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已经在望。而留给本届政府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任期的最后一年。
　　正因如此，溫家宝总理近日在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表示：“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始终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顺利地进行权力交接。从权力交接的制度与执行看，政府的产生本身就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此，从逻辑上，是先有政府，再使其负有政治责任去回应关系人民切身权益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先有现实问题，再自下而上地产生政府，使其负有政治义务去解决它。
　　这么做保持了整个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各种政策的接续。但也有负面效应。每一届政府在继承上一届政府的遗产时，也一并把上一届政府在任内本应解决，但因各种主观客观原因并没有解决的头痛问题给承担了，而它同样也可以按照这一逻辑如法炮制。
　　此逻辑一贯串，就是至少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社会中的很多威胁到政治认同、社会和谐的问题，比如腐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还未能得到遏止，甚至还有加剧趋势。
　　温家宝总理的话，对于这一逻辑是一种突破—每一届政府，在其任内，都负有政治义务去做好它应该和必须做好的事情，不使问题积累恶化，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善”。人民在把权力授予每一届政府时，无论以何种形式，本身就有一个约定：承担其政治义务和兑现其政治承诺。一届政府的完美谢幕，正在于它让人民满意和留恋。
　　政府由人组成，当然不是万能的。所以温家宝的表述，有一个前提，就是局限于本届政府的能力限度内。不过，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大政府”的格局使它有很大的权力和很多的资源去做很多事情。尤其是，这些事情本就是这一届政府正在做的或应该做的。问题只在于“决心”和“意愿”。
　　对于人民来说，本届政府应该“善始敬终”、关系到人们的政治认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房价调控：能保证至少是在2012年，房价“合理回落”吗？基于前几次调控的失败，本届政府已经把政治承诺的兑现全部押到了这次调控上，已如背水一战，再无退路。
　　和已经进入“深水区”的其它“改革”一样，房价调控的本质，仍然是政府在和改革中的“分利集团”作战—或者准确地说，是和前总理朱镕基等人所痛批的“特殊利益集团”作战。
　　这一点早已是常识：房价调控涉及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而房地产商的利益，不过是附着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之上。而就中国的财税体制来说，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利益，中央政府的利益也被拖入一个复杂的博弈格局。因此房价调控的唯一问题，就是政府能否为了它以及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行“让利”，遏制权力的自利性行使，不仅把地方政府变相抵制调控的苗头打下去，而且在调控手段上超越“限购”这一次优选择。这既涉及“利益损失”与收获“稳定”的政治收益的功利性权衡，同时也涉及以政治承诺的履行来修补政治认同裂痕的问题。
　　如此，本届政府将给下届政府作出一个具有政治伦理约束力的示范。
　　除了履行任期内类似于房产调控这样的政治承诺，本届政府仍然可以努力去做其它事情，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比如治理“裸官”。它们虽然并不意味着就只是哪一届政府的事情，但就政治伦理而言，只要一届政府在任，就在它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范畴内。
　　在推动官员财产申报上，近年来本届政府事实上已经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各地都有过关于财产申报的试点，中央也有文件规定干部要申报财产。但这些“财产申报”局限于党政体系的“自我监督”上，并不对社会公开。同时它也没有“推广”成为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
　　与此相关，“裸官”已成一种现象。中国社科院2月20日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表明，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其中不乏省部级官员。这已不仅仅是腐败问题，而是涉及官员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当然，期待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能够克服重重阻力，让迟滞和缺席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阳光法案”开花结果，也许是不现实的，但无疑值得和应该去做。这种自感身负政治义务的不懈怠，作为政治美德，在政府权力的延续性，以及遗产的继承上，将是在未来交给下一届政府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