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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期大同地区就有青磁窖人、阳高许家窖人、峙峪人等人种出现。而从后期的发展过程来看，由于大同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汇融合之地，因此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致使大同成为历代边关重镇，同时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大同的历史就是一部兵伐不断、战乱不休的历史。那么如何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中搜寻出有关大同地区武术发展的点点信息与痕迹，然后再将它们连缀戒线成史，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黄仁宇先生在其《中国大历史》一书出提出：“我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我觉得这种宏观的归纳、高度的压缩应成为我们研究大同武术历史的指导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于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之中不能自救，同时也不会使我们陷于一时、一地、一事的困惑中难以自拔。中国武学博大精深，而且以多种形态与方式存在，归纳起来最主要的两个体系是军旅武术和民间武术，这两条主线构架起中国武术的整体框架。由于大同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军事要地、战略要点，因而大同的武术以军旅武术为主，民间武术为辅，其总体走向是与当时当地的军政攻防大势趋于一致的。因而我们在研究大同武术历史时更应该重点关注当时大同的军政大格局。
骑射雄风
大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记载，据1976年～197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大同地区发现和发掘，位于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南发现人类化石。据专家考证，许家窑人是北京人的后裔，约在10万年前西徙时，遇大同湖阻隔，在此定居。与此同时，在大同城西青磁窑、小站、左云贾家窑、广灵洗马庄等地先后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计数千件打制石器制品。春秋时期大同为北狄所居。北狄系指以狩猎为生的游牧部落林胡、楼烦。据《战国策·释地》载：“今山西岢岚州以北，故楼烦胡地也。”到了战国时期大同地区初为代国，后并人赵地。《史记·匈奴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从此开启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胡服骑射时代。雁门郡治所在今右玉县南，因雁门山而得名。代郡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因代国而得名。其地为雁门郡，东属代郡。当时大同的城邑有：平邑(今许堡村)、新城(又名小平城，在今朔州西南)、延陵(今天镇亲平)、平舒(今广灵平城)、武州塞(今左云古城)、平城(今大同城北御河西岸，以祈福思安而得名)。可以说大同其地由赵武灵王开辟，远在公元前300年，已成为赵国的边陲要地。
在兼并剧烈的战国时代，赵国东接齐与中山；北邻林胡、楼烦、匈奴；东北与燕、东胡相连；西靠秦及林胡；南与韩、魏、卫交错接壤，处于秦、齐、魏、燕、韩五大国和骠悍的游牧民族包围之中，可以说是典型的四面作战国家，形势险恶可想而知。如此险恶的形势加剧了赵国的危机感，武灵王(公元前326-公元前299)即位后，深感“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于是决心改革，实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与北胡人长期交往中，感觉到唯有“骑射之便，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要习骑射，必变胡服，即顾炎武所谓“骑射所以便山谷届，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民族文化的碰撞，没有民族文化的渗透融合，就绝不会出现“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改革，成效显著。改革之后，到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有“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军事大国。显然，在赵国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胡服骑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胡服骑射”不仅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产物，而且也将民族融合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春秋以前社会上习俗相沿，认为“博衣大带”或“冠带”是华夏族人的正式衣着和特点，以别于“被发左衽”异族。下衣虽有襦袴，但被上裳覆盖，不露出来。衣带用于系结，余下部分可长长下垂。这种服饰便于乘车，为农业文化之特点。胡服上为短衣，下为榜’衣有带钩用于挂结，称为“郭络带”，这种服饰便于骑马。是游牧民族所共有的，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赵国变胡服就是华夏文化对草原文化的吸收，它体现的正是民族文化的交融。
赵国在胡服骑射以后，将单一的只宜于平原作战的车战为主的战术，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以骑兵为主的战术，赵国的军事战斗能力大大提高，一举扭转了多年来秦兵东进和胡马南下的被动局面，得以与齐、秦、韩、魏、燕诸雄角逐，对胡用兵，开疆拓土，迅速成为北方强国。在赵国的发展壮大中，民族融合则被推向新的高潮。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后，灭中山、攘胡人、服楼烦，领土向西向北发展。这些新辟的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地区。自此，赵国的疆域西达内蒙的狼山；北到内蒙乌加河两岸；南到漳河与韩魏交界，范围相当今山西大部、河南北部、河北中南部、内蒙南部和陕西小部。赵通过一系列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兼并战争，进一步打破了华夏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界限，在局部实现了统一，促进了这些地区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正因为赵武灵王的英明改革，所以骑射才成为后世武学中一块重要的内容。葛剑雄先生说：“公元前307年，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在赵国开始，发起者是国君武灵王。改革的内容似乎相当简单——胡服骑射一改换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的骑马和射箭技艺。骑射的推行似乎没有什么阻力，提倡胡服却举步维艰，所以这次改革的重点还是易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装革命。”骑射之所以没有阻力，主要原因是汉族地车战中发现其机动性远远低于灵活的骑兵作战，而且射术又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最有效方法，因此推广起来极为容易，同时这种骑射技术直接影响了后世武学中的骑射技术。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废分封制，立郡县，全国设36郡，大同仍属雁门郡。为了防备匈奴侵扰，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征集民众修筑长城，在大同城西十里河谷“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西汉时沿袭秦郡县制，大同仍为雁门郡、代郡之地。当时雁门郡设在善无(今天右玉)，共辖14县。公元前200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亲率32万大军与匈奴展开决战，被匈奴40万精骑围困于大同城东北的白登山(今马铺山)七日七夜。后采用陈平秘计才得以解围。此后，长期与匈奴“和亲”，并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为代王国封地，先后派其兄喜与子如意镇守，藩屏北镇。
魏都伟业
到了两晋时期大同北部归属鲜卑族领地，南部为雁门郡领地。公元310年，晋并州牧刘琨，以拓跋猗卢有救援之功，上书晋怀帝，请封鲜卑拓跋猗卢为代公。建兴元年，拓跋猗卢定盛乐为北都，修秦汉故平城为南都，平城复还故治，属代国。公元398年，拓跋圭于自盛乐迁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改号皇帝，改元天兴，并置司州、代尹，治代都平城。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三千家于代郡。“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 行一系列大规模的首都建设。次月“诏有司正超过计划畿，制郊甸”，划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暖泉镇西)，西至善无(今右玉南古城村)，南及阴馆(今朔县东南20公里夏官村)，北尽参合(今阳高县东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地方千里。”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统兵镇守。
著名的云冈石窟正是于和平初年开凿的，“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延和元年(432年)，改平城为万年，太和七年(483年)复名平城。皇兴三年(469年)在城西设平齐郡，不久废。北魏末期曾在南郊设立“鼓城”，不久废。北魏在大同建都长达96年，历经六帝一王：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南安王、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平城一直是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以桑干河为池，以长城为墙，交通四达，确是“四裔往还极盛”时代，孝文帝实行班俸禄、行均田、立三长三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过历代人的修建平城成了当时堪与君士坦丁堡相比美的世界级大城市。
黄仁宇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那么我们在用现代眼光去看我们的历史时，会不自觉地发现，古代中国实质上纯粹的汉族区域是较少的，而绝大多数是在所谓的“蛮族”。在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大混血中，我们的历史才真正得以展开。而这种混血中更多是一种开始上的反抗，而到后期则变成一种认同，最终融合成一个整体。但是这种看上去极其普通的认同，则在当时表现出一种悲壮的行为，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沾满鲜血与眼泪。
有人也许会说北魏的伟业似乎与我们传统的武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魏鲜卑从长白山的一个山洞中来到平原，历经千百万次的征战才会建立如此巨大的功业，如果鲜卑人没有强悍的武力又如何将他人赶走自立为王。再者我们从大的历史考察，在历史上武术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只为表演而进行的武术。华南师范大学的程大力先生说：“战争是暴力冲突的最高形式，武术是一种暴力手段，中国武术发展为博大精深、千枝百蔓，军事目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如果当时北魏鲜卑人没有强大的武装实力，又如何夺取如此大的疆域呢?因而可以说从军旅武术的视角来看，北魏时期是大同武术发展的一次高峰，虽然它是以军旅武术的形式实现的。
乱世争雄
大同在北魏之后，由于鲜卑汉化，一代帝都一跃变为边关阙塞，从此再无宁日，乱世纷争，纷至沓来，大同陷入战争的旋涡。唐初在大同置北恒州，第二年废。永淳元年为东突厥默啜所破，州县俱废，移百姓于朔州。五代时大同为后唐所占，区划未有大的变动。云中县，为云州治，隶属河东道。李克用与契丹耶律阿保机相会于云州东城，易袍马为兄弟，因取“怀想仁人”之义，改名怀仁县；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析蔚州兴唐县设置广陵县(今广灵县)。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清泰三年，叛将河节度使石敬瑭，拜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借契丹兵灭后唐，称帝，国号晋。以契丹有助援之功，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云中判官司吴峦“闭门不受契丹命”，修整器械，昼夜守城，坚持了半年之久，“峦求援晋，晋主召峦南归”。云州陷落。至此大同先后被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统治长达433年，使中原汉族统治从此失去北方屏藩。
直到元大同则隶属于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元初，成吉思汗三次攻打大同，大同城池破坏严重。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大同才得以进行重大修整。公元1277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南洋诸国，路经大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大同是“一座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市，这里商业相当发达，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它军需品更加出名。”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大将常遇春经太原打下了大同。明王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境安全，把大同列为全国“九边”之一，并派大将军徐达镇守于此。
最为残暴的要数清人的大同屠城。顺治二年五月，清王派恭顺候吴惟华攻大同，姜襄将驻同农民军将领张天琳等杀死。投降清军。清大同府治大同县，初因明治，领州四县七，隶属山西布政司，后改为山西省。顺治五年姜壤降而复叛。次年，多尔衮亲自督战围城达9个多月，城破后，清军对大同进行了最野蛮的屠城，除杀献姜壤人头的杨震威等23员及其家属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尽行杀戮，并将大同城墙削去5尺。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名阳和府。大同县移治怀仁县西安堡。直到顺治九年(1652)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顺治十三年(1656)裁宣大总督，置山西总督，驻大同。
可以说从大同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武术发展的一个大的脉络，民间武术是在军旅武术的夹缝下限难生存的。民间武术既影响军旅武术，同时也受到军旅武术的影响。比如近代体育史学家唐豪三下陈家沟，在查阅了陈氏家谱后认为，太极拳是陈家沟九世祖陈王廷研究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篇》中收录的拳法32势图解以后，又吸收了道家的《黄庭经》一书中的呼吸法而创编的。根据有二：一是在戚继光从民间16家拳法素材中总结出的拳经32势中，太极拳就采用了29势，许多动作从形式到名称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二是陈王廷有遗词“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子弟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是一本兵书，是用来打仗作战的，但太极拳的创编却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民间武术一定要受军旅武术影响才能发展。
虽然大同地区武术在后期没有形成像太极拳、形意拳之类的传播很广的拳种，但这些拳种在大同地区都广为流传过，而且也有大量的习练人群。当然还有一些小形的拳种也在大同地区流传，但这些民间武术拳种已经是大背景下的小演出，无法左右历史的发展进程。只是大浪花中的一滴小水珠。
骑射雄风
大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记载，据1976年～197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大同地区发现和发掘，位于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南发现人类化石。据专家考证，许家窑人是北京人的后裔，约在10万年前西徙时，遇大同湖阻隔，在此定居。与此同时，在大同城西青磁窑、小站、左云贾家窑、广灵洗马庄等地先后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计数千件打制石器制品。春秋时期大同为北狄所居。北狄系指以狩猎为生的游牧部落林胡、楼烦。据《战国策·释地》载：“今山西岢岚州以北，故楼烦胡地也。”到了战国时期大同地区初为代国，后并人赵地。《史记·匈奴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从此开启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胡服骑射时代。雁门郡治所在今右玉县南，因雁门山而得名。代郡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因代国而得名。其地为雁门郡，东属代郡。当时大同的城邑有：平邑(今许堡村)、新城(又名小平城，在今朔州西南)、延陵(今天镇亲平)、平舒(今广灵平城)、武州塞(今左云古城)、平城(今大同城北御河西岸，以祈福思安而得名)。可以说大同其地由赵武灵王开辟，远在公元前300年，已成为赵国的边陲要地。
在兼并剧烈的战国时代，赵国东接齐与中山；北邻林胡、楼烦、匈奴；东北与燕、东胡相连；西靠秦及林胡；南与韩、魏、卫交错接壤，处于秦、齐、魏、燕、韩五大国和骠悍的游牧民族包围之中，可以说是典型的四面作战国家，形势险恶可想而知。如此险恶的形势加剧了赵国的危机感，武灵王(公元前326-公元前299)即位后，深感“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于是决心改革，实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与北胡人长期交往中，感觉到唯有“骑射之便，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要习骑射，必变胡服，即顾炎武所谓“骑射所以便山谷届，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民族文化的碰撞，没有民族文化的渗透融合，就绝不会出现“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改革，成效显著。改革之后，到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有“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军事大国。显然，在赵国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胡服骑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胡服骑射”不仅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产物，而且也将民族融合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春秋以前社会上习俗相沿，认为“博衣大带”或“冠带”是华夏族人的正式衣着和特点，以别于“被发左衽”异族。下衣虽有襦袴，但被上裳覆盖，不露出来。衣带用于系结，余下部分可长长下垂。这种服饰便于乘车，为农业文化之特点。胡服上为短衣，下为榜’衣有带钩用于挂结，称为“郭络带”，这种服饰便于骑马。是游牧民族所共有的，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赵国变胡服就是华夏文化对草原文化的吸收，它体现的正是民族文化的交融。
赵国在胡服骑射以后，将单一的只宜于平原作战的车战为主的战术，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以骑兵为主的战术，赵国的军事战斗能力大大提高，一举扭转了多年来秦兵东进和胡马南下的被动局面，得以与齐、秦、韩、魏、燕诸雄角逐，对胡用兵，开疆拓土，迅速成为北方强国。在赵国的发展壮大中，民族融合则被推向新的高潮。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后，灭中山、攘胡人、服楼烦，领土向西向北发展。这些新辟的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地区。自此，赵国的疆域西达内蒙的狼山；北到内蒙乌加河两岸；南到漳河与韩魏交界，范围相当今山西大部、河南北部、河北中南部、内蒙南部和陕西小部。赵通过一系列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兼并战争，进一步打破了华夏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界限，在局部实现了统一，促进了这些地区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正因为赵武灵王的英明改革，所以骑射才成为后世武学中一块重要的内容。葛剑雄先生说：“公元前307年，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在赵国开始，发起者是国君武灵王。改革的内容似乎相当简单——胡服骑射一改换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的骑马和射箭技艺。骑射的推行似乎没有什么阻力，提倡胡服却举步维艰，所以这次改革的重点还是易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装革命。”骑射之所以没有阻力，主要原因是汉族地车战中发现其机动性远远低于灵活的骑兵作战，而且射术又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最有效方法，因此推广起来极为容易，同时这种骑射技术直接影响了后世武学中的骑射技术。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废分封制，立郡县，全国设36郡，大同仍属雁门郡。为了防备匈奴侵扰，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征集民众修筑长城，在大同城西十里河谷“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西汉时沿袭秦郡县制，大同仍为雁门郡、代郡之地。当时雁门郡设在善无(今天右玉)，共辖14县。公元前200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亲率32万大军与匈奴展开决战，被匈奴40万精骑围困于大同城东北的白登山(今马铺山)七日七夜。后采用陈平秘计才得以解围。此后，长期与匈奴“和亲”，并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为代王国封地，先后派其兄喜与子如意镇守，藩屏北镇。
魏都伟业
到了两晋时期大同北部归属鲜卑族领地，南部为雁门郡领地。公元310年，晋并州牧刘琨，以拓跋猗卢有救援之功，上书晋怀帝，请封鲜卑拓跋猗卢为代公。建兴元年，拓跋猗卢定盛乐为北都，修秦汉故平城为南都，平城复还故治，属代国。公元398年，拓跋圭于自盛乐迁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改号皇帝，改元天兴，并置司州、代尹，治代都平城。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三千家于代郡。“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 行一系列大规模的首都建设。次月“诏有司正超过计划畿，制郊甸”，划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暖泉镇西)，西至善无(今右玉南古城村)，南及阴馆(今朔县东南20公里夏官村)，北尽参合(今阳高县东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地方千里。”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统兵镇守。
著名的云冈石窟正是于和平初年开凿的，“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延和元年(432年)，改平城为万年，太和七年(483年)复名平城。皇兴三年(469年)在城西设平齐郡，不久废。北魏末期曾在南郊设立“鼓城”，不久废。北魏在大同建都长达96年，历经六帝一王：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南安王、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平城一直是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以桑干河为池，以长城为墙，交通四达，确是“四裔往还极盛”时代，孝文帝实行班俸禄、行均田、立三长三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过历代人的修建平城成了当时堪与君士坦丁堡相比美的世界级大城市。
黄仁宇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那么我们在用现代眼光去看我们的历史时，会不自觉地发现，古代中国实质上纯粹的汉族区域是较少的，而绝大多数是在所谓的“蛮族”。在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大混血中，我们的历史才真正得以展开。而这种混血中更多是一种开始上的反抗，而到后期则变成一种认同，最终融合成一个整体。但是这种看上去极其普通的认同，则在当时表现出一种悲壮的行为，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沾满鲜血与眼泪。
有人也许会说北魏的伟业似乎与我们传统的武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魏鲜卑从长白山的一个山洞中来到平原，历经千百万次的征战才会建立如此巨大的功业，如果鲜卑人没有强悍的武力又如何将他人赶走自立为王。再者我们从大的历史考察，在历史上武术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只为表演而进行的武术。华南师范大学的程大力先生说：“战争是暴力冲突的最高形式，武术是一种暴力手段，中国武术发展为博大精深、千枝百蔓，军事目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如果当时北魏鲜卑人没有强大的武装实力，又如何夺取如此大的疆域呢?因而可以说从军旅武术的视角来看，北魏时期是大同武术发展的一次高峰，虽然它是以军旅武术的形式实现的。
乱世争雄
大同在北魏之后，由于鲜卑汉化，一代帝都一跃变为边关阙塞，从此再无宁日，乱世纷争，纷至沓来，大同陷入战争的旋涡。唐初在大同置北恒州，第二年废。永淳元年为东突厥默啜所破，州县俱废，移百姓于朔州。五代时大同为后唐所占，区划未有大的变动。云中县，为云州治，隶属河东道。李克用与契丹耶律阿保机相会于云州东城，易袍马为兄弟，因取“怀想仁人”之义，改名怀仁县；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析蔚州兴唐县设置广陵县(今广灵县)。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清泰三年，叛将河节度使石敬瑭，拜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借契丹兵灭后唐，称帝，国号晋。以契丹有助援之功，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云中判官司吴峦“闭门不受契丹命”，修整器械，昼夜守城，坚持了半年之久，“峦求援晋，晋主召峦南归”。云州陷落。至此大同先后被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统治长达433年，使中原汉族统治从此失去北方屏藩。
直到元大同则隶属于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元初，成吉思汗三次攻打大同，大同城池破坏严重。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大同才得以进行重大修整。公元1277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南洋诸国，路经大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大同是“一座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市，这里商业相当发达，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它军需品更加出名。”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大将常遇春经太原打下了大同。明王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境安全，把大同列为全国“九边”之一，并派大将军徐达镇守于此。
最为残暴的要数清人的大同屠城。顺治二年五月，清王派恭顺候吴惟华攻大同，姜襄将驻同农民军将领张天琳等杀死。投降清军。清大同府治大同县，初因明治，领州四县七，隶属山西布政司，后改为山西省。顺治五年姜壤降而复叛。次年，多尔衮亲自督战围城达9个多月，城破后，清军对大同进行了最野蛮的屠城，除杀献姜壤人头的杨震威等23员及其家属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尽行杀戮，并将大同城墙削去5尺。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名阳和府。大同县移治怀仁县西安堡。直到顺治九年(1652)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顺治十三年(1656)裁宣大总督，置山西总督，驻大同。
可以说从大同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武术发展的一个大的脉络，民间武术是在军旅武术的夹缝下限难生存的。民间武术既影响军旅武术，同时也受到军旅武术的影响。比如近代体育史学家唐豪三下陈家沟，在查阅了陈氏家谱后认为，太极拳是陈家沟九世祖陈王廷研究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篇》中收录的拳法32势图解以后，又吸收了道家的《黄庭经》一书中的呼吸法而创编的。根据有二：一是在戚继光从民间16家拳法素材中总结出的拳经32势中，太极拳就采用了29势，许多动作从形式到名称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二是陈王廷有遗词“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子弟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是一本兵书，是用来打仗作战的，但太极拳的创编却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民间武术一定要受军旅武术影响才能发展。
虽然大同地区武术在后期没有形成像太极拳、形意拳之类的传播很广的拳种，但这些拳种在大同地区都广为流传过，而且也有大量的习练人群。当然还有一些小形的拳种也在大同地区流传，但这些民间武术拳种已经是大背景下的小演出，无法左右历史的发展进程。只是大浪花中的一滴小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