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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奥林匹克?换句话说，谁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控制者或受益者?在北京奥运会紧张筹备的时刻，在全国公众热切的奥运期待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很是不合时宜。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精英的，还是属于大众的?是属于西方的，还是属于世界的?是属于男性的，还是属于女性的?是属于商家的，还是属于国际奥委会的?是属于政府的，还是属于民间的?思考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以“有特色、高水平”为筹办目标的北京奥运会，还是对于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徘徊的奥林匹克运动，都会有所启示。
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精英的，还是属于大众的?在国际奥委会看来，奥林匹克运动既是属于精英的，也是属于大众的，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因为精英是从大众中挑选出来的，由这些精英来引导大众去追求身心和谐的目标，就能达到奥林匹克所期望的人的体质、意志和精神的全面增强与均衡发展。现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的逻辑是这样的：“为了吸引一百个人参加体育锻炼，必须有五十个人从事竞技运动；为了吸引五十个人参加竞技运动，必须有二十个人接受专门训练；为了吸引二十个人接受专门训练，必须有五个人具有创造非凡成绩的能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到萨马兰奇时代，萨马兰奇强调奥林匹克运动要“以运动员为核心”，认为国际奥委会的角色永远是运动员的服务者；同时，他将体育视为人的一种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进行体育活动，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健康。《奥林匹克宪章》这样总结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关系：“大众体育是高水平体育的基础，而高水平体育又有助于推动大众体育的发展。”因此，国际奥委会一方面从世界范围内选拔运动精英来参加奥运会的奖牌角逐，另一方面宣称遵从顾拜旦提出的“体育为大众”的思想，设立专门的大众体育委员会，引导大众体育在全球的开展。在具体的实践中，奥林匹克运动对发展大众体育的确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起到了榜样示范、知识普及、活动赞助以及支持残疾人体育等作用。
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对于大众体育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很好地实现了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统一。奥林匹克运动对于精英体育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奥运会在国际体坛的至尊地位就已经说明一切：而它对大众体育的促进作用则不能做过高评价，世界卫生组织二○○二年的一份材料称，缺少健康运动的程度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高。不能做过高评价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奥林匹克运动在某些方面加剧着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分离。
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奥运会商业化和运动员职业化的转型，比赛选手的竞技水平越来越高，奥运会的比赛越来越激烈，比赛项目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奥运会越来越成为职业精英的事业。与此同时，对大众而言，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使得人们的身体离运动越来越远，电视媒体的日益普及使得人们的眼球离比赛越来越近，肢体的尝试正在被视觉的欣赏所替代。这种局面正是奥运会的商业化所期待的，其中的逻辑是，奥运会的商业化推进了比赛选手的职业化，职业选手的比赛远比非职业选手的比赛精彩激烈，精彩激烈的职业比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奥运会门票收入和惊人的电视转播费用，奥运会的商业价值便越来越大，奥林匹克五环标志也成了全球卖价最高的品牌。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体育商业化运作在把运动精英变成演员的同时，把大众变成了观众；在把运动精英变成可出售的商品的同时，把大众变成这种产品的消费者。
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分离的状况在众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总是有限的，用于精英体育的越多，用于大众体育的自然就越少。有的国家越是落后，就越是希望能在奥运会等国际体育比赛中胜人一筹，寄望于在体育比赛这种“仪式化的战争”中挽回面子，不拿到奖牌就誓不罢休，大众体育利益受损也在所不惜。更为可悲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体育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冲击之下节节败退，生存空间日益狭窄，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自己的东西不想玩，别人的东西不会玩，这种状况自然会影响到大众对体育的参与。
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分离的结果，一方面是精英对体育的过度参与，另一方面是大众对体育的参与不足。大众当然不是这种分离的受益者，那么，精英就一定是受益者吗?在许多人眼里，运动精英、尤其是奥运会奖牌的获得者是这场游戏的受益者，奥运精英被誉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卓越化身，是奥林匹克神殿中的英雄，一旦金牌在手，鲜花、掌声、金钱、地位等蜂拥而来。这些走上神坛巅峰的骄子尽享“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慰，少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伤感。
但是，巨人的辉煌背后是高昂的代价。代价之一是习以为常的身体伤病。运动员大多从少年就开始投入专业训练，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紧张状态，伤病率很高。不少人把运动伤病视为必要的代价，认为要想把奖牌拿下来，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更有甚者，有的运动员不惜服用兴奋刑，拿禁药去换未来，做一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式的冒险与赌博，对身体的残害就可想而知。代价之二是巨大的精神压力。成王败寇的残酷逻辑，激烈无比的竞争角逐，大起大落的赛场变化，大喜大悲的最终结局，运动员在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奥林匹克运动一方面倡导重在参与，另一方面同时却更鼓励拼搏竞争，而选手们身在其中，有几个能够真正做到心平气和，宠辱不惊，将成败得失置之度外呢?代价之三是文化知识的匮乏。拿我国运动员来说，从小每周要进行三十到四十小时的训练，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正常的学业，个别运动员连认字都不多。收获了奖牌，却丢失了文化，致使奥运冠军从赛场退役后便一无所长，连谋生的能力都缺乏。在种种沉重的代价面前，人们不禁会问，这就是被我们称为“健儿”的英雄?这就是奥林匹克为大众树立的“榜样”?这就是以身心和谐为最终追求，并强调体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奥林匹克运动?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问题，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西方的，还是属于世界的?在不少人眼里，奥林匹克当然是属于世界的。一提起奥林匹克运动，人们首先想到的符号是奥林匹克五环，五环正是奥林匹克世界性的象征，标志世界五大洲的运动员团结携手，共同出现在奥运会上。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在追求着世界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目标，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就是一个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历史。在一百一十多年的历程中，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希腊走向欧洲，又从欧洲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然而，到目前为止，奥林匹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属于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西方，绝大部分比赛项目来自西方，国际奥委会委员大多出自西方国家，举办城市也是由西方国家所垄断。在实际举办过的总共二十五届夏季奥运会中，只有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和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是在东方国家举办的，其余大都在西方国家举办。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的欧洲一直是该运动的中心，以欧洲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北美是它的次中心，亚洲和大洋洲是外围，而南美洲和非洲至今仍然是奥林匹克的边缘地带。非洲在历史上没有举办过任何一届奥运会，以至于让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对奥运五环中“掉下的黑环”表示出很深的遗憾。这就是说，奥林匹克运动主要是与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这与奥林匹克运动世界性、文化多元性的追求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
这里显然涉及了文化一元论与文化多元论的问题。文化的单一化或同质化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奥林匹克运动就存在着把全世界的体育都“格式化”为西方体育的倾向。在一元文化论看来，是西方的奥运，还是世界的奥运，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西方的奥运就是世界的奥运，奥林匹克一直就是由西方来主宰的世界性的运动，西方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要是想参加进来，就得接受既定的规则、条件和模式。而事实上，奥林匹克运动只是世界体育中的一种民族形态，不过是因为诞生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伴随着西方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全球扩张，不断向全球扩展和渗透，逐渐被赋予了强势的、标准的体育文化的地位。而强势并不代表唯一真理，标准的也不一定就是最理想的。
国际奥委会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召开的“国际奥林匹克二○○○”会议认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强调‘普遍性’并不意味是按统一标准的现代化或者文化的同质性，更不是欧洲化或西方化。”看来国际奥委会也注意到了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单一性的事实，认为西方体育文化应该与其他民族体育文化一起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体育世界，希望奥林匹克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中更加体现多元文化的色彩。国际奥委会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将二○○八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其文化多元性追求的一个佐证。然而，奥运会的举办规模在继续膨胀，需要投入的举办经费越来越大，组织管理的难度越来越高，对举办城市的资格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举办奥运会仍然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虽然偶尔会有“专利许可”，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成为“被许可人”，心存向往却不可企及。可以说，实现奥林匹克世界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努力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筹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从体育的视角来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有意义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体育传入的力度不断加大，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坚守其独特性的问题显得越来越尖锐。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曾经热烈地争论入世可能会带来的利弊，人们的共识是要慎重对待这把“双刃剑”，以求趋利避害。然而，尽管举办奥运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却几乎听不到与此相关的利弊之争，似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们在众口一词地称颂“北京奥运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场伟大的文化交流”，这当然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既然是交流，那就应该是互动的，而我们的媒体上、论坛上、书本上充斥着类似“奥林匹克改变中国”的话语，很少有人理直气壮地谈论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意义。
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世界的?只要西方还在主宰着这个世界，只要奥林匹克运动这架体育机器还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在运转，这个问题我们就会一直问下去。西方与非西方总会有差异，西方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充满文化差异的时代，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的想象和梦想，总不会都一样吧。
值得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是男性的奥运，还是女性的奥运?是商家的奥运，还是国际奥委会的奥运?是政府的奥运，还是民间的奥运?等等。就奥林匹克运动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问题而言，从古代奥运会中女性的缺位到现代奥运会上女性的登场，这是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至今仍然有少数国家禁止女性参加奥运会，如何进一步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体现男性与女性的平等与和谐，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话题。就商业化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而言，奥运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成了无人问津的“丑小鸭”，而告别非商业化之后摇身一变，成为被人们争相追逐的“白天鹅”；但是，奥运会是不是已经被商业机构“劫持”，沦为商家的广告发布者，被铜臭腐蚀、被商业异化的奥林匹克究竟会关心谁的利益，这是当前一个非常值得反思和警醒的严肃问题。就政治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来说，虽然国际奥委会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机构，要求其委员不受任何政府的干涉，甚至在布伦戴奇时代曾经宣布奥运与政治无关；但是，追求自主和独立的奥林匹克运动又无时不在政治的罗网之中，超越政治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国际奥委会如何体现其民间身份，如何处理好与其相关的各种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或许是奥林匹克运动需要永远直面的挑战。
奥林匹克运动不是一个一尘不染、宁静淳美的世外桃源，它是行走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里的一个庞大的体育巨人，炎炎烈日和风霜雨雪都是躲避不了的，各种各样的病菌也会侵袭而来。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我们不必苛求但也无需美化，重要的是去关注、思考和改良。希望能用我们的智慧，使奥林匹克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和谐、更加富有魅力。
(《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出版社二○○一年版；《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皮埃尔·德·顾拜旦著，詹汝琮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奥林匹克回忆》，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著，孟宪臣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二○○三年版；《奥林匹克运动》，任海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二○○五年版）
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精英的，还是属于大众的?在国际奥委会看来，奥林匹克运动既是属于精英的，也是属于大众的，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因为精英是从大众中挑选出来的，由这些精英来引导大众去追求身心和谐的目标，就能达到奥林匹克所期望的人的体质、意志和精神的全面增强与均衡发展。现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的逻辑是这样的：“为了吸引一百个人参加体育锻炼，必须有五十个人从事竞技运动；为了吸引五十个人参加竞技运动，必须有二十个人接受专门训练；为了吸引二十个人接受专门训练，必须有五个人具有创造非凡成绩的能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到萨马兰奇时代，萨马兰奇强调奥林匹克运动要“以运动员为核心”，认为国际奥委会的角色永远是运动员的服务者；同时，他将体育视为人的一种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进行体育活动，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健康。《奥林匹克宪章》这样总结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关系：“大众体育是高水平体育的基础，而高水平体育又有助于推动大众体育的发展。”因此，国际奥委会一方面从世界范围内选拔运动精英来参加奥运会的奖牌角逐，另一方面宣称遵从顾拜旦提出的“体育为大众”的思想，设立专门的大众体育委员会，引导大众体育在全球的开展。在具体的实践中，奥林匹克运动对发展大众体育的确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起到了榜样示范、知识普及、活动赞助以及支持残疾人体育等作用。
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对于大众体育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很好地实现了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统一。奥林匹克运动对于精英体育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奥运会在国际体坛的至尊地位就已经说明一切：而它对大众体育的促进作用则不能做过高评价，世界卫生组织二○○二年的一份材料称，缺少健康运动的程度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高。不能做过高评价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奥林匹克运动在某些方面加剧着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分离。
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奥运会商业化和运动员职业化的转型，比赛选手的竞技水平越来越高，奥运会的比赛越来越激烈，比赛项目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奥运会越来越成为职业精英的事业。与此同时，对大众而言，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使得人们的身体离运动越来越远，电视媒体的日益普及使得人们的眼球离比赛越来越近，肢体的尝试正在被视觉的欣赏所替代。这种局面正是奥运会的商业化所期待的，其中的逻辑是，奥运会的商业化推进了比赛选手的职业化，职业选手的比赛远比非职业选手的比赛精彩激烈，精彩激烈的职业比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奥运会门票收入和惊人的电视转播费用，奥运会的商业价值便越来越大，奥林匹克五环标志也成了全球卖价最高的品牌。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体育商业化运作在把运动精英变成演员的同时，把大众变成了观众；在把运动精英变成可出售的商品的同时，把大众变成这种产品的消费者。
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分离的状况在众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总是有限的，用于精英体育的越多，用于大众体育的自然就越少。有的国家越是落后，就越是希望能在奥运会等国际体育比赛中胜人一筹，寄望于在体育比赛这种“仪式化的战争”中挽回面子，不拿到奖牌就誓不罢休，大众体育利益受损也在所不惜。更为可悲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体育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冲击之下节节败退，生存空间日益狭窄，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自己的东西不想玩，别人的东西不会玩，这种状况自然会影响到大众对体育的参与。
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分离的结果，一方面是精英对体育的过度参与，另一方面是大众对体育的参与不足。大众当然不是这种分离的受益者，那么，精英就一定是受益者吗?在许多人眼里，运动精英、尤其是奥运会奖牌的获得者是这场游戏的受益者，奥运精英被誉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卓越化身，是奥林匹克神殿中的英雄，一旦金牌在手，鲜花、掌声、金钱、地位等蜂拥而来。这些走上神坛巅峰的骄子尽享“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慰，少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伤感。
但是，巨人的辉煌背后是高昂的代价。代价之一是习以为常的身体伤病。运动员大多从少年就开始投入专业训练，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紧张状态，伤病率很高。不少人把运动伤病视为必要的代价，认为要想把奖牌拿下来，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更有甚者，有的运动员不惜服用兴奋刑，拿禁药去换未来，做一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式的冒险与赌博，对身体的残害就可想而知。代价之二是巨大的精神压力。成王败寇的残酷逻辑，激烈无比的竞争角逐，大起大落的赛场变化，大喜大悲的最终结局，运动员在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奥林匹克运动一方面倡导重在参与，另一方面同时却更鼓励拼搏竞争，而选手们身在其中，有几个能够真正做到心平气和，宠辱不惊，将成败得失置之度外呢?代价之三是文化知识的匮乏。拿我国运动员来说，从小每周要进行三十到四十小时的训练，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正常的学业，个别运动员连认字都不多。收获了奖牌，却丢失了文化，致使奥运冠军从赛场退役后便一无所长，连谋生的能力都缺乏。在种种沉重的代价面前，人们不禁会问，这就是被我们称为“健儿”的英雄?这就是奥林匹克为大众树立的“榜样”?这就是以身心和谐为最终追求，并强调体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奥林匹克运动?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问题，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西方的，还是属于世界的?在不少人眼里，奥林匹克当然是属于世界的。一提起奥林匹克运动，人们首先想到的符号是奥林匹克五环，五环正是奥林匹克世界性的象征，标志世界五大洲的运动员团结携手，共同出现在奥运会上。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在追求着世界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目标，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就是一个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历史。在一百一十多年的历程中，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希腊走向欧洲，又从欧洲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然而，到目前为止，奥林匹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属于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西方，绝大部分比赛项目来自西方，国际奥委会委员大多出自西方国家，举办城市也是由西方国家所垄断。在实际举办过的总共二十五届夏季奥运会中，只有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和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是在东方国家举办的，其余大都在西方国家举办。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的欧洲一直是该运动的中心，以欧洲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北美是它的次中心，亚洲和大洋洲是外围，而南美洲和非洲至今仍然是奥林匹克的边缘地带。非洲在历史上没有举办过任何一届奥运会，以至于让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对奥运五环中“掉下的黑环”表示出很深的遗憾。这就是说，奥林匹克运动主要是与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这与奥林匹克运动世界性、文化多元性的追求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
这里显然涉及了文化一元论与文化多元论的问题。文化的单一化或同质化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奥林匹克运动就存在着把全世界的体育都“格式化”为西方体育的倾向。在一元文化论看来，是西方的奥运，还是世界的奥运，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西方的奥运就是世界的奥运，奥林匹克一直就是由西方来主宰的世界性的运动，西方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要是想参加进来，就得接受既定的规则、条件和模式。而事实上，奥林匹克运动只是世界体育中的一种民族形态，不过是因为诞生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伴随着西方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全球扩张，不断向全球扩展和渗透，逐渐被赋予了强势的、标准的体育文化的地位。而强势并不代表唯一真理，标准的也不一定就是最理想的。
国际奥委会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召开的“国际奥林匹克二○○○”会议认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强调‘普遍性’并不意味是按统一标准的现代化或者文化的同质性，更不是欧洲化或西方化。”看来国际奥委会也注意到了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单一性的事实，认为西方体育文化应该与其他民族体育文化一起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体育世界，希望奥林匹克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中更加体现多元文化的色彩。国际奥委会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将二○○八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其文化多元性追求的一个佐证。然而，奥运会的举办规模在继续膨胀，需要投入的举办经费越来越大，组织管理的难度越来越高，对举办城市的资格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举办奥运会仍然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虽然偶尔会有“专利许可”，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成为“被许可人”，心存向往却不可企及。可以说，实现奥林匹克世界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努力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筹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从体育的视角来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有意义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体育传入的力度不断加大，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坚守其独特性的问题显得越来越尖锐。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曾经热烈地争论入世可能会带来的利弊，人们的共识是要慎重对待这把“双刃剑”，以求趋利避害。然而，尽管举办奥运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却几乎听不到与此相关的利弊之争，似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们在众口一词地称颂“北京奥运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场伟大的文化交流”，这当然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既然是交流，那就应该是互动的，而我们的媒体上、论坛上、书本上充斥着类似“奥林匹克改变中国”的话语，很少有人理直气壮地谈论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意义。
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世界的?只要西方还在主宰着这个世界，只要奥林匹克运动这架体育机器还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在运转，这个问题我们就会一直问下去。西方与非西方总会有差异，西方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充满文化差异的时代，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的想象和梦想，总不会都一样吧。
值得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是男性的奥运，还是女性的奥运?是商家的奥运，还是国际奥委会的奥运?是政府的奥运，还是民间的奥运?等等。就奥林匹克运动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问题而言，从古代奥运会中女性的缺位到现代奥运会上女性的登场，这是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至今仍然有少数国家禁止女性参加奥运会，如何进一步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体现男性与女性的平等与和谐，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话题。就商业化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而言，奥运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成了无人问津的“丑小鸭”，而告别非商业化之后摇身一变，成为被人们争相追逐的“白天鹅”；但是，奥运会是不是已经被商业机构“劫持”，沦为商家的广告发布者，被铜臭腐蚀、被商业异化的奥林匹克究竟会关心谁的利益，这是当前一个非常值得反思和警醒的严肃问题。就政治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来说，虽然国际奥委会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机构，要求其委员不受任何政府的干涉，甚至在布伦戴奇时代曾经宣布奥运与政治无关；但是，追求自主和独立的奥林匹克运动又无时不在政治的罗网之中，超越政治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国际奥委会如何体现其民间身份，如何处理好与其相关的各种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或许是奥林匹克运动需要永远直面的挑战。
奥林匹克运动不是一个一尘不染、宁静淳美的世外桃源，它是行走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里的一个庞大的体育巨人，炎炎烈日和风霜雨雪都是躲避不了的，各种各样的病菌也会侵袭而来。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我们不必苛求但也无需美化，重要的是去关注、思考和改良。希望能用我们的智慧，使奥林匹克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和谐、更加富有魅力。
(《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出版社二○○一年版；《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皮埃尔·德·顾拜旦著，詹汝琮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奥林匹克回忆》，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著，孟宪臣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二○○三年版；《奥林匹克运动》，任海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