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综合评价了国内外关于发展内涵、模式和类型研究的主要流派和观点,分析了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选择可能遇到的影响因素,从而试图说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发展;内涵;模式;类型;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7-0012-02
发展研究是当前世界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现代日益突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指导当前现代化的实践。认真而系统的疏理国内外理论界有关发展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重大发展的理论价值所在。
一、发展的内涵与意蕴
在西方的发展理论中,首先关注的是发展的内涵和性质,其中三种观点具有代表性[1]。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演化论者认为,发展是社会的分化,人类注定要沿着单一轨道前进。韦伯、米尔斯·帕森斯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发展是传统的坟墓。发展是重新奠定价值,与各种文明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相对立。弗兰克·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发展是依赖的摆脱。显然,西方学者关于发展的内涵与性质还存在着较大分歧。
所谓发展可为两类,一类是同质发展,表现为维系原有社会文明状态的各种因素被同质地复制和积累的过程。另一类则是异质发展,表现为新的文明因素的增长和积累,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的变迁。从世界现代化的角度看,异质发展是决定性的发展,应包含这样几个意蕴,一是以人为本位,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为主的社会资源,为发展形成一种持久有效的推动力量,使经济发展更富有合理性。二是整体有机性。发展是社会各个层面、环节的协调并进, 是整体有机的推进。三是内生性。发展的最基本的生长力量存在于民族的内部。四是开放性。开放能提供必要的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启动一个民族的原动力。
概括而言,发展是社会有意识的逐渐向合理和成熟变化的过程,目的是实现既定的、估计可行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能完全超越人对物的依赖。但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价值目标,决定了我们必然也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理念。科学发展观坚持和体现了这一本质与核心,强调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体利益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和前提。科学发展观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准则。
二、发展模式及其成因
从世界历史看,异质发展也曾有过多种类型和发展模式,相同或相似社会性质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可分为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两大类,理论模式上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现代化模式”认为,现代化就是落后的传统社会发展成工业化的西方社会模式。二是依附理论。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尤须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资源的垄断,改变依附关系。三是内源发展理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77—1982年社会发展计划中正式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方案,它将社会发展资源和方式分为两大类,经济物质发展是外源,人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进步为内源,而社会发展必须强调人类才是“发展的促进者和目的”。第四种是整体发展模式。认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由国际社会的联合行为,应当是全球性的社会发展。实践模式有三种,一种是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海外市场和私人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社会发展的模式;二种是美国通过开发国内市场,启动西部农牧业的发展来实现经济腾飞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德日等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实现腾飞的模式。可见发展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社会性质的社会,也会因为复杂的因素导致发展模式的差异。
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发展类型的形成呢?综合学术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民族传统。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必然要借助于一定的民族传统方可释放出来。所以,不同的民族传统就会导致很不相同的民族发展类型。其次是历史基础。一是指各国的现状差异很大,二是指各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发展类型,即早发展和迟发展。再次是自然条件和国家规模的大小。这两者乃是发展的自然基础,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发展的具体形态。自然资源的雄厚与否,规定着发展依赖外国资源的程度;国家规模的大小,又在不小程度上决定着国内市场的大小。据此可以把发展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种类型[2]。最后是复杂的具体因素。如:前现代时期条件的差异、变迁动力的差异、现代化道路的差异、现代化进步阶段的差异、现代化过程中戏剧性事件的内容和特点的差异等等[3]。
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来说,无论是在民族传统、历史基础、外部环境,还是发展的顺序、发展的内涵、发展的目标上都与世界各国有着巨大的不同,必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崭新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发展道路,即“北京模式”。正如胡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发展的类型及中国的类属
就世界范围现代化的类型看,存在着早—内发和迟—外发两种类型。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这两种类型的发展,对理解发展的含义及其性质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早—内发类型首先早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占先,而且表现为一种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占有程度。其次内发展,表现为现代化自然成长的过程。迟—外发类型的所谓迟,不仅仅是时间上起步晚,更重要的是进入以资源和市场分配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较晚,从而使得对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占有较少;所谓外,是指一个民族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和挑战而被迫应战所造成的社会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类型显然属于迟—外发类型,面临着极严重的迟—外发效应。一是中国被纳入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就是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不平等秩序形成的过程。二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建立强固的“现代化领导”[4]。中国在踏上现代化历程时就形成了某种赶超型的目标和战略,赶超的企望和落后的水平必然使迟发展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于组织者的素质和能力。三是必须面对维持政府存在与动员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迟发效应的一个经常性危机就是权威危机。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失败说明了这个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政治风波、经济改革困境等也或多或少地与此有关系。四是巨大的文化堕距。美国学者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揭示了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不平衡性,本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物质文化作用的方向[5]。因此,那种引进西方物质文明成果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创新是必然的,但并不等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
中国发展道路之所以能形成“中国特色”,关键在于恰当地处理好培育发展的内在生长力与利用后发优势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之产生了一种良性互动效应。表现在:一是坚持对外开放,成功避免依附。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积极提升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抢占了有利的地位。二是坚持引进先进,推进自主创新。我们注重对引进的先进成果的内化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使外来先进成果转化为适宜的存在方式,使之成为促进创新的内生动力。三是保持高速发展,促进环境协调。对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中国而言,我们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基本发展战略。四是倡导局部突进,带动整体转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尖锐问题。我们通过沿海沿路开放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原崛起战略,逐步实现了局部优先发展带动整体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努力推动社会走向全面发展。五是适度实现赶超,克服急躁冒进。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利用后发优势,以适当高速度赶超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克服了急躁心理,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与推进战略上,实现了立足国情,渐进发展。先后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科学制定了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
关键词:发展;内涵;模式;类型;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7-0012-02
发展研究是当前世界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现代日益突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指导当前现代化的实践。认真而系统的疏理国内外理论界有关发展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重大发展的理论价值所在。
一、发展的内涵与意蕴
在西方的发展理论中,首先关注的是发展的内涵和性质,其中三种观点具有代表性[1]。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演化论者认为,发展是社会的分化,人类注定要沿着单一轨道前进。韦伯、米尔斯·帕森斯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发展是传统的坟墓。发展是重新奠定价值,与各种文明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相对立。弗兰克·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发展是依赖的摆脱。显然,西方学者关于发展的内涵与性质还存在着较大分歧。
所谓发展可为两类,一类是同质发展,表现为维系原有社会文明状态的各种因素被同质地复制和积累的过程。另一类则是异质发展,表现为新的文明因素的增长和积累,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的变迁。从世界现代化的角度看,异质发展是决定性的发展,应包含这样几个意蕴,一是以人为本位,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为主的社会资源,为发展形成一种持久有效的推动力量,使经济发展更富有合理性。二是整体有机性。发展是社会各个层面、环节的协调并进, 是整体有机的推进。三是内生性。发展的最基本的生长力量存在于民族的内部。四是开放性。开放能提供必要的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启动一个民族的原动力。
概括而言,发展是社会有意识的逐渐向合理和成熟变化的过程,目的是实现既定的、估计可行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能完全超越人对物的依赖。但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价值目标,决定了我们必然也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理念。科学发展观坚持和体现了这一本质与核心,强调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体利益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和前提。科学发展观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准则。
二、发展模式及其成因
从世界历史看,异质发展也曾有过多种类型和发展模式,相同或相似社会性质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可分为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两大类,理论模式上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现代化模式”认为,现代化就是落后的传统社会发展成工业化的西方社会模式。二是依附理论。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尤须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资源的垄断,改变依附关系。三是内源发展理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77—1982年社会发展计划中正式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方案,它将社会发展资源和方式分为两大类,经济物质发展是外源,人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进步为内源,而社会发展必须强调人类才是“发展的促进者和目的”。第四种是整体发展模式。认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由国际社会的联合行为,应当是全球性的社会发展。实践模式有三种,一种是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海外市场和私人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社会发展的模式;二种是美国通过开发国内市场,启动西部农牧业的发展来实现经济腾飞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德日等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实现腾飞的模式。可见发展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社会性质的社会,也会因为复杂的因素导致发展模式的差异。
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发展类型的形成呢?综合学术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民族传统。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必然要借助于一定的民族传统方可释放出来。所以,不同的民族传统就会导致很不相同的民族发展类型。其次是历史基础。一是指各国的现状差异很大,二是指各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发展类型,即早发展和迟发展。再次是自然条件和国家规模的大小。这两者乃是发展的自然基础,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发展的具体形态。自然资源的雄厚与否,规定着发展依赖外国资源的程度;国家规模的大小,又在不小程度上决定着国内市场的大小。据此可以把发展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种类型[2]。最后是复杂的具体因素。如:前现代时期条件的差异、变迁动力的差异、现代化道路的差异、现代化进步阶段的差异、现代化过程中戏剧性事件的内容和特点的差异等等[3]。
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来说,无论是在民族传统、历史基础、外部环境,还是发展的顺序、发展的内涵、发展的目标上都与世界各国有着巨大的不同,必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崭新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发展道路,即“北京模式”。正如胡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发展的类型及中国的类属
就世界范围现代化的类型看,存在着早—内发和迟—外发两种类型。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这两种类型的发展,对理解发展的含义及其性质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早—内发类型首先早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占先,而且表现为一种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占有程度。其次内发展,表现为现代化自然成长的过程。迟—外发类型的所谓迟,不仅仅是时间上起步晚,更重要的是进入以资源和市场分配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较晚,从而使得对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占有较少;所谓外,是指一个民族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和挑战而被迫应战所造成的社会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类型显然属于迟—外发类型,面临着极严重的迟—外发效应。一是中国被纳入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就是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不平等秩序形成的过程。二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建立强固的“现代化领导”[4]。中国在踏上现代化历程时就形成了某种赶超型的目标和战略,赶超的企望和落后的水平必然使迟发展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于组织者的素质和能力。三是必须面对维持政府存在与动员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迟发效应的一个经常性危机就是权威危机。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失败说明了这个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政治风波、经济改革困境等也或多或少地与此有关系。四是巨大的文化堕距。美国学者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揭示了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不平衡性,本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物质文化作用的方向[5]。因此,那种引进西方物质文明成果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创新是必然的,但并不等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
中国发展道路之所以能形成“中国特色”,关键在于恰当地处理好培育发展的内在生长力与利用后发优势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之产生了一种良性互动效应。表现在:一是坚持对外开放,成功避免依附。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积极提升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抢占了有利的地位。二是坚持引进先进,推进自主创新。我们注重对引进的先进成果的内化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使外来先进成果转化为适宜的存在方式,使之成为促进创新的内生动力。三是保持高速发展,促进环境协调。对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中国而言,我们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基本发展战略。四是倡导局部突进,带动整体转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尖锐问题。我们通过沿海沿路开放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原崛起战略,逐步实现了局部优先发展带动整体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努力推动社会走向全面发展。五是适度实现赶超,克服急躁冒进。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利用后发优势,以适当高速度赶超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克服了急躁心理,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与推进战略上,实现了立足国情,渐进发展。先后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科学制定了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