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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乡说，嗨，今天是情人节呢！另一个愣头愣脑地接腔：情人节，关你屁事啊，要不你别去干活了，也和城里人一样买朵破玫瑰找情人去吧
“风是硬的/那些建筑和所有矗立的物体/也都是硬的/因为冷的缘故，还有晚秋悲凉的气息/它们突然变硬了，刺痛视觉的冰硬/草和叶子似乎还软着/但浸了枯色并沙沙地干响/也硬了/一切的一切/在意识深处冷色的笼罩之下/全部失去暖暖的柔媚。”
2009年9月13日晚，一名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村的农民工写下了这首叫《秋野》的诗，这名农民工叫姬铁见。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冷硬的哀伤，据说是因为趴在工地宿舍床上的姬铁见，回想起早上和工友们在淋漓的秋雨中装钢管的场景：汗水和雨水从工人们的额头流下，眼睛也被糊得睁不开，可工人们落汤鸡似的模样丝毫没能引起监工工长的同情，更让他们寒心的是，“工长站在能避雨的楼里，一手夹烟一手指着工人，以调侃的口吻对拉钢管的两个司机说，看，我们的工人干劲大不大？”
从2009年开始打工至今，仅有初中文凭的姬铁见一直坚持“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想法。他喜欢写文章，外出打工之前，他在福建漳州服了四年兵役，一直负责部队新闻稿的写作。因为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受过文学方面的训练，姬铁见将自己的写作评价为“笨拙地记录”，但《方圆》记者见过他本人之后，发现从他举手投足间，还是能嗅到一种内省式知识分子的气息。
1月17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姬铁见的《一个农民工的辛酸日记》。作品发表后，九州出版社找到了姬铁见，邀他出书。8月，他的《止不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正式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史学者张耀杰看后，认为“这种日记体白描具有更加真实的田野文献的标本价值。”而作家吴思则评价此书“难得而珍贵”，因为“两亿六千万农民工，极少在出版领域发声，这本日记聊补一二”。
“情人节，关你屁事啊！”
1973年出生、今年正好40岁的姬铁见认为自己注定会走上打工的道路。他家乡的村庄位于豫西山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因人均土地较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在家经商、依靠旅游业开办农家宾馆；二是外出务工。姬铁见说，但凡外出务工的村民，“几乎都是没有条件从事经商且为人实诚的人”，他自己就属这一类。
姬铁见家共四口人，母亲体弱多病，儿子年龄尚小，家务几乎都是妻子操持照料，一家人的生计来源全靠姬铁见一人。
退伍回乡之后，姬铁见先在附近县城一家矿山公司打工，日子还算踏实，但据说受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波及，矿山公司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直至破产，姬铁见不得不下岗。姬铁见说，那种无事可做的状态，最让人感到难熬：“从来不敢去想那些任何的风吹雨打，一旦想起，就会有一种好像随时都要消失似的莫名恐惧和紧张。”儿子的日常花费、母亲的药费等等这些都要求他必须尽快想办法赚钱。看到村里有外出务工的人返乡回家盖起了楼房，姬铁见终于下定了去外面打工的决心。
2009年2月14日，天气阴沉，下了点小雪，姬铁见告别老母妻儿，背着大大的蛇皮袋子，跟着邻居柯叔坐上了去山西的大巴车。姬铁见回忆，大巴车里坐满了提着蛇皮袋的老乡，他们和他一样，都是到外地务工谋生的。
车子行驶到洛阳，硕大的雪花纷纷而下，一场车内的口舌之战加重了所有人紧张与不安的心情。“突然，有两个老乡吵起了架。其中的一个老乡说，嗨，今天是情人节呢！另一个愣头愣脑地接腔：情人节，关你屁事啊，要不你别去干活了，也和城里人一样买朵破玫瑰找情人去吧！”姬铁见回忆。二人就这样在车内戗上了，姬铁见本来想劝架，但突然发现自己的情绪受到了感染，“话到嘴边竟又说不出口——浪漫的情人节，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
“所有的脚步几乎全是沉重的记忆”
农民工的生活对于公众来说，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国内近些年来涌现了许多写农民工的作品，姬铁见也会看一些其他人写农民工的书。
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姬铁见曾在一家书店里细细翻看，他读了特别喜欢。姬铁见告诉《方圆》记者：“那么多人写中国农民工，有的认为‘农民工出路要靠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的得出‘农民工们还是很乐观向上’的结论，但我个人认为，最接近我们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书，还是梁鸿笔下的‘梁庄’，因为她最后的结论是‘无解’。”
“关于农民工‘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观点可能过几年提要好一些，我所了解的我们这个群体，包括80后、90后的打工者，很多还是停留在‘要把生活变得好一点’的阶段，就算有了思想上的萌芽，对于他们挣更多的钱也没多少帮助。”姬铁见说。
认为自己所在的农民工群体目前依然处于“无解”的状态，这跟姬铁见在社会底层漂泊20多年的经历有关。他深切地感受到，像他这样的农民工，一路走来，“所有的脚步几乎全是沉重的记忆”。
比如他所住的工地宿舍，“其实就是水泥库房”。里面脏臭无比，地面上布满了烟头和纸片，“拿着扫把扫地，可以看到荡起的尘灰”。除了这些，还要忍受工友们肆无忌惮令人作呕的放屁打嗝声。每天伴随姬铁见入睡的，除了零乱的物品、横七竖八的工具和油污的桌椅，还有“多得不得了”的蚊子和老鼠。即使如此，相比于住在库房里“每天身上都会落上一层厚厚的水泥”，“终究还是比刚刚填了潮湿的黄土而因此湿气浓重的地下室好”。
虽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紧张劳作可以让农民工无暇顾及休息环境的好坏，但条件有时确实是恶劣到工人们的尊严和权利都被忽略。
有一次，姬铁见的一个工友因为没有澡堂，自己打了水光着身子在宿舍里擦洗，被同宿舍的一位老工人的女儿撞见，让老工人一顿埋怨。工友非常委屈，找姬铁见哭诉，说自己以前一直都是打了水到工地楼里擦洗的，这次之所以在宿舍洗，是自己感冒了。姬铁见当时听后突然心起来，他对记者表示：“平日，大伙脏腻得受不住了，晚上下工后就从厨房热水器里接半桶热水，兑点凉水，打着手电小心翼翼摸到竣工的大楼里，找个远离人影的房间擦洗。有的小伙还因此不小心摸黑摔了跤，澡又白洗了。” 打工环境恶劣，在夏天是难熬，在严冬就更为艰苦了。只用钢管和竹胶板简单捆绑盖起来的工房里，到处是窟窿和缝隙，姬铁见夜里趴在被窝写日记，脑袋经常被大风吹得剧痛。有时早上起来都并不是被工哨叫醒，而是被覆在额间的一撮冰凉的白雪冻醒。为此，姬铁见写道：“希望很多很多富有的衣食无忧的却仍不满足的人/不要忘了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很多远远不如他们的人。”
在工地里干活，最忌讳的就是请工假。倒不是因为工假难请，而是大多工人“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去请。因为一旦突然中止打工的紧张节奏，不但会加重对家乡的思念，更要命的是比别人少赚了钱，甚至可能因为请假而被别的工友顶替了岗位。农民工集体生活的竞争随处可见，姬铁见有一次被工友们嘲笑，因为他没跟他们一起请假出去玩，而是独自铆劲在工地上了半天的工。工友们对他冷嘲热讽，就因为他“多上了半天的工”，多挣了半天的钱，引起了嫉妒。
在工地上，小磕小碰天天都有，带病上工亦不鲜见。姬铁见的老乡二亮曾经从高高的土堆上面往下跳时，不小心被竹胶板上的钉子扎进了后脚跟，大半截钉子都插进了肉里，后来还发了炎，脚后跟肿得老高。可二亮歇了几天就忍不住回到工地上工了，姬铁见问他疼不，二亮说，不疼是瞎话，但都歇了五天了，再歇还挣啥钱呢？
拼命地工作，换来的不一定是别人的尊重，更不一定能换回与汗水等值的工资。在山西的工地上干了一年，姬铁见与他的工友们的工资数额到现在还都没有谈清楚。这家公司平时只给工人们发放零用钱（有时候因为公司会计的私事，发放零用钱的时间都不确定），年底才结算工资。工友们怕到了年底，工资给定低了又无可奈何，就去询问公司的负责人员。在负责人员不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工友们还一度选择罢工。
姬铁见虽然知道，工地不给定工资，而且不签订劳动合同，都是违反《劳动法》的，但他担心为此丢了工作，得不偿失，和老乡们商量：“认命吧，差不多就算了，谁让咱们没有本事只能出苦力呢？”就这样，罢工以失败告终。第二天早晨，工哨一响，所有人又全都灰头土脸拿着工具走进了工地。那位负责人得意地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寻吗？”
姬铁见在《歇工的时候》一诗中写道：“歇工的时候/是我活着的时候/这时我觉得/自己才像人/而不是/没有思维的机器。”可谁知道，歇工的时候，更是他“焦虑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盘算起出勤的工日和未必能领到的微乎其微的工资，以及要盖的新房、日常的开销、娘的药费……
底层是缺乏道德却又谈不上罪恶的地方
姬铁见有个室友很有意思，人称“炮手”阿成，之所以他被叫成“炮手”，是因其爱玩小姐出了名。阿成不是那种流里流气的痞子，相反他既憨又傻，但他一领了工钱就总想去市里找小姐“打炮”，而且总是缠着姬铁见陪他一起进城，他说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一个人不敢外出。
姬铁见说，像阿成这样的人，在建筑工地确实不少。工友们的生活乏味而且枯燥，往往靠谈些露骨的与性有关话题来排解苦闷。这种话题非常受欢迎，如果两个互不相识的工友，想要在短时间内打通交谈的障碍，就得靠“侃小姐”。姬铁见虽知这是人之常情，闲扯无妨，但这些内容听多了，也会厌烦。有时候他会想，除了干活就想这些内容，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可很多事情真的就是这么让人感到无奈。一次，“炮手”阿成跑回来跟姬铁见交流“猎艳”的感受。阿成告诉姬铁见，今天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前几天还是个卖菜的，现在却做了小姐。“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卖菜不赚钱。”
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信息让姬铁见知道，底层生活里的事情，有时候是不能用道德去评价的。“越是在底层，道德就越在高层”。那些形形色色的打工者们，一方面像牛一样负重前行，怀揣赚钱致富的梦想；另一方面则沉浸在大多数的“平庸之恶”中，很少有自我崛起的可能。
著名媒体人郭宇宽认为，看姬铁见写的农民工生活，“兼有近看唐卡和远观油画之美”。“他的日记情节非常有说服力，他如实写下他和他的工友们的生活，却做到了既不渲染底层道德感的崇高，亦不会让人绝对地认为‘他们坏’。”郭宇宽说。
这种叙述的“人性化”，源于姬铁见真正的感同身受，他认为农民工就是如此，道德并不高尚，他们做的都是适应他们生存需求的事情，也谈不上罪恶。
姬铁见工地里一位和门卫关系特别好的老工人，拿着从工地捡来的一丁点破铜烂铁到外面偷卖，结果后来在工地门口被门卫发现并举报了，那个老工人因此遭到了罚款，还被开除了。当很多工友们同情被工长怒骂的那个可怜兮兮的老工人，却对门卫流露出憎恨、不屑的情绪时，姬铁见却想着门卫平日对工友们种种的关照，觉得“门卫不像那种不近人情的人”，他想这门卫也必有自己的苦衷。后来，姬铁见借此事创作了一篇叫《门卫老马的因果报应》的小说，文中的门卫老马岁数太大了，面临被工地领导辞退的境地，可小儿子生病还需要他攒钱，于是老马就想到了揭发工地工人盗窃而获得工长信赖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饭碗。
“我不认同现在很多的宣传，说农民工是最不安定、最易引发社会矛盾的群体。社会过分对恶性个例事件进行热炒，只能引发更多的人效仿。我周围工友的状态，虽不能说具备了健全的生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他们始终追求的还是如何谋生，这个想法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单纯和固定的。”姬铁见告诉《方圆》记者。
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姬铁见认识一个个子不高已经没了牙齿的老光棍工友，家里的钱存了七八万了。有工友笑着问他，一个人存那么多钱，想干些什么？老光棍笑着说，他计划出去旅游，先在国内转，然后去香港、国外。工友们因为老光棍有些“小资”的想法七嘴八舌起来，有人觉得他是糟蹋血汗钱，没有吃吃喝喝实在；姬铁见则觉得他难得有梦想，对他心生敬意。
顺着老光棍的话题，工友们谈起了各自的理想。姬铁见有意识地梳理了一下，大多数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多挣些钱，盖房子，使自己生活的好一些。还有的想要把孩子培养成才，别再像自己一样在建筑队当“泥巴子”。“炮手”阿成的理想是“每年出来玩一百个小姐”，而老工友怀亮则希望赶快把欠人家的赌债还清。
姬铁见的理想是继续实现他的文学梦，接下来他准备写一本关于北漂记忆的书。但已经出版的日记并没有改变他是打工者的命运，再过几个月，姬铁见又要开始新的打工生涯。
姬铁见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农民工，写农民工的生活和困惑到底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但郭宇宽认为，通过认识打工者姬铁见，能够发掘这个时代，与农民工真正相关的中国梦想。“也许现在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这里面所传递出的信息，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时代，必然能在姬铁见的书中找到可以信任的、能够展现时代细节的内容和意义，它的生命力是很长的。”郭宇宽说。
“风是硬的/那些建筑和所有矗立的物体/也都是硬的/因为冷的缘故，还有晚秋悲凉的气息/它们突然变硬了，刺痛视觉的冰硬/草和叶子似乎还软着/但浸了枯色并沙沙地干响/也硬了/一切的一切/在意识深处冷色的笼罩之下/全部失去暖暖的柔媚。”
2009年9月13日晚，一名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村的农民工写下了这首叫《秋野》的诗，这名农民工叫姬铁见。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冷硬的哀伤，据说是因为趴在工地宿舍床上的姬铁见，回想起早上和工友们在淋漓的秋雨中装钢管的场景：汗水和雨水从工人们的额头流下，眼睛也被糊得睁不开，可工人们落汤鸡似的模样丝毫没能引起监工工长的同情，更让他们寒心的是，“工长站在能避雨的楼里，一手夹烟一手指着工人，以调侃的口吻对拉钢管的两个司机说，看，我们的工人干劲大不大？”
从2009年开始打工至今，仅有初中文凭的姬铁见一直坚持“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想法。他喜欢写文章，外出打工之前，他在福建漳州服了四年兵役，一直负责部队新闻稿的写作。因为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受过文学方面的训练，姬铁见将自己的写作评价为“笨拙地记录”，但《方圆》记者见过他本人之后，发现从他举手投足间，还是能嗅到一种内省式知识分子的气息。
1月17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姬铁见的《一个农民工的辛酸日记》。作品发表后，九州出版社找到了姬铁见，邀他出书。8月，他的《止不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正式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史学者张耀杰看后，认为“这种日记体白描具有更加真实的田野文献的标本价值。”而作家吴思则评价此书“难得而珍贵”，因为“两亿六千万农民工，极少在出版领域发声，这本日记聊补一二”。
“情人节，关你屁事啊！”
1973年出生、今年正好40岁的姬铁见认为自己注定会走上打工的道路。他家乡的村庄位于豫西山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因人均土地较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在家经商、依靠旅游业开办农家宾馆；二是外出务工。姬铁见说，但凡外出务工的村民，“几乎都是没有条件从事经商且为人实诚的人”，他自己就属这一类。
姬铁见家共四口人，母亲体弱多病，儿子年龄尚小，家务几乎都是妻子操持照料，一家人的生计来源全靠姬铁见一人。
退伍回乡之后，姬铁见先在附近县城一家矿山公司打工，日子还算踏实，但据说受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波及，矿山公司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直至破产，姬铁见不得不下岗。姬铁见说，那种无事可做的状态，最让人感到难熬：“从来不敢去想那些任何的风吹雨打，一旦想起，就会有一种好像随时都要消失似的莫名恐惧和紧张。”儿子的日常花费、母亲的药费等等这些都要求他必须尽快想办法赚钱。看到村里有外出务工的人返乡回家盖起了楼房，姬铁见终于下定了去外面打工的决心。
2009年2月14日，天气阴沉，下了点小雪，姬铁见告别老母妻儿，背着大大的蛇皮袋子，跟着邻居柯叔坐上了去山西的大巴车。姬铁见回忆，大巴车里坐满了提着蛇皮袋的老乡，他们和他一样，都是到外地务工谋生的。
车子行驶到洛阳，硕大的雪花纷纷而下，一场车内的口舌之战加重了所有人紧张与不安的心情。“突然，有两个老乡吵起了架。其中的一个老乡说，嗨，今天是情人节呢！另一个愣头愣脑地接腔：情人节，关你屁事啊，要不你别去干活了，也和城里人一样买朵破玫瑰找情人去吧！”姬铁见回忆。二人就这样在车内戗上了，姬铁见本来想劝架，但突然发现自己的情绪受到了感染，“话到嘴边竟又说不出口——浪漫的情人节，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
“所有的脚步几乎全是沉重的记忆”
农民工的生活对于公众来说，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国内近些年来涌现了许多写农民工的作品，姬铁见也会看一些其他人写农民工的书。
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姬铁见曾在一家书店里细细翻看，他读了特别喜欢。姬铁见告诉《方圆》记者：“那么多人写中国农民工，有的认为‘农民工出路要靠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的得出‘农民工们还是很乐观向上’的结论，但我个人认为，最接近我们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书，还是梁鸿笔下的‘梁庄’，因为她最后的结论是‘无解’。”
“关于农民工‘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观点可能过几年提要好一些，我所了解的我们这个群体，包括80后、90后的打工者，很多还是停留在‘要把生活变得好一点’的阶段，就算有了思想上的萌芽，对于他们挣更多的钱也没多少帮助。”姬铁见说。
认为自己所在的农民工群体目前依然处于“无解”的状态，这跟姬铁见在社会底层漂泊20多年的经历有关。他深切地感受到，像他这样的农民工，一路走来，“所有的脚步几乎全是沉重的记忆”。
比如他所住的工地宿舍，“其实就是水泥库房”。里面脏臭无比，地面上布满了烟头和纸片，“拿着扫把扫地，可以看到荡起的尘灰”。除了这些，还要忍受工友们肆无忌惮令人作呕的放屁打嗝声。每天伴随姬铁见入睡的，除了零乱的物品、横七竖八的工具和油污的桌椅，还有“多得不得了”的蚊子和老鼠。即使如此，相比于住在库房里“每天身上都会落上一层厚厚的水泥”，“终究还是比刚刚填了潮湿的黄土而因此湿气浓重的地下室好”。
虽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紧张劳作可以让农民工无暇顾及休息环境的好坏，但条件有时确实是恶劣到工人们的尊严和权利都被忽略。
有一次，姬铁见的一个工友因为没有澡堂，自己打了水光着身子在宿舍里擦洗，被同宿舍的一位老工人的女儿撞见，让老工人一顿埋怨。工友非常委屈，找姬铁见哭诉，说自己以前一直都是打了水到工地楼里擦洗的，这次之所以在宿舍洗，是自己感冒了。姬铁见当时听后突然心起来，他对记者表示：“平日，大伙脏腻得受不住了，晚上下工后就从厨房热水器里接半桶热水，兑点凉水，打着手电小心翼翼摸到竣工的大楼里，找个远离人影的房间擦洗。有的小伙还因此不小心摸黑摔了跤，澡又白洗了。” 打工环境恶劣，在夏天是难熬，在严冬就更为艰苦了。只用钢管和竹胶板简单捆绑盖起来的工房里，到处是窟窿和缝隙，姬铁见夜里趴在被窝写日记，脑袋经常被大风吹得剧痛。有时早上起来都并不是被工哨叫醒，而是被覆在额间的一撮冰凉的白雪冻醒。为此，姬铁见写道：“希望很多很多富有的衣食无忧的却仍不满足的人/不要忘了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很多远远不如他们的人。”
在工地里干活，最忌讳的就是请工假。倒不是因为工假难请，而是大多工人“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去请。因为一旦突然中止打工的紧张节奏，不但会加重对家乡的思念，更要命的是比别人少赚了钱，甚至可能因为请假而被别的工友顶替了岗位。农民工集体生活的竞争随处可见，姬铁见有一次被工友们嘲笑，因为他没跟他们一起请假出去玩，而是独自铆劲在工地上了半天的工。工友们对他冷嘲热讽，就因为他“多上了半天的工”，多挣了半天的钱，引起了嫉妒。
在工地上，小磕小碰天天都有，带病上工亦不鲜见。姬铁见的老乡二亮曾经从高高的土堆上面往下跳时，不小心被竹胶板上的钉子扎进了后脚跟，大半截钉子都插进了肉里，后来还发了炎，脚后跟肿得老高。可二亮歇了几天就忍不住回到工地上工了，姬铁见问他疼不，二亮说，不疼是瞎话，但都歇了五天了，再歇还挣啥钱呢？
拼命地工作，换来的不一定是别人的尊重，更不一定能换回与汗水等值的工资。在山西的工地上干了一年，姬铁见与他的工友们的工资数额到现在还都没有谈清楚。这家公司平时只给工人们发放零用钱（有时候因为公司会计的私事，发放零用钱的时间都不确定），年底才结算工资。工友们怕到了年底，工资给定低了又无可奈何，就去询问公司的负责人员。在负责人员不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工友们还一度选择罢工。
姬铁见虽然知道，工地不给定工资，而且不签订劳动合同，都是违反《劳动法》的，但他担心为此丢了工作，得不偿失，和老乡们商量：“认命吧，差不多就算了，谁让咱们没有本事只能出苦力呢？”就这样，罢工以失败告终。第二天早晨，工哨一响，所有人又全都灰头土脸拿着工具走进了工地。那位负责人得意地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寻吗？”
姬铁见在《歇工的时候》一诗中写道：“歇工的时候/是我活着的时候/这时我觉得/自己才像人/而不是/没有思维的机器。”可谁知道，歇工的时候，更是他“焦虑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盘算起出勤的工日和未必能领到的微乎其微的工资，以及要盖的新房、日常的开销、娘的药费……
底层是缺乏道德却又谈不上罪恶的地方
姬铁见有个室友很有意思，人称“炮手”阿成，之所以他被叫成“炮手”，是因其爱玩小姐出了名。阿成不是那种流里流气的痞子，相反他既憨又傻，但他一领了工钱就总想去市里找小姐“打炮”，而且总是缠着姬铁见陪他一起进城，他说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一个人不敢外出。
姬铁见说，像阿成这样的人，在建筑工地确实不少。工友们的生活乏味而且枯燥，往往靠谈些露骨的与性有关话题来排解苦闷。这种话题非常受欢迎，如果两个互不相识的工友，想要在短时间内打通交谈的障碍，就得靠“侃小姐”。姬铁见虽知这是人之常情，闲扯无妨，但这些内容听多了，也会厌烦。有时候他会想，除了干活就想这些内容，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可很多事情真的就是这么让人感到无奈。一次，“炮手”阿成跑回来跟姬铁见交流“猎艳”的感受。阿成告诉姬铁见，今天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前几天还是个卖菜的，现在却做了小姐。“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卖菜不赚钱。”
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信息让姬铁见知道，底层生活里的事情，有时候是不能用道德去评价的。“越是在底层，道德就越在高层”。那些形形色色的打工者们，一方面像牛一样负重前行，怀揣赚钱致富的梦想；另一方面则沉浸在大多数的“平庸之恶”中，很少有自我崛起的可能。
著名媒体人郭宇宽认为，看姬铁见写的农民工生活，“兼有近看唐卡和远观油画之美”。“他的日记情节非常有说服力，他如实写下他和他的工友们的生活，却做到了既不渲染底层道德感的崇高，亦不会让人绝对地认为‘他们坏’。”郭宇宽说。
这种叙述的“人性化”，源于姬铁见真正的感同身受，他认为农民工就是如此，道德并不高尚，他们做的都是适应他们生存需求的事情，也谈不上罪恶。
姬铁见工地里一位和门卫关系特别好的老工人，拿着从工地捡来的一丁点破铜烂铁到外面偷卖，结果后来在工地门口被门卫发现并举报了，那个老工人因此遭到了罚款，还被开除了。当很多工友们同情被工长怒骂的那个可怜兮兮的老工人，却对门卫流露出憎恨、不屑的情绪时，姬铁见却想着门卫平日对工友们种种的关照，觉得“门卫不像那种不近人情的人”，他想这门卫也必有自己的苦衷。后来，姬铁见借此事创作了一篇叫《门卫老马的因果报应》的小说，文中的门卫老马岁数太大了，面临被工地领导辞退的境地，可小儿子生病还需要他攒钱，于是老马就想到了揭发工地工人盗窃而获得工长信赖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饭碗。
“我不认同现在很多的宣传，说农民工是最不安定、最易引发社会矛盾的群体。社会过分对恶性个例事件进行热炒，只能引发更多的人效仿。我周围工友的状态，虽不能说具备了健全的生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他们始终追求的还是如何谋生，这个想法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单纯和固定的。”姬铁见告诉《方圆》记者。
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姬铁见认识一个个子不高已经没了牙齿的老光棍工友，家里的钱存了七八万了。有工友笑着问他，一个人存那么多钱，想干些什么？老光棍笑着说，他计划出去旅游，先在国内转，然后去香港、国外。工友们因为老光棍有些“小资”的想法七嘴八舌起来，有人觉得他是糟蹋血汗钱，没有吃吃喝喝实在；姬铁见则觉得他难得有梦想，对他心生敬意。
顺着老光棍的话题，工友们谈起了各自的理想。姬铁见有意识地梳理了一下，大多数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多挣些钱，盖房子，使自己生活的好一些。还有的想要把孩子培养成才，别再像自己一样在建筑队当“泥巴子”。“炮手”阿成的理想是“每年出来玩一百个小姐”，而老工友怀亮则希望赶快把欠人家的赌债还清。
姬铁见的理想是继续实现他的文学梦，接下来他准备写一本关于北漂记忆的书。但已经出版的日记并没有改变他是打工者的命运，再过几个月，姬铁见又要开始新的打工生涯。
姬铁见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农民工，写农民工的生活和困惑到底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但郭宇宽认为，通过认识打工者姬铁见，能够发掘这个时代，与农民工真正相关的中国梦想。“也许现在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这里面所传递出的信息，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时代，必然能在姬铁见的书中找到可以信任的、能够展现时代细节的内容和意义，它的生命力是很长的。”郭宇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