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阿里巴巴、腾讯到万达，高管及员工腐败案件频发，这类行为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及声誉，并对企业价值造成内在损伤，与贪腐官员相关联的企业市值在官员落马后更可折损20%。
2006年，西门子在十余年行贿大案爆发后，彻底改变了企业治理架构，全面推进合规计划来规避企业腐败，重新擦亮了蒙尘的金字招牌。内地集团如万达等也开始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而在西方国家，腐败已“变身”为制度化的利益输送，2016年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的筹款有一半来自于400个商业家族的捐献。从长远来看，容忍腐败类似于以珍珠弹射那悬崖上的麻雀，得不偿失，有志向的企业应从制度及文化上肃清腐败问题。
2014年5月18日，正在接受反腐调查的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从黑龙江省逊克县医院三楼一跃而下。弥留之际，刘不停重复“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俗话说“人为财死”，但既然“不想要”，不免死得有些不明不白。企业腐败绝非个案，从近年来遭到曝光的案例看，即使顶尖企业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都难以幸免（表1）。
企业腐败的代价
世界范围的研究表明，企业腐败主要是由体制因素造成。清廉的企业到了腐败的地区做生意，也往往会滋生贪腐。而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企业，到了体制健全的地区也守法了起来。有学术理论模型得出腐败有助于国家经济增长的结论，因为腐败降低了受低效率政府影响下市场的交易成本。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评论：“如果某某公司容忍腐败，会发展得更快”。但这样的理论和说法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研究佐证。相反，大量研究发现，腐败滋长了低效率的企业，排挤了不以腐败为竞争手段的企业，而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竞争力取决于企业效率。
在一项调查中，我们研究了50多位省部级官员因腐败案“落马”后，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我们将这些企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被检举行贿落马官员的企业；第二类是与落马官员有前同事关系的企业；第三类是这些行贿或关联企业的上下游企业；第四类是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上市企业。如图1所示，官员因腐败落马后，向其行贿或关联（第一、二类）的企业在事发前一年至后三年内的累计异常回报率下跌约20%。这意味着这些企业20%的价值来自与贪腐官员的关系，或者来自于行贿所形成的竞争力。最让我们惊叹的是第三类企业，它们仅因是腐败或关联企业的的供应商或下游客户，并未牵涉腐败或与贪腐官员有直接关联，但价值也同样蒸发了近13%。
企业的腐败问题不止是与贪腐官员同路，更存在于企业与利益相关体的交易中，如供应商、客户、银行等资金提供者。2010-2012年间，阿里巴巴人力资源部副总裁王凯将公司年会、集体婚礼等活动承包给昔日同窗好友，并先后收取总计260万元贿赂。王凯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零6个月。
2011年起，华为开展企业业务，通过经销商向企业销售电子产品。由于没有统一定价，因此业内普遍存在回扣、返点现象。2014年9月，华为联系众多经销商召开企业反腐大会，并查办116名员工，涉及69家经销商，其中4人被移交司法部门。
2015年7月，前腾讯高管、时任阿里巴巴副总裁的刘春宁被警方带走。据悉，事件曝光源于腾讯在内部审计时发现内部员工在视频采购时收受回扣，勾结供应商抬高收购价。报案后，警方在进一步侦查中发现刘春宁涉嫌受贿。百度也发生过类似现象。这类腐败与官员贪腐无关，纯粹由于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关键环节失控所致。中下层腐败对企业效率的伤害要由企业所有者承担，所以打击这类腐败也是企业主所希望的。
这些曝光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企业腐败问题可能严重得多，有的企业甚至整个行业都陷入腐败困境中。在哈药集团倡导的“大规模广告”战略下，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告商之间有很多业务往来。和电信行业中供应商给采购人员回扣类似，广告商也给予三精制药关键管理人员回扣。在这种利益互换、暗箱输送的情境下，三精制药的广告费用大增，2013年竟然高达4.31亿元，是利润的66.7倍，远超合理水平。
与上述案例不同的是，三精制药案件直接涉及公司一把手，而它本身又是国企背景。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全球427件行贿案件的研究发现，2/3的腐败案发生在石油矿产、建筑、运输、通信、制造五大行业（图2）。这些易被腐败侵蚀的行业，大多仍脱离不了政府管制的阴影。当全世界的政府以各种理由管制了土地、石油矿产、基础建设、通讯、交通等行业时，行政力量往往扭曲了行业内企业的竞争模式，并导致它们走向腐败。
重塑价值观与加强治理是抑制企业腐败的关键
高观远瞩的企业家，宁舍近利，追求利己为人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他们有不容贪腐的坚定人格与信念，与腐败官员保持距离，在企业内部言传身教，传递正直的价值观，以治理手段、职业化管理消弥暧昧关系和交易。
2006年，西门子曾经爆出行贿丑闻。在此之前十余年间，西门子多个部门在十几个国家通过秘密账户向政府官员及客户行贿，以换取订单。案发后，这家德国的百年老店并未一蹶不振，而是通过不断改革，逐步建立反腐机制。
首先，由西门子家族建立起的百年金字招牌一旦蒙尘，仍需由家族带头重新擦亮。虽然家族经世代交替仅持有西门子少数股权，且未参与经营管理，却从集团董事会发力，成为反腐改革的动力。除了直接涉案人员被查处之外，案发半年后，集团CEO下台，新上任的罗旭德（Peter Loscher）是西门子160年来第一个外部空降的高管。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反腐，恢复公司声誉。罗旭德上任后不久，西门子宣布起诉包括前CEO在内的11名高管。西门子还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当时德国司法部门确认涉案金额达2亿欧元，但西门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可疑金额高达4.2亿欧元。显然，西门子是想根治这一问题，而非仅仅配合司法程序。
西门子为了预防日后的腐败，开展所谓“合规计划”。自贿赂案以来，西门子在此项目上的支出已超过20亿欧元，其中一大部分被用来聘请外部人员对数千名中高层及十余万名员工进行面对面的反腐培训。另有近20万员工接受网上培训。2008年，西门子将合规方面的绩效与管理层年终奖金挂钩，最多可影响奖金的17%。合规计划有清晰的全球组织架构（图3），触及集团的每一个角落。 另外，合规计划还包括一个全球24小时并支持150种语言的举报平台，无论企业员工还是合作伙伴，一旦怀疑西门子员工有违规行为，都可以通过此平台举报。在线解答员可以解答各种问题，比如什么样的礼可以送，什么样的礼不能送等等。在集团战略上，西门子放弃了在一些高度腐败国家的业务。有意思的是，各部门的业务不降反升。
中国的万达集团对反腐也有一定尝试。据称万达创始人王健林在集团不分管具体业务，唯一直管的就是审计部，它被万达内部称为“民间中纪委”。2015年7月14日，万达官网贴出通报，查实18名中层管理人员及员工涉嫌贪污受贿，其中两人向多家施工单位索贿受贿，金额巨大，被移交司法部门；另外16人则因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被免职。2015年年初开始，针对职业经理人寻租的问题，万达对综合广场项目实行“总包交钥匙”。之前万达地方项目负责人要面对各个环节的投标承包，向不同项目负责人收取回扣的机会很大，而经理人收取回扣会导致项目成本增加。新政实施后，由一家总包公司在万达提供的数据库中选择分包单位，并执行指定的价格，项目完成后直接向万达交钥匙。这一措施实行不久，具体效果有待检验，但至少降低了集团高管的寻租机会。
腐败的替身：制度化利益输送
腐败举世皆然，并非中国的专利。世界透明度组织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美加、西欧、澳大利亚等国亦属低度腐败。然而，这些所谓低度腐败国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台面下的灰色交易“变相包装”为制度，转变为台面上的利益输送。
美国大财团一向对政治选举如总统选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根据美国法律，一般组织或个人向单个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不能多于2700美元。不过，理论上独立于候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则可以无上限地吸收捐款，然后“独立”地为候选人拉票。目前，美国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所有筹款中有高达一半来自于约400个商业家族，有的家族捐款甚至超过500万美元（表2）。其中科氏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分别以429亿美元身家在2015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并列第六，两人合计身家则略胜比尔·盖茨。2015年8月初，科氏兄弟及其联盟召集5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闭门会议，讨论高达8.89亿美元竞选资金的分配。试想，如果没有这一制度，这笔巨额款项将以何种方式输送给政客？
如庄子所言，“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有时就是如此荒谬，总有人用珍珠去弹悬崖上的麻雀，却不愿弯弓射大雕。部分企业经理人或员工冒着牢狱之灾贪夺蝇头小利，甚至如本文开头的董事长以命换财。虽说一些与贪腐结缘的企业可以一时呼风唤雨，但这些缺乏普世价值观、管理不善的企业最终将被自己打败。反观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都有大量的企业坚持廉洁，却始终保持良好的业绩。有志向的企业为了自身长远利益，既应该远离贪腐官员，也要杜绝内部腐败，以文化与制度肃清公司腐败。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欲查看其他资本圈精英评论，请扫描版权页二维码，下载并登录“新财富酷鱼”和我们互动。评论也可发送至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范博宏教授个人官网为http：//ihome.cuhk.edu.hk/～b109671/index.html 。
2006年，西门子在十余年行贿大案爆发后，彻底改变了企业治理架构，全面推进合规计划来规避企业腐败，重新擦亮了蒙尘的金字招牌。内地集团如万达等也开始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而在西方国家，腐败已“变身”为制度化的利益输送，2016年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的筹款有一半来自于400个商业家族的捐献。从长远来看，容忍腐败类似于以珍珠弹射那悬崖上的麻雀，得不偿失，有志向的企业应从制度及文化上肃清腐败问题。
2014年5月18日，正在接受反腐调查的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从黑龙江省逊克县医院三楼一跃而下。弥留之际，刘不停重复“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俗话说“人为财死”，但既然“不想要”，不免死得有些不明不白。企业腐败绝非个案，从近年来遭到曝光的案例看，即使顶尖企业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都难以幸免（表1）。
企业腐败的代价
世界范围的研究表明，企业腐败主要是由体制因素造成。清廉的企业到了腐败的地区做生意，也往往会滋生贪腐。而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企业，到了体制健全的地区也守法了起来。有学术理论模型得出腐败有助于国家经济增长的结论，因为腐败降低了受低效率政府影响下市场的交易成本。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评论：“如果某某公司容忍腐败，会发展得更快”。但这样的理论和说法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研究佐证。相反，大量研究发现，腐败滋长了低效率的企业，排挤了不以腐败为竞争手段的企业，而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竞争力取决于企业效率。
在一项调查中，我们研究了50多位省部级官员因腐败案“落马”后，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我们将这些企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被检举行贿落马官员的企业；第二类是与落马官员有前同事关系的企业；第三类是这些行贿或关联企业的上下游企业；第四类是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上市企业。如图1所示，官员因腐败落马后，向其行贿或关联（第一、二类）的企业在事发前一年至后三年内的累计异常回报率下跌约20%。这意味着这些企业20%的价值来自与贪腐官员的关系，或者来自于行贿所形成的竞争力。最让我们惊叹的是第三类企业，它们仅因是腐败或关联企业的的供应商或下游客户，并未牵涉腐败或与贪腐官员有直接关联，但价值也同样蒸发了近13%。
企业的腐败问题不止是与贪腐官员同路，更存在于企业与利益相关体的交易中，如供应商、客户、银行等资金提供者。2010-2012年间，阿里巴巴人力资源部副总裁王凯将公司年会、集体婚礼等活动承包给昔日同窗好友，并先后收取总计260万元贿赂。王凯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零6个月。
2011年起，华为开展企业业务，通过经销商向企业销售电子产品。由于没有统一定价，因此业内普遍存在回扣、返点现象。2014年9月，华为联系众多经销商召开企业反腐大会，并查办116名员工，涉及69家经销商，其中4人被移交司法部门。
2015年7月，前腾讯高管、时任阿里巴巴副总裁的刘春宁被警方带走。据悉，事件曝光源于腾讯在内部审计时发现内部员工在视频采购时收受回扣，勾结供应商抬高收购价。报案后，警方在进一步侦查中发现刘春宁涉嫌受贿。百度也发生过类似现象。这类腐败与官员贪腐无关，纯粹由于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关键环节失控所致。中下层腐败对企业效率的伤害要由企业所有者承担，所以打击这类腐败也是企业主所希望的。
这些曝光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企业腐败问题可能严重得多，有的企业甚至整个行业都陷入腐败困境中。在哈药集团倡导的“大规模广告”战略下，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告商之间有很多业务往来。和电信行业中供应商给采购人员回扣类似，广告商也给予三精制药关键管理人员回扣。在这种利益互换、暗箱输送的情境下，三精制药的广告费用大增，2013年竟然高达4.31亿元，是利润的66.7倍，远超合理水平。
与上述案例不同的是，三精制药案件直接涉及公司一把手，而它本身又是国企背景。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全球427件行贿案件的研究发现，2/3的腐败案发生在石油矿产、建筑、运输、通信、制造五大行业（图2）。这些易被腐败侵蚀的行业，大多仍脱离不了政府管制的阴影。当全世界的政府以各种理由管制了土地、石油矿产、基础建设、通讯、交通等行业时，行政力量往往扭曲了行业内企业的竞争模式，并导致它们走向腐败。
重塑价值观与加强治理是抑制企业腐败的关键
高观远瞩的企业家，宁舍近利，追求利己为人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他们有不容贪腐的坚定人格与信念，与腐败官员保持距离，在企业内部言传身教，传递正直的价值观，以治理手段、职业化管理消弥暧昧关系和交易。
2006年，西门子曾经爆出行贿丑闻。在此之前十余年间，西门子多个部门在十几个国家通过秘密账户向政府官员及客户行贿，以换取订单。案发后，这家德国的百年老店并未一蹶不振，而是通过不断改革，逐步建立反腐机制。
首先，由西门子家族建立起的百年金字招牌一旦蒙尘，仍需由家族带头重新擦亮。虽然家族经世代交替仅持有西门子少数股权，且未参与经营管理，却从集团董事会发力，成为反腐改革的动力。除了直接涉案人员被查处之外，案发半年后，集团CEO下台，新上任的罗旭德（Peter Loscher）是西门子160年来第一个外部空降的高管。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反腐，恢复公司声誉。罗旭德上任后不久，西门子宣布起诉包括前CEO在内的11名高管。西门子还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当时德国司法部门确认涉案金额达2亿欧元，但西门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可疑金额高达4.2亿欧元。显然，西门子是想根治这一问题，而非仅仅配合司法程序。
西门子为了预防日后的腐败，开展所谓“合规计划”。自贿赂案以来，西门子在此项目上的支出已超过20亿欧元，其中一大部分被用来聘请外部人员对数千名中高层及十余万名员工进行面对面的反腐培训。另有近20万员工接受网上培训。2008年，西门子将合规方面的绩效与管理层年终奖金挂钩，最多可影响奖金的17%。合规计划有清晰的全球组织架构（图3），触及集团的每一个角落。 另外，合规计划还包括一个全球24小时并支持150种语言的举报平台，无论企业员工还是合作伙伴，一旦怀疑西门子员工有违规行为，都可以通过此平台举报。在线解答员可以解答各种问题，比如什么样的礼可以送，什么样的礼不能送等等。在集团战略上，西门子放弃了在一些高度腐败国家的业务。有意思的是，各部门的业务不降反升。
中国的万达集团对反腐也有一定尝试。据称万达创始人王健林在集团不分管具体业务，唯一直管的就是审计部，它被万达内部称为“民间中纪委”。2015年7月14日，万达官网贴出通报，查实18名中层管理人员及员工涉嫌贪污受贿，其中两人向多家施工单位索贿受贿，金额巨大，被移交司法部门；另外16人则因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被免职。2015年年初开始，针对职业经理人寻租的问题，万达对综合广场项目实行“总包交钥匙”。之前万达地方项目负责人要面对各个环节的投标承包，向不同项目负责人收取回扣的机会很大，而经理人收取回扣会导致项目成本增加。新政实施后，由一家总包公司在万达提供的数据库中选择分包单位，并执行指定的价格，项目完成后直接向万达交钥匙。这一措施实行不久，具体效果有待检验，但至少降低了集团高管的寻租机会。
腐败的替身：制度化利益输送
腐败举世皆然，并非中国的专利。世界透明度组织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美加、西欧、澳大利亚等国亦属低度腐败。然而，这些所谓低度腐败国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台面下的灰色交易“变相包装”为制度，转变为台面上的利益输送。
美国大财团一向对政治选举如总统选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根据美国法律，一般组织或个人向单个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不能多于2700美元。不过，理论上独立于候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则可以无上限地吸收捐款，然后“独立”地为候选人拉票。目前，美国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所有筹款中有高达一半来自于约400个商业家族，有的家族捐款甚至超过500万美元（表2）。其中科氏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分别以429亿美元身家在2015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并列第六，两人合计身家则略胜比尔·盖茨。2015年8月初，科氏兄弟及其联盟召集5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闭门会议，讨论高达8.89亿美元竞选资金的分配。试想，如果没有这一制度，这笔巨额款项将以何种方式输送给政客？
如庄子所言，“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有时就是如此荒谬，总有人用珍珠去弹悬崖上的麻雀，却不愿弯弓射大雕。部分企业经理人或员工冒着牢狱之灾贪夺蝇头小利，甚至如本文开头的董事长以命换财。虽说一些与贪腐结缘的企业可以一时呼风唤雨，但这些缺乏普世价值观、管理不善的企业最终将被自己打败。反观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都有大量的企业坚持廉洁，却始终保持良好的业绩。有志向的企业为了自身长远利益，既应该远离贪腐官员，也要杜绝内部腐败，以文化与制度肃清公司腐败。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欲查看其他资本圈精英评论，请扫描版权页二维码，下载并登录“新财富酷鱼”和我们互动。评论也可发送至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范博宏教授个人官网为http：//ihome.cuhk.edu.hk/～b109671/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