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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是从“话语引用”的视角，对《纽约时报》报道“小悦悦事件”的文章从政治权力话语引用、知识精英话语引用和大众日常话语引用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在报道“他者”的社会道德议题时。仍秉承其新闻专业主义，但也存在一些自身的报道立场和策略。报道中政治权力话语引用表现为对中国官方报道巧妙地“挪用”，知识精英话语引用存在“失衡”的现象，大众百姓话语引用则呈现出“去情景化”的情况。
关键词：小悦悦事件 政治权力话语 知识精英话语 大众日常话语
一、引言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但7日之后，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凌晨离世。这本来是一场普通的交通肇事事件，该受到谴责的是肇事的司机和监护失职的父母，而在媒介设置议程的情况下，此事件主要聚焦于“见死不救的18位路人”，并迅速发展成一起社会道德事件，由此引发了举国上下关于道德和良心的一场大讨论。同时，该事件在国内引起的轰动获得了国外的广泛关注，国外媒体也纷纷报道。
众所周知，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由于人性的相通之处，许多道德具有普适性，符合人们的共识和认可。因而，这一定性为社会道德事件的“小悦悦事件”也成了国外关注的一个话题。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常常有所差异，作为内群体的中国媒体与作为外群体的美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着重探讨的是《纽约时报》这一美国媒体作为观察此事件的“外群体”，如何报道他们眼中的“他者”——中国的社会道德议题这一问题。
二、《纽约时报》与话语选择
新闻是“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1]新闻背后实际上是若干种现实权力关系的博弈与妥协。但无论这些权力关系如何复杂，新闻的内核信息在其外显上是通过新闻话语来传达的。“媒介即控制”[2]，新闻媒介的控制也是通过话语理性地渗透人们的生活和思维当中。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结合体，是人们理解世界、表达事实或观点的方式。任何话语“都源于各种各样的现实关系或实际利害，所以，其中无不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意念、五花八门的欲望、或隐或显的倾向、或高或低的追求。”[3]而且话语不可避免地隐含报道立场，[4]本文则试图通过“话语引用”来进行话语分析。按照福柯话语分析的逻辑，话语方式的划分涉及话语的主体、话语主体的地位、话语发生的场所以及话语对象等要素，而常用新闻报道话语则包括政治权力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和大众日常话语。[5]
本文之所以选择《纽约时报》，是因为它是美国高级报纸、严肃刊物的代表，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它一直享有“档案记录报”的美誉。而且，“媒体之间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一般是从《纽约时报》流向其他媒体。”[6]可见，《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在国外众多媒体中存在“意见领袖”的作用，其报道的话语和框架在其广泛的读者之间也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文在《纽约时报》网站中进行信息检索后，得到关于“小悦悦事件”的报道4篇(其中2011年10月21日有2篇，但其中1篇为简讯)，集中在2011年10月17日、18日以及21日三天。有研究表明，对于发生在境外的新闻，《纽约时报》比较重视将“其他媒体”作为消息来源进行引用。[7]亦有研究表明，尽管《纽约时报》一贯自诩公正客观，但《纽约时报》在对他国灾难报道时。虽然注重新闻专业主义特色，平衡使用不同话语，以传播不同群体的观点和态度，但也巧妙借助不同话语体现自身报道立场。[8]因而本文从《纽约时报》的“话语引用”作为一个切入点，可以观察在道德议题上，《纽约时报》是否既秉承其专业主义，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的报道立场。
三、《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报道中的话语引用
(一)官方话语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的官方媒体，其报道往往被认为是带有浓郁政治权力的话语，具有高度抽象、高度概括、不可商量、无需推理等特征。一般来讲，媒体从政治权力立场审视新闻事件，或者是引用政府官员的讲话时，一般篇幅较大，采用宏大叙事，以维护特定政治权力的利益为目的”[9]。按照寻常的逻辑，《纽约时报》应较少采用这种官方媒体的话语来报道小悦悦这种中国民间议题，但事实上，《纽约时报》常常撇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政治立场，同时又从他们的报道中找到符合自身价值取向的话语。在小悦悦事件报道中，《纽约时报》在提到引用自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时总不忘介绍其“国有”(state-run)的性质，并倾向于引用其对于事实的陈述。
《纽约时报》引用的新华社评论以及《中国日报》的标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真实性来看，它拥有明确的消息来源，也摆脱了主观臆断的诟病，报道似乎并无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纽约时报》新闻报道的策略性：《纽约时报》通过引用中国当地的官方政治权力话语，将对一件事情的主观评论客观化了，在新闻生产上实现了“合法化”。
在这一系列关于“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中，《纽约时报》还回顾了其他一些体现中国道德沦丧的例子作为“先前事件”，而对于美国所经历的类似的事件，如轰动一时的1964年“凯蒂，吉诺维斯事件”，《纽约时报》却未直接指责旁观者的冷漠和美国文化体制的腐败，而是指出此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愤慨。
(二)知识精英话语
新闻报道中第二种常用的话语是知识精英话语。知识精英话语理性审视新闻事件，其话语主体是各类知识分子，相关领域专家或是媒体评论员等。话语主体处于政府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旁观者”立场，从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出发审视和报道新闻事件，以真理探索者的身份讨论问题，分析事件发展趋势，具有严密推理论证的特性。””在“小悦悦事件”中，知识精英话语主要来自于知识精英，比如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家话语以及媒体评论员的话语。 一方面，《纽约时报》在使用知识精英话语时，大多采用的是媒体评论员的话语，较少提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话语。细分来看，媒体评论员的话语大多结合的是社会时代背景，依据其媒体资源和工作背景，综合性地看待该事件，认识事件所涉及的本质问题；而某个学科的专家往往比较注重将事件纳入其所熟识的视野中，从专业角度来分析，虽然可能有失偏颇，但也往往能提供独特性的视角。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采用的几乎都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而未就此事件询问本国知识精英的看法。虽然“小悦悦事件”发生在中国，但作为一起社会道德事件，它却并非中国的个案，相反，美国也曾发生过几件与此类似的新闻。基于类似的经验以及后期的研究，美国知识精英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但这次却在《纽约时报》失声了。
有研究表明，媒介常常使用修辞、框架、隐喻和逻辑的独特话语方式，把一国外事件赋以本地的叙述。[11]人是趋吉避凶的动物，而媒介的话语是由人塑造的，因而其也有自身趋吉避凶的保护系统。作为一件并不光彩的社会道德事件，《纽约时报》并不愿意“内卷”进来，形成“我们的社会也曾经这样”的印象。不过，《纽约时报》这次虽没有采访美国专家，但却引用了前人的说法，试图证明“中国人没有同情心并不新鲜”这一观点。
知识精英话语往往被认为是公正的，因为其处于一个“观察者”身份，同时也是深刻的，其所具备的知识涵养使他们往往具有“意见领袖”的潜质。《纽约时报》通过知识精英话语来对“小悦悦事件”进行解读也是新闻报道的常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评论者的话语不是《纽约时报》所能控制的，但根据“把关理论”，《纽约时报》在对于评论者的选择和所刊登出来的具体话语上都做了把关。《纽约时报》选择了媒体评论员分析社会背景与社会原因，却忽略了请心理学家等专家来分析人性的共通之处；《纽约时报》选择刊登中国较为激进的一派学者，如戴晴，没有选择保守派的言论；同时，《纽约时报》选择了采用1894年的名著之语，将“缺乏同情心”置于中国人的普遍的性格之中，作为一种族群的特征，就有“种族偏见”的嫌疑。以上的种种痕迹表明，《纽约时报》知识精英的话语并不平衡，因而在整体呈现上，这个可以称得上是跨国界的“全球媒介”所具有的报道立场在此也昭然若揭了。
(三)大众日常话语
新闻报道中的第三种话语是大众日常话语。大众日常话语主体是普通大众或者是媒体引用其话语，通过事件当事人或者其亲属的话语为其代言，从普通大众视角审视事件，微观、碎片化地反映事件，是一种“宽松的、亲切的、自然的谈话。”一般来说，大众日常话语在较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所处的地位较为尴尬。除了该事件中作为新闻当事人的“核心大众”，其他的大众话语大多是起着装饰作用。而且，大众日常话语的不足之处在于感性成分多，情绪化语言多，并且缺乏严密的推理论证。[12]
由于“小悦悦事件”已从最开始的一场交通肇事案发展为一场中国人民的道德大讨论，因此，大众的日常话语，即大众的评论话语也成为了事件的核心要素。
四、讨论与结论
通过以上从新闻生产的话语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秉承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报道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偏向和利益诉求。话语的呈现只是一种手段，在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实质上是在进行着中美两国道德形象的塑造。
(一)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来看，它之所以关注此事情，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新浪微博中“纽约时报”这个用户也是虚假的，因此，此事件已经部分地偏离“小悦悦事件”，涉及到中国人不诚心、造假等道德问题。虽然小悦悦的母亲甚至表示过对这位帮她开设微博的人士的感谢，但《纽约时报》显然意图也是在揭露中国社交网站这种不诚实、弄虚作假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确存在不当之处。但作为“小悦悦事件”的后续以及“小悦悦”过世当天的重要新闻，《纽约时报》选取的着眼点也表明了其倾向——试图建立一个道德缺失的中国社会形象。
总的来说，《纽约时报》对两国形象的塑造几乎成了这一系列文章的报道框架，即“中国人由于其自身社会文化和体制等多方面原因，致其道德败坏。”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框架，与其对问题的归因有很大关系。
(二)外向归因
媒体对事件有怎样的归因，相应地就会体现出怎样的报道框架。传媒社会学认为，由于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媒体报道都是精心选择的结果。选择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框限事实的过程，媒体通过将问题和事件放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从而为受众提供用以理解信息的基本框架。[14]
作为一起发生在“外群体”的事件，《纽约时报》并不愿将其归结为“人性的弱点”或者“人性共同的缺点”，而是试图塑造出中国的社会和体制才使得“小悦悦事件”发生。《纽约时报》所选的话语基本将“小悦悦事件”的悲剧归结为中国文化和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并通过归因来设置框架。《纽约时报》的做法可以用社会心理学上的归因理论进行很好的解释。
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对行为的解释主要有“外向归因”和“内向归因”两类。“外向归因”是认为行为的发生是由于情境因素所致；而“内向归因”是将行为发生的原因归于行为者个人性格或其所具条件。“小悦悦事件”是发生在异国异邦的一件“不好”的事件，《纽约时报》将“小悦悦事件”做了“外向归因”，认为是发生此事件的情境，也即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体制导致了悲剧的产生。由于《纽约时报》报道该事件存在跨文化的差异，自然而然地觉得是“小悦悦事件”发生地所处的文化导致了那些人身上的恶习。”[15]
(三)结语
总之，《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其实也渗透着国际新闻传播的逻辑。从国际新闻报道的范式来看，国际新闻生产的本质是国内化、本地化的，最终是国家化的，它受到了权力结构、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制约，因而各国媒体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折射、再现同一事件时，存在着显著不同，这就是“内在化”的过程。[16]通过“内在化”新闻事件的过程，媒体在实践其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也深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新闻生产是一场游戏，媒介跟别国遥远的对手较量，总是给现实套上不同的因果关系，借以扩大本国的利益，提升国家的正当性。[17] 另外，本文通过《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报道进行话语研究后发现，《纽约时报》常常引用中国的官方报道和中国知识精英以及大众日常的话语，而这其中就存在“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可能性。中国国内将“小悦悦事件”定性为“18个冷漠路人”的“道德大讨论”的框架已经被国外的媒体接受，但在真正吸收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是根据自身的视角，将其“内在化”，这种情况在涉及到其关乎意识形态的道德方面是难以撼动的。国内的媒体想要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框架产生影响或与之竞争还任重道远。[18]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本文同时关照到了美国的其他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其报道相对客观，更重要的是在报道之下的留言，不少美国读者留言反思，“我们常常也好不到哪里去(We have been no better at times)”。但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讨论。
参考文献
[1]陈力丹 孙江波，201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2(1)
[2]李彬、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J)，国际新闻界，2011(6)
[3]蒋晓丽 王亿本，《纽约时报》对他国灾难报道的话语分析——基于最近四次地震报道的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1(09)：65－70
[4][美]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6
[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华夏出版社，1999：264
[6]李金铨 陈韬文 潘忠党 苏钥机，一起多国视野中的全球性“媒介事件”，载于[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86－295
[7]钱理群，话语方式的选择，[EB/OL]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855-8-14.shtml
[8]单波 王冰，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论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
[9]臧国仁著，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99：38－39
[10]张春兴，现代心理学[M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81－582
[11]钱理群，话语方式的选择，[EB/OL]
编辑：韩剑
关键词：小悦悦事件 政治权力话语 知识精英话语 大众日常话语
一、引言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但7日之后，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凌晨离世。这本来是一场普通的交通肇事事件，该受到谴责的是肇事的司机和监护失职的父母，而在媒介设置议程的情况下，此事件主要聚焦于“见死不救的18位路人”，并迅速发展成一起社会道德事件，由此引发了举国上下关于道德和良心的一场大讨论。同时，该事件在国内引起的轰动获得了国外的广泛关注，国外媒体也纷纷报道。
众所周知，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由于人性的相通之处，许多道德具有普适性，符合人们的共识和认可。因而，这一定性为社会道德事件的“小悦悦事件”也成了国外关注的一个话题。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常常有所差异，作为内群体的中国媒体与作为外群体的美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着重探讨的是《纽约时报》这一美国媒体作为观察此事件的“外群体”，如何报道他们眼中的“他者”——中国的社会道德议题这一问题。
二、《纽约时报》与话语选择
新闻是“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1]新闻背后实际上是若干种现实权力关系的博弈与妥协。但无论这些权力关系如何复杂，新闻的内核信息在其外显上是通过新闻话语来传达的。“媒介即控制”[2]，新闻媒介的控制也是通过话语理性地渗透人们的生活和思维当中。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结合体，是人们理解世界、表达事实或观点的方式。任何话语“都源于各种各样的现实关系或实际利害，所以，其中无不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意念、五花八门的欲望、或隐或显的倾向、或高或低的追求。”[3]而且话语不可避免地隐含报道立场，[4]本文则试图通过“话语引用”来进行话语分析。按照福柯话语分析的逻辑，话语方式的划分涉及话语的主体、话语主体的地位、话语发生的场所以及话语对象等要素，而常用新闻报道话语则包括政治权力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和大众日常话语。[5]
本文之所以选择《纽约时报》，是因为它是美国高级报纸、严肃刊物的代表，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它一直享有“档案记录报”的美誉。而且，“媒体之间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一般是从《纽约时报》流向其他媒体。”[6]可见，《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在国外众多媒体中存在“意见领袖”的作用，其报道的话语和框架在其广泛的读者之间也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文在《纽约时报》网站中进行信息检索后，得到关于“小悦悦事件”的报道4篇(其中2011年10月21日有2篇，但其中1篇为简讯)，集中在2011年10月17日、18日以及21日三天。有研究表明，对于发生在境外的新闻，《纽约时报》比较重视将“其他媒体”作为消息来源进行引用。[7]亦有研究表明，尽管《纽约时报》一贯自诩公正客观，但《纽约时报》在对他国灾难报道时。虽然注重新闻专业主义特色，平衡使用不同话语，以传播不同群体的观点和态度，但也巧妙借助不同话语体现自身报道立场。[8]因而本文从《纽约时报》的“话语引用”作为一个切入点，可以观察在道德议题上，《纽约时报》是否既秉承其专业主义，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的报道立场。
三、《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报道中的话语引用
(一)官方话语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的官方媒体，其报道往往被认为是带有浓郁政治权力的话语，具有高度抽象、高度概括、不可商量、无需推理等特征。一般来讲，媒体从政治权力立场审视新闻事件，或者是引用政府官员的讲话时，一般篇幅较大，采用宏大叙事，以维护特定政治权力的利益为目的”[9]。按照寻常的逻辑，《纽约时报》应较少采用这种官方媒体的话语来报道小悦悦这种中国民间议题，但事实上，《纽约时报》常常撇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政治立场，同时又从他们的报道中找到符合自身价值取向的话语。在小悦悦事件报道中，《纽约时报》在提到引用自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时总不忘介绍其“国有”(state-run)的性质，并倾向于引用其对于事实的陈述。
《纽约时报》引用的新华社评论以及《中国日报》的标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真实性来看，它拥有明确的消息来源，也摆脱了主观臆断的诟病，报道似乎并无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纽约时报》新闻报道的策略性：《纽约时报》通过引用中国当地的官方政治权力话语，将对一件事情的主观评论客观化了，在新闻生产上实现了“合法化”。
在这一系列关于“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中，《纽约时报》还回顾了其他一些体现中国道德沦丧的例子作为“先前事件”，而对于美国所经历的类似的事件，如轰动一时的1964年“凯蒂，吉诺维斯事件”，《纽约时报》却未直接指责旁观者的冷漠和美国文化体制的腐败，而是指出此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愤慨。
(二)知识精英话语
新闻报道中第二种常用的话语是知识精英话语。知识精英话语理性审视新闻事件，其话语主体是各类知识分子，相关领域专家或是媒体评论员等。话语主体处于政府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旁观者”立场，从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出发审视和报道新闻事件，以真理探索者的身份讨论问题，分析事件发展趋势，具有严密推理论证的特性。””在“小悦悦事件”中，知识精英话语主要来自于知识精英，比如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家话语以及媒体评论员的话语。 一方面，《纽约时报》在使用知识精英话语时，大多采用的是媒体评论员的话语，较少提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话语。细分来看，媒体评论员的话语大多结合的是社会时代背景，依据其媒体资源和工作背景，综合性地看待该事件，认识事件所涉及的本质问题；而某个学科的专家往往比较注重将事件纳入其所熟识的视野中，从专业角度来分析，虽然可能有失偏颇，但也往往能提供独特性的视角。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采用的几乎都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而未就此事件询问本国知识精英的看法。虽然“小悦悦事件”发生在中国，但作为一起社会道德事件，它却并非中国的个案，相反，美国也曾发生过几件与此类似的新闻。基于类似的经验以及后期的研究，美国知识精英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但这次却在《纽约时报》失声了。
有研究表明，媒介常常使用修辞、框架、隐喻和逻辑的独特话语方式，把一国外事件赋以本地的叙述。[11]人是趋吉避凶的动物，而媒介的话语是由人塑造的，因而其也有自身趋吉避凶的保护系统。作为一件并不光彩的社会道德事件，《纽约时报》并不愿意“内卷”进来，形成“我们的社会也曾经这样”的印象。不过，《纽约时报》这次虽没有采访美国专家，但却引用了前人的说法，试图证明“中国人没有同情心并不新鲜”这一观点。
知识精英话语往往被认为是公正的，因为其处于一个“观察者”身份，同时也是深刻的，其所具备的知识涵养使他们往往具有“意见领袖”的潜质。《纽约时报》通过知识精英话语来对“小悦悦事件”进行解读也是新闻报道的常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评论者的话语不是《纽约时报》所能控制的，但根据“把关理论”，《纽约时报》在对于评论者的选择和所刊登出来的具体话语上都做了把关。《纽约时报》选择了媒体评论员分析社会背景与社会原因，却忽略了请心理学家等专家来分析人性的共通之处；《纽约时报》选择刊登中国较为激进的一派学者，如戴晴，没有选择保守派的言论；同时，《纽约时报》选择了采用1894年的名著之语，将“缺乏同情心”置于中国人的普遍的性格之中，作为一种族群的特征，就有“种族偏见”的嫌疑。以上的种种痕迹表明，《纽约时报》知识精英的话语并不平衡，因而在整体呈现上，这个可以称得上是跨国界的“全球媒介”所具有的报道立场在此也昭然若揭了。
(三)大众日常话语
新闻报道中的第三种话语是大众日常话语。大众日常话语主体是普通大众或者是媒体引用其话语，通过事件当事人或者其亲属的话语为其代言，从普通大众视角审视事件，微观、碎片化地反映事件，是一种“宽松的、亲切的、自然的谈话。”一般来说，大众日常话语在较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所处的地位较为尴尬。除了该事件中作为新闻当事人的“核心大众”，其他的大众话语大多是起着装饰作用。而且，大众日常话语的不足之处在于感性成分多，情绪化语言多，并且缺乏严密的推理论证。[12]
由于“小悦悦事件”已从最开始的一场交通肇事案发展为一场中国人民的道德大讨论，因此，大众的日常话语，即大众的评论话语也成为了事件的核心要素。
四、讨论与结论
通过以上从新闻生产的话语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秉承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报道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偏向和利益诉求。话语的呈现只是一种手段，在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实质上是在进行着中美两国道德形象的塑造。
(一)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来看，它之所以关注此事情，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新浪微博中“纽约时报”这个用户也是虚假的，因此，此事件已经部分地偏离“小悦悦事件”，涉及到中国人不诚心、造假等道德问题。虽然小悦悦的母亲甚至表示过对这位帮她开设微博的人士的感谢，但《纽约时报》显然意图也是在揭露中国社交网站这种不诚实、弄虚作假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确存在不当之处。但作为“小悦悦事件”的后续以及“小悦悦”过世当天的重要新闻，《纽约时报》选取的着眼点也表明了其倾向——试图建立一个道德缺失的中国社会形象。
总的来说，《纽约时报》对两国形象的塑造几乎成了这一系列文章的报道框架，即“中国人由于其自身社会文化和体制等多方面原因，致其道德败坏。”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框架，与其对问题的归因有很大关系。
(二)外向归因
媒体对事件有怎样的归因，相应地就会体现出怎样的报道框架。传媒社会学认为，由于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媒体报道都是精心选择的结果。选择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框限事实的过程，媒体通过将问题和事件放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从而为受众提供用以理解信息的基本框架。[14]
作为一起发生在“外群体”的事件，《纽约时报》并不愿将其归结为“人性的弱点”或者“人性共同的缺点”，而是试图塑造出中国的社会和体制才使得“小悦悦事件”发生。《纽约时报》所选的话语基本将“小悦悦事件”的悲剧归结为中国文化和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并通过归因来设置框架。《纽约时报》的做法可以用社会心理学上的归因理论进行很好的解释。
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对行为的解释主要有“外向归因”和“内向归因”两类。“外向归因”是认为行为的发生是由于情境因素所致；而“内向归因”是将行为发生的原因归于行为者个人性格或其所具条件。“小悦悦事件”是发生在异国异邦的一件“不好”的事件，《纽约时报》将“小悦悦事件”做了“外向归因”，认为是发生此事件的情境，也即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体制导致了悲剧的产生。由于《纽约时报》报道该事件存在跨文化的差异，自然而然地觉得是“小悦悦事件”发生地所处的文化导致了那些人身上的恶习。”[15]
(三)结语
总之，《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其实也渗透着国际新闻传播的逻辑。从国际新闻报道的范式来看，国际新闻生产的本质是国内化、本地化的，最终是国家化的，它受到了权力结构、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制约，因而各国媒体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折射、再现同一事件时，存在着显著不同，这就是“内在化”的过程。[16]通过“内在化”新闻事件的过程，媒体在实践其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也深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新闻生产是一场游戏，媒介跟别国遥远的对手较量，总是给现实套上不同的因果关系，借以扩大本国的利益，提升国家的正当性。[17] 另外，本文通过《纽约时报》对“小悦悦事件”报道进行话语研究后发现，《纽约时报》常常引用中国的官方报道和中国知识精英以及大众日常的话语，而这其中就存在“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可能性。中国国内将“小悦悦事件”定性为“18个冷漠路人”的“道德大讨论”的框架已经被国外的媒体接受，但在真正吸收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是根据自身的视角，将其“内在化”，这种情况在涉及到其关乎意识形态的道德方面是难以撼动的。国内的媒体想要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框架产生影响或与之竞争还任重道远。[18]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本文同时关照到了美国的其他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其报道相对客观，更重要的是在报道之下的留言，不少美国读者留言反思，“我们常常也好不到哪里去(We have been no better at times)”。但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讨论。
参考文献
[1]陈力丹 孙江波，201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2(1)
[2]李彬、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J)，国际新闻界，2011(6)
[3]蒋晓丽 王亿本，《纽约时报》对他国灾难报道的话语分析——基于最近四次地震报道的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1(09)：65－70
[4][美]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6
[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华夏出版社，1999：264
[6]李金铨 陈韬文 潘忠党 苏钥机，一起多国视野中的全球性“媒介事件”，载于[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86－295
[7]钱理群，话语方式的选择，[EB/OL]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855-8-14.shtml
[8]单波 王冰，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论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
[9]臧国仁著，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99：38－39
[10]张春兴，现代心理学[M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81－582
[11]钱理群，话语方式的选择，[EB/OL]
编辑：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