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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并尽快开展工作。这意味着搁浅37年之久的大飞机项目终于上马了。我没有参与这个指南决策，但是37年来我一直在为大飞机呼吁、讨论、写文章。
业界所说的大飞机，一般是指起飞总重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仅有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少数国家可以生产大飞机。中国的大型飞机则全部依赖国外进口。
我们有必要自己造吗?
我们中国曾经具有过这个能力，但是我们放弃了这个能力。放弃了这个能力以后，我们在国际航空会议上甚至于开到某些程度的时候，外国的主持人就宣布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先生们请退出会场，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你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我们没有授权向你们讲的东西。那么这个等级制度是靠自己民族去开发，才有能力，才有机会把自己的民族能力提高，不能等人家赐给，你不过成为人家的车间而已。
我们到今天为止所买的飞机的钱，如果是用百元的新钞票摞起来的话，超过了上海最高建筑经贸大厦，超过经贸大厦的十倍还不止，超过百倍还不止。我们的百元大钞的钞票，买飞机的钞票已经进入了太空。这么长的一根金箍棒，你把它截一部分下来放到国内，它将带动一大批企业的前进。这也许是一个笑话，空客370没有的，360也没有的，一下子跳到380，人家说为什么跳到380，他说“8”这个字中国人比较喜欢，他就瞄准了中国人来的。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很大的潜力，他就来攻克这个东西。我想说，20世纪80年代我们出现了运十，说明了什么?我认为，说明我们技术力量方面蕴藏着极大的活力。只要我们不自我约束，就我们自己是千万不能干的，不要有这种约束的话，它能解放出很大的活力来。
一个代号为708的神秘工程
当年在那样的条件下为什么会上运十?据我所了解，当时的情况，是上世纪60年代，总理出国到欧洲，我们中国没有大型客机给他用，他最初用了中国民航螺旋浆的飞机，噗通噗通飞到外国，到了外国一看不是这个情况。那么，国外曾经有一些议论，媒体有一些人讲，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中国我承认你是鹰，但是没有翅膀，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而世界上已经通用了。陈毅元帅当时是外交部长，他也曾经讲过，我不能坐自己的飞机出去，我好像在外国人面前我的腰杆也不够硬。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要发展这个大型飞机。
我们真正的工作进程是由于国家的任务。国家的任务当时下来了，希望我们设计一种供总理出国的专机，这种专机需要从中国出发直飞欧洲，中间中东不加油，是一个远程的飞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且是非常英明的决定。如果不是国家下达的任务，像我这样学习航空的，在东北飞机工厂担任主管设计师，我设计了好几种超音速的飞机，我也不会到上海来了。
对于基地的选址也有人产生疑问，为什么选上海，为什么不选西安，为什么不选沈阳?这主要就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作为一个集中的单位，你要运这些飞机的大部件，如果在内地的话，你怎么运?在欧洲怎么运呢?欧洲几个大国之间怎么运，他特别造了一个很大的飞机，这是一个可以把另外一架飞机放进去的飞机，像鲸鱼一样，叫白鲸，一个大的专门飞机来运这些东西。你可以想象在我们内地，火车怎么拉过去。
“708”工程启动后，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前往上海研制运十，我就是其中一员，当时41岁。在接到调集任务后不久，便匆匆地踏上前往上海的列车。我当时在沈阳负责中国一架超音速教练机的设计，也是中国第一架超音速。至于说为什么设计第一架飞机就要我当总体组组长，那是很偶然。
我原来设计军用飞机，调来设计了民用飞机了，军转民。我认为，航空不是一个知识已经凝固的地方。我毕业以后，所碰到的这些技术进步都是我在课堂里面没有碰到过的。我调到上海来以后，来干这架民用飞机，把我的注意力又转向充实我民用机设计的要求上，不断提高自己。我来的时候是当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一位工人。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四级工，但是这个工人同志知道他对飞机设计没有发言权，所以所有的技术他不参加讨论。
来到上海后，开始了我并不熟悉的民用飞机设计。1971年的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新启动的大飞机研制项目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一方面是有大家相互磨合的问题。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间有个别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那种政治性的，空头政治性的影响，所以老是讲空话、套话，喜欢搞上纲上线。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方案的时候，有的飞机设计三台发动机，有的人提意见是四台发动机，结果他有一个发言，他的发言说这发动机越多就越安全，我们这个飞机是给毛主席设计出差用的，为了体现对毛主席尽忠，我们设计五台发动机，所以现在的方案中间，我的发动机最多，所以我对毛主席最忠。这后来成为笑谈。大家并没有取他的方案，反而觉得他这是很不严谨的科学态度。中间还有很多干扰。
一方面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我们在那个工厂的食堂里面工作。虽说是国家上马的一个项目，但是跑到上海来，现成的办公室没有，就在工厂食堂里工作。开吃饭了，大家都把图纸收起来，然后吃完饭以后再摊出来。还有一个组放在一个飞机修理工厂。小飞机有两种进厂方式，一种是飞机飞过来修理，有一种是装在箱子里面运过来，一种飞进来，一种爬进来。装飞机的包装箱，在里头放两个桌子，一个组就放进去了，就在包装箱里头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间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首先就是忘我的投入设计工作，生活的问题就往后推了。机场里头很多蚊子叮，南方穿短裤，怎么办?用报纸把腿包起来，把手包起来，然后搞画图和设计。
为什么研制了十年?
十年后，也就是1980年9月，我和我的同事们完成了这项近乎神秘的研制工作。为什么用了十年时间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包括很多思维上、意念上不正确，以及一些政治运动，进行批斗，对于技术人员的另眼相看。第二是因为这是首次中国建设，所以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摸索，开始建设，包括跑道都是重新翻修的。
我认为这个十年可以作为一个已经有实践结果的这么一个历史摆在这里，所以新的情况，我觉得可以跟他比较。
当时好像没有时间的限制，走着瞧。所以，当时的上海市委 派到我们这里来管理我们的头头，他的一句话，成了一句名言，“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他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我不知道上级有没有给他时间限制。
当时某种程度还带有军用的色彩，但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接待外宾来看，并不是像军用飞机那样保密。因为当时我们在试飞的时候，美国已经介入美国的飞机要到中国飞机工厂来进行总装了，我们厂里头已经有美国人了，所以我们飞机一试飞，美国人电话电报已经发到美国去了，所以我们收到最早贺信的电报是来自美国飞机公司，我们自己的官方都没有表态的，美国飞机公司已经看见了。
一次低调的试飞
1980年9月26日，上海大场机场，身着便装的试飞小组登上飞机，开始了运十的第一次试飞。实际上，这也有一定风险，所以就不能花精力再去组织一些群众来进行庆祝。当时也没有通知，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一大群人热情洋溢的在那里站着，队伍不成队伍，腰鼓也没有，旗帜也没有，不是一个精心组织的一个庆祝场合，而是大家很迫切的一个悬念，这个飞机要飞好。
唯一的仪式可能是从工厂里头年轻的女工中间挑了几位身材比较好的，脸上化了淡妆，捧着鲜花。当时因为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还不习惯这种样式，但是她们作为代表大家献花的，站到跑道头上，这可能是唯一的带典礼性的布置。而且试飞人员也全部都没穿制服，全部都是穿便装起飞的，因为是内部的一个试飞，当时没想到飞得这么好，飞得大家下面一片欢腾。这里头也不知道谁是干部，谁是技术人员，谁是工人，大家都会深深记着这一刻。中间有一位老工程师，他还是带了一个瓶子。他是动了手术以后，这个瓶子还没摘掉，体内的液体还是接在那个瓶子上。人们说，你就休息吧，今天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在第一线奋斗了这么久，今天试飞我一定要参加，他从手术刀下夺下来的生命，要献给这架飞机，后来他还回到了生产线上。
国产大飞机飞上青藏高原
我清楚地记得，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总共飞行170多个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
当时是有意识选择东南西北各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哈尔滨是严寒，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昆明碰到了四十年没有遇到的大雪，真正的严寒是在昆明碰到的。飞鸟鲁木齐要经过秦岭，经过青海湖，这些都是中国地理上很有特色的地区。沿长江而上一直飞到金沙江，从长江口飞到金沙江，然后青藏高原，世界屋脊，这个被称为是地球上最靠近太阳的地方。
这个飞机飞到拉萨去的时候，拉萨的高原机场有警卫，这个警卫一看这么大的飞机下来，停下来以后飞机上下来几个人，警卫问这是什么飞机，下来的几个工程师就告诉他，这是中国研制的最大的飞机，而且是唯一的第一次飞上祖国高原机场的国产飞机，这个警卫听了以后，马上举枪敬礼，解放军的最高礼节。
我们是在春节期间飞的西藏，当时国务院值班室值班的是谷牧副总理，我们向谷牧副总理汇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飞机的照片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大一架飞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么大一架飞机，后来正好遭遇雪灾，西藏有很多东西运不进去，他说你飞机既然已经飞西藏，就把救灾物资运进去，结果我们救灾又飞了六次，每天起落，每天起落，以至于成都机场的一些老飞行员都很奇怪，说这个试飞的飞机怎么像我们航班的飞机一样执行任务。
运十项目搁浅
七次飞抵起降难度较大的拉萨贡嘎机场成了运十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运十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此后不久，运十便停止飞行，悄无声息地停放在远离市郊的上海飞机制造厂。后来，经过专家一起论证，得出了三条结论，第一条结论，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同时，提出一个方案，要六千万，把这个飞机继续飞下去。第三架飞机已经装配了60％，把它装好，然后再做一些补充的工作。当时上海地方说这个型号已经交给中央了，这不是地方的型号，已经交给航空工业部了，但是为了继续做下去，上海预备承担一半，承担三千万。还有三千万，向国家要，因为早就是国家的项目了，上海已经是表示这样的姿态。然后，就跑到北京要三千万，没有要来，航空部没有给，没有钱了。但是，没有任何文件，说这项工程停止。因为这项工程开始是有文件的，1970年8月份，国家文件，上马的文件，没有一个文件说它下马，悄悄地就没有了。
当时确实是卡在三千万这儿。所以，我始终认为，运十没有下马的文件，运十是被搁置了，它被放起来了，放在架子上了，为什么呢，要腾出地方来装美国飞机。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1985年3月31日，也就是运十下马一个月后，上海航空公司的代表和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的代表在合作生产MD-82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协议书上签字。从此，中国开始利用美国技术，建立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这是因为当时的20世纪80年代，在航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实际上是冲突的。
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技术，是为了跟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目的，发展自己的技术是手段。不是已经搞出运十来了吗?不是已经飞行了吗?实现飞行就获得了美国的麦道公司的青睐，麦道公司确实表了这个态，说你如果没有运十我不能跟你合作，我不会把飞机交你去装。运十成为跟麦道谈判的一个筹码，这个筹码已经达到目的了，已经达到跟美国合作的目的了。
运十下马后，中美合作的“麦道项目”延续了将近十年。然而就在1997年，波音公司并购了麦道公司，这起并购事件直接导致中国大飞机研制工作的彻底停滞。一时间，关于中国发展大飞机是依靠国际合作还是自力更生的争论再度升温。
我是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飞机的总体设计者，总体组组长，当时带领我们设计的叫做徐生寿，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工程师，原来清华大学毕业的，他提出一种“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理念，这种理念被我接受。
日本的飞机设计师在二战中设计出“零十”飞机，“零十”飞机性能表现很好，包括珍珠港偷袭，这种飞机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外国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零十”飞机实际上是抄别人的，但不知道是抄哪架飞机的。结果，一个战败国国家的飞机设计师非常感到受侮辱，出来宣布，说我不是抄任何一架飞机的，我是集中了很多飞机的优势做出我自己的创作，这是我的创作，这不是我抄的。国家战败了，他本人还保持这样的尊严。
美国波音公司总裁来了以后，他看到我，跟我讲“干得不错。”后来跟我们说，你们毕业了，我们不过比你早毕业几年。这时候已经到了同一个层次了，已经进入他的俱乐部了。
有人说外国的飞机安全一点，中国飞机不安全。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吓唬人的说法。我们运十是什么飞机?有人说，外国飞机可能飞得快一点，中国飞机飞得慢一点；外国飞机飞得高一点，中国飞机飞得低一点。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运十飞机与所有主流一流飞机一样快，跟前一阵子飞到中国来的A380，这个飞机还没有下线，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是最新的飞机，我们飞得跟它一样快，飞得高度跟它一样高。
我曾经遇到我们国家银行界的一位老总，他到欧洲去，曾经去看过空客的生产基地，他看完以后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真正要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国家也出现过用几亿条衬衫去换一架飞机的事情，有的人还觉得心安理得。那既然我们做衬衣厉害，就生产几千万条裤子，去换一架飞机，我们就长期这样干下去吗?
运十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我认为有很多值得继承的地方，而且继承有很大的好处。首先，在飞机的总体布局上，这二十几年来，世界上没有大的变化。今天说要从运十的基础上发展，也是出于这种心态。就是今天仍然会出来一批人，说这篇历史翻过去了，我们要来，我们重新来，我重新干，可是你怎么向后代交代，我们再过二三十年，出来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后几代的人，他们觉得历史上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爷爷们，干的东西就要被他扔掉，然后这些爷爷们要重新干起，到底什么原因，讲得清楚吗?
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是多快好省的。但并不是运十按原样的复原，也不是说运十今天这样飞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可以继承的特别是他的总体布局这部分，要用它，不用它的话，你重搞一套还是它，就是说你出不了这个范围，因为它已经选的最好了，如果你硬要说我就偏不用它，那就是自讨苦吃。
(程不对，1930年出生于湖南，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26岁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总设计师，1971起，负责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大飞机运十的总体设计工作。)
业界所说的大飞机，一般是指起飞总重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仅有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少数国家可以生产大飞机。中国的大型飞机则全部依赖国外进口。
我们有必要自己造吗?
我们中国曾经具有过这个能力，但是我们放弃了这个能力。放弃了这个能力以后，我们在国际航空会议上甚至于开到某些程度的时候，外国的主持人就宣布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先生们请退出会场，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你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我们没有授权向你们讲的东西。那么这个等级制度是靠自己民族去开发，才有能力，才有机会把自己的民族能力提高，不能等人家赐给，你不过成为人家的车间而已。
我们到今天为止所买的飞机的钱，如果是用百元的新钞票摞起来的话，超过了上海最高建筑经贸大厦，超过经贸大厦的十倍还不止，超过百倍还不止。我们的百元大钞的钞票，买飞机的钞票已经进入了太空。这么长的一根金箍棒，你把它截一部分下来放到国内，它将带动一大批企业的前进。这也许是一个笑话，空客370没有的，360也没有的，一下子跳到380，人家说为什么跳到380，他说“8”这个字中国人比较喜欢，他就瞄准了中国人来的。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很大的潜力，他就来攻克这个东西。我想说，20世纪80年代我们出现了运十，说明了什么?我认为，说明我们技术力量方面蕴藏着极大的活力。只要我们不自我约束，就我们自己是千万不能干的，不要有这种约束的话，它能解放出很大的活力来。
一个代号为708的神秘工程
当年在那样的条件下为什么会上运十?据我所了解，当时的情况，是上世纪60年代，总理出国到欧洲，我们中国没有大型客机给他用，他最初用了中国民航螺旋浆的飞机，噗通噗通飞到外国，到了外国一看不是这个情况。那么，国外曾经有一些议论，媒体有一些人讲，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中国我承认你是鹰，但是没有翅膀，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而世界上已经通用了。陈毅元帅当时是外交部长，他也曾经讲过，我不能坐自己的飞机出去，我好像在外国人面前我的腰杆也不够硬。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要发展这个大型飞机。
我们真正的工作进程是由于国家的任务。国家的任务当时下来了，希望我们设计一种供总理出国的专机，这种专机需要从中国出发直飞欧洲，中间中东不加油，是一个远程的飞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且是非常英明的决定。如果不是国家下达的任务，像我这样学习航空的，在东北飞机工厂担任主管设计师，我设计了好几种超音速的飞机，我也不会到上海来了。
对于基地的选址也有人产生疑问，为什么选上海，为什么不选西安，为什么不选沈阳?这主要就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作为一个集中的单位，你要运这些飞机的大部件，如果在内地的话，你怎么运?在欧洲怎么运呢?欧洲几个大国之间怎么运，他特别造了一个很大的飞机，这是一个可以把另外一架飞机放进去的飞机，像鲸鱼一样，叫白鲸，一个大的专门飞机来运这些东西。你可以想象在我们内地，火车怎么拉过去。
“708”工程启动后，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前往上海研制运十，我就是其中一员，当时41岁。在接到调集任务后不久，便匆匆地踏上前往上海的列车。我当时在沈阳负责中国一架超音速教练机的设计，也是中国第一架超音速。至于说为什么设计第一架飞机就要我当总体组组长，那是很偶然。
我原来设计军用飞机，调来设计了民用飞机了，军转民。我认为，航空不是一个知识已经凝固的地方。我毕业以后，所碰到的这些技术进步都是我在课堂里面没有碰到过的。我调到上海来以后，来干这架民用飞机，把我的注意力又转向充实我民用机设计的要求上，不断提高自己。我来的时候是当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一位工人。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四级工，但是这个工人同志知道他对飞机设计没有发言权，所以所有的技术他不参加讨论。
来到上海后，开始了我并不熟悉的民用飞机设计。1971年的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新启动的大飞机研制项目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一方面是有大家相互磨合的问题。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间有个别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那种政治性的，空头政治性的影响，所以老是讲空话、套话，喜欢搞上纲上线。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方案的时候，有的飞机设计三台发动机，有的人提意见是四台发动机，结果他有一个发言，他的发言说这发动机越多就越安全，我们这个飞机是给毛主席设计出差用的，为了体现对毛主席尽忠，我们设计五台发动机，所以现在的方案中间，我的发动机最多，所以我对毛主席最忠。这后来成为笑谈。大家并没有取他的方案，反而觉得他这是很不严谨的科学态度。中间还有很多干扰。
一方面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我们在那个工厂的食堂里面工作。虽说是国家上马的一个项目，但是跑到上海来，现成的办公室没有，就在工厂食堂里工作。开吃饭了，大家都把图纸收起来，然后吃完饭以后再摊出来。还有一个组放在一个飞机修理工厂。小飞机有两种进厂方式，一种是飞机飞过来修理，有一种是装在箱子里面运过来，一种飞进来，一种爬进来。装飞机的包装箱，在里头放两个桌子，一个组就放进去了，就在包装箱里头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间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首先就是忘我的投入设计工作，生活的问题就往后推了。机场里头很多蚊子叮，南方穿短裤，怎么办?用报纸把腿包起来，把手包起来，然后搞画图和设计。
为什么研制了十年?
十年后，也就是1980年9月，我和我的同事们完成了这项近乎神秘的研制工作。为什么用了十年时间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包括很多思维上、意念上不正确，以及一些政治运动，进行批斗，对于技术人员的另眼相看。第二是因为这是首次中国建设，所以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摸索，开始建设，包括跑道都是重新翻修的。
我认为这个十年可以作为一个已经有实践结果的这么一个历史摆在这里，所以新的情况，我觉得可以跟他比较。
当时好像没有时间的限制，走着瞧。所以，当时的上海市委 派到我们这里来管理我们的头头，他的一句话，成了一句名言，“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他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我不知道上级有没有给他时间限制。
当时某种程度还带有军用的色彩，但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接待外宾来看，并不是像军用飞机那样保密。因为当时我们在试飞的时候，美国已经介入美国的飞机要到中国飞机工厂来进行总装了，我们厂里头已经有美国人了，所以我们飞机一试飞，美国人电话电报已经发到美国去了，所以我们收到最早贺信的电报是来自美国飞机公司，我们自己的官方都没有表态的，美国飞机公司已经看见了。
一次低调的试飞
1980年9月26日，上海大场机场，身着便装的试飞小组登上飞机，开始了运十的第一次试飞。实际上，这也有一定风险，所以就不能花精力再去组织一些群众来进行庆祝。当时也没有通知，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一大群人热情洋溢的在那里站着，队伍不成队伍，腰鼓也没有，旗帜也没有，不是一个精心组织的一个庆祝场合，而是大家很迫切的一个悬念，这个飞机要飞好。
唯一的仪式可能是从工厂里头年轻的女工中间挑了几位身材比较好的，脸上化了淡妆，捧着鲜花。当时因为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还不习惯这种样式，但是她们作为代表大家献花的，站到跑道头上，这可能是唯一的带典礼性的布置。而且试飞人员也全部都没穿制服，全部都是穿便装起飞的，因为是内部的一个试飞，当时没想到飞得这么好，飞得大家下面一片欢腾。这里头也不知道谁是干部，谁是技术人员，谁是工人，大家都会深深记着这一刻。中间有一位老工程师，他还是带了一个瓶子。他是动了手术以后，这个瓶子还没摘掉，体内的液体还是接在那个瓶子上。人们说，你就休息吧，今天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在第一线奋斗了这么久，今天试飞我一定要参加，他从手术刀下夺下来的生命，要献给这架飞机，后来他还回到了生产线上。
国产大飞机飞上青藏高原
我清楚地记得，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总共飞行170多个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
当时是有意识选择东南西北各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哈尔滨是严寒，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昆明碰到了四十年没有遇到的大雪，真正的严寒是在昆明碰到的。飞鸟鲁木齐要经过秦岭，经过青海湖，这些都是中国地理上很有特色的地区。沿长江而上一直飞到金沙江，从长江口飞到金沙江，然后青藏高原，世界屋脊，这个被称为是地球上最靠近太阳的地方。
这个飞机飞到拉萨去的时候，拉萨的高原机场有警卫，这个警卫一看这么大的飞机下来，停下来以后飞机上下来几个人，警卫问这是什么飞机，下来的几个工程师就告诉他，这是中国研制的最大的飞机，而且是唯一的第一次飞上祖国高原机场的国产飞机，这个警卫听了以后，马上举枪敬礼，解放军的最高礼节。
我们是在春节期间飞的西藏，当时国务院值班室值班的是谷牧副总理，我们向谷牧副总理汇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飞机的照片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大一架飞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么大一架飞机，后来正好遭遇雪灾，西藏有很多东西运不进去，他说你飞机既然已经飞西藏，就把救灾物资运进去，结果我们救灾又飞了六次，每天起落，每天起落，以至于成都机场的一些老飞行员都很奇怪，说这个试飞的飞机怎么像我们航班的飞机一样执行任务。
运十项目搁浅
七次飞抵起降难度较大的拉萨贡嘎机场成了运十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运十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此后不久，运十便停止飞行，悄无声息地停放在远离市郊的上海飞机制造厂。后来，经过专家一起论证，得出了三条结论，第一条结论，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同时，提出一个方案，要六千万，把这个飞机继续飞下去。第三架飞机已经装配了60％，把它装好，然后再做一些补充的工作。当时上海地方说这个型号已经交给中央了，这不是地方的型号，已经交给航空工业部了，但是为了继续做下去，上海预备承担一半，承担三千万。还有三千万，向国家要，因为早就是国家的项目了，上海已经是表示这样的姿态。然后，就跑到北京要三千万，没有要来，航空部没有给，没有钱了。但是，没有任何文件，说这项工程停止。因为这项工程开始是有文件的，1970年8月份，国家文件，上马的文件，没有一个文件说它下马，悄悄地就没有了。
当时确实是卡在三千万这儿。所以，我始终认为，运十没有下马的文件，运十是被搁置了，它被放起来了，放在架子上了，为什么呢，要腾出地方来装美国飞机。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1985年3月31日，也就是运十下马一个月后，上海航空公司的代表和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的代表在合作生产MD-82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协议书上签字。从此，中国开始利用美国技术，建立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这是因为当时的20世纪80年代，在航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实际上是冲突的。
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技术，是为了跟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目的，发展自己的技术是手段。不是已经搞出运十来了吗?不是已经飞行了吗?实现飞行就获得了美国的麦道公司的青睐，麦道公司确实表了这个态，说你如果没有运十我不能跟你合作，我不会把飞机交你去装。运十成为跟麦道谈判的一个筹码，这个筹码已经达到目的了，已经达到跟美国合作的目的了。
运十下马后，中美合作的“麦道项目”延续了将近十年。然而就在1997年，波音公司并购了麦道公司，这起并购事件直接导致中国大飞机研制工作的彻底停滞。一时间，关于中国发展大飞机是依靠国际合作还是自力更生的争论再度升温。
我是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飞机的总体设计者，总体组组长，当时带领我们设计的叫做徐生寿，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工程师，原来清华大学毕业的，他提出一种“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理念，这种理念被我接受。
日本的飞机设计师在二战中设计出“零十”飞机，“零十”飞机性能表现很好，包括珍珠港偷袭，这种飞机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外国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零十”飞机实际上是抄别人的，但不知道是抄哪架飞机的。结果，一个战败国国家的飞机设计师非常感到受侮辱，出来宣布，说我不是抄任何一架飞机的，我是集中了很多飞机的优势做出我自己的创作，这是我的创作，这不是我抄的。国家战败了，他本人还保持这样的尊严。
美国波音公司总裁来了以后，他看到我，跟我讲“干得不错。”后来跟我们说，你们毕业了，我们不过比你早毕业几年。这时候已经到了同一个层次了，已经进入他的俱乐部了。
有人说外国的飞机安全一点，中国飞机不安全。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吓唬人的说法。我们运十是什么飞机?有人说，外国飞机可能飞得快一点，中国飞机飞得慢一点；外国飞机飞得高一点，中国飞机飞得低一点。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运十飞机与所有主流一流飞机一样快，跟前一阵子飞到中国来的A380，这个飞机还没有下线，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是最新的飞机，我们飞得跟它一样快，飞得高度跟它一样高。
我曾经遇到我们国家银行界的一位老总，他到欧洲去，曾经去看过空客的生产基地，他看完以后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真正要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国家也出现过用几亿条衬衫去换一架飞机的事情，有的人还觉得心安理得。那既然我们做衬衣厉害，就生产几千万条裤子，去换一架飞机，我们就长期这样干下去吗?
运十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我认为有很多值得继承的地方，而且继承有很大的好处。首先，在飞机的总体布局上，这二十几年来，世界上没有大的变化。今天说要从运十的基础上发展，也是出于这种心态。就是今天仍然会出来一批人，说这篇历史翻过去了，我们要来，我们重新来，我重新干，可是你怎么向后代交代，我们再过二三十年，出来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后几代的人，他们觉得历史上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爷爷们，干的东西就要被他扔掉，然后这些爷爷们要重新干起，到底什么原因，讲得清楚吗?
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是多快好省的。但并不是运十按原样的复原，也不是说运十今天这样飞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可以继承的特别是他的总体布局这部分，要用它，不用它的话，你重搞一套还是它，就是说你出不了这个范围，因为它已经选的最好了，如果你硬要说我就偏不用它，那就是自讨苦吃。
(程不对，1930年出生于湖南，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26岁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总设计师，1971起，负责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大飞机运十的总体设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