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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挂靠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是,面对人口流动频繁的现实,我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在户籍改革上将会更有力度和深度?如果改革到位,一切问题或将迎刃而解
临近毕业季,许多大学生找到工作后却陷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把户口从大学迁到异地工作的城市,需找个地方挂靠。而为薄薄的户籍卡“安个家”,竟要向人才中心交纳多达数千元的挂靠费和每年数百元的管理费。有专家估算,全国因挂靠集体户口产生的相关收费至少达数亿元。
为户口找个临时的“家”,却须缴纳为数不小的“房租”,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数千元的挂靠费和每年数百元的管理费,确属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将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到天津工作的陈先生透露,他的集体户口挂靠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被要求交纳7000元的挂靠费,以及每年680元的户籍管理费。“户籍管理费每年都要交,而且即便挂靠一天也要收全年的钱。”
即便承受得起这些费用,也必须问问这“安家费”该不该收。一方面收费于法无据。从无哪项法律法规的条文规定挂靠户口必须缴纳挂靠费和管理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分散居住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无论人才中心、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还是人才市场、人才流动服务中心,谁赋予了他们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收费标准混乱。各地收费标准相差悬殊,说明收费并无统一标准,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如此任性,令人错愕。
据专家保守估计,仅天津市挂靠在人才服务机构的集体户口人数就有20万人左右。仅以天津市每人每年500元的收费标准,20万人每年产生的户籍管理费就高达1亿元,而全国由集体户口管理产生的费用超过数亿元。这些费用不能成为糊涂账,都花在了哪里,应一笔笔说清楚,否则就容易滋生腐败。
应该承认,户籍在挂靠、管理过程中的确会产生一定费用,但收费应当公开透明、标准合理,以成本持平为宜。众所周知,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普遍存在结婚难、生育难、子女落户难等问题。以结婚难为例,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而对于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来说,将户口迁到哪里?如此就产生了悖论:想结婚就放弃集体户口,要继续挂靠就必须保持未婚身份。
更应该看到,各种人才市场,通常有政府背景,它们无权收费。为公民提供挂靠和管理服务,本就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户口挂靠费、管理费完全有理由取消,哪怕暂时取消不了,也应该大幅度降低收费。
其实,户口挂靠背后折射出了深层次的时代问题,即面对人口流动频繁的现实,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户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认为,集体户口已异化成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集体户口是过渡户口,各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由于户口与就业权、教育权、分配权、住房权、工资福利补贴权等各项社会利益捆绑在一起,导致有些城市的户口极具含金量,门槛越来越高,管理越来越严格。
日前人民日报微信公号转载的一篇名为《不可想象!假如外来人口离开北上广深 将变成什么样?》的文章,有这样一组数据:2013年,上海总人口为2415万人,其中拥有上海市户籍的人口1432万人,外来人口983万人。大量人口消失,最直接的影响出现在劳动力市场。按照上海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普查给出的从业人员比例,2415万人中正在工作的人口有1341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5.5%。其中,本地户籍的从业人员有635万人,外来户籍的从业人员有706万人。也就是说,本地户籍人口有44%在工作,而外地户籍人口有72%在工作。
由此可见,越是发达城市,越离不了外地人,而发达城市的市民也有可能到外地工作。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人口流动的力度与深度远超以往,对此,我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在户籍改革上将会更有力度和深度?如果改革到位,一切问题或将迎刃而解。
(作者系知名時事评论员)
本栏目所刊发言论,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临近毕业季,许多大学生找到工作后却陷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把户口从大学迁到异地工作的城市,需找个地方挂靠。而为薄薄的户籍卡“安个家”,竟要向人才中心交纳多达数千元的挂靠费和每年数百元的管理费。有专家估算,全国因挂靠集体户口产生的相关收费至少达数亿元。
为户口找个临时的“家”,却须缴纳为数不小的“房租”,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数千元的挂靠费和每年数百元的管理费,确属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将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到天津工作的陈先生透露,他的集体户口挂靠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被要求交纳7000元的挂靠费,以及每年680元的户籍管理费。“户籍管理费每年都要交,而且即便挂靠一天也要收全年的钱。”
即便承受得起这些费用,也必须问问这“安家费”该不该收。一方面收费于法无据。从无哪项法律法规的条文规定挂靠户口必须缴纳挂靠费和管理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分散居住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无论人才中心、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还是人才市场、人才流动服务中心,谁赋予了他们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收费标准混乱。各地收费标准相差悬殊,说明收费并无统一标准,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如此任性,令人错愕。
据专家保守估计,仅天津市挂靠在人才服务机构的集体户口人数就有20万人左右。仅以天津市每人每年500元的收费标准,20万人每年产生的户籍管理费就高达1亿元,而全国由集体户口管理产生的费用超过数亿元。这些费用不能成为糊涂账,都花在了哪里,应一笔笔说清楚,否则就容易滋生腐败。
应该承认,户籍在挂靠、管理过程中的确会产生一定费用,但收费应当公开透明、标准合理,以成本持平为宜。众所周知,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普遍存在结婚难、生育难、子女落户难等问题。以结婚难为例,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而对于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来说,将户口迁到哪里?如此就产生了悖论:想结婚就放弃集体户口,要继续挂靠就必须保持未婚身份。
更应该看到,各种人才市场,通常有政府背景,它们无权收费。为公民提供挂靠和管理服务,本就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户口挂靠费、管理费完全有理由取消,哪怕暂时取消不了,也应该大幅度降低收费。
其实,户口挂靠背后折射出了深层次的时代问题,即面对人口流动频繁的现实,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户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认为,集体户口已异化成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集体户口是过渡户口,各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由于户口与就业权、教育权、分配权、住房权、工资福利补贴权等各项社会利益捆绑在一起,导致有些城市的户口极具含金量,门槛越来越高,管理越来越严格。
日前人民日报微信公号转载的一篇名为《不可想象!假如外来人口离开北上广深 将变成什么样?》的文章,有这样一组数据:2013年,上海总人口为2415万人,其中拥有上海市户籍的人口1432万人,外来人口983万人。大量人口消失,最直接的影响出现在劳动力市场。按照上海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普查给出的从业人员比例,2415万人中正在工作的人口有1341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5.5%。其中,本地户籍的从业人员有635万人,外来户籍的从业人员有706万人。也就是说,本地户籍人口有44%在工作,而外地户籍人口有72%在工作。
由此可见,越是发达城市,越离不了外地人,而发达城市的市民也有可能到外地工作。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人口流动的力度与深度远超以往,对此,我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在户籍改革上将会更有力度和深度?如果改革到位,一切问题或将迎刃而解。
(作者系知名時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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