几个重要的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这使得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了全面的支持。显然，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对抗，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但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从另一方面讲，如果美国越过太平洋对中国发动战争，那么，它的很多优势都会被大洋所减弱。应该说，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洋“太平”，是中美双方应有的愿望和责任。
　　欧盟有27个成员国，占了欧洲（俄罗斯除外）面积、人口和生产的绝大部分。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距离比美国近，而且同处欧亚大陆，这使中国与欧盟间的交流要方便得多。欧盟与中国没有近邻之间的麻烦，没有军事安全方面的争议和冲突，因而合作空间更为广阔。特别是欧盟在政治、文化方面所具有的多元特征，可以对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
　　2011年，渝欧快铁开通，从重庆到德国的杜伊斯堡只需要13天。2013年夏，中国货轮成功试航了北极航道到达欧洲，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道缩短时间约半个月，这些新的海陆交通方式，无疑会大大提高中欧之间的运输效率，将对扩大交流提供更多条件。
　　总之，中国与俄、日、美、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各异，不变的是之间的空间位置，可变的是之间的交流条件，只要双方有共同的愿望，空间造成的问题总是可以减少的。

四

　　近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变得很热，这里就几个与地缘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简单谈一下看法。
　　1.海防与塞防。海防塞防之说出现在清朝末期，当时，中国东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海上威胁，西北（新疆）面临俄罗斯帝国的武力扩张，因腐败而国衰的清政府无力两线作战，遂出现塞防海防孰轻孰重、保海防还是保塞防的争议，问题的核心是要不要新疆。显然，海防塞防都是对外的，然而，目前我东南沿海安全面临的是与多个海上邻国的领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的争议，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很大不同，但仍可将其列入外患。而对新疆安全与稳定造成的重大威胁来自于新疆分裂主义，是内忧，不是外患。因此，套用海防塞防的说法来描述目前东南沿海与新疆的安全问题是不妥的，特别是对新疆而言。第一，新疆的邻国都是我友好国家，其中俄、哈、吉、塔四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我们的安全合作伙伴，对它们根本不存在“防”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合作。而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如何消除内忧的问题，不应把它与海防问题并列。
　　2.与上述一点有关的，是关于西太平洋岛链的一些看法。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以及东南海域争议的激化，中国被岛链封锁的担忧也越来越强，但这种情绪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封锁中国的，只有美国。但封锁的前提是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有足够的攻击手段，那么岛链本身及其上的美军基地就处于腹背受敌的位置，反而容易受攻击。显然，问题不是岛链包围中国，而是中国有无能力从军事上在西太平洋遏制美国。也就是说，地缘政治条件对不同的政治、军事力量来说，作用是不一样的。
　　3.中国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问题。随着北冰洋航道的开通，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路遍布四大洋。到目前为止，除了西非近海受索马里海盗威胁之外（这一威胁不是针对中国的），其他基本是安全的，而保证安全的基础是正常的国家关系与合作。这一情况说明，通过合作保证安全是最现实、成本最低而又最有效的方法。几年前热过一阵的修运河、建军港一类建议，最后都放弃了，原因就是它们缺乏科学的依据。进一步讲，与中国海上运输线重合度最高的是日本和韩国，虽然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一直在降温，但在海洋运输通道安全上，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可以合作。还有，南海争议已持续多年，近期内也不可能解决，争议国也没有封锁对方海上运输的打算，因为这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当事各国应该有能力不使局势恶化到那一步。
　　至于认为印度威胁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的说法，也没有多少道理。印度如对中国封锁印度洋，就意味着两国的全面战争，在此情况下，印度舰队开到太平洋与中国作战只能处于绝对劣势，而中国海军去印度洋打仗，同样没有任何优势。
　　因此，中印之间只能是地面战争。如果中印之间真的再爆发一场战争，印度并没有什么地缘优势，唯一可看到的是它的海军可以在孟加拉湾对中印边界附近的战斗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但这并不会发挥多大作用。
　　总之，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坏，问题是从何种角度去看。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很难改变，邻国更不能选择，应该更多地从积极方面去观察、改善、利用这些条件。在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中，政治文化传统、现实的利益、外部力量和地缘政治环境是决定性的四个因素。以上简要地分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可以说是基本国情中的地缘政治因素，这是我们考虑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