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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朴素的入党申请书
黎介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时，曾讲过入党问题。他说：
“讲到这个问题，这就需要追溯一点历史了。我在大学以前所受的教育都是国民党时期的教育，1948年到这个医院(指南京军区总医院前身)实习的，1949年4月份解放。1948年到1949年4月份这个过程，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民不聊生的景象眼见耳闻，思想也有所斗争。医院高于病房住过一批国民党的高官，像白崇禧。这其中有一批人就到了广东的韶关，又从那里到了台湾。这时候有一些医生也跟去了，到了台湾的荣军总医院。当时，我们这些实习医生也有希望，有可能过去，但是，我和黎磊石(亲兄弟)商量，还是没有去。……
“解放后，4月23日清晨，医院前面的大街上，解放军睡在地上，没有进到医院里，这个印象给我非常好。接下来，50年代初期的社会给我们感觉非常好，那个社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50年代的医院，发展很好，这个时候的想法，就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1956年以后，有一些运动，我当时讲了一句话，我也考虑入党，所以在一次学习会上，我说我希望成为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这句话受到过批判。但是，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相信共产党，愿意走共产党的路，这是我的信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决议中提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给了我一个希望。那时，我接触到(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陈德先，他对我们的工作态度、服务很满意，我就向他反映了这个想法。陈政委非常重视这个事，以后又到军区党委正式讨论，这样到1979年才入党，我入党要通过上面才能解决的，介绍人是陈德先。”
黎介寿在这次采访中把自己入党的过程作了概要性的介绍。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黎介寿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入党，还是来看看他在入党申请书中表达出的朴素思想吧。
黎介寿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出生在旧社会，在解放后才开始参加工作。对新旧社会有亲身的体会和对比。解放前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民族受欺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然感到祖国有了希望，感到共产党好，新社会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又参加了部队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与抗美援朝医疗队，受到了实际锻炼，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社会上的新气象不断出现。社会道德、社会秩序之好是我在旧社会中所不能想象的。这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出现，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怀下，工作条件越来越好，组织上不断对我进行教育与帮助，教育我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使我认识到技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有了跟共产党走，为伤病员服务一辈子的决心。”
黎介寿在入党申请书中对自己的经历，丝毫没有隐瞒。他写道：
“我曾参加过三青团并在学校分团部筹备处干事会担任过职务。关于这一段历史，在镇反时已详细交代，并在肃反时作过结论，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进行了审查，结论未变。
“参加三青团的经过：1943年秋，我进入伪中正学院学习。在新生入学时，三青团以抗日救国为名动员新生参加。当时，我不清楚三青团是个什么样性质的组织，还相反地认为是爱国的行动，绝大部分新生也都参加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由高班同学贺高秋、李隆刚二人劝说，介绍加人三青团。1944年秋，我任干事会干事，担任训练与社会服务工作，主要活动是筹募救济难民、贫苦学生基金而公演活剧，我担任舞台工作。1946年暑期，我与同学陈寿鉴、李润琴被送至三青团庐山夏令营受训八个星期。在八个星期中受到了三民主义、‘反共戡乱’的宣传教育，最后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集体八百多人)。结束时没有交代任务，回校后没有进行活动和宣传。1946年秋，我未再担任职务。
“1947年初，三青团进行重新登记，这时我逐步看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丧失了民心，在自己的思想上出现了彷徨，认为做一个三青团员并不光荣，因此，行动上就出现了矛盾。三青团重新登记时，我填了表但不上交，虽参加三青团的活动，但又参加反对政府的反饥饿抗暴游行。1948年6月，我离开学校至南京中央医院实习时。与三青团完全脱离了关系。
“我加入三青团一方面是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认为是抗日救国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意图。认为加入三青团能有利于个人的前途。当然，那时我对共产党完全不了解，庐山夏令营的训练对我的思想有一定的毒害，误信三民主义能够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混淆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真相。这是我多年来感到非常沉痛和非常难过的，至今仍然深深感到内疚。我只有时常督促自己，一定要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加倍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以弥补我终生的精神创伤。”
黎介寿在入党申请书中最后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法更改了，我相信能正确地对待。因此，在党组织经过考查后，认为不符合入党条件时，我保证不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影响今后的工作，不改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竭尽力量的决心。”
这份写于1978年9月11日的入党申请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入党的心路历程。其实，黎介寿在写这份入党申请书之前，也多次提交过入党申请书。黎介寿为什么如此执著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呢?他在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中表白过心迹：
“我始终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我们受尽磨难。我1924年出生，1929年跟随父亲到上海。我读小学是稳定的。从读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被日军燃起的战火所迫，每年跑一个地方。读大学时，没有书，有张报纸就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纸，只有毛边纸，比现在上厕所用的纸还差得多，跟现在上坟的纸差不多。现在吃饭讲营养，过去是有吃就不错了。对日本人很恨，对美国人的感觉也不好。我们到长汀上学，长汀驻着一支美国空军，美军对我们中国人是看不起的。1944年的冬季，我们从瑞金到长汀，途中有座出，上七下八。上去七里路，下去八里路。到了长汀，刚好是除夕夜，山路上的雪积得很厚，我们穿着单裤，没有棉裤。路上，一辆美军吉普车从我们身旁驶过，四个美国兵是从长汀到山上看雪景的，我们很尊重他们，让路。车一路过来，泥雪溅了我们一身，四个美国兵还用英语说。滚开滚开。他们讲起来是帮助我们的，但他们是什么态度?!
“现在，我鼓励我的学生出去，但 你的批评是不对的。你现在要求入党也是进步的表现。至于能不能入党，我个人不能决定。按过去中央规定，你是不能入党的。现在能不能入党，我们要研究，因为你经过三十年的锻炼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解决。你不入党，我们对你政治上是信任的，许多高级首长，如军区首长，都由你来看病，外科是你管，你管得不错，是有成绩的。你要入党。向支部、党委申请，我们再研究。”
陈德先在材料中最后说：“对于黎介寿同志的入党问题，我认为：黎介寿申请入党是进步的表现，他经过了三十年的考验，表现是好的，特别在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也是好的，在外科作出了贡献。因为中央有这样一个规定。可否作为特别情况入党。我个人倾向他人党。”
之后，陈德先还主持召开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会，专门研究黎介寿的入党问题，并形成一个向军区党委《关于黎介寿同志入党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较短，原文摘录如下：军区党委、军区政治部：
黎介寿同志系湖南省测阳县人，1924年10月生，家庭出身职员，文化程度大学毕业。1948年7月进伪中央医院实习，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被留用，现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外二科主任军医，行政15级。
该同志1943年在南昌伪中正医院读书时加入三青团。1944年至1946年秋连任该院两届三青团干事会干事兼组训股长。1946年7月被派往庐山参加三青团夏令营，受政治、军事训练八个星期。解放后，黎介寿对上述问题已交代清楚，与组织调查基本一致……
黎介寿同志自解放以来，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医疗工作中，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服务态度好，善于总结经验，刻苦钻研技术，对肠瘘的治疗和研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曾先后五次荣立三等功。1978年又荣获军区科研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最近，黎介寿同志分别向党支部、总医院党委和后勤部党委写了入党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中规定：反动党团的积极分子和区分部委员以上的负责人非经中央批准，各级党的组织一律不得接收为党员。我们认为黎介寿同志在解放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一直表现较好，按表现可以入党。……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关于黎介寿同志表现情况的调查报告》、黎介寿同志的入党申请。
中共南京军区后勤部委员会
1979年1月3日
南京军区党委接到报告后，报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1979年3月，黎介寿被正式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事后，黎介寿说：“这是我一生最感欣慰的事，觉得自己和党、和祖国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了。”
入党后的黎介寿更加专注于肠瘘的研究，经过多年动物实验后，于1994年3月12日进行亚洲第一例人体小肠移植手术。是年已70岁的黎介寿，进入手术室主刀，并取得成功。这次手术的成功，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零的纪录，把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小肠移植手术，目前全世界只有9个国家24所医院能够成功进行，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其中的一所，也是唯一非欧美国家的医院。黎介寿将中国的移植研究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中国胃肠外科技术已提升到一个新水平。1996年1月19日，黎介寿再次成功地进行了亚洲第二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手术。2月，黎介寿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5月，黎介寿荣立一等功。
黎介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时，曾讲过入党问题。他说：
“讲到这个问题，这就需要追溯一点历史了。我在大学以前所受的教育都是国民党时期的教育，1948年到这个医院(指南京军区总医院前身)实习的，1949年4月份解放。1948年到1949年4月份这个过程，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民不聊生的景象眼见耳闻，思想也有所斗争。医院高于病房住过一批国民党的高官，像白崇禧。这其中有一批人就到了广东的韶关，又从那里到了台湾。这时候有一些医生也跟去了，到了台湾的荣军总医院。当时，我们这些实习医生也有希望，有可能过去，但是，我和黎磊石(亲兄弟)商量，还是没有去。……
“解放后，4月23日清晨，医院前面的大街上，解放军睡在地上，没有进到医院里，这个印象给我非常好。接下来，50年代初期的社会给我们感觉非常好，那个社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50年代的医院，发展很好，这个时候的想法，就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1956年以后，有一些运动，我当时讲了一句话，我也考虑入党，所以在一次学习会上，我说我希望成为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这句话受到过批判。但是，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相信共产党，愿意走共产党的路，这是我的信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决议中提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给了我一个希望。那时，我接触到(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陈德先，他对我们的工作态度、服务很满意，我就向他反映了这个想法。陈政委非常重视这个事，以后又到军区党委正式讨论，这样到1979年才入党，我入党要通过上面才能解决的，介绍人是陈德先。”
黎介寿在这次采访中把自己入党的过程作了概要性的介绍。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黎介寿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入党，还是来看看他在入党申请书中表达出的朴素思想吧。
黎介寿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出生在旧社会，在解放后才开始参加工作。对新旧社会有亲身的体会和对比。解放前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民族受欺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然感到祖国有了希望，感到共产党好，新社会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又参加了部队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与抗美援朝医疗队，受到了实际锻炼，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社会上的新气象不断出现。社会道德、社会秩序之好是我在旧社会中所不能想象的。这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出现，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怀下，工作条件越来越好，组织上不断对我进行教育与帮助，教育我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使我认识到技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有了跟共产党走，为伤病员服务一辈子的决心。”
黎介寿在入党申请书中对自己的经历，丝毫没有隐瞒。他写道：
“我曾参加过三青团并在学校分团部筹备处干事会担任过职务。关于这一段历史，在镇反时已详细交代，并在肃反时作过结论，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进行了审查，结论未变。
“参加三青团的经过：1943年秋，我进入伪中正学院学习。在新生入学时，三青团以抗日救国为名动员新生参加。当时，我不清楚三青团是个什么样性质的组织，还相反地认为是爱国的行动，绝大部分新生也都参加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由高班同学贺高秋、李隆刚二人劝说，介绍加人三青团。1944年秋，我任干事会干事，担任训练与社会服务工作，主要活动是筹募救济难民、贫苦学生基金而公演活剧，我担任舞台工作。1946年暑期，我与同学陈寿鉴、李润琴被送至三青团庐山夏令营受训八个星期。在八个星期中受到了三民主义、‘反共戡乱’的宣传教育，最后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集体八百多人)。结束时没有交代任务，回校后没有进行活动和宣传。1946年秋，我未再担任职务。
“1947年初，三青团进行重新登记，这时我逐步看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丧失了民心，在自己的思想上出现了彷徨，认为做一个三青团员并不光荣，因此，行动上就出现了矛盾。三青团重新登记时，我填了表但不上交，虽参加三青团的活动，但又参加反对政府的反饥饿抗暴游行。1948年6月，我离开学校至南京中央医院实习时。与三青团完全脱离了关系。
“我加入三青团一方面是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认为是抗日救国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意图。认为加入三青团能有利于个人的前途。当然，那时我对共产党完全不了解，庐山夏令营的训练对我的思想有一定的毒害，误信三民主义能够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混淆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真相。这是我多年来感到非常沉痛和非常难过的，至今仍然深深感到内疚。我只有时常督促自己，一定要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加倍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以弥补我终生的精神创伤。”
黎介寿在入党申请书中最后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法更改了，我相信能正确地对待。因此，在党组织经过考查后，认为不符合入党条件时，我保证不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影响今后的工作，不改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竭尽力量的决心。”
这份写于1978年9月11日的入党申请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入党的心路历程。其实，黎介寿在写这份入党申请书之前，也多次提交过入党申请书。黎介寿为什么如此执著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呢?他在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中表白过心迹：
“我始终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我们受尽磨难。我1924年出生，1929年跟随父亲到上海。我读小学是稳定的。从读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被日军燃起的战火所迫，每年跑一个地方。读大学时，没有书，有张报纸就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纸，只有毛边纸，比现在上厕所用的纸还差得多，跟现在上坟的纸差不多。现在吃饭讲营养，过去是有吃就不错了。对日本人很恨，对美国人的感觉也不好。我们到长汀上学，长汀驻着一支美国空军，美军对我们中国人是看不起的。1944年的冬季，我们从瑞金到长汀，途中有座出，上七下八。上去七里路，下去八里路。到了长汀，刚好是除夕夜，山路上的雪积得很厚，我们穿着单裤，没有棉裤。路上，一辆美军吉普车从我们身旁驶过，四个美国兵是从长汀到山上看雪景的，我们很尊重他们，让路。车一路过来，泥雪溅了我们一身，四个美国兵还用英语说。滚开滚开。他们讲起来是帮助我们的，但他们是什么态度?!
“现在，我鼓励我的学生出去，但 你的批评是不对的。你现在要求入党也是进步的表现。至于能不能入党，我个人不能决定。按过去中央规定，你是不能入党的。现在能不能入党，我们要研究，因为你经过三十年的锻炼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解决。你不入党，我们对你政治上是信任的，许多高级首长，如军区首长，都由你来看病，外科是你管，你管得不错，是有成绩的。你要入党。向支部、党委申请，我们再研究。”
陈德先在材料中最后说：“对于黎介寿同志的入党问题，我认为：黎介寿申请入党是进步的表现，他经过了三十年的考验，表现是好的，特别在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也是好的，在外科作出了贡献。因为中央有这样一个规定。可否作为特别情况入党。我个人倾向他人党。”
之后，陈德先还主持召开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会，专门研究黎介寿的入党问题，并形成一个向军区党委《关于黎介寿同志入党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较短，原文摘录如下：军区党委、军区政治部：
黎介寿同志系湖南省测阳县人，1924年10月生，家庭出身职员，文化程度大学毕业。1948年7月进伪中央医院实习，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被留用，现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外二科主任军医，行政15级。
该同志1943年在南昌伪中正医院读书时加入三青团。1944年至1946年秋连任该院两届三青团干事会干事兼组训股长。1946年7月被派往庐山参加三青团夏令营，受政治、军事训练八个星期。解放后，黎介寿对上述问题已交代清楚，与组织调查基本一致……
黎介寿同志自解放以来，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医疗工作中，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服务态度好，善于总结经验，刻苦钻研技术，对肠瘘的治疗和研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曾先后五次荣立三等功。1978年又荣获军区科研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最近，黎介寿同志分别向党支部、总医院党委和后勤部党委写了入党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中规定：反动党团的积极分子和区分部委员以上的负责人非经中央批准，各级党的组织一律不得接收为党员。我们认为黎介寿同志在解放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一直表现较好，按表现可以入党。……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关于黎介寿同志表现情况的调查报告》、黎介寿同志的入党申请。
中共南京军区后勤部委员会
1979年1月3日
南京军区党委接到报告后，报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1979年3月，黎介寿被正式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事后，黎介寿说：“这是我一生最感欣慰的事，觉得自己和党、和祖国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了。”
入党后的黎介寿更加专注于肠瘘的研究，经过多年动物实验后，于1994年3月12日进行亚洲第一例人体小肠移植手术。是年已70岁的黎介寿，进入手术室主刀，并取得成功。这次手术的成功，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零的纪录，把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小肠移植手术，目前全世界只有9个国家24所医院能够成功进行，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其中的一所，也是唯一非欧美国家的医院。黎介寿将中国的移植研究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中国胃肠外科技术已提升到一个新水平。1996年1月19日，黎介寿再次成功地进行了亚洲第二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手术。2月，黎介寿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5月，黎介寿荣立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