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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人物：王煊熔，上海乐贤荟会长、上海市长宁区救助中国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志愿者，2014—2015年度“上海市杰出志愿者”、2016年全国“最美志愿者”。
2019年9月的一天，来自菲律宾的志愿者王煊熔接受采访。十八年来，通过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她所在的志愿者团队乐贤荟先后资助了402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做康复手术。她成为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已经十七年。
下面，就是她的故事。
我在菲律宾长大，在美国读的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1987年，我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我负责的第一个工程就是北京贵宾楼饭店。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先生，一个北京小伙子。我的老板很器重我，派我去香港，负责在广东和海南的高尔夫球项目的技术协调。再后来，我生了两个孩子。我权衡再三，谢绝了老板的挽留，放弃了心爱的工作，回归家庭。2000年，丈夫被派到上海工作。
到上海后，我全职照顾家庭。这时候，有个菲律宾朋友介绍我加入乐贤荟。在这个团队里，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跟着她们做慈善、做志愿者。
2003年的一个秋日，乐贤荟当时的负责人要回德国了，大家举行告别午餐，为她践行。午餐会快结束的时候，她说：“我明天就要回国了，乐贤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们协商，由王小姐接班。”“我？”“对，你年轻，中文说得好，便于跟基金会沟通，空余时间也比我们多。”参加午餐的其他女士看了看手表，说：“快两点了，还有5分钟，我们等你的回答。”
我考虑了两个问题——愿不愿意？有时间吗？答案是肯定的。于是，我爽快地回答：“OK！”
第一次的触动
我第一次见到小勇，是在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的办公室。这个8岁的小男孩看上去只有5岁，乳牙还没有换好。先天性心脏病导致的供血不足，已经影响到他的肺功能。他脸色发紫，那么瘦、那么小，走路都很困难。小勇的妈妈告诉我：“每隔三天，我儿子就会脸色发紫，就要跑一趟医院。我家在五楼，孩子爬不动楼梯，我天天背着他上楼下楼。孩子一发病，老师就给我打电话，我就赶到学校背他去医院。为了孩子，我只能放弃工作，一家三口靠丈夫每月800块工钱过日子。老公说，这个孩子他不要了。还埋怨我，说他当过兵，身体很好。为什么给他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老公这样说，我接受不了……”
我忍住涌上眼眶的泪水，搀起这个伤心欲绝的母亲，说：“我明白了。我也是一个母亲，也有两个孩子，如果我丈夫把这件事怪到我头上，我也接受不了。”
我跟基金会说：“这个孩子的手术，由我们来资助吧！”我们筹集了全额手术费，联系了一家医院。
小勇的手术很顺利。半年后，我和基金会的老师一起到他家回访。他们家住在普陀区一幢本地居民自建楼房的五楼。我们沿着陡峭的木楼梯一级一级往上走，我想象着小勇妈妈背着孩子爬楼梯的样子。到了四层，我抬头一看，小勇妈妈站在五层平台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脸上是满满的笑，朝我们招手。她带我们看她的家。她家的厨房很暗很小，里面有一间更小的卫生间。她家的房间里有床，有小小的沙发，有衣柜，还有餐桌。一家人吃饭睡觉看电视，都在这间。
正聊着，小勇过来了，他长胖了。我拿出礼物送给他，是一只篮球。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用力地拍，然后跑来跑去。他是在告诉我，他能动了，有力量了。小勇的爸爸坐在有窗户的那头的餐桌旁边，离我们很远，只是坐在那里，也不看我们，也不打招呼，但听着我们说话。小勇妈妈告诉我，她已经工作了，孩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他们家的日子恢复正常了。
告别的时间到了，我们站起来，小勇爸爸仍旧坐在那边，一动不动。要下楼的时候，小勇妈妈拉住我，在我耳边说了三句悄悄话——“感谢你们帮助我的孩子，他恢复了健康，卸下了我们家沉重的负担。”“感谢你们，孩子恢复了健康，我也有时间工作了，虽然是兼职，我们家的收入还是增加了。”“感谢你们，孩子恢复了健康，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改善了。”
我非常激动，浑身涌动着一股暖流，心灵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一时，我想不出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很好”。
我一步一步下楼梯，我就想，哦，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这不是简单地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这是救了一个家庭，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的轨道。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明白，我在做什么事情。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成就感。
以母親的名义
我们资助过很多患儿，小峰，是第二个让我念念不忘的。
2008年，13岁的小峰和他舅舅从奉贤来到我们这里。他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以为这个病治不好，加上穷，就把小峰扔给爷爷奶奶，夫妻两个跑到外面，再也不回来。小峰的舅舅告诉我，外甥透过窗户看到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羡慕得不得了。有一天，他问舅舅：“为什么我不可以上学？”他舅舅下决心要把孩子治好，到处咨询，问到了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的联系方式。
我们为小峰筹办了一次义卖活动，后来，他接受了治疗。半年后，我们去奉贤回访。上了学的小峰很开心。
3年后，我们搞了一次义卖活动，邀请17岁的小峰参加。他站在我的面前，把我吓了一跳，他长得比我还高了。
我带着小峰到处转，让他看义卖和演出，了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的。那天还有一些演出节目和互动节目，我在舞台上把小峰介绍给观众。
告别的时候，我注视着他，我说：“没想到你长得这么快，你要好好学习噢！”他说：“嗯。”我的眼泪要下来了，就拥抱了他一下，说：“我忘不了你的。虽然我不是你的妈妈，但是，我是以母亲的心关心你的。今天看到你长大了，我真的很开心。希望你今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又过了几年，我通过基金会询问小峰的情况。他们告诉我，20多岁的他在一家发廊工作。
现在，我们帮助患儿的范围延伸到了云南和贵州一带，我很自豪。
你问我有没有办公场所？没有，都是在我们自己家或自己的办公室。要商量事情，我们就在咖啡馆开会，大家AA制。具体决定是否帮助某一个患儿，大家一起讨论。基金会推荐过来的，我们都资助。 你问我，先生是不是支持？他是精神上支持。
捐款总数第一次达到一百万的那天，我告诉了我先生。一家四口吃晚饭的时候，他跟两个孩子说：“你们的妈妈今年募到了一百万。这很不容易的，你们妈妈做的事情很伟大。”没想到他能在孩子面前赞美我，我很开心。
今年年初，我们聊天，他问：“你今年要忙什么？”我说：“照样还是要忙，搞活动啊。”“哦，你还是继续要做。”我说：“是的，孩子们都20多岁了，我不会管他们太多，他们也不要我管太多。我如果有时间，这件事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如果我还有能力，就要继续做下去。”
我先生说：“好，有事情干，我支持！”
实现人生价值
十八年来，我们一直跟上海市儿童健康慈善基金会合作。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号召社会人士捐钱捐物，同时我们一起做志愿服务，帮助受困儿童。这几年，我和我的团队一年能募集一百多万元，每年能帮助40个孩子。孩子的病历由基金会审核，募集来的捐款直接转到基金会的账号，再转到医院。免税发票由基金会开，证书由基金会发。在基金会的大框架底下，我们做志愿者，不抽取一分钱管理费。
你问我遇到过什么困难？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严峻的困难。当然，募集这些钱和物并不容易，主要通过朋友和熟人募集，搞义卖。卖人家捐的衣服、餐厅或酒店的代金券、家居挂的画……
办慈善活动，需要团队成员亲力亲为。联系商家、卖票、卖食品、主持晚会、拍卖、抽奖……所有活都自己干。为了不影响照顾家庭，有时候，有的人只能服务两个小时，有的人可以拿出四小时，有的人只能参加一项活动，我是全程参与志愿服务的。这些长长短短的时间，我要通盘考虑、安排。以前没有微信，只能打电话联系。
搞活动，规划和组织不难，最难的是维护团体精神。我们团队是一个70人的微信群，不是所有人一年四季都在上海，主要的骨干有5到10位。团队成员有不同意见，作为领军人物，我的工作是帮助她们缩小差距，找到平衡。十七年来，我尽力沿着资助患儿这条主线，维系队伍的团结。
但维系团结并不容易。这些苦，我都忘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付出了这些时间和精力，有没有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是为了拯救那些孩子的生命。
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行业，或者一个领域，不管叫什么，我们在这样一個层面，接触人、接触社会，能动动脑筋，有空间表达自己，帮助这些孩子得救，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尽力帮助先心患儿，是来自王煊熔内心的声音。
（插图/陆小弟）
2019年9月的一天，来自菲律宾的志愿者王煊熔接受采访。十八年来，通过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她所在的志愿者团队乐贤荟先后资助了402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做康复手术。她成为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已经十七年。
下面，就是她的故事。
我在菲律宾长大，在美国读的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1987年，我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我负责的第一个工程就是北京贵宾楼饭店。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先生，一个北京小伙子。我的老板很器重我，派我去香港，负责在广东和海南的高尔夫球项目的技术协调。再后来，我生了两个孩子。我权衡再三，谢绝了老板的挽留，放弃了心爱的工作，回归家庭。2000年，丈夫被派到上海工作。
到上海后，我全职照顾家庭。这时候，有个菲律宾朋友介绍我加入乐贤荟。在这个团队里，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跟着她们做慈善、做志愿者。
2003年的一个秋日，乐贤荟当时的负责人要回德国了，大家举行告别午餐，为她践行。午餐会快结束的时候，她说：“我明天就要回国了，乐贤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们协商，由王小姐接班。”“我？”“对，你年轻，中文说得好，便于跟基金会沟通，空余时间也比我们多。”参加午餐的其他女士看了看手表，说：“快两点了，还有5分钟，我们等你的回答。”
我考虑了两个问题——愿不愿意？有时间吗？答案是肯定的。于是，我爽快地回答：“OK！”
第一次的触动
我第一次见到小勇，是在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的办公室。这个8岁的小男孩看上去只有5岁，乳牙还没有换好。先天性心脏病导致的供血不足，已经影响到他的肺功能。他脸色发紫，那么瘦、那么小，走路都很困难。小勇的妈妈告诉我：“每隔三天，我儿子就会脸色发紫，就要跑一趟医院。我家在五楼，孩子爬不动楼梯，我天天背着他上楼下楼。孩子一发病，老师就给我打电话，我就赶到学校背他去医院。为了孩子，我只能放弃工作，一家三口靠丈夫每月800块工钱过日子。老公说，这个孩子他不要了。还埋怨我，说他当过兵，身体很好。为什么给他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老公这样说，我接受不了……”
我忍住涌上眼眶的泪水，搀起这个伤心欲绝的母亲，说：“我明白了。我也是一个母亲，也有两个孩子，如果我丈夫把这件事怪到我头上，我也接受不了。”
我跟基金会说：“这个孩子的手术，由我们来资助吧！”我们筹集了全额手术费，联系了一家医院。
小勇的手术很顺利。半年后，我和基金会的老师一起到他家回访。他们家住在普陀区一幢本地居民自建楼房的五楼。我们沿着陡峭的木楼梯一级一级往上走，我想象着小勇妈妈背着孩子爬楼梯的样子。到了四层，我抬头一看，小勇妈妈站在五层平台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脸上是满满的笑，朝我们招手。她带我们看她的家。她家的厨房很暗很小，里面有一间更小的卫生间。她家的房间里有床，有小小的沙发，有衣柜，还有餐桌。一家人吃饭睡觉看电视，都在这间。
正聊着，小勇过来了，他长胖了。我拿出礼物送给他，是一只篮球。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用力地拍，然后跑来跑去。他是在告诉我，他能动了，有力量了。小勇的爸爸坐在有窗户的那头的餐桌旁边，离我们很远，只是坐在那里，也不看我们，也不打招呼，但听着我们说话。小勇妈妈告诉我，她已经工作了，孩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他们家的日子恢复正常了。
告别的时间到了，我们站起来，小勇爸爸仍旧坐在那边，一动不动。要下楼的时候，小勇妈妈拉住我，在我耳边说了三句悄悄话——“感谢你们帮助我的孩子，他恢复了健康，卸下了我们家沉重的负担。”“感谢你们，孩子恢复了健康，我也有时间工作了，虽然是兼职，我们家的收入还是增加了。”“感谢你们，孩子恢复了健康，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改善了。”
我非常激动，浑身涌动着一股暖流，心灵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一时，我想不出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很好”。
我一步一步下楼梯，我就想，哦，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这不是简单地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这是救了一个家庭，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的轨道。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明白，我在做什么事情。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成就感。
以母親的名义
我们资助过很多患儿，小峰，是第二个让我念念不忘的。
2008年，13岁的小峰和他舅舅从奉贤来到我们这里。他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以为这个病治不好，加上穷，就把小峰扔给爷爷奶奶，夫妻两个跑到外面，再也不回来。小峰的舅舅告诉我，外甥透过窗户看到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羡慕得不得了。有一天，他问舅舅：“为什么我不可以上学？”他舅舅下决心要把孩子治好，到处咨询，问到了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的联系方式。
我们为小峰筹办了一次义卖活动，后来，他接受了治疗。半年后，我们去奉贤回访。上了学的小峰很开心。
3年后，我们搞了一次义卖活动，邀请17岁的小峰参加。他站在我的面前，把我吓了一跳，他长得比我还高了。
我带着小峰到处转，让他看义卖和演出，了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的。那天还有一些演出节目和互动节目，我在舞台上把小峰介绍给观众。
告别的时候，我注视着他，我说：“没想到你长得这么快，你要好好学习噢！”他说：“嗯。”我的眼泪要下来了，就拥抱了他一下，说：“我忘不了你的。虽然我不是你的妈妈，但是，我是以母亲的心关心你的。今天看到你长大了，我真的很开心。希望你今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又过了几年，我通过基金会询问小峰的情况。他们告诉我，20多岁的他在一家发廊工作。
现在，我们帮助患儿的范围延伸到了云南和贵州一带，我很自豪。
你问我有没有办公场所？没有，都是在我们自己家或自己的办公室。要商量事情，我们就在咖啡馆开会，大家AA制。具体决定是否帮助某一个患儿，大家一起讨论。基金会推荐过来的，我们都资助。 你问我，先生是不是支持？他是精神上支持。
捐款总数第一次达到一百万的那天，我告诉了我先生。一家四口吃晚饭的时候，他跟两个孩子说：“你们的妈妈今年募到了一百万。这很不容易的，你们妈妈做的事情很伟大。”没想到他能在孩子面前赞美我，我很开心。
今年年初，我们聊天，他问：“你今年要忙什么？”我说：“照样还是要忙，搞活动啊。”“哦，你还是继续要做。”我说：“是的，孩子们都20多岁了，我不会管他们太多，他们也不要我管太多。我如果有时间，这件事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如果我还有能力，就要继续做下去。”
我先生说：“好，有事情干，我支持！”
实现人生价值
十八年来，我们一直跟上海市儿童健康慈善基金会合作。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号召社会人士捐钱捐物，同时我们一起做志愿服务，帮助受困儿童。这几年，我和我的团队一年能募集一百多万元，每年能帮助40个孩子。孩子的病历由基金会审核，募集来的捐款直接转到基金会的账号，再转到医院。免税发票由基金会开，证书由基金会发。在基金会的大框架底下，我们做志愿者，不抽取一分钱管理费。
你问我遇到过什么困难？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严峻的困难。当然，募集这些钱和物并不容易，主要通过朋友和熟人募集，搞义卖。卖人家捐的衣服、餐厅或酒店的代金券、家居挂的画……
办慈善活动，需要团队成员亲力亲为。联系商家、卖票、卖食品、主持晚会、拍卖、抽奖……所有活都自己干。为了不影响照顾家庭，有时候，有的人只能服务两个小时，有的人可以拿出四小时，有的人只能参加一项活动，我是全程参与志愿服务的。这些长长短短的时间，我要通盘考虑、安排。以前没有微信，只能打电话联系。
搞活动，规划和组织不难，最难的是维护团体精神。我们团队是一个70人的微信群，不是所有人一年四季都在上海，主要的骨干有5到10位。团队成员有不同意见，作为领军人物，我的工作是帮助她们缩小差距，找到平衡。十七年来，我尽力沿着资助患儿这条主线，维系队伍的团结。
但维系团结并不容易。这些苦，我都忘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付出了这些时间和精力，有没有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是为了拯救那些孩子的生命。
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行业，或者一个领域，不管叫什么，我们在这样一個层面，接触人、接触社会，能动动脑筋，有空间表达自己，帮助这些孩子得救，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尽力帮助先心患儿，是来自王煊熔内心的声音。
（插图/陆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