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在濠江江畔高高飘扬，与莲花相映生辉。回归后，莲花盛开，越来越美，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解决澳门问题上的战略远见和智慧。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毛泽东没有踏足香港、澳门一步，却长期关注这两个脱离祖国怀抱的“游子”，为香港、澳门的回归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外交基础。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方法解决。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外交工作指示提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解决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问题，这样“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为处理香港、澳门问题提供了基本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申明，对于香港和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等待时机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此之前暂时维持现状。但澳门总督误以为新中国软弱可欺，一而再，再而三发起挑衅，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冷嘲热讽中国政府不敢武力收回澳门，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回击西方恶语中伤。
　　1972年3月，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将香港和澳门列入殖民地名单，提请大会讨论通过。对此，中国政府向该委员会提交了备忘录：“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的范畴。”中国政府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由于受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制约，香港、澳门等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的机遇。
　　责无旁贷，一锤定音
　　邓小平将香港、澳门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视为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澳门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1976年秋，时任葡萄牙总统的埃亚内斯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专门磋商。1979年，中葡建交，双方在澳门问题上达成一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应通过协商友好解决。
　　1984年9月，中英在香港问题上达成协议后，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业已成熟。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在谈到澳門问题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邓小平的谈话，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同时对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方式和方法作出了原则性阐述。
　　1985年5月24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面结束后，邓小平一反常态，将埃亚内斯礼送出人民大会堂，显示他对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自信。
　　1986年6月30日，中葡两国正式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澳门回归的具体日期上争议较大。葡方曾一度提出把交还时间推迟到下个世纪。对此，邓小平一锤定音：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1987年3月23日，中葡双方对各项协议最后取得一致意见。1988年1月15日，两国政府互换联合声明，澳门从此进入12年的过渡时期。
　　见证历史，依法治澳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第3号主席令颁布。
　　1998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名单正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主任委员，澳门委员60人，内地委员40人。针对香港回归后一些港澳黑社会团体损害港澳同胞利益和投资者信心问题，1998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香港回归1周年大会上严厉指出，我们将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而绝不会坐视恶势力的猖獗。这一罕见的语气极大地震慑了澳门的黑社会分子，港澳同胞无不拍手称快。
　　1999年3月7日，江泽民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充分显示我们党的信心和决心。5月20日，国务院任命何厚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随后，又任命了澳门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至此，澳门回归和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1999年4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正式组建，并于11月10日组建完成。驻澳部队隶属中央军委领导，担负澳门特别行政区防务。1999年12月20日零点，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庄严升起，凝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决策，历经50年酝酿，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澳门这个漂泊在外400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来源/《学习时报  》）（本文有删减）（责编/杨浈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