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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陈云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科学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地予以及时解决。陈云善于通过人民来信，听取群众意见，为治党理政提供依据。在处理人民来信中，陈云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关心群众疾苦，为人民排忧解难，严于律己，始终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关键词：陈云；人民来信；批示；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1－0044－07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陈云受理了大量的人民来信。陈云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科学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地予以及时解决。
一、重视人民来信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离开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1］（p.171）。陈云深刻认识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一直重视人民来信。
在任中组部部长期间，陈云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热情接待来访同志，认真倾听。那时的中央组织部没有信访室，来找陈云反映情况的，都是先到干部科谈，需要陈云会见的，再约时间来谈。但常有一些“不速之客”直接闯入陈云的办公室，这时，陈云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地听来者的诉说，并耐心地解答问题。有几次，秘书看陈云确实太忙，想为陈云“挡驾”，都被他制止了。他解释说：“人家来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来解决，我一定要会一会。”他对来访如此，对来信也如此。一般来信，他通常把解决办法告诉秘书，重要来信，他总要亲自处理［2］（pp.49-50）。
人民来信为治党理政提供了重要依据，陈云处理人民来信一定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1951年8月5日，陈云在给李新民的信中写到：“解放不久，就收到过你的第一封信，前几天又收到第二封信，昨天接到松江方面关于你的情况的回报，今天才复你的信。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的道理，想来你可以谅解的。”［3］（p.302）正因此，经他处理的人民来信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55年5月9日，陈云致信湖南省长程潜，说黄炎培转来彭一湖的信，反映目前湖南农村中粮食和干部问题，除已转告中央有关业务部门注意外，特另抄奉阅，请即派人查明，酌情处理。6月27日，程潜复信说，经省人民委员会三次派人调查，彭一湖所提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彭一湖的信中反映，他家乡所在的湖南东部地区农村在1954年办统购时，给农民留的粮食过少，使农民吃不饱；1952年查田定产时，对水田产量定得过高，加之1954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一些区乡干部为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执行，引起群众反感。对这封来信，毛泽东于五月十六日批示印发给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五省市书记会议［4］（p.250）。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抓好党风，紧密围绕切实搞好党风这个中心，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育。第二，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凡是重要的来信来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要保护控告人。对打击报复或蓄意诬告好人的，要按党纪国法制裁①。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重新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又忙起来，不可能再有完整的读书时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学习。在这个时期，陈云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报和看《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陈云看报纸很仔细，往往从人民日报的第一版看到第八版，包括读者来信［5］。随着经济建设步伐加快，许多地方的污染问题逐步凸显并日趋严重，《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和《卫星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环境污染情况调查》两则报道引起了陈云的关注，1988年8月27日，他写信给赵紫阳、李鹏、姚依林，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最后，还指出：“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6］（p.364）在陈云的高度关注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治理本溪市环境污染的决定》。之后，国务院环资委又派出小组赴四川考察环境污染情况，四川省治理污染的行动也迅即展开。
二、为治党理政提供重要依据
陈云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陈云认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1］（p.162），“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1］（p.191），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陈云通过人民来信掌握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直接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作为指导工作、制定政策的依据。
为了能及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十余年里，除了在家乡普通农民中约定了几位联系人，请他们经常来信或直接来京反映情况外，还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仅去家乡青浦县就调查了四次。其中的第四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调查了半个月。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1961年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这三个调查报告。经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7］（p.1270）。陈云在《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中具体举出了母猪私养的几条好处。但同时指出，上海近郊的蔬菜产区，大约有10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经验，暂时不宜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私人养；另外，为了改进猪的品种，种公猪和种母猪，还应由集体饲养。这说明，在陈云看来，即使是正确的方针，贯彻时也要区别不同情况，不能到处照搬，搞一刀切。
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改革开放后，陈云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发生了外汇兑换券排挤以至驱逐人民币的现象，有些人主张发行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10月，千家驹写信给胡耀邦、陈云、薄一波，谈他对经济特区货币问题的意见。10月15日，胡耀邦批示：“陈云同志是行家，建议请陈云同志考虑定。”10月23日，陈云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7］（p.1675）1984年5月26日，他在接到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关于反对发行特区货币的来信后，认为特区发行货币，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于是写下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8］（p.355）之后，他又专门把谷牧和刘鸿儒找来谈特区货币问题。他说，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二是封关后只能在特区流通。在陈云的坚决制止下，特区同志只好搁置此事，把已印好的特区货币封存起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
平反冤假错案，是党在组织工作上拨乱反正的关键。陈云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早在1975年4月25日，陈云就曾转告给他写申诉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的原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中共中央决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恢复他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安排到财政部当顾问［8］（p.197）。此事虽因“四人帮”的干扰，没得以实现，但陈云尽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又为久拖未决的冤假错案问题而操劳。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把“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列为三项重要工作之一；并且明确指示，一定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提出，应处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还通过在有关报告上做指示、为老干部及其家属转信，为申诉人写证明材料等方式，积极促成一些问题的解决。在他的力主和参与下，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刘少奇冤案，薄一波等61人案件，彭德怀、瞿秋白、潘汉年等一系列案件得以复查和纠正，张闻天、黄克诚、陶铸、王鹤寿等人以及西路军等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9］。据统计，仅《陈云年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记载就有26处，其中陈云主持或者干预平反的冤假错案有22件［10］（p.411）。
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陈云做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严肃党纪。1982年１月５日，陈云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批示同意。邓小平还在陈云批语中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陈云的这个批语收入了《陈云文选》中题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一组文稿［8］（p.287）。６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贯彻中央常委的批示。随后，中央又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研究如何更坚决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央的建议，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刑法》的一些条款做出了补充和修改。由于中央态度坚决，各地各部门重视，仅在头一年，纪委系统立案的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多件，其中结案并被开除党籍的有5500多人，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３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了死刑[11]（p.220)。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的5年间，各级纪检机关就查处党内违纪违法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在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团级16108人、地师级1430人、省军级110人。针对干扰办案的问题，中央纪委制定了《关于对妨碍违纪案件查处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处分的规定》，对严肃党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纪委还加强了信访工作。5年中，全国纪检系统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724．9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问题275．2万件次，申诉27．2万件次②。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起来，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对端正党风、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狠抓党风建设外，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陈云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陈云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呼吁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1982年1月13日，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各地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中的一份情况反映上批示指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8］（p.288）1983年8月14日，他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关于群众来信反映一些地方纪律检查部门中有“三种人”问题的简报批转黄克诚、王鹤寿，指出：“纪检队伍中不能有三种人，已有的要调开。”［8］（p.336）但他同时指出要把“老红卫兵”与“三种人”严格区别开来。1984年2月27日，他将中央国家机关两位干部反映有的单位在整党中混淆“老红卫兵”与“三种人”界限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中组部，并在批语中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当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把水搅混。”［8］（p.349）
陈云不仅关心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于“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解决水利资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这类问题”，在复陆定一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这些“都必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8］（p.270）1990年6月6日，陈云将水利专家张光斗给他的信及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批转江泽民、李鹏、宋健，在批语中指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4］（pp.434-435）［6］（p.375）6月10日，江泽民批示邹家华（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在考虑‘八五’计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陈云这个批语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4］（p.435）。在“八五”规划中，水资源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水利与能源、交通等并列，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
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陈云对文化教育事业一向十分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就这些领域的问题也发表过许多谈话，做过不少批示，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指示。
陈云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学校教育和教师地位的提高尤为关注。1983年1月24日，陈云收到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千家驹的一封来信和他发表在《教育研究》上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来信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以便保证1990年前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7］（pp.1761-1762）［8］（p.319）。陈云看信后，十分同意这个意见，当即把信批给胡耀邦、赵紫阳，并指出：“千家驹同志的来信和他写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我都看了。我认为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希望指令计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12］（p.527）3月1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五次会议和4月1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改革农村教育、发展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讨论。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务院也于4月28日批转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并发出了相应的《通知》。这两个文件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快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落实党的十二大关于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列为战略重点的重大战略决策，尽快扭转教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振兴准备好各类专门人才，准备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劳动后备军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突出的问题是师范院校招生困难。1984年9月4日，陈云看了9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一文后，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第一志愿的情况，委托秘书转告邓力群（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工作），说：“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6］（p.529）中央宣传部随即召集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陈云的意见。12月25日，教育部负责人通过新华社记者披露了陈云的意见，并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起为全国数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7］（pp.1762-1763）。他还以身作则，鼓励自己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女儿，离开大机关，到中学担任教师［13］。
陈云对教学方法也十分重视，1971年6月29日，他到南昌化工厂职工子弟学校调查教学改革情况时，有人向他反映在教学中时常插入对报纸社论的学习时，陈云指出，学习知识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像扭秧歌一样，一步一步地走，还要走两步退一步，以便复习学过的内容，这样才能使学生巩固学到的知识。不能像开汽车，一溜烟往前跑，两边景色一晃而过，那样印象不会深［8］（p.163）。
对教师职业的关怀、对教育重要性的强调，贯穿陈云的一生。1993年5月，88岁高龄的陈云在上海会见家乡青浦县及练塘镇党政负责人时，在要求他们重视农业的同时，还特别叮嘱：“一定要把教育抓好，今后社会发展要靠教育。”④1994年4月6日，陈云从新闻联播中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立即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稿费中取出五千元，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这笔捐款后来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和朱阳关乡的16名失学儿童身上。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这16名儿童写给陈云的信，陈云收到后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8］（p.450）［14］
对于评弹艺术，陈云不仅仅是欣赏和爱好，而且经常给予关怀和指导。自1958年以来，他几乎听了评弹界各主要艺人和各种主要书目的演唱和录音，并广泛地接触了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评弹艺术的发展提出过很多精辟的见解。1983年12月《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陈云从1959年至1983年有关评弹工作和评弹艺术的谈话、文稿、通信共四十篇。31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说：这本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做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通知要求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这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本书出版发行的消息［8］（p.344）。
古籍整理和出版关系到继承和发展祖国悠久历史文化，陈云较早地给予关注和指导。1981年四五月份，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已经几年没有招生了，该专业的教师们为继续保留专业设置和招生权力而多方奔走，在向有关领导反映而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准备越级上报。这时，同他们工作联系较多的中华书局传递过来一个重要信息：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陈云比较懂行，也在关注这件事情，他在杭州休养时发表过有关的内部谈话，并且还向中华书局了解过情况。于是，该专业全体教师决定写信给陈云，要求恢复古典文献专业，并扩大招生。陈云接到这封信后，派秘书王玉清专程到北大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前的5月22日，陈云还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情况。在相继听取中华书局和北大教师的意见后，经过综合归纳，陈云写成《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文。9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根据陈云的提议，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办公机构设在中华书局。1983年9月，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办公机构设在北京大学，负责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7］（pp.1752-1754）。
四、为人民排忧解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贯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历史。1941年5月，陈云在《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文中告诫全党“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1］（p.298）。陈云始终关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重视人民来信，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排忧解难。
陈云经常强调，一切工作都应该从群众“最高兴的事情做起”［1］（p.26）。195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后，上海市比乐中学郑伯夷、汪于官等七人和各地不少青年分别给陈云、地质部和《人民日报》来信，表示了他们参加地质工作的决心，并对地质部所属中等技术学校的情况和投考办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195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就“有关投考地质部所属中等技术学校的一些问题”给以综合答复。1962年5月21日，周建人致信陈云并刘少奇，反映农村人民生活困难，建议按期兑现给农民的退赔期票。6月4日，陈云复信周建人，指出：农民生活困难，中央已经知道，但不能不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现在全国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中城市所占比重由2/3降为1/3，农村则由1/3增到2/3。退赔工作延期三年和取消粮食奖励价格是为了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因为，农民手中钞票多了以后，就不愿意再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和小土产，而北方各省能同农民交换的工业品很少，这将使经济形势更加不利。因此，目前要向农民做些解释工作［8］（p.119）。
改革开放后，陈云不顾工作繁忙，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阅批人民来信，为人民排忧解难。1981年11月27日，他在对北京市某部门一份关于群众对调整物价反映的材料上批示：“涨价的事关系千家万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有个界限，那就是：除了保证人民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也不可能吃得太好)外，还要有能力来进行建设。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大方针。”［8］（p.283）1983年1月16日，陈云把将《北京日报》社刊载群众来信反映市民“烧煤难”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内部材料批转万里。批语中指出：“请向北京市打个招呼，要他们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只要领导重视，这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8］（p.318）1984年2月27日，陈云将新华社题为《天津市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的内部材料批转胡耀邦，在批语中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事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5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关心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社会问题，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应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8］（p.349）。1983年1月4日，陈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反映群众来信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必须解决无子女老人晚年生活保障问题”的内部材料上批示：“现在对独生子女照顾很多，我看照顾不起。应该照顾的是老人。”“计划生育这件事，必须办，照顾的钱应该用在哪里，要研究。”［8］（p.317）
陈云对于一些干部来信要求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他实事求是地予以认真答复，尽心尽力帮助解决。陈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熟悉不少干部的历史情况，加之他办事公道，所以不论在“文革”期间，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都有些人找他作证。早在1966年八九月间，他就曾通过复信和接见来访的天津工学院的学生，实事求是地证明该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历史上没有问题［8］（p.141）。1976年11月25日，他接到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眼疾问题的信后，立即转交给华国锋、叶剑英，并附信历数黄克诚解放前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认为“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8］（p.205）。此事很快被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得到同意，中央办公厅遂将黄克诚由山西接回北京治疗。1977年10月，陈云在收到宗益寿(又名孟平)之子的来信，反映“文革”中其父亲和叔叔的革命烈士称号被取消，请求陈云证明他们革命历史问题。10月28日，陈云为宗益寿及其弟弟宗益茂的革命事迹写证明材料，并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8］（p.216）。1983年7月12日，陈云就四川仪陇县委来信询问该县席懋昭是否于三十年代护送他出川一事，复信称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任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四川省委组织部经查席确实在1934年、1935年当过灵关村的小学校长，请陈云为席写一份证明材料。陈云在写的证明材料中指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8］（p.331）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给予追记大功一次。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尊重知识分子。1982年7月1日，陈云看到北京航空学院某教师关于反映知识分子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等两份材料后，致信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此事建议责成书记处来抓。”［8］（p.300）7月22日，他通过秘书向有关部门转达对劳动人事部关于1982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中央组织部调整工资偏低的知识分子工资的相应方案的意见。
五、严于律己
陈云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并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早在1949年６月19日，陈云给陆恺悌的信中，就告诫“干部子女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陆恺悌的父亲陆铨，1925年入党，1928年１月参加上海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1949年任石家庄市总工会主席。陈云在信中，以父兄的责任，叮嘱陆恺悌，“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纪，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15］。陈云对革命干部子弟的挚爱和严格要求，令人钦佩。
1983年２月13日，陈云同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和刘伯坚等革命烈士子女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6］（p.321）［8］（pp.320-321）。
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克服官僚主义。陈云经常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党内可能出现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陈云认为，领导干部要做表率作用，要从高级领导做起。1985年12月在中共中央对端正党风问题做出决定时，他又特别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16］（p.303）。同时，他还要求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带好头，做好表率，同时还要加强对子女、亲属的教育，管好他们，防止他们借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1985年９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所有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以权谋私，成为特殊人物。”［16］（p.296）
陈云一贯谦虚谨慎、始终淡泊名利，不居功，不自恃，始终能够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1982年9月30日，他通过秘书答复遵义纪念馆拟将占用当年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的单位迁出，开辟为纪念室的来信时，强调指出：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会后都回到遵义卫戍司令部去住。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就足够了。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保留起来，我就没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8］（p.307）。陈云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陈云在党的“七大”上讲到，当一个人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时候，个人应该怎样认识取得成绩的原因呢?“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1］（p.293）
此外，陈云处理的人民来信中，还反映了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善于听真话的优秀品德。1978年1月13日，他就一封反映评弹艺人待遇等问题的来信致信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周良，指出“这些问题牵涉到一个地方各个团体的各种特殊情况，只能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及文化领导机关作出决定，我不能提什么意见”［8］（p.217）。他善于听真话的可贵品质和朴实作风，也反映在他与江苏省评弹工作者的谈话中。1990年4月22日，他在听取吴宗锡、周良等关于评弹工作的汇报时说：希望你们能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映，群众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使我能多听到真话，多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交一点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知心朋友，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
陈云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⑤。陈云之所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重视人民来信，善于通过人民来信，听取群众意见，为治党理政提供依据，为人民排忧解难，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79年1月25日，第1版。
②《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3日，第2版。
③《人民日报》1983年6月16日，第1版。
④《解放日报》1993年5月26日。
⑤《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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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牟信之，等.陈云同志最后的321天［N］.人民日报，1995-05-29.
［15］陈云同志给陆恺悌的信（1949年6月19日）［N］.人民日报，1984-01-30.
［16］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 篆]
关键词：陈云；人民来信；批示；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1－0044－07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陈云受理了大量的人民来信。陈云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科学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地予以及时解决。
一、重视人民来信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离开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1］（p.171）。陈云深刻认识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一直重视人民来信。
在任中组部部长期间，陈云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热情接待来访同志，认真倾听。那时的中央组织部没有信访室，来找陈云反映情况的，都是先到干部科谈，需要陈云会见的，再约时间来谈。但常有一些“不速之客”直接闯入陈云的办公室，这时，陈云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地听来者的诉说，并耐心地解答问题。有几次，秘书看陈云确实太忙，想为陈云“挡驾”，都被他制止了。他解释说：“人家来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来解决，我一定要会一会。”他对来访如此，对来信也如此。一般来信，他通常把解决办法告诉秘书，重要来信，他总要亲自处理［2］（pp.49-50）。
人民来信为治党理政提供了重要依据，陈云处理人民来信一定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1951年8月5日，陈云在给李新民的信中写到：“解放不久，就收到过你的第一封信，前几天又收到第二封信，昨天接到松江方面关于你的情况的回报，今天才复你的信。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的道理，想来你可以谅解的。”［3］（p.302）正因此，经他处理的人民来信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55年5月9日，陈云致信湖南省长程潜，说黄炎培转来彭一湖的信，反映目前湖南农村中粮食和干部问题，除已转告中央有关业务部门注意外，特另抄奉阅，请即派人查明，酌情处理。6月27日，程潜复信说，经省人民委员会三次派人调查，彭一湖所提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彭一湖的信中反映，他家乡所在的湖南东部地区农村在1954年办统购时，给农民留的粮食过少，使农民吃不饱；1952年查田定产时，对水田产量定得过高，加之1954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一些区乡干部为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执行，引起群众反感。对这封来信，毛泽东于五月十六日批示印发给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五省市书记会议［4］（p.250）。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抓好党风，紧密围绕切实搞好党风这个中心，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育。第二，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凡是重要的来信来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要保护控告人。对打击报复或蓄意诬告好人的，要按党纪国法制裁①。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重新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又忙起来，不可能再有完整的读书时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学习。在这个时期，陈云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报和看《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陈云看报纸很仔细，往往从人民日报的第一版看到第八版，包括读者来信［5］。随着经济建设步伐加快，许多地方的污染问题逐步凸显并日趋严重，《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和《卫星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环境污染情况调查》两则报道引起了陈云的关注，1988年8月27日，他写信给赵紫阳、李鹏、姚依林，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最后，还指出：“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6］（p.364）在陈云的高度关注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治理本溪市环境污染的决定》。之后，国务院环资委又派出小组赴四川考察环境污染情况，四川省治理污染的行动也迅即展开。
二、为治党理政提供重要依据
陈云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陈云认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1］（p.162），“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1］（p.191），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陈云通过人民来信掌握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直接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作为指导工作、制定政策的依据。
为了能及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十余年里，除了在家乡普通农民中约定了几位联系人，请他们经常来信或直接来京反映情况外，还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仅去家乡青浦县就调查了四次。其中的第四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调查了半个月。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1961年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这三个调查报告。经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7］（p.1270）。陈云在《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中具体举出了母猪私养的几条好处。但同时指出，上海近郊的蔬菜产区，大约有10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经验，暂时不宜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私人养；另外，为了改进猪的品种，种公猪和种母猪，还应由集体饲养。这说明，在陈云看来，即使是正确的方针，贯彻时也要区别不同情况，不能到处照搬，搞一刀切。
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改革开放后，陈云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发生了外汇兑换券排挤以至驱逐人民币的现象，有些人主张发行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10月，千家驹写信给胡耀邦、陈云、薄一波，谈他对经济特区货币问题的意见。10月15日，胡耀邦批示：“陈云同志是行家，建议请陈云同志考虑定。”10月23日，陈云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7］（p.1675）1984年5月26日，他在接到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关于反对发行特区货币的来信后，认为特区发行货币，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于是写下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8］（p.355）之后，他又专门把谷牧和刘鸿儒找来谈特区货币问题。他说，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二是封关后只能在特区流通。在陈云的坚决制止下，特区同志只好搁置此事，把已印好的特区货币封存起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
平反冤假错案，是党在组织工作上拨乱反正的关键。陈云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早在1975年4月25日，陈云就曾转告给他写申诉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的原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中共中央决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恢复他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安排到财政部当顾问［8］（p.197）。此事虽因“四人帮”的干扰，没得以实现，但陈云尽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又为久拖未决的冤假错案问题而操劳。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把“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列为三项重要工作之一；并且明确指示，一定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提出，应处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还通过在有关报告上做指示、为老干部及其家属转信，为申诉人写证明材料等方式，积极促成一些问题的解决。在他的力主和参与下，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刘少奇冤案，薄一波等61人案件，彭德怀、瞿秋白、潘汉年等一系列案件得以复查和纠正，张闻天、黄克诚、陶铸、王鹤寿等人以及西路军等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9］。据统计，仅《陈云年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记载就有26处，其中陈云主持或者干预平反的冤假错案有22件［10］（p.411）。
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陈云做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严肃党纪。1982年１月５日，陈云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批示同意。邓小平还在陈云批语中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陈云的这个批语收入了《陈云文选》中题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一组文稿［8］（p.287）。６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贯彻中央常委的批示。随后，中央又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研究如何更坚决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央的建议，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刑法》的一些条款做出了补充和修改。由于中央态度坚决，各地各部门重视，仅在头一年，纪委系统立案的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多件，其中结案并被开除党籍的有5500多人，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３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了死刑[11]（p.220)。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的5年间，各级纪检机关就查处党内违纪违法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在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团级16108人、地师级1430人、省军级110人。针对干扰办案的问题，中央纪委制定了《关于对妨碍违纪案件查处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处分的规定》，对严肃党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纪委还加强了信访工作。5年中，全国纪检系统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724．9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问题275．2万件次，申诉27．2万件次②。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起来，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对端正党风、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狠抓党风建设外，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陈云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陈云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呼吁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1982年1月13日，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各地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中的一份情况反映上批示指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8］（p.288）1983年8月14日，他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关于群众来信反映一些地方纪律检查部门中有“三种人”问题的简报批转黄克诚、王鹤寿，指出：“纪检队伍中不能有三种人，已有的要调开。”［8］（p.336）但他同时指出要把“老红卫兵”与“三种人”严格区别开来。1984年2月27日，他将中央国家机关两位干部反映有的单位在整党中混淆“老红卫兵”与“三种人”界限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中组部，并在批语中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当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把水搅混。”［8］（p.349）
陈云不仅关心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于“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解决水利资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这类问题”，在复陆定一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这些“都必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8］（p.270）1990年6月6日，陈云将水利专家张光斗给他的信及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批转江泽民、李鹏、宋健，在批语中指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4］（pp.434-435）［6］（p.375）6月10日，江泽民批示邹家华（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在考虑‘八五’计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陈云这个批语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4］（p.435）。在“八五”规划中，水资源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水利与能源、交通等并列，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
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陈云对文化教育事业一向十分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就这些领域的问题也发表过许多谈话，做过不少批示，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指示。
陈云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学校教育和教师地位的提高尤为关注。1983年1月24日，陈云收到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千家驹的一封来信和他发表在《教育研究》上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来信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以便保证1990年前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7］（pp.1761-1762）［8］（p.319）。陈云看信后，十分同意这个意见，当即把信批给胡耀邦、赵紫阳，并指出：“千家驹同志的来信和他写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我都看了。我认为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希望指令计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12］（p.527）3月1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五次会议和4月1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改革农村教育、发展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讨论。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务院也于4月28日批转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并发出了相应的《通知》。这两个文件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快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落实党的十二大关于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列为战略重点的重大战略决策，尽快扭转教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振兴准备好各类专门人才，准备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劳动后备军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突出的问题是师范院校招生困难。1984年9月4日，陈云看了9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一文后，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第一志愿的情况，委托秘书转告邓力群（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工作），说：“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6］（p.529）中央宣传部随即召集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陈云的意见。12月25日，教育部负责人通过新华社记者披露了陈云的意见，并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起为全国数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7］（pp.1762-1763）。他还以身作则，鼓励自己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女儿，离开大机关，到中学担任教师［13］。
陈云对教学方法也十分重视，1971年6月29日，他到南昌化工厂职工子弟学校调查教学改革情况时，有人向他反映在教学中时常插入对报纸社论的学习时，陈云指出，学习知识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像扭秧歌一样，一步一步地走，还要走两步退一步，以便复习学过的内容，这样才能使学生巩固学到的知识。不能像开汽车，一溜烟往前跑，两边景色一晃而过，那样印象不会深［8］（p.163）。
对教师职业的关怀、对教育重要性的强调，贯穿陈云的一生。1993年5月，88岁高龄的陈云在上海会见家乡青浦县及练塘镇党政负责人时，在要求他们重视农业的同时，还特别叮嘱：“一定要把教育抓好，今后社会发展要靠教育。”④1994年4月6日，陈云从新闻联播中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立即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稿费中取出五千元，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这笔捐款后来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和朱阳关乡的16名失学儿童身上。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这16名儿童写给陈云的信，陈云收到后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8］（p.450）［14］
对于评弹艺术，陈云不仅仅是欣赏和爱好，而且经常给予关怀和指导。自1958年以来，他几乎听了评弹界各主要艺人和各种主要书目的演唱和录音，并广泛地接触了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评弹艺术的发展提出过很多精辟的见解。1983年12月《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陈云从1959年至1983年有关评弹工作和评弹艺术的谈话、文稿、通信共四十篇。31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说：这本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做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通知要求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这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本书出版发行的消息［8］（p.344）。
古籍整理和出版关系到继承和发展祖国悠久历史文化，陈云较早地给予关注和指导。1981年四五月份，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已经几年没有招生了，该专业的教师们为继续保留专业设置和招生权力而多方奔走，在向有关领导反映而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准备越级上报。这时，同他们工作联系较多的中华书局传递过来一个重要信息：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陈云比较懂行，也在关注这件事情，他在杭州休养时发表过有关的内部谈话，并且还向中华书局了解过情况。于是，该专业全体教师决定写信给陈云，要求恢复古典文献专业，并扩大招生。陈云接到这封信后，派秘书王玉清专程到北大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前的5月22日，陈云还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情况。在相继听取中华书局和北大教师的意见后，经过综合归纳，陈云写成《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文。9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根据陈云的提议，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办公机构设在中华书局。1983年9月，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办公机构设在北京大学，负责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7］（pp.1752-1754）。
四、为人民排忧解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贯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历史。1941年5月，陈云在《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文中告诫全党“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1］（p.298）。陈云始终关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重视人民来信，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排忧解难。
陈云经常强调，一切工作都应该从群众“最高兴的事情做起”［1］（p.26）。195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后，上海市比乐中学郑伯夷、汪于官等七人和各地不少青年分别给陈云、地质部和《人民日报》来信，表示了他们参加地质工作的决心，并对地质部所属中等技术学校的情况和投考办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195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就“有关投考地质部所属中等技术学校的一些问题”给以综合答复。1962年5月21日，周建人致信陈云并刘少奇，反映农村人民生活困难，建议按期兑现给农民的退赔期票。6月4日，陈云复信周建人，指出：农民生活困难，中央已经知道，但不能不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现在全国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中城市所占比重由2/3降为1/3，农村则由1/3增到2/3。退赔工作延期三年和取消粮食奖励价格是为了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因为，农民手中钞票多了以后，就不愿意再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和小土产，而北方各省能同农民交换的工业品很少，这将使经济形势更加不利。因此，目前要向农民做些解释工作［8］（p.119）。
改革开放后，陈云不顾工作繁忙，总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阅批人民来信，为人民排忧解难。1981年11月27日，他在对北京市某部门一份关于群众对调整物价反映的材料上批示：“涨价的事关系千家万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有个界限，那就是：除了保证人民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也不可能吃得太好)外，还要有能力来进行建设。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大方针。”［8］（p.283）1983年1月16日，陈云把将《北京日报》社刊载群众来信反映市民“烧煤难”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内部材料批转万里。批语中指出：“请向北京市打个招呼，要他们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只要领导重视，这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8］（p.318）1984年2月27日，陈云将新华社题为《天津市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的内部材料批转胡耀邦，在批语中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事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5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关心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社会问题，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应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8］（p.349）。1983年1月4日，陈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反映群众来信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必须解决无子女老人晚年生活保障问题”的内部材料上批示：“现在对独生子女照顾很多，我看照顾不起。应该照顾的是老人。”“计划生育这件事，必须办，照顾的钱应该用在哪里，要研究。”［8］（p.317）
陈云对于一些干部来信要求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他实事求是地予以认真答复，尽心尽力帮助解决。陈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熟悉不少干部的历史情况，加之他办事公道，所以不论在“文革”期间，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都有些人找他作证。早在1966年八九月间，他就曾通过复信和接见来访的天津工学院的学生，实事求是地证明该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历史上没有问题［8］（p.141）。1976年11月25日，他接到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眼疾问题的信后，立即转交给华国锋、叶剑英，并附信历数黄克诚解放前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认为“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8］（p.205）。此事很快被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得到同意，中央办公厅遂将黄克诚由山西接回北京治疗。1977年10月，陈云在收到宗益寿(又名孟平)之子的来信，反映“文革”中其父亲和叔叔的革命烈士称号被取消，请求陈云证明他们革命历史问题。10月28日，陈云为宗益寿及其弟弟宗益茂的革命事迹写证明材料，并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8］（p.216）。1983年7月12日，陈云就四川仪陇县委来信询问该县席懋昭是否于三十年代护送他出川一事，复信称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任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四川省委组织部经查席确实在1934年、1935年当过灵关村的小学校长，请陈云为席写一份证明材料。陈云在写的证明材料中指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8］（p.331）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给予追记大功一次。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尊重知识分子。1982年7月1日，陈云看到北京航空学院某教师关于反映知识分子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等两份材料后，致信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此事建议责成书记处来抓。”［8］（p.300）7月22日，他通过秘书向有关部门转达对劳动人事部关于1982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中央组织部调整工资偏低的知识分子工资的相应方案的意见。
五、严于律己
陈云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并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早在1949年６月19日，陈云给陆恺悌的信中，就告诫“干部子女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陆恺悌的父亲陆铨，1925年入党，1928年１月参加上海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1949年任石家庄市总工会主席。陈云在信中，以父兄的责任，叮嘱陆恺悌，“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纪，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15］。陈云对革命干部子弟的挚爱和严格要求，令人钦佩。
1983年２月13日，陈云同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和刘伯坚等革命烈士子女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6］（p.321）［8］（pp.320-321）。
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克服官僚主义。陈云经常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党内可能出现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陈云认为，领导干部要做表率作用，要从高级领导做起。1985年12月在中共中央对端正党风问题做出决定时，他又特别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16］（p.303）。同时，他还要求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带好头，做好表率，同时还要加强对子女、亲属的教育，管好他们，防止他们借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1985年９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所有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以权谋私，成为特殊人物。”［16］（p.296）
陈云一贯谦虚谨慎、始终淡泊名利，不居功，不自恃，始终能够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1982年9月30日，他通过秘书答复遵义纪念馆拟将占用当年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的单位迁出，开辟为纪念室的来信时，强调指出：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会后都回到遵义卫戍司令部去住。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就足够了。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保留起来，我就没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8］（p.307）。陈云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陈云在党的“七大”上讲到，当一个人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时候，个人应该怎样认识取得成绩的原因呢?“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1］（p.293）
此外，陈云处理的人民来信中，还反映了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善于听真话的优秀品德。1978年1月13日，他就一封反映评弹艺人待遇等问题的来信致信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周良，指出“这些问题牵涉到一个地方各个团体的各种特殊情况，只能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及文化领导机关作出决定，我不能提什么意见”［8］（p.217）。他善于听真话的可贵品质和朴实作风，也反映在他与江苏省评弹工作者的谈话中。1990年4月22日，他在听取吴宗锡、周良等关于评弹工作的汇报时说：希望你们能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映，群众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使我能多听到真话，多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交一点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知心朋友，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
陈云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⑤。陈云之所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重视人民来信，善于通过人民来信，听取群众意见，为治党理政提供依据，为人民排忧解难，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79年1月25日，第1版。
②《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3日，第2版。
③《人民日报》1983年6月16日，第1版。
④《解放日报》1993年5月26日。
⑤《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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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牟信之，等.陈云同志最后的321天［N］.人民日报，1995-05-29.
［15］陈云同志给陆恺悌的信（1949年6月19日）［N］.人民日报，1984-01-30.
［16］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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