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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一旦金融出了问题，很有可能影响到我国多年来的财富积累与发展成就，危及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曾表示，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我们既要防止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要防止神经过敏，草木皆兵。那么，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金融安全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维护？
金融安全≠没有金融风险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使得金融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首先，我们有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QE政策、欧债危机的演化以及新兴市场的艰难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向《经济》记者表示，随着加入WTO，当很多市场向国外开放后，必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增速的下滑、经济转型调整的大背景，给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最简单的一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有很大变化，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会增加，容易出现资金错配；从微观的角度来讲，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全民创业大环境的来临，对金融产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给金融安全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尹振涛表示，国内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安全之间会有循环性的影响。
从这两方面来看，金融安全问题都不容忽视。但要真正维护金融安全，首先需要厘清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金融安全的对立面是金融不安全，但绝不等于金融没有风险。
在尹振涛看来，金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没有风险。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会给金融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但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即便存在金融风险，也能实现金融安全。“金融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风险和收益对等，如果没有收益，本身就不存在金融了。我们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但要对金融风险有一定的容忍。”
让监管为金融创新保驾护航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网上银行、网上金融已经成为现实。它消除了时间和地域的差异，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业务运作模式，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但同时也应看到，开放性更强的互联网，增加了金融安全的不确定性。
“互联网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网络安全方面的隐患。互联网会使风险的聚集和扩散效应有所增强。”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研究总监郭大治向《经济》记者表示。
在中国政法大学金融创新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李爱君看来，互联网金融已经具有了自身的风险特征。“一是制度与技术二重性所造成的风险，现有制度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已经滞后和缺失，互联网金融在创新过程中容易触发技术性风险；二是投资者、融资者以及平台本身往往欠缺理性，互联网金融参与者的非理性和非专业性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三是欺诈风险，互联网金融领域目前充斥着各种欺诈行为，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四是存在洗钱的风险。”
李爱君向《经济》记者表示，传统经济处于原有的法规监管之下，相比于非金融机构的风险要小很多。而非金融机构是没有形成监管，只有刑法和司法的约束，所以要探讨更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一是要充分发挥现有的制度进行规范，二是通过行政监管的手段，三是通过行业自律，四是通过市场的作用以及社会监督的作用来进行风险规避”。
在这个过程中，李爱君认为，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秉持4个理念，一是以服务引导为主，二是明确金融权利能力和金融行为能力，三是明确民间金融的定位，四是从反洗钱的角度进行重点监管。
互联网金融这种创新形式也提醒我们要防范风险因素的聚集。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包括传统机构的创新和非金融机构的创新，无论从司法层面，还是法律制裁层面，都需要进行法律方面的定性。”李爱君说。
不管是创新的金融业态，还是传统的金融业态，都需要有相应的规则进行保驾护航，“现在监管部门把第三方支付定位于便捷支付，而非大额支付，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洗钱风险的存在”，郭大治表示。
“从法律层面来看，金融和监管是密不可分的，本身金融就是一种规则，各种金融产品和业务形态都在按规则运行。”尹振涛认为，如何维护金融安全，建立一套法治体系最为重要。
逐步恢复货币发行自主性
“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原来的那些风险，就是我们的货币主权问题。这是我们金融风险的根源所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向《经济》记者表示，维护金融安全，首先需要解决货币自主发行问题。
“我们的人民币发行主要靠外汇占款。贸易顺差、资本项目进来多少外资，我们就相应发行多少人民币，这是一个大麻烦，这就是原来所讲的美元陷阱。”江涌认为，和这个问题相比，其他问题都是派生问题。
我国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外汇并轨改革之后，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净投放储备货币增量的比重大幅上升，从10%一下一跃到了75.5%。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较高的比重，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随着出口关税的下降和贸易壁垒的消除，外贸出口的货币顺差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结果导致入世后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占款迅速成为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造成了货币信贷被动快速扩张。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介绍，企业将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卖给央行。结果是企业在商业银行多了一笔人民币存款，商业银行在央行多了一笔存款准备金。“由于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低，商业银行必须将由此产生的超额准备金用出去，如放贷、购买债券，形成收益相对高的资产。这些资产大多又形成银行体系的存款，进而造成货币供应量也被动快速扩张。”
而央行现行采取的对冲操作方式使得利率和利差居高不下。尽管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付息，但低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利率，更低于商业银行放贷的利率，加上存款准备金率处于高位，商业银行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将资金用出去。
据江涌介绍，很多单位都要吸引外资，就到国外去发债券，现在美元和日元的利率都很低，他们使用这些货币的资金成本很低，但是我们内部企业如果跟外资没有联系，他们的资金成本就会很高，很多企业就垮掉了，这也是融资难的一大根本问题。
江涌说，很多外资借此倒资金，从外国拿到低成本的资金后，到人民银行结算成人民币，赚差价，就形成了乱象。“既然外资融资这么便宜，大家就都去外面融资，一下就有很多外资进来了，只能继续增发人民币，但央行有流动性总量控制，就收回人民币。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人民币的资金成本不断地提高”。
“其实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么高的储蓄率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实体经济的利润不到10%，却面临15%-20%的资金成本，那大家就只能去做房地产、股市。”江涌认为，这又引发经济层面的一些问题。
丁志杰也建议，要逐步恢复货币发行自主性，“为了降低高额外汇占款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成本，央行必须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同时瘦身”。
继续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管制
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为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就是资本的非法流出和流入。
国际上的热钱和投机资本的体量非常巨大，每天都有大量游资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寻找归宿。一旦长期资本大量流入，迅速增加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再加上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增加，就会刺激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促使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对此，江涌建议，国家要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管制，毕竟和庞大的游资相比，我国的外汇储备从体量上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如果按照我国有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计算，看起来数目庞大，但国际上很多基金管理的资产都比这要庞大得多，例如黑石基金。所以这一点钱在国际交易当中是很渺小的，一旦在市场上全部放开，根本就不是国际资金的对手，差距太悬殊。”江涌表示，资本的本性是贪婪的，投机资本就靠这个来收益，所以，一定要保障资本项目绝不可以对外开放，监管措施绝对不能放开。
在他看来，有没有监管、是否认真监管的结果大不一样。“我们相应的监管机构应该认真监管，沉下心搞清楚境内到底有多少热钱，这个事情要认真地去做。不能图省事，不管什么都开放再开放，完全交给市场，开放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能迷信资本的自由流动，更不能相信资本的道德”。
“下一步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规范跨境资本，从反洗钱的角度来说很有必要。”尹振涛说。
江涌表示，在监管方面，其实中国可以学学欧洲，它们自从在欧债危机中吃了亏，就开始强化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和投行，以及境内合资企业有了更严的监管。
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我们也要保持清醒。以评级机构为例，次贷危机的发生再一次证明评级机构的客观公正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本身就属于利益集团。
“如果按照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要有评级机构，用美国设计好的资本市场发展方式，但欧洲就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德国及德语区的国家都没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是经济非常健康，国家根本就没有债务。”江涌表示，如果按照德国的模式，就不需要美国的评级，毕竟评级要增加融资成本。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发展一部分资本市场来弥补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只是不要迷信这个评级的机制。我们要鼓励民族资本的评级机构，可以采取双评级制度，即其中一定有一家100%的中资评级机构参与。”江涌表示。
用公司治理减少“稻草人”机构
金融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制度的问题，而制度的问题最终又是人的问题。金融政策制定者的能力、眼界和立场，直接决定着金融政策的走向。在江涌看来，中国有一些经济决策是利益集团在控制的，“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利益集团存在，不能任其影响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在金融领域的高管和高官一定要有党性意识，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吃里扒外，要把金融主导权拿到自己的手里，只有指挥官可靠，才能在金融战中有坚固的阵地。”江涌表示。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宋鸿钧向《经济》记者分析称，我们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从业者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提高眼界和效率。
“按照贝塔郎菲的系统论来说，每天早上醒来，每一个经济体都要进入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上面连着生产，下面连着市场，市场下面连着生活，每天系统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宋鸿钧说，这就需要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来发展经济，认真学习政治经济理论，用组合拳来医治存在的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也是人的问题。“经济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一个笨蛋被提拔，两年以后，他就要去找两个笨蛋干三个笨蛋的活，再过两年，这两个笨蛋还要找四个笨蛋或者七个笨蛋干一个笨蛋的活，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一个错误的政策比冲动、腐败要厉害得多，提拔一个能够制造错误政策的人要比杀人放火厉害得多，甚至比战争的损失都要大。”宋鸿钧说，这需要警惕，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大学里或外地去学习，不能永远在后面跑。
“大学扩招、部队转业、工人提干等，把一些金融机关的岗位塞得满满当当的，堵塞了从全国往中央输送人才的机会。”宋鸿钧说，金融机构“治懒”同样重要，需要用公司化治理来提升金融人才的积极性，一旦员工有期权或股权，会增加公司“血液”的流动速度，从根本上减少“稻草人”机构。
“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只是经济安全的一部分，就像白菜里面的白菜心。中国经济安全的风险管理无非有4种途径：第一，司法管理，用法律的管理手段；第二，行政管理手段，给予金融人才以发展空间；第三，经济管理手段，用经济政策平抑潜在风险；第四，技术管理手段，德国人有句话，人不可靠机器可靠。”宋鸿钧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把这几个方面运用起来，就能防患于未然，不让风险有危及安全的机会。
金融安全≠没有金融风险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使得金融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首先，我们有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QE政策、欧债危机的演化以及新兴市场的艰难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向《经济》记者表示，随着加入WTO，当很多市场向国外开放后，必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增速的下滑、经济转型调整的大背景，给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最简单的一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有很大变化，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会增加，容易出现资金错配；从微观的角度来讲，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全民创业大环境的来临，对金融产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给金融安全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尹振涛表示，国内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安全之间会有循环性的影响。
从这两方面来看，金融安全问题都不容忽视。但要真正维护金融安全，首先需要厘清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金融安全的对立面是金融不安全，但绝不等于金融没有风险。
在尹振涛看来，金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没有风险。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会给金融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但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即便存在金融风险，也能实现金融安全。“金融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风险和收益对等，如果没有收益，本身就不存在金融了。我们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但要对金融风险有一定的容忍。”
让监管为金融创新保驾护航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网上银行、网上金融已经成为现实。它消除了时间和地域的差异，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业务运作模式，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但同时也应看到，开放性更强的互联网，增加了金融安全的不确定性。
“互联网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网络安全方面的隐患。互联网会使风险的聚集和扩散效应有所增强。”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研究总监郭大治向《经济》记者表示。
在中国政法大学金融创新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李爱君看来，互联网金融已经具有了自身的风险特征。“一是制度与技术二重性所造成的风险，现有制度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已经滞后和缺失，互联网金融在创新过程中容易触发技术性风险；二是投资者、融资者以及平台本身往往欠缺理性，互联网金融参与者的非理性和非专业性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三是欺诈风险，互联网金融领域目前充斥着各种欺诈行为，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四是存在洗钱的风险。”
李爱君向《经济》记者表示，传统经济处于原有的法规监管之下，相比于非金融机构的风险要小很多。而非金融机构是没有形成监管，只有刑法和司法的约束，所以要探讨更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一是要充分发挥现有的制度进行规范，二是通过行政监管的手段，三是通过行业自律，四是通过市场的作用以及社会监督的作用来进行风险规避”。
在这个过程中，李爱君认为，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秉持4个理念，一是以服务引导为主，二是明确金融权利能力和金融行为能力，三是明确民间金融的定位，四是从反洗钱的角度进行重点监管。
互联网金融这种创新形式也提醒我们要防范风险因素的聚集。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包括传统机构的创新和非金融机构的创新，无论从司法层面，还是法律制裁层面，都需要进行法律方面的定性。”李爱君说。
不管是创新的金融业态，还是传统的金融业态，都需要有相应的规则进行保驾护航，“现在监管部门把第三方支付定位于便捷支付，而非大额支付，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洗钱风险的存在”，郭大治表示。
“从法律层面来看，金融和监管是密不可分的，本身金融就是一种规则，各种金融产品和业务形态都在按规则运行。”尹振涛认为，如何维护金融安全，建立一套法治体系最为重要。
逐步恢复货币发行自主性
“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原来的那些风险，就是我们的货币主权问题。这是我们金融风险的根源所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向《经济》记者表示，维护金融安全，首先需要解决货币自主发行问题。
“我们的人民币发行主要靠外汇占款。贸易顺差、资本项目进来多少外资，我们就相应发行多少人民币，这是一个大麻烦，这就是原来所讲的美元陷阱。”江涌认为，和这个问题相比，其他问题都是派生问题。
我国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外汇并轨改革之后，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净投放储备货币增量的比重大幅上升，从10%一下一跃到了75.5%。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较高的比重，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随着出口关税的下降和贸易壁垒的消除，外贸出口的货币顺差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结果导致入世后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占款迅速成为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造成了货币信贷被动快速扩张。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介绍，企业将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卖给央行。结果是企业在商业银行多了一笔人民币存款，商业银行在央行多了一笔存款准备金。“由于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低，商业银行必须将由此产生的超额准备金用出去，如放贷、购买债券，形成收益相对高的资产。这些资产大多又形成银行体系的存款，进而造成货币供应量也被动快速扩张。”
而央行现行采取的对冲操作方式使得利率和利差居高不下。尽管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付息，但低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利率，更低于商业银行放贷的利率，加上存款准备金率处于高位，商业银行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将资金用出去。
据江涌介绍，很多单位都要吸引外资，就到国外去发债券，现在美元和日元的利率都很低，他们使用这些货币的资金成本很低，但是我们内部企业如果跟外资没有联系，他们的资金成本就会很高，很多企业就垮掉了，这也是融资难的一大根本问题。
江涌说，很多外资借此倒资金，从外国拿到低成本的资金后，到人民银行结算成人民币，赚差价，就形成了乱象。“既然外资融资这么便宜，大家就都去外面融资，一下就有很多外资进来了，只能继续增发人民币，但央行有流动性总量控制，就收回人民币。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人民币的资金成本不断地提高”。
“其实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么高的储蓄率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实体经济的利润不到10%，却面临15%-20%的资金成本，那大家就只能去做房地产、股市。”江涌认为，这又引发经济层面的一些问题。
丁志杰也建议，要逐步恢复货币发行自主性，“为了降低高额外汇占款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成本，央行必须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同时瘦身”。
继续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管制
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为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就是资本的非法流出和流入。
国际上的热钱和投机资本的体量非常巨大，每天都有大量游资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寻找归宿。一旦长期资本大量流入，迅速增加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再加上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增加，就会刺激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促使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对此，江涌建议，国家要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管制，毕竟和庞大的游资相比，我国的外汇储备从体量上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如果按照我国有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计算，看起来数目庞大，但国际上很多基金管理的资产都比这要庞大得多，例如黑石基金。所以这一点钱在国际交易当中是很渺小的，一旦在市场上全部放开，根本就不是国际资金的对手，差距太悬殊。”江涌表示，资本的本性是贪婪的，投机资本就靠这个来收益，所以，一定要保障资本项目绝不可以对外开放，监管措施绝对不能放开。
在他看来，有没有监管、是否认真监管的结果大不一样。“我们相应的监管机构应该认真监管，沉下心搞清楚境内到底有多少热钱，这个事情要认真地去做。不能图省事，不管什么都开放再开放，完全交给市场，开放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能迷信资本的自由流动，更不能相信资本的道德”。
“下一步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规范跨境资本，从反洗钱的角度来说很有必要。”尹振涛说。
江涌表示，在监管方面，其实中国可以学学欧洲，它们自从在欧债危机中吃了亏，就开始强化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和投行，以及境内合资企业有了更严的监管。
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我们也要保持清醒。以评级机构为例，次贷危机的发生再一次证明评级机构的客观公正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本身就属于利益集团。
“如果按照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要有评级机构，用美国设计好的资本市场发展方式，但欧洲就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德国及德语区的国家都没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是经济非常健康，国家根本就没有债务。”江涌表示，如果按照德国的模式，就不需要美国的评级，毕竟评级要增加融资成本。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发展一部分资本市场来弥补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只是不要迷信这个评级的机制。我们要鼓励民族资本的评级机构，可以采取双评级制度，即其中一定有一家100%的中资评级机构参与。”江涌表示。
用公司治理减少“稻草人”机构
金融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制度的问题，而制度的问题最终又是人的问题。金融政策制定者的能力、眼界和立场，直接决定着金融政策的走向。在江涌看来，中国有一些经济决策是利益集团在控制的，“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利益集团存在，不能任其影响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在金融领域的高管和高官一定要有党性意识，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吃里扒外，要把金融主导权拿到自己的手里，只有指挥官可靠，才能在金融战中有坚固的阵地。”江涌表示。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宋鸿钧向《经济》记者分析称，我们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从业者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提高眼界和效率。
“按照贝塔郎菲的系统论来说，每天早上醒来，每一个经济体都要进入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上面连着生产，下面连着市场，市场下面连着生活，每天系统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宋鸿钧说，这就需要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来发展经济，认真学习政治经济理论，用组合拳来医治存在的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也是人的问题。“经济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一个笨蛋被提拔，两年以后，他就要去找两个笨蛋干三个笨蛋的活，再过两年，这两个笨蛋还要找四个笨蛋或者七个笨蛋干一个笨蛋的活，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一个错误的政策比冲动、腐败要厉害得多，提拔一个能够制造错误政策的人要比杀人放火厉害得多，甚至比战争的损失都要大。”宋鸿钧说，这需要警惕，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大学里或外地去学习，不能永远在后面跑。
“大学扩招、部队转业、工人提干等，把一些金融机关的岗位塞得满满当当的，堵塞了从全国往中央输送人才的机会。”宋鸿钧说，金融机构“治懒”同样重要，需要用公司化治理来提升金融人才的积极性，一旦员工有期权或股权，会增加公司“血液”的流动速度，从根本上减少“稻草人”机构。
“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只是经济安全的一部分，就像白菜里面的白菜心。中国经济安全的风险管理无非有4种途径：第一，司法管理，用法律的管理手段；第二，行政管理手段，给予金融人才以发展空间；第三，经济管理手段，用经济政策平抑潜在风险；第四，技术管理手段，德国人有句话，人不可靠机器可靠。”宋鸿钧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把这几个方面运用起来，就能防患于未然，不让风险有危及安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