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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话：王亦侠是从山西走出的一位老革命，也是山西妇女的骄傲。她的一生充满传奇，映射着革命理想的光辉，承载着历史风雨的信息，多彩而厚重。
王亦侠离开我们近20年了，她的一些革命传奇故事却鲜为人知。她的子女出于爱党、爱国、爱母亲的一片深情，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写成了这篇传记性文章，并恳请王亦侠的老战友们和了解她的亲友予以指正。本刊本期重点刊载此文，以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一套“巾帼英雄”纪念邮册。在这套邮册中，有一位耀人眼目的山西籍巾帼英雄，她就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女会员王亦侠。
王亦侠戎马一生，谱写出许多传奇的革命故事。她从小就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18岁在太原女师毕业后便担任了临汾女子高小的校长和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她甘愿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选择了颠沛流离、贫困交加的革命生涯。大革命时期，她投笔从戎，怀抱婴儿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在数千报考者中名列前茅，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20世30年代，她受命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山西省临汾县中共党组织，建立起党支部（即县委）并担任书记，成为山西省最早的中共女县委书记之一。在民族危难时刻，她主动请缨组建抗日武装，并亲临前线指挥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浴血奋战，智勇双全，指挥有方，胜仗连连，让日寇闻风丧胆，被当地群众称为“咱们的女司令”。
王亦侠是一位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的人。她一生淡泊名利，很少和同志甚至子女们谈论自己的功绩，一生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忠诚地奉献。这就是王亦侠品德风格最大的亮点。在我们子女眼里，她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 。
封建制度的小叛女
王亦侠，又名王英如，1903年9月18日出生在山西省临汾市土门村（镇）。她的父亲王方儀是清朝光绪年间最后的一批科举秀才。他天资聪慧，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性格豪爽，不拘封建礼节，被人们戏称为“王疯子”。他早年以教书和种地为生，但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于是投奔河南省济源县的一位同乡，并在这位同乡开的粮店当伙计。东家见他能写会算，人又勤快，不到一年时间便提升他为粮店的大掌柜。数年后，他带着积攒的一些钱财回到家乡，先是在汾河以西的田村购买了400多亩人称“茅盧沟”的荒地，与乡亲们合伙在此开荒、打井、修渠、种地。为抵制中间商从中盘剥，他又与人合伙在临汾城开办了一个小型面粉厂和一个轧花厂，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和棉花进行加工。不久，他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兼资本家。后来，由于军阀混战，交通运输阻断，致使脆弱的工厂倒闭破产。他盛怒之下离家出走，在陕西华山当了一名道士，道号为“懒道士”，也曾对我国的道教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解放后，他才回到临汾土门家乡，于1959年病逝，享年83岁。
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王方儀，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父亲的影响下，王英如从孩童时期起就对封建制度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叛逆心理。
清朝末期，女孩子从小就必须缠足，否则就被视为有伤风化，大逆不道。英如刚到四五岁时，奶奶和母亲就背着父亲给她缠上了足。英如对缠足之事极为反感，时常背着奶奶和母亲来到河边，她让要好的小女伴为她看风放哨，自己则解开裹脚布，将滚烫剧痛的双足晾在石头上，以此抗拒残害女孩的封建恶俗。不久，在河南经商的父亲得知消息，立即寄回家书，信上警告说：“如果你们给英如缠了脚，我回去就用斧子把她的两只脚给剁掉！”吓得奶奶和母亲立刻把英如的缠脚布解了。英如常说：“我很感激父亲！如果裹了小脚，我的命运就同大多数女孩一样凄凉，后来也无法求学深造并走上革命之路，更不能带兵打仗了。”
父亲主张“男女平权”。英如自幼常听父亲说：“我绝不会用金银财宝给我家女儿做嫁妆。我陪送她的是学问，供她读书，让她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英如有两个弟弟，但父亲对长女英如疼爱有加。他常自豪地对人说：“我家女孩绝不比男孩差。英如将来能成为一个女中豪杰！”为此，他非常重视对英如的教育和培养。英如六岁那年，父亲便请村里的教书先生教她学写字认写。因为年纪小，有时难免贪玩，母亲便在旁边大吼一声：“不好好学字，就把她的脚再给裹上！”为了不缠足，英如只得认真学习，常此以往，逐渐地养成了喜欢读书的好习惯。
父亲还是一位无神论者。英如的奶奶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天烧香念佛，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出于对祖母的尊重，他虽不干涉，但当奶奶拜佛时，父亲就常将孩子们叫在一旁，悄悄地给他们讲些不信神鬼的故事，讲凡人信神信鬼闹出的诸多笑话，以此告戒孩子不要迷信鬼神。可是，让英如想不通的是，每过大年，父亲筹办供品的积极性比奶奶还高。父亲幽默地说：“唉！一年了，咱们累了，神和佛也馋了，该吃些好的了。神和佛要是吃了，咱们就饿着；他们要不食人间烟火，咱们还不借此解解馋？”孩子们等来等去，总不见神佛来吃。时辰一过，父亲便带领大家吃起年饭来了，边吃边夸奖奶奶上的供品有多么的好吃。在父亲的影响下，英如后来终成为一名无神论者了。
英如8岁那年（1911年），父亲将她送入临汾城里的一所刘氏私立女子小学读书。当时学的无非是些“国文”、“修身”之类的课程，但学校的集体生活让英如接触了更多的人和事，增长了不少见识，她感到既新鲜又兴奋。遗憾的是，她在这个学校只上了三个多月的学，便被领回了家。她心里很不情愿离开学校，可来人说是奶奶病了，非常想念她。回家后才听说是因为“革命党来了”，“城门被封了”。再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那场伟大的革命——辛亥革命。不久，英如又进入临汾女子小学读书，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王亦侠在回忆她的成长和走向革命道路的经历时，非常感激父亲对她思想的影响和多方面的支持。抗战时期，在西安当道士的父亲悄悄托人带信到延安，信很简短：“英如儿，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共产党是杀富济贫的。”这简单的一句话，激励英如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1959年王方儀老人临终前，英如跪在父亲的床前哭着说：“爹爹，儿没为你尽孝，实在对不起啊！”父亲拉着女儿的手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呢！爹不怪你。”说完，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舍弃荣华富贵 寻求救国真理
英如14岁（1917年）时考入山西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到山西。英如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也受到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从此，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的阅报亭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激起她对封建制度更深刻的仇恨，一心向往建立一个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王英如发现，学校阅报亭里走得最晚的总是一个比她年龄稍长的女同学，她就是山西著名的女革命家刘亚雄。她们二人经常一起探讨救国的道理，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在英如心目中，亚雄姐是她很崇敬的革命女性之一。在女师的同学中，还有石评梅女士。她毕业后与山西早期的革命先驱、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高君宇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爱情。至今，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碑仍矗立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内。
1921年，王英如从太原女师毕业。许多女学生都向往考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当时山西当局规定，不准山西的大学招收女生。这项歧视女性的规定，激怒了太原女师的学生，30多名毕业生联名上书省政府，要求废除这项不合理的规定。但她们的正当要求却遭到当局的蛮横拒绝。这次斗争的失败，让英如和同学们倍感气愤，也进一步加深了她们对封建旧制度的痛恨。
升学不成，英如失望地回到了临汾。由于她的学识和才华过人，不久便被聘为临汾女子高等小学的校长和女师附小的教导主任。在那个年代，一个18岁的女孩子，能得到这份受人尊敬、收入丰厚，生活安逸的职务，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情。但她的心情却很郁闷，因为，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无法改变她立志改造旧中国的理想。她决心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继续求学深造，以进一步寻求改造旧中国的真理和道路。
1923年，王英如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考入北京世界语学校。后来有人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英如说：“我当时年轻，思想还比较幼稚单纯，脑子里就想着一句话：‘世界大同’。因为这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我天真地以为，世界各国的人都学会世界语，语言通了，世界就可以大同了。”
英如的求知欲望很强烈，除了主修世界语外，还经常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等高等学府旁听知名教授的讲课。她最崇敬的是鲁迅先生，凡听说有鲁迅先生讲课就必听。因此，在她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鲁迅先生的思想对她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她结识了比她高一年级的同学张稼夫。他是山西省文水县人，毕业于山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曾担任过农专学生会主席。在山西求学期间，张稼夫曾结识了山西省早期的革命家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王瀛等人，并与贺昌、王振翼等集资办了一个晋华书社，推销进步书籍，宣传革命理论和思想。他自己也办了一个真社即真理之社，募捐和收集进步报刊书籍，供同学阅读。他曾组织农专学生积极声援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4月，张稼夫成为山西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张稼夫是个穷书生，与王英如的家庭经济条件差距较大，但二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经过自由恋爱，他们二人于1924年结为终身的革命伴侣。
王英如婚后不久，由于直奉军阀战争，致使交通运输中断，她父亲经营的脆弱的民族工业被迫倒闭破产。王英如不仅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撑，而且她此前所有的积蓄也全用尽，一时间生活水平骤然降至北京市民的最底层。英如坐月子期间，仅靠典当一些不值钱的物品换回些玉米面糊口，遇上当铺关门，她们只得整天忍饥挨饿。这种处境对于一个产妇和嗷嗷待哺的婴儿来说是相当地悲惨了。但是，贫困潦倒的生活不仅没有压跨她们，反而更加坚定了她们打破旧制度的决心。
在此期间，北京还发生过一些事件:如北洋军阀政府曹锟贿选事件，王英如支持丈夫张稼夫参加了学生“敢死队”，进行反对贿选活动。还发生了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曹锟被打倒，宣统皇帝被驱逐出故宫等。
后来这支学生“敢死队”被胡景翼（老牺盟会员）的国民二军收编为学兵队，列为营级编制，张稼夫被任命为上校政治教官兼军需职务。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该学兵队曾为孙中山先生担任护卫，受到孙先生的表扬和称赞。
1926年3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血腥镇压北京进步青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还残酷地杀害了革命导师李大钊同志，激起进步青年的极大愤慨。许多进步学生对反动军阀政府彻底绝望了。他们纷纷离开北京，继续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
1926年10月，北伐革命军攻克了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王英如夫妻二人从南方的朋友处得到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首次招收女兵。王英如一心要报考黄埔军校。王英如和张稼夫决定一起去武汉投考军校。因张稼夫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需暂留北京。王英如毅然决定自己带着孩子先行。当时，南下的火车异常拥挤，车门被堵得水泄不通。王英如硬是抱着孩子从车窗爬进了车厢，然后，又从天津改乘轮船去武汉。
《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孩子报考中央军校》的报道，成为当时轰动武汉三镇的热门新闻。大街小巷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表示敬佩，有人表示惊讶，也有人觉得不可理喻，也有人发出了不堪入耳的讥讽和辱骂。
报考军校的女青年多达两三千人，仅湖南省长沙市的报名人数就达1000人之多。原先女生队招生广告上公布的录取名额只有40名，但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不得不增加名额。
军校的考试纪律非常严格，有作弊者就会被当场取消考试资格。考试的内容也比较难，初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的科目有：国文、政治常识以及体检。报考黄埔军校时，王英如已正式更名为“王亦侠”。初试的结果连她自己也没料到，竟然位居榜上前10名之内！再经复试，终被军校正式录取，如愿以偿地成为革命军中的女战士。在军校录取的183名女生中，她是山西籍唯一的女学员。
军校考上了，但总不能抱着孩子入学吧？孩子的父亲张稼夫此时已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教官。于是有人给她出主意说，武汉有个天主教堂可以收孩子。当她抱着孩子去教堂时，神父对她说：“孩子我们可以收下，但以后这孩子就不属于你们，而属于上帝的了。”王亦侠一听，抱着孩子扭头就走，心想哪有这么荒唐的事情！父母参加了革命军，倒把孩子送给了上帝？无奈之下，她只得将孩子寄养在一位贫苦的洋车夫家中，赶去军校报到。
军校校址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报到的那天，除学员外，更多的是前来看热闹的市民。报名的女学员穿着打扮五花八门：有旗袍、洋装、学生装和普通女装。发式也是各式各样：长发、短发，烫发，还有人拖着长长的辫子。但是，当她们报到以后，立即换上了统一的着装：青灰色的军服、闪亮的武装带，胸挂名章，腿上打着绑带，头戴大盖帽，剪了和男人一样的发型。真乃英姿飒爽。女学员们成为黄埔军校历史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曾拍摄过一部描写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电影《大浪淘沙》。公演前，制片方曾邀请王亦侠等黄埔军校学员观看并征求意见。当王亦侠看到女演员们留着飘逸的长发时，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不是我们。我们不留那么长的头发，一律剪成男式背头。”在黄埔女生看来，和男人一样地当兵，和男人一样地穿着军装，和男人留着一样的短发，这是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一种标志。她们都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1927年2月12 日，黄埔军校第六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宋庆龄、吴玉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市党部代表董必武、詹大悲等300 多位要员出席了开学典礼仪式。不同往届的是，与4000多名男军人一起通过检阅台的还有一支飒爽英姿的女兵队列。从此，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正式诞生了。
按照计划，这批女生的学制为一年，毕业后和男生一样去部队当军官。女生队这次招收的新生为183人，后来将湖南学兵队招收的女生编入军校，女生大队的总人数为210人。建制为3个区队，每个区队又分三个区分队。第三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元帅听说黄埔军校招收女兵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女生队还照了一张全体合影，赠送给斯大林。
女生队的学习、训练科目同男生队一样。军事课主要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教程有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术科主要有制式教练、野外演习、射击、马术等。军事训练课很严格也很艰苦，而女生比男生要克服更多生理困难，但她们都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完成了各项科目的训练。
让王亦侠最難以忘怀的是军校为女生队举行的“授枪仪式”。当大队长喊到谁的名字，谁就答应“到”，然后迈着75厘米距离的步伐走到队前，用双手接过枪，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誓与枪共存亡，人在枪就在！”让女学员们感受到了武器对革命军人来说，比生命还重要。
授枪后，开始教授枪支结构、装卸技术和射击方法。经过训练，王亦侠的枪支装卸速度和射击准确性都很突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她能用双手射击，且枪法精准，这都是在军校严格训练的结果。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军校。相对而言，黄埔六期学生的政治素质比较好。据时任武汉分校中共党委书记陈毅同志回忆：武汉军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不少，党的同情分子和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左派占主流，右派的势力很小。政治教官中有不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所以，武汉军校的革命力量是很强的。王亦侠能在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学习和锻炼，对她理想信仰的转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军校规定，每天下午为政治课时间。主要内容是军事知识、政治理论和形势教育。讲授政治课的教官主要是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恽代英主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主讲妇女解放运动；许德珩主讲“共产主义ABC”。学校还邀请当局有关部门和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授课，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共产党人彭湃、苏兆征、郭沫若等都先后来校讲过课。
王亦侠特别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听课和阅读校方发的小册子外，自己还订阅了《革命军报》《中央日报》《革命青年报》三份报纸。通过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在共产党人的感召影响下，她从一个民主主义思想者逐步升华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她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政党。
女生队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部队向河南集结，武汉的防务有些空虚。军校每天都派出男女学员打着纠察队的旗帜在武昌长街等地日夜巡逻，以加强武汉的卫戍工作。为了培养女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宣传能力，学校经常派出以三五人为一组的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演讲打倒列强、打倒土豪等革命道理。女生队还参加过妇女协会组织的一些活动，参加过武汉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也曾经到武昌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做宣传工作。王亦侠说，她亲眼目睹了纱厂女工的悲惨处境：每个女工至少要看两排机器，不少人的机器旁还放着一个箱子，当她们走近一看，里面竟然装的是她们熟睡的婴儿，孩子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上落满了飞絮，变成了小“棉花人”。此情此景对她的内心触动很深，让身为母亲的她流下了伤心和同情的泪水。她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血汗的本质分析，加深了对共产党主张的理解。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激起黄埔军校学员极大的义愤。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中心，各地黄埔军校同学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高潮。昨天学员们还称他为“蒋校长”，一夜之间大家就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此后，汪精卫曾来学校讲话，慷慨激昂地痛骂蒋介石“背叛了总理的遗训”，“违背了总理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时过不久，汪精卫竟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两党的彻底分裂。
1927年5月，驻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叛乱，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犯。叶挺将军率第二十四师日夜兼程，从河南回师讨伐叛军。黄埔军校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编入其中，番号为“中央独立师第三团”，准备开赴平叛前线。此时的叶挺已是著名的北伐将领，所率的部队被称为“铁军”，能成为他麾下的一员，女兵们感到无比光荣。叶师长在战前动员时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中央军校的学生了，你们已经是正规军，是中央独立师的士兵了。你们要勇敢坚强，担负起当前的革命重任。”
男生队开赴前线杀敌，女生编在前线政治部，白天担任宣传、救护工作，晚上担任警卫工作。部队从纸坊打到土地堂，一路西征，向嘉鱼、蒲圻、咸宁、新堤地区攻击前进。女战士们沿途整顿被叛军毁坏的城镇村庄。许多老百姓被夏斗寅欺负跑了，女兵们通过刷标语、发传单和口头宣传等方式，揭露蒋介石和夏斗寅的反革命罪行，讲明“讨夏”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女生队的宣传，不少群众回来了，并积极支持我军作战。女生们还帮助恢复了农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
在部队开进途中，女兵们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渴了，喝山涧里的水，饿了，就勒紧腰带忍着。夜晚露宿山头，下铺军毯，上盖雨衣，5月的南方正值梅雨季节，地上潮湿，空气寒冷，清晨起来头发都湿透了，军毯能拧出水来。许多女兵脚底磨起了血泡，两腿疼痛得举步艰难，但是，大家都不吭声，不想将痛苦传染给其他的姐妹，不时还互相打趣逗笑，充分体现出革命女军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咸宁作战时，男生队的几位同学牺牲了，女学员们哭得很伤心。政治部一位负责人说：“我们革命者只流血不流泪，不许哭！哭是弱者。”
经过这次西征的锻炼和考验，女學员们成为体质健壮、意志坚强的革命女战士。女学员谢冰莹在随军西征时，写了一部《从军日记》，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曾引起过全国的轰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作战，革命军打败了叛军夏斗寅部。西征凯旋后，湖北省妇女协会向女生队赠送了一面“开历史新纪元”的锦旗，这是对中国现代第一批女兵的最大褒奖。就在庆祝胜利的欢笑声中，一个噩耗晴天霹雳般地向王亦侠袭来，她寄养在洋车夫家中的孩子因病不治，不幸夭折，令这位年轻的妈妈心如刀剜，悲痛欲绝。这是她为革命献出的第一个孩子。
而就在此时，汪精卫的“分共”逆流也在武汉的酷暑中甚嚣尘上。就在这个信仰和命运抉择的人生路口，她毅然向军校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张去非介绍，王亦侠于1927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直至终生。
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大革命失败。军校决定让学员提前毕业。8月15日，军校举行了毕业典礼仪式，为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教官在最后一次大会上对学员的临别赠言是:“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句赠言深刻印在王亦侠和她的革命战友心中，“革命女兵”像胎记般地刻印在她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
人的一生中，总会面临着诸多选择。不少女学员坚定地选择了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她们中有的人跟着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有的人回到家乡，参加了地方革命武装暴动；有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的人在被捕后，面对敌人的法庭和监狱，表现得英勇不屈；有的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拿起枪来抗击日本侵略者；更有人为革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其中就有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烈士、还有游曦烈士、胡筠烈士……她们是黄埔女兵光辉的榜样。王亦侠和她的黄埔女战友张瑞华、曾宪植、黄杰、陶桓馥、危拱等人一样，虽历经过无数的艰险曲折，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党，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
百折不挠，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张稼夫奉命留在武汉，协助曹汝谦从事兵运工作。曹汝谦，字效公，山西应县人。他在广州工作时，很受周恩来的器重。在武汉时，张稼夫和曹来往密切。曹也是张稼夫的入党介绍人。“四一二”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提前毕业，曹汝谦调湖北省政府警卫团任党代表，张稼夫在曹处任宣传干事。
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许多共产党员转入秘密工作，以积蓄力量，待机而发。在军队工作的党员必须听候中央统一安排，不准自由行动。兵运工作就是负责安排转运这些军队同志。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曹汝谦、张稼夫等人从事军运工作，负责转运军队同志。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他们与军队下来的同志接头后，告诉他们去哪里，找什么人，并发给路费，然后立即离开武汉，分别去我党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京山、黄岗、麻城、六安、亳州等县。王亦侠因怀孕在身，无法随军行动，组织安排她留在武汉掩护张稼夫从事兵运工作。她的公开身份是“汉口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
兵运结束后，张稼夫只身去上海、北京寻找党组织。王亦侠因临产而行动不便，留在十八师师长张轸家任家庭教师。张轸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起义。
张稼夫未能接上党的关系，夫妻同回山西临汾。由于农讲所和黄埔军校中的叛徒告密，阎锡山已经对他们夫妇发出了通缉令，临汾和其他县的城门上都张贴着通缉令，致使他们在家乡无安身之地。王亦侠带着孩子去陕西榆林农村当小学教师，张稼夫则绕道去上海、北平继续寻找党组织。
1929年，张稼夫在上海通过潘汉年接上了党的关系，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亦侠随后来到上海，担负掩护工作。后来社会研究所迁至南京，张稼夫受命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筹委书记。
抗战初期，张稼夫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工委的领导下工作，任山西省工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王亦侠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会员的身份在太原从事工人运动工作。
1937年春，中共山西省工委派遣王亦侠以牺盟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回到临汾，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恢复党的组织。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汾支部，王亦侠担任书记，王金林任组织委员，朱剑白任宣传委员。党支部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这些人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们经常深情地说：“王大姐是带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临汾党支部同时担负着领导开辟临汾、浮山、襄陵等地党的工作。
主动请缨，率兵打击日寇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委等领导机关先后转移至临汾。不久八路军一二○师、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以山西为支点建立了华北三大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真等领导人曾在临汾指挥过华北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和领导各级党的组织，也就近指导过临汾党的工作。阎锡山及其军政机关也由太原南迁至临汾。
当日军即将进犯晋西南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林枫找王亦侠谈话，让她继续留在临汾做党的工作。但是，王亦侠却向组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她说，非常希望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直接同日寇作战。她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是：第一，这里是她的家乡，人熟，地熟，山熟，水熟，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她能如鱼得水般地开展武装斗争；第二，自己受党多年的教育，经历过许多的曲折和磨炼，具有坚定的革命性；第三，她有在黄埔军校学习锻炼的经历，具备了军人的基本素质和一定的指挥作战的能力。她有信心担负起这项重任。她的这个请求和想法得到林枫的鼎力支持，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任命她为牺盟会特派员兼临汾二区区委书记兼武委会主任。
二区区委驻地设在她的家乡土门镇。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阎锡山允许牺盟会建立群众抗日自卫武装。王亦侠等就以“牺盟会”的名义，号召动员各村的青年都建立起了抗日自卫队。还在各村选拔出200多名优秀队员，集中在区里脱产轮训，每期三个月。为了解决自卫队的粮食和装备，王亦侠动员各界民众说：“抗日是全民的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现在大多数的穷苦农民都参加了自卫队，有钱的财主就必须摊派粮食和钱财支持抗战。”她搞摊派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的家，她母亲很开明，她说，这些粮食不给咱自卫队吃，日军来了就得喂那些鬼子了。母亲一次就捐献了四五十担粮食。此举带动了其他一些有钱人不得不捐出粮食来支持抗战。
第一期自卫队的训练刚结束，日本鬼子就占领了临汾城。临汾城和土门镇只隔着汾河，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自卫队何去何从？有人主张将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保留下来，但不少自卫队员却闹着要回家。经过部队研究，最后作出“留去自愿”的决定。王亦侠向回家的队员们说：“如果鬼子打来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绝不能当汉奸。如果谁想回来，游击队随时欢迎你们。”200多人的队伍，只留下10个人。王亦侠非常珍惜他们，她说：“这10个人是革命的宝贝，是闪亮的革命火种。”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游击队的中坚骨干力量。
1938年5月，新组建的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决定建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临汾县委（河西）决定将自卫总队改编为抗日决死二纵队临汾游击支队，下设三个游击大队，其中，第二游击大队就是由共产党员王亦侠、郝玉玺、董志信为领导，以这10位战士为骨干所组成抗日武装队伍。王亦侠继续担任二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
游击队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枪支和弹药。听说阎锡山的乡政府有几条枪，王亦侠利用牺盟会主任的身份对阎锡山的乡长说：“阎司令长官命令你把枪支发给自卫队训练使用，请你现在就把枪交给我们。”那乡长很狡猾，拿起电话挂到阎锡山的督军府想核实真假。王亦侠等一行人都很紧张，大家都作好了武力夺枪的准备。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老乡长手握电话一口一声地回答“是，是，是”。他放下电话后就乖乖地把枪交给游击队员抬走了。直到几年后，她遇到了一个人，才解开这个谜团。那人见了她就笑着说：“王大姐，你好大的胆呀！”。原来他就是那天接老乡长电话并让他把枪交给游击队的人，后来，他们又从国民党溃退的散兵游勇手里缴获了不少精良武器。
不久，那些离开自卫队的队员又陆续回到了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壮大为300多人。
人多枪少怎么办？队员们想出了许多好办法。如“武装动员”阎锡山的散兵缴出枪械；到汾河里打捞阎锡山溃兵丢弃的枪支弹药；从小股日本鬼子手里夺枪；还通过政治攻势，动员阎锡山的队伍送枪。有一次，阎锡山的一个军官，押了几驮枪械给他们山里的部队送给养。游击队拦住了他，告诉他说：“你们的队伍都跑光了，再往前就把枪送到日本鬼子手里啦。你们还是把武器交给我们打日本鬼子吧。”这位有良心的军官就把幾十条好枪和子弹都留给了游击队。
在游击队的打击下，日本鬼子多次进犯都没有站住脚，后来都不敢进山来了。日本鬼子说：“那里‘八路’大大的有！”其实到底有多少八路？日军根本搞不清。
据王亦侠回忆说：当时真的是全民皆兵。当我们得到鬼子要来的消息后，就埋伏起来等待出击。当上方传来密密麻麻的枪声后，日军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我们就接着一阵猛打。敌人一旦过了我们的阵地，也不用追击，下面总有人接着打上了。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上方和下方都是谁在打，因为二区只有我们一支游击队。她感慨地说：这“神秘的枪声”说明，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王亦侠是这支游击队中唯一的女同志，也是指挥者。她在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方法，在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她不仅能双手持枪射击，枪法也很准确，而且有胆有识，指挥镇定自如。在她的指挥下，这支游击队打了不少的胜仗，自己伤亡却很少。她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爱护战友，保护群众，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称她为“咱们的女司令”，老人们则称她为“咱们的好闺女”。
王亦侠生前经常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游击队的战士用血肉筑起长城，抵御日寇的侵略。他们英勇杀敌，宁死不屈，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今天，我们的国家独立自主了，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了。吃水不忘掏井人，绝不能忘记这些民族英雄啊！
淡泊名利，为革命奋斗终生
1938年夏，为了加强对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各游击队陆续整编为抗日决死队。同年，王亦侠奉命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与她同行的有几名游击队队员，还有她三岁的小女儿。
这是她的第五个孩子。此前她为革命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她在黄埔军校西征讨伐夏斗寅回到武汉后，孩子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死去了。后来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工作，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又有三个孩子也先后夭折了。这对一位母亲来说，无疑是剜心之痛了。为了带领游击队打日寇，王亦侠又将幸存下来的第五个孩子交给她的二妹照顾。二妹两口子抱着孩子，牵着一只奶羊（孩子尚未断奶），整天东躲西藏，生怕被日本鬼子抓住。孩子经受不住折腾，也得了一场大病。在孩子生命垂危的时刻，家人从游击队找回了王亦侠。战时缺医少药，孩子几天高烧不退，令王亦侠再次绝望了。她想，与其看着孩子死去，不如“将死马当活马医”。她用棉被将孩子捂起来，任其大哭了一夜，出了满身汗，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孩子的烧退了，想吃饭了，小命终于保住了。乡亲们惊喜地说：“这孩子的命真大！”还为她起了个乳名叫“二狗”，按当地的习俗，给幼儿起猫猫狗狗之类的名字好养活。她这次去延安学习所以要带上孩子，就是希望能为这孩子找条活路，自己也可以放下“包袱”，轻松地重返抗日前线。
学习结束后，孩子的安置问题还没有着落。正当她为此事发愁时，中央组织部的夏大姐告诉她，边区政府正在筹建保育院，急需干部，让王亦侠先帮助丑子刚同志一同筹建起保育院，然后就可以将孩子安置在这里。1938年10月2日延安保育院成立。11月19日王亦侠将孩子安置在延安保育院后，立即返至延安城，准备重返抗日前线。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在延安最热闹的新市场，前来赶集的人很多。上午10时左右，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声。王亦侠刚跑出窑洞就看见杨芝华大嫂（高岗的前夫人）在锁门，王亦侠见她裹着小脚跑得慢，就让她先跑，自己帮她锁门。等她跑到防空洞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于是她就向别处跑去，没跑几步，敌机已飞到上空，她就地卧倒在一排屋檐下，接着便听到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和哭喊声。敌机走后，她的身上盖满了尘土和瓦砾，侥幸的是没有受伤。她站起来向四周一望，简直惨不忍睹！新市场的店铺和街道面目全非，无辜的百姓被炸得血肉模糊，四处是残肢断臂。这就是日寇对延安最大的一次轰炸，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39年春，王亦侠回到了晋西南抗日前线，任晋西南区党委妇女委员。乡亲们见了她就说：“姑娘，你可回来了！你们在的时候，日本鬼子不敢上山，可阎锡山的六十一军来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吓得往山里跑，咱老百姓可受苦了！”
这时斗争形势更为严酷，阎锡山公然和共产党闹磨擦，日军乘机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进犯。有一次日本鬼子包围了机关驻地，王亦侠带着几个女同志突围，眼看敌人已经跟来，她们躲在一间破窑洞里。等到天黑以后，她带领几位女同志向集结地跑去。她边跑边对战友说：“你们可要记住啦，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腿！”她們不明白地问：“王大姐，为什么要保护腿呢？”王亦侠说：“敌人的子弹打在你的头上或心脏上，无非就是个死；若打在腿上，你们就要当俘虏了，咱们宁死不能当俘虏！”后来，她的女战友们还经常说起这件事，非常敬佩王亦侠大姐的勇气和骨气。
1940年成立了中共晋西区党委，王亦侠担任区党委妇女委员。同年9月，她和丈夫张稼夫奉命来到延安。党中央原计划派他夫妇去上海加强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地下交通遭到了严重破坏，未能成行。张稼夫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任南方组组长，王亦侠在中情部任教育科长。
时隔八年，年近40岁的她又怀上了孩子。为了重返抗日前线，她想过许多办法要弄掉这个孩子，但这个小生命却很顽强，只得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经妇产科金茂岳大夫和苏联大夫阿洛夫一再劝说，最终才保留住孩子。女孩的名字叫“未戕”，即没有被戕害之意。
1944年春，王亦侠重新回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晋西区党委妇女委员。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42岁的王亦侠又生下一个男孩，起名为“梦瑞”。这晚到的两个孩子，也许是上天对这对夫妇的一种补偿吧！
1948年临汾解放，同年8月王亦侠任中共晋南工委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共临汾县委委员、临汾县妇联主任，同年被选为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王亦侠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53年，调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期间，张稼夫被群众组织打成“黑帮”、“走资派”，他的工作单位国务院“二办”的造反派多次来到国务院“农办”（农村工作部已改组为国务院“农办”）串联，说王亦侠同“黑帮”丈夫划不清界限，煽动“农办”的干部群众起来“造她的反”，但始终没人理睬他们。大家说：“这么好的一位老大姐，谁能忍心去伤害她呢？”危难时刻，足见干部、职工对王大姐的感情有多么的真挚与深厚！
1983年，年届八旬的王亦侠办理了离休手续。曾有不少同志、战友对她说：“王大姐，你一生戎马征战，立下汗马功劳，又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相比之下，有些人的功劳比你小，资格也没你老，但职位却比你高，这是很不公平的！”王亦侠听后总是淡然一笑地说：“这种事情不要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决心抛弃了荣华富贵，早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她还说：“功劳只能说明过去。为革命做贡献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何须邀功请赏呢？追求荣誉和地位的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她还说：“每当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们，我的心总是很疼很疼的。比起他们，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呢！”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和荣辱观。这种宽广的胸怀，真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们深思和学习。
晚年的王亦侠因病长年卧床，但却依然关心着党风的建设。她经常说：“在艰苦斗争的年代，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我们。他们不惜牺牲，大力支持了革命。那时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是血肉相连，是鱼水关系。我们曾对群众说：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还是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但是，至今我们的许多承诺还没有兑现呢！想起这些，心里总感到愧疚和不安。”所以，每当她听到一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无视人民疾苦，甚至腐败堕落，以权谋私，大肆挥霍人民血汗，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时，就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和痛心。
王亦侠老人曾对全国妇联前来采访的同志说：“请你们转告青年朋友们，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我们今天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无数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奋斗的结果。在向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要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深信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王亦侠于1993年8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遵照老人生前的遗嘱，她的骨灰撒在了故乡的汾河之中。中共山西临汾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和临汾人民为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临汾人民为之骄傲的女儿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责编 雷蕾）
王亦侠离开我们近20年了，她的一些革命传奇故事却鲜为人知。她的子女出于爱党、爱国、爱母亲的一片深情，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写成了这篇传记性文章，并恳请王亦侠的老战友们和了解她的亲友予以指正。本刊本期重点刊载此文，以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一套“巾帼英雄”纪念邮册。在这套邮册中，有一位耀人眼目的山西籍巾帼英雄，她就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女会员王亦侠。
王亦侠戎马一生，谱写出许多传奇的革命故事。她从小就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18岁在太原女师毕业后便担任了临汾女子高小的校长和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她甘愿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选择了颠沛流离、贫困交加的革命生涯。大革命时期，她投笔从戎，怀抱婴儿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在数千报考者中名列前茅，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20世30年代，她受命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山西省临汾县中共党组织，建立起党支部（即县委）并担任书记，成为山西省最早的中共女县委书记之一。在民族危难时刻，她主动请缨组建抗日武装，并亲临前线指挥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浴血奋战，智勇双全，指挥有方，胜仗连连，让日寇闻风丧胆，被当地群众称为“咱们的女司令”。
王亦侠是一位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的人。她一生淡泊名利，很少和同志甚至子女们谈论自己的功绩，一生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忠诚地奉献。这就是王亦侠品德风格最大的亮点。在我们子女眼里，她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 。
封建制度的小叛女
王亦侠，又名王英如，1903年9月18日出生在山西省临汾市土门村（镇）。她的父亲王方儀是清朝光绪年间最后的一批科举秀才。他天资聪慧，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性格豪爽，不拘封建礼节，被人们戏称为“王疯子”。他早年以教书和种地为生，但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于是投奔河南省济源县的一位同乡，并在这位同乡开的粮店当伙计。东家见他能写会算，人又勤快，不到一年时间便提升他为粮店的大掌柜。数年后，他带着积攒的一些钱财回到家乡，先是在汾河以西的田村购买了400多亩人称“茅盧沟”的荒地，与乡亲们合伙在此开荒、打井、修渠、种地。为抵制中间商从中盘剥，他又与人合伙在临汾城开办了一个小型面粉厂和一个轧花厂，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和棉花进行加工。不久，他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兼资本家。后来，由于军阀混战，交通运输阻断，致使脆弱的工厂倒闭破产。他盛怒之下离家出走，在陕西华山当了一名道士，道号为“懒道士”，也曾对我国的道教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解放后，他才回到临汾土门家乡，于1959年病逝，享年83岁。
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王方儀，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父亲的影响下，王英如从孩童时期起就对封建制度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叛逆心理。
清朝末期，女孩子从小就必须缠足，否则就被视为有伤风化，大逆不道。英如刚到四五岁时，奶奶和母亲就背着父亲给她缠上了足。英如对缠足之事极为反感，时常背着奶奶和母亲来到河边，她让要好的小女伴为她看风放哨，自己则解开裹脚布，将滚烫剧痛的双足晾在石头上，以此抗拒残害女孩的封建恶俗。不久，在河南经商的父亲得知消息，立即寄回家书，信上警告说：“如果你们给英如缠了脚，我回去就用斧子把她的两只脚给剁掉！”吓得奶奶和母亲立刻把英如的缠脚布解了。英如常说：“我很感激父亲！如果裹了小脚，我的命运就同大多数女孩一样凄凉，后来也无法求学深造并走上革命之路，更不能带兵打仗了。”
父亲主张“男女平权”。英如自幼常听父亲说：“我绝不会用金银财宝给我家女儿做嫁妆。我陪送她的是学问，供她读书，让她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英如有两个弟弟，但父亲对长女英如疼爱有加。他常自豪地对人说：“我家女孩绝不比男孩差。英如将来能成为一个女中豪杰！”为此，他非常重视对英如的教育和培养。英如六岁那年，父亲便请村里的教书先生教她学写字认写。因为年纪小，有时难免贪玩，母亲便在旁边大吼一声：“不好好学字，就把她的脚再给裹上！”为了不缠足，英如只得认真学习，常此以往，逐渐地养成了喜欢读书的好习惯。
父亲还是一位无神论者。英如的奶奶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天烧香念佛，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出于对祖母的尊重，他虽不干涉，但当奶奶拜佛时，父亲就常将孩子们叫在一旁，悄悄地给他们讲些不信神鬼的故事，讲凡人信神信鬼闹出的诸多笑话，以此告戒孩子不要迷信鬼神。可是，让英如想不通的是，每过大年，父亲筹办供品的积极性比奶奶还高。父亲幽默地说：“唉！一年了，咱们累了，神和佛也馋了，该吃些好的了。神和佛要是吃了，咱们就饿着；他们要不食人间烟火，咱们还不借此解解馋？”孩子们等来等去，总不见神佛来吃。时辰一过，父亲便带领大家吃起年饭来了，边吃边夸奖奶奶上的供品有多么的好吃。在父亲的影响下，英如后来终成为一名无神论者了。
英如8岁那年（1911年），父亲将她送入临汾城里的一所刘氏私立女子小学读书。当时学的无非是些“国文”、“修身”之类的课程，但学校的集体生活让英如接触了更多的人和事，增长了不少见识，她感到既新鲜又兴奋。遗憾的是，她在这个学校只上了三个多月的学，便被领回了家。她心里很不情愿离开学校，可来人说是奶奶病了，非常想念她。回家后才听说是因为“革命党来了”，“城门被封了”。再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那场伟大的革命——辛亥革命。不久，英如又进入临汾女子小学读书，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王亦侠在回忆她的成长和走向革命道路的经历时，非常感激父亲对她思想的影响和多方面的支持。抗战时期，在西安当道士的父亲悄悄托人带信到延安，信很简短：“英如儿，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共产党是杀富济贫的。”这简单的一句话，激励英如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1959年王方儀老人临终前，英如跪在父亲的床前哭着说：“爹爹，儿没为你尽孝，实在对不起啊！”父亲拉着女儿的手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呢！爹不怪你。”说完，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舍弃荣华富贵 寻求救国真理
英如14岁（1917年）时考入山西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到山西。英如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也受到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从此，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的阅报亭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激起她对封建制度更深刻的仇恨，一心向往建立一个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王英如发现，学校阅报亭里走得最晚的总是一个比她年龄稍长的女同学，她就是山西著名的女革命家刘亚雄。她们二人经常一起探讨救国的道理，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在英如心目中，亚雄姐是她很崇敬的革命女性之一。在女师的同学中，还有石评梅女士。她毕业后与山西早期的革命先驱、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高君宇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爱情。至今，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碑仍矗立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内。
1921年，王英如从太原女师毕业。许多女学生都向往考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当时山西当局规定，不准山西的大学招收女生。这项歧视女性的规定，激怒了太原女师的学生，30多名毕业生联名上书省政府，要求废除这项不合理的规定。但她们的正当要求却遭到当局的蛮横拒绝。这次斗争的失败，让英如和同学们倍感气愤，也进一步加深了她们对封建旧制度的痛恨。
升学不成，英如失望地回到了临汾。由于她的学识和才华过人，不久便被聘为临汾女子高等小学的校长和女师附小的教导主任。在那个年代，一个18岁的女孩子，能得到这份受人尊敬、收入丰厚，生活安逸的职务，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情。但她的心情却很郁闷，因为，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无法改变她立志改造旧中国的理想。她决心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继续求学深造，以进一步寻求改造旧中国的真理和道路。
1923年，王英如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考入北京世界语学校。后来有人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英如说：“我当时年轻，思想还比较幼稚单纯，脑子里就想着一句话：‘世界大同’。因为这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我天真地以为，世界各国的人都学会世界语，语言通了，世界就可以大同了。”
英如的求知欲望很强烈，除了主修世界语外，还经常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等高等学府旁听知名教授的讲课。她最崇敬的是鲁迅先生，凡听说有鲁迅先生讲课就必听。因此，在她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鲁迅先生的思想对她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她结识了比她高一年级的同学张稼夫。他是山西省文水县人，毕业于山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曾担任过农专学生会主席。在山西求学期间，张稼夫曾结识了山西省早期的革命家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王瀛等人，并与贺昌、王振翼等集资办了一个晋华书社，推销进步书籍，宣传革命理论和思想。他自己也办了一个真社即真理之社，募捐和收集进步报刊书籍，供同学阅读。他曾组织农专学生积极声援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4月，张稼夫成为山西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张稼夫是个穷书生，与王英如的家庭经济条件差距较大，但二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经过自由恋爱，他们二人于1924年结为终身的革命伴侣。
王英如婚后不久，由于直奉军阀战争，致使交通运输中断，她父亲经营的脆弱的民族工业被迫倒闭破产。王英如不仅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撑，而且她此前所有的积蓄也全用尽，一时间生活水平骤然降至北京市民的最底层。英如坐月子期间，仅靠典当一些不值钱的物品换回些玉米面糊口，遇上当铺关门，她们只得整天忍饥挨饿。这种处境对于一个产妇和嗷嗷待哺的婴儿来说是相当地悲惨了。但是，贫困潦倒的生活不仅没有压跨她们，反而更加坚定了她们打破旧制度的决心。
在此期间，北京还发生过一些事件:如北洋军阀政府曹锟贿选事件，王英如支持丈夫张稼夫参加了学生“敢死队”，进行反对贿选活动。还发生了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曹锟被打倒，宣统皇帝被驱逐出故宫等。
后来这支学生“敢死队”被胡景翼（老牺盟会员）的国民二军收编为学兵队，列为营级编制，张稼夫被任命为上校政治教官兼军需职务。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该学兵队曾为孙中山先生担任护卫，受到孙先生的表扬和称赞。
1926年3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血腥镇压北京进步青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还残酷地杀害了革命导师李大钊同志，激起进步青年的极大愤慨。许多进步学生对反动军阀政府彻底绝望了。他们纷纷离开北京，继续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
1926年10月，北伐革命军攻克了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王英如夫妻二人从南方的朋友处得到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首次招收女兵。王英如一心要报考黄埔军校。王英如和张稼夫决定一起去武汉投考军校。因张稼夫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需暂留北京。王英如毅然决定自己带着孩子先行。当时，南下的火车异常拥挤，车门被堵得水泄不通。王英如硬是抱着孩子从车窗爬进了车厢，然后，又从天津改乘轮船去武汉。
《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孩子报考中央军校》的报道，成为当时轰动武汉三镇的热门新闻。大街小巷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表示敬佩，有人表示惊讶，也有人觉得不可理喻，也有人发出了不堪入耳的讥讽和辱骂。
报考军校的女青年多达两三千人，仅湖南省长沙市的报名人数就达1000人之多。原先女生队招生广告上公布的录取名额只有40名，但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不得不增加名额。
军校的考试纪律非常严格，有作弊者就会被当场取消考试资格。考试的内容也比较难，初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的科目有：国文、政治常识以及体检。报考黄埔军校时，王英如已正式更名为“王亦侠”。初试的结果连她自己也没料到，竟然位居榜上前10名之内！再经复试，终被军校正式录取，如愿以偿地成为革命军中的女战士。在军校录取的183名女生中，她是山西籍唯一的女学员。
军校考上了，但总不能抱着孩子入学吧？孩子的父亲张稼夫此时已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教官。于是有人给她出主意说，武汉有个天主教堂可以收孩子。当她抱着孩子去教堂时，神父对她说：“孩子我们可以收下，但以后这孩子就不属于你们，而属于上帝的了。”王亦侠一听，抱着孩子扭头就走，心想哪有这么荒唐的事情！父母参加了革命军，倒把孩子送给了上帝？无奈之下，她只得将孩子寄养在一位贫苦的洋车夫家中，赶去军校报到。
军校校址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报到的那天，除学员外，更多的是前来看热闹的市民。报名的女学员穿着打扮五花八门：有旗袍、洋装、学生装和普通女装。发式也是各式各样：长发、短发，烫发，还有人拖着长长的辫子。但是，当她们报到以后，立即换上了统一的着装：青灰色的军服、闪亮的武装带，胸挂名章，腿上打着绑带，头戴大盖帽，剪了和男人一样的发型。真乃英姿飒爽。女学员们成为黄埔军校历史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曾拍摄过一部描写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电影《大浪淘沙》。公演前，制片方曾邀请王亦侠等黄埔军校学员观看并征求意见。当王亦侠看到女演员们留着飘逸的长发时，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不是我们。我们不留那么长的头发，一律剪成男式背头。”在黄埔女生看来，和男人一样地当兵，和男人一样地穿着军装，和男人留着一样的短发，这是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一种标志。她们都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1927年2月12 日，黄埔军校第六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宋庆龄、吴玉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市党部代表董必武、詹大悲等300 多位要员出席了开学典礼仪式。不同往届的是，与4000多名男军人一起通过检阅台的还有一支飒爽英姿的女兵队列。从此，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正式诞生了。
按照计划，这批女生的学制为一年，毕业后和男生一样去部队当军官。女生队这次招收的新生为183人，后来将湖南学兵队招收的女生编入军校，女生大队的总人数为210人。建制为3个区队，每个区队又分三个区分队。第三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元帅听说黄埔军校招收女兵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女生队还照了一张全体合影，赠送给斯大林。
女生队的学习、训练科目同男生队一样。军事课主要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教程有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术科主要有制式教练、野外演习、射击、马术等。军事训练课很严格也很艰苦，而女生比男生要克服更多生理困难，但她们都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完成了各项科目的训练。
让王亦侠最難以忘怀的是军校为女生队举行的“授枪仪式”。当大队长喊到谁的名字，谁就答应“到”，然后迈着75厘米距离的步伐走到队前，用双手接过枪，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誓与枪共存亡，人在枪就在！”让女学员们感受到了武器对革命军人来说，比生命还重要。
授枪后，开始教授枪支结构、装卸技术和射击方法。经过训练，王亦侠的枪支装卸速度和射击准确性都很突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她能用双手射击，且枪法精准，这都是在军校严格训练的结果。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军校。相对而言，黄埔六期学生的政治素质比较好。据时任武汉分校中共党委书记陈毅同志回忆：武汉军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不少，党的同情分子和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左派占主流，右派的势力很小。政治教官中有不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所以，武汉军校的革命力量是很强的。王亦侠能在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学习和锻炼，对她理想信仰的转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军校规定，每天下午为政治课时间。主要内容是军事知识、政治理论和形势教育。讲授政治课的教官主要是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恽代英主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主讲妇女解放运动；许德珩主讲“共产主义ABC”。学校还邀请当局有关部门和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授课，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共产党人彭湃、苏兆征、郭沫若等都先后来校讲过课。
王亦侠特别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听课和阅读校方发的小册子外，自己还订阅了《革命军报》《中央日报》《革命青年报》三份报纸。通过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在共产党人的感召影响下，她从一个民主主义思想者逐步升华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她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政党。
女生队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部队向河南集结，武汉的防务有些空虚。军校每天都派出男女学员打着纠察队的旗帜在武昌长街等地日夜巡逻，以加强武汉的卫戍工作。为了培养女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宣传能力，学校经常派出以三五人为一组的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演讲打倒列强、打倒土豪等革命道理。女生队还参加过妇女协会组织的一些活动，参加过武汉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也曾经到武昌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做宣传工作。王亦侠说，她亲眼目睹了纱厂女工的悲惨处境：每个女工至少要看两排机器，不少人的机器旁还放着一个箱子，当她们走近一看，里面竟然装的是她们熟睡的婴儿，孩子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上落满了飞絮，变成了小“棉花人”。此情此景对她的内心触动很深，让身为母亲的她流下了伤心和同情的泪水。她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血汗的本质分析，加深了对共产党主张的理解。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激起黄埔军校学员极大的义愤。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中心，各地黄埔军校同学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高潮。昨天学员们还称他为“蒋校长”，一夜之间大家就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此后，汪精卫曾来学校讲话，慷慨激昂地痛骂蒋介石“背叛了总理的遗训”，“违背了总理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时过不久，汪精卫竟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两党的彻底分裂。
1927年5月，驻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叛乱，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犯。叶挺将军率第二十四师日夜兼程，从河南回师讨伐叛军。黄埔军校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编入其中，番号为“中央独立师第三团”，准备开赴平叛前线。此时的叶挺已是著名的北伐将领，所率的部队被称为“铁军”，能成为他麾下的一员，女兵们感到无比光荣。叶师长在战前动员时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中央军校的学生了，你们已经是正规军，是中央独立师的士兵了。你们要勇敢坚强，担负起当前的革命重任。”
男生队开赴前线杀敌，女生编在前线政治部，白天担任宣传、救护工作，晚上担任警卫工作。部队从纸坊打到土地堂，一路西征，向嘉鱼、蒲圻、咸宁、新堤地区攻击前进。女战士们沿途整顿被叛军毁坏的城镇村庄。许多老百姓被夏斗寅欺负跑了，女兵们通过刷标语、发传单和口头宣传等方式，揭露蒋介石和夏斗寅的反革命罪行，讲明“讨夏”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女生队的宣传，不少群众回来了，并积极支持我军作战。女生们还帮助恢复了农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
在部队开进途中，女兵们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渴了，喝山涧里的水，饿了，就勒紧腰带忍着。夜晚露宿山头，下铺军毯，上盖雨衣，5月的南方正值梅雨季节，地上潮湿，空气寒冷，清晨起来头发都湿透了，军毯能拧出水来。许多女兵脚底磨起了血泡，两腿疼痛得举步艰难，但是，大家都不吭声，不想将痛苦传染给其他的姐妹，不时还互相打趣逗笑，充分体现出革命女军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咸宁作战时，男生队的几位同学牺牲了，女学员们哭得很伤心。政治部一位负责人说：“我们革命者只流血不流泪，不许哭！哭是弱者。”
经过这次西征的锻炼和考验，女學员们成为体质健壮、意志坚强的革命女战士。女学员谢冰莹在随军西征时，写了一部《从军日记》，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曾引起过全国的轰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作战，革命军打败了叛军夏斗寅部。西征凯旋后，湖北省妇女协会向女生队赠送了一面“开历史新纪元”的锦旗，这是对中国现代第一批女兵的最大褒奖。就在庆祝胜利的欢笑声中，一个噩耗晴天霹雳般地向王亦侠袭来，她寄养在洋车夫家中的孩子因病不治，不幸夭折，令这位年轻的妈妈心如刀剜，悲痛欲绝。这是她为革命献出的第一个孩子。
而就在此时，汪精卫的“分共”逆流也在武汉的酷暑中甚嚣尘上。就在这个信仰和命运抉择的人生路口，她毅然向军校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张去非介绍，王亦侠于1927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直至终生。
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大革命失败。军校决定让学员提前毕业。8月15日，军校举行了毕业典礼仪式，为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教官在最后一次大会上对学员的临别赠言是:“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句赠言深刻印在王亦侠和她的革命战友心中，“革命女兵”像胎记般地刻印在她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
人的一生中，总会面临着诸多选择。不少女学员坚定地选择了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她们中有的人跟着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有的人回到家乡，参加了地方革命武装暴动；有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的人在被捕后，面对敌人的法庭和监狱，表现得英勇不屈；有的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拿起枪来抗击日本侵略者；更有人为革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其中就有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烈士、还有游曦烈士、胡筠烈士……她们是黄埔女兵光辉的榜样。王亦侠和她的黄埔女战友张瑞华、曾宪植、黄杰、陶桓馥、危拱等人一样，虽历经过无数的艰险曲折，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党，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
百折不挠，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张稼夫奉命留在武汉，协助曹汝谦从事兵运工作。曹汝谦，字效公，山西应县人。他在广州工作时，很受周恩来的器重。在武汉时，张稼夫和曹来往密切。曹也是张稼夫的入党介绍人。“四一二”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提前毕业，曹汝谦调湖北省政府警卫团任党代表，张稼夫在曹处任宣传干事。
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许多共产党员转入秘密工作，以积蓄力量，待机而发。在军队工作的党员必须听候中央统一安排，不准自由行动。兵运工作就是负责安排转运这些军队同志。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曹汝谦、张稼夫等人从事军运工作，负责转运军队同志。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他们与军队下来的同志接头后，告诉他们去哪里，找什么人，并发给路费，然后立即离开武汉，分别去我党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京山、黄岗、麻城、六安、亳州等县。王亦侠因怀孕在身，无法随军行动，组织安排她留在武汉掩护张稼夫从事兵运工作。她的公开身份是“汉口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
兵运结束后，张稼夫只身去上海、北京寻找党组织。王亦侠因临产而行动不便，留在十八师师长张轸家任家庭教师。张轸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起义。
张稼夫未能接上党的关系，夫妻同回山西临汾。由于农讲所和黄埔军校中的叛徒告密，阎锡山已经对他们夫妇发出了通缉令，临汾和其他县的城门上都张贴着通缉令，致使他们在家乡无安身之地。王亦侠带着孩子去陕西榆林农村当小学教师，张稼夫则绕道去上海、北平继续寻找党组织。
1929年，张稼夫在上海通过潘汉年接上了党的关系，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亦侠随后来到上海，担负掩护工作。后来社会研究所迁至南京，张稼夫受命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筹委书记。
抗战初期，张稼夫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工委的领导下工作，任山西省工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王亦侠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会员的身份在太原从事工人运动工作。
1937年春，中共山西省工委派遣王亦侠以牺盟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回到临汾，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恢复党的组织。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汾支部，王亦侠担任书记，王金林任组织委员，朱剑白任宣传委员。党支部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这些人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们经常深情地说：“王大姐是带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临汾党支部同时担负着领导开辟临汾、浮山、襄陵等地党的工作。
主动请缨，率兵打击日寇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委等领导机关先后转移至临汾。不久八路军一二○师、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以山西为支点建立了华北三大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真等领导人曾在临汾指挥过华北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和领导各级党的组织，也就近指导过临汾党的工作。阎锡山及其军政机关也由太原南迁至临汾。
当日军即将进犯晋西南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林枫找王亦侠谈话，让她继续留在临汾做党的工作。但是，王亦侠却向组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她说，非常希望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直接同日寇作战。她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是：第一，这里是她的家乡，人熟，地熟，山熟，水熟，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她能如鱼得水般地开展武装斗争；第二，自己受党多年的教育，经历过许多的曲折和磨炼，具有坚定的革命性；第三，她有在黄埔军校学习锻炼的经历，具备了军人的基本素质和一定的指挥作战的能力。她有信心担负起这项重任。她的这个请求和想法得到林枫的鼎力支持，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任命她为牺盟会特派员兼临汾二区区委书记兼武委会主任。
二区区委驻地设在她的家乡土门镇。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阎锡山允许牺盟会建立群众抗日自卫武装。王亦侠等就以“牺盟会”的名义，号召动员各村的青年都建立起了抗日自卫队。还在各村选拔出200多名优秀队员，集中在区里脱产轮训，每期三个月。为了解决自卫队的粮食和装备，王亦侠动员各界民众说：“抗日是全民的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现在大多数的穷苦农民都参加了自卫队，有钱的财主就必须摊派粮食和钱财支持抗战。”她搞摊派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的家，她母亲很开明，她说，这些粮食不给咱自卫队吃，日军来了就得喂那些鬼子了。母亲一次就捐献了四五十担粮食。此举带动了其他一些有钱人不得不捐出粮食来支持抗战。
第一期自卫队的训练刚结束，日本鬼子就占领了临汾城。临汾城和土门镇只隔着汾河，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自卫队何去何从？有人主张将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保留下来，但不少自卫队员却闹着要回家。经过部队研究，最后作出“留去自愿”的决定。王亦侠向回家的队员们说：“如果鬼子打来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绝不能当汉奸。如果谁想回来，游击队随时欢迎你们。”200多人的队伍，只留下10个人。王亦侠非常珍惜他们，她说：“这10个人是革命的宝贝，是闪亮的革命火种。”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游击队的中坚骨干力量。
1938年5月，新组建的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决定建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临汾县委（河西）决定将自卫总队改编为抗日决死二纵队临汾游击支队，下设三个游击大队，其中，第二游击大队就是由共产党员王亦侠、郝玉玺、董志信为领导，以这10位战士为骨干所组成抗日武装队伍。王亦侠继续担任二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
游击队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枪支和弹药。听说阎锡山的乡政府有几条枪，王亦侠利用牺盟会主任的身份对阎锡山的乡长说：“阎司令长官命令你把枪支发给自卫队训练使用，请你现在就把枪交给我们。”那乡长很狡猾，拿起电话挂到阎锡山的督军府想核实真假。王亦侠等一行人都很紧张，大家都作好了武力夺枪的准备。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老乡长手握电话一口一声地回答“是，是，是”。他放下电话后就乖乖地把枪交给游击队员抬走了。直到几年后，她遇到了一个人，才解开这个谜团。那人见了她就笑着说：“王大姐，你好大的胆呀！”。原来他就是那天接老乡长电话并让他把枪交给游击队的人，后来，他们又从国民党溃退的散兵游勇手里缴获了不少精良武器。
不久，那些离开自卫队的队员又陆续回到了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壮大为300多人。
人多枪少怎么办？队员们想出了许多好办法。如“武装动员”阎锡山的散兵缴出枪械；到汾河里打捞阎锡山溃兵丢弃的枪支弹药；从小股日本鬼子手里夺枪；还通过政治攻势，动员阎锡山的队伍送枪。有一次，阎锡山的一个军官，押了几驮枪械给他们山里的部队送给养。游击队拦住了他，告诉他说：“你们的队伍都跑光了，再往前就把枪送到日本鬼子手里啦。你们还是把武器交给我们打日本鬼子吧。”这位有良心的军官就把幾十条好枪和子弹都留给了游击队。
在游击队的打击下，日本鬼子多次进犯都没有站住脚，后来都不敢进山来了。日本鬼子说：“那里‘八路’大大的有！”其实到底有多少八路？日军根本搞不清。
据王亦侠回忆说：当时真的是全民皆兵。当我们得到鬼子要来的消息后，就埋伏起来等待出击。当上方传来密密麻麻的枪声后，日军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我们就接着一阵猛打。敌人一旦过了我们的阵地，也不用追击，下面总有人接着打上了。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上方和下方都是谁在打，因为二区只有我们一支游击队。她感慨地说：这“神秘的枪声”说明，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王亦侠是这支游击队中唯一的女同志，也是指挥者。她在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方法，在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她不仅能双手持枪射击，枪法也很准确，而且有胆有识，指挥镇定自如。在她的指挥下，这支游击队打了不少的胜仗，自己伤亡却很少。她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爱护战友，保护群众，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称她为“咱们的女司令”，老人们则称她为“咱们的好闺女”。
王亦侠生前经常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游击队的战士用血肉筑起长城，抵御日寇的侵略。他们英勇杀敌，宁死不屈，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今天，我们的国家独立自主了，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了。吃水不忘掏井人，绝不能忘记这些民族英雄啊！
淡泊名利，为革命奋斗终生
1938年夏，为了加强对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各游击队陆续整编为抗日决死队。同年，王亦侠奉命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与她同行的有几名游击队队员，还有她三岁的小女儿。
这是她的第五个孩子。此前她为革命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她在黄埔军校西征讨伐夏斗寅回到武汉后，孩子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死去了。后来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工作，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又有三个孩子也先后夭折了。这对一位母亲来说，无疑是剜心之痛了。为了带领游击队打日寇，王亦侠又将幸存下来的第五个孩子交给她的二妹照顾。二妹两口子抱着孩子，牵着一只奶羊（孩子尚未断奶），整天东躲西藏，生怕被日本鬼子抓住。孩子经受不住折腾，也得了一场大病。在孩子生命垂危的时刻，家人从游击队找回了王亦侠。战时缺医少药，孩子几天高烧不退，令王亦侠再次绝望了。她想，与其看着孩子死去，不如“将死马当活马医”。她用棉被将孩子捂起来，任其大哭了一夜，出了满身汗，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孩子的烧退了，想吃饭了，小命终于保住了。乡亲们惊喜地说：“这孩子的命真大！”还为她起了个乳名叫“二狗”，按当地的习俗，给幼儿起猫猫狗狗之类的名字好养活。她这次去延安学习所以要带上孩子，就是希望能为这孩子找条活路，自己也可以放下“包袱”，轻松地重返抗日前线。
学习结束后，孩子的安置问题还没有着落。正当她为此事发愁时，中央组织部的夏大姐告诉她，边区政府正在筹建保育院，急需干部，让王亦侠先帮助丑子刚同志一同筹建起保育院，然后就可以将孩子安置在这里。1938年10月2日延安保育院成立。11月19日王亦侠将孩子安置在延安保育院后，立即返至延安城，准备重返抗日前线。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在延安最热闹的新市场，前来赶集的人很多。上午10时左右，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声。王亦侠刚跑出窑洞就看见杨芝华大嫂（高岗的前夫人）在锁门，王亦侠见她裹着小脚跑得慢，就让她先跑，自己帮她锁门。等她跑到防空洞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于是她就向别处跑去，没跑几步，敌机已飞到上空，她就地卧倒在一排屋檐下，接着便听到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和哭喊声。敌机走后，她的身上盖满了尘土和瓦砾，侥幸的是没有受伤。她站起来向四周一望，简直惨不忍睹！新市场的店铺和街道面目全非，无辜的百姓被炸得血肉模糊，四处是残肢断臂。这就是日寇对延安最大的一次轰炸，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39年春，王亦侠回到了晋西南抗日前线，任晋西南区党委妇女委员。乡亲们见了她就说：“姑娘，你可回来了！你们在的时候，日本鬼子不敢上山，可阎锡山的六十一军来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吓得往山里跑，咱老百姓可受苦了！”
这时斗争形势更为严酷，阎锡山公然和共产党闹磨擦，日军乘机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进犯。有一次日本鬼子包围了机关驻地，王亦侠带着几个女同志突围，眼看敌人已经跟来，她们躲在一间破窑洞里。等到天黑以后，她带领几位女同志向集结地跑去。她边跑边对战友说：“你们可要记住啦，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腿！”她們不明白地问：“王大姐，为什么要保护腿呢？”王亦侠说：“敌人的子弹打在你的头上或心脏上，无非就是个死；若打在腿上，你们就要当俘虏了，咱们宁死不能当俘虏！”后来，她的女战友们还经常说起这件事，非常敬佩王亦侠大姐的勇气和骨气。
1940年成立了中共晋西区党委，王亦侠担任区党委妇女委员。同年9月，她和丈夫张稼夫奉命来到延安。党中央原计划派他夫妇去上海加强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地下交通遭到了严重破坏，未能成行。张稼夫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任南方组组长，王亦侠在中情部任教育科长。
时隔八年，年近40岁的她又怀上了孩子。为了重返抗日前线，她想过许多办法要弄掉这个孩子，但这个小生命却很顽强，只得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经妇产科金茂岳大夫和苏联大夫阿洛夫一再劝说，最终才保留住孩子。女孩的名字叫“未戕”，即没有被戕害之意。
1944年春，王亦侠重新回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晋西区党委妇女委员。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42岁的王亦侠又生下一个男孩，起名为“梦瑞”。这晚到的两个孩子，也许是上天对这对夫妇的一种补偿吧！
1948年临汾解放，同年8月王亦侠任中共晋南工委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共临汾县委委员、临汾县妇联主任，同年被选为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王亦侠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53年，调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期间，张稼夫被群众组织打成“黑帮”、“走资派”，他的工作单位国务院“二办”的造反派多次来到国务院“农办”（农村工作部已改组为国务院“农办”）串联，说王亦侠同“黑帮”丈夫划不清界限，煽动“农办”的干部群众起来“造她的反”，但始终没人理睬他们。大家说：“这么好的一位老大姐，谁能忍心去伤害她呢？”危难时刻，足见干部、职工对王大姐的感情有多么的真挚与深厚！
1983年，年届八旬的王亦侠办理了离休手续。曾有不少同志、战友对她说：“王大姐，你一生戎马征战，立下汗马功劳，又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相比之下，有些人的功劳比你小，资格也没你老，但职位却比你高，这是很不公平的！”王亦侠听后总是淡然一笑地说：“这种事情不要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决心抛弃了荣华富贵，早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她还说：“功劳只能说明过去。为革命做贡献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何须邀功请赏呢？追求荣誉和地位的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她还说：“每当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们，我的心总是很疼很疼的。比起他们，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呢！”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和荣辱观。这种宽广的胸怀，真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们深思和学习。
晚年的王亦侠因病长年卧床，但却依然关心着党风的建设。她经常说：“在艰苦斗争的年代，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我们。他们不惜牺牲，大力支持了革命。那时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是血肉相连，是鱼水关系。我们曾对群众说：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还是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但是，至今我们的许多承诺还没有兑现呢！想起这些，心里总感到愧疚和不安。”所以，每当她听到一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无视人民疾苦，甚至腐败堕落，以权谋私，大肆挥霍人民血汗，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时，就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和痛心。
王亦侠老人曾对全国妇联前来采访的同志说：“请你们转告青年朋友们，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我们今天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无数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奋斗的结果。在向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要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深信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王亦侠于1993年8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遵照老人生前的遗嘱，她的骨灰撒在了故乡的汾河之中。中共山西临汾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和临汾人民为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临汾人民为之骄傲的女儿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