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围城》采用以男性主角方鸿渐为中心视点的叙述方式，对文中女性的形象塑造显得不甚公平，读者也不难看出来文中女性形象或多或少都带有着男性视域下的刻板印象。本文从性别视域出发，重新审视《围城》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意识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性视角;女性意识
一、围城百态：男性视域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围城》里的女性是在男性视域下完成形象塑造的，“男人具有谈论女人的资格，就是因为他不是女人”[1]，所以无可避免地会带有男性的偏见。列举文中三位女性的形象，从作者对她们的形象塑造便可瞥见一二，她们是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与选择大多却是围绕男人展开的。
（一）鲍小姐：黑甜的朱古力小姐
《围城》中对鲍小姐的描述，是一个风流美人的形象。男学生们给她的外号是“熟食铺子”[2]，因为鲍小姐穿着过分火辣暴露，像熟食店公开陈列的暖热肉糜。同船的苏文纨对鲍小姐的态度也甚是鄙夷，苏小姐认为她有伤国体。可见大家对鲍小姐印象不佳，甚至都秉持蔑视嘲讽的态度。杨绛先生在谈《围城》时也提到“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2]的说法。鲍小姐被塑造成一个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欲望大于情感，对爱情的态度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鲍小姐是个心眼伶俐的女人，她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2]的道理。在法国邮船白拉隆子爵号上，对于鲍小姐来说，方鸿渐坐二等舱，人也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2]，而当船靠岸方鸿渐还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时候，鲍小姐却早已若无其事地扑到前来迎接她的半秃顶的未婚夫的怀中了。
（二）苏文纨：虚荣高傲的女博士
《围城》中鲍小姐曾打趣才女苏小姐为“苏东坡的妹妹”[2]，同船的男学生给她取的外号叫“苏小妹”。有着显赫家世的美人博士苏文纨见方鸿渐并不觉得讨厌，并且对他的家世也略有所知，便有意给他亲近的机会，“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伏地求爱”[2]。苏文纨时常故意在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之间制造矛盾，让他们相互猜忌和妒恨，他们越是为她吃醋嫉妒，她就越能从中得到满足。苏文纨此举用意有二，一方面可以借赵辛楣这颗棋子来激发方鸿渐向自己表白的勇气，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男人们为自己争风吃醋的程度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满足自己孤傲的虚荣心。在苏小姐被男人簇拥的时候，她尽情地显示着自己的魅力与价值。然苏文纨此般凭借男性的追逐以彰显自我价值的爱情策略，并不能带她到达知识分子女性的新生活的快乐，只能让她陷入爱情的围城里。
（三）孙柔嘉：工于心计的阴谋家
《围城》中相貌平平的孙柔嘉是唯一把方鸿渐圈进婚姻围城的女性，是一个工于心计、步步为营的阴谋家形象。孙小姐平时“打扮甚为素净”[2]，但她的心计如同她的那张看似不加修饰的脸，其实也是精心打磨的艺术品，里里外外都是狠下了一番工夫的。孙小姐深谙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关系法则，善于运用女性的弱势地位来满足男性的征服欲和保护欲。孙柔嘉处处体贴方鸿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方鸿渐的虚荣心，替他掩饰着懦弱无用，用书中方鸿渐的感受来说“汗毛孔的折叠里都给他温存到”[2]。此外，孙柔嘉还会颇为迎合地对方鸿渐口中连孩子都骗不了的鲸鱼故事表现出惊愕之状，甚至在收到陆子潇给她的情书时，她也要不谙世事地主动向鸿渐讨教该如何处理。孙小姐如此煞费苦心，不过是想要谋得一位合适的丈夫，她千方百计地制造机会接近方鸿渐，直至她如愿以偿地与他结婚，都没有露出一丝急功近利的痕迹。
二、夹缝生存：男权遮蔽下女性意识的围困
在《围城》中的女性人物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每一位女性的形象里都或多或少带着男性视域下的印象，即使从她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其思考与行为也不免依顺于男性社会的合格标准。小说中以一种丑化女性的方式来展现两性交往中的矛盾，虽然“宣泄女人们的幽暗面”[3]的方式有失偏颇，但是作者对女性的心理情感进行了细致刻画，以此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挣扎和女性地位的困窘。
（一）自我争取的生存意识
文中的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当做佣人一样差使，于是早早地明白了要自己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命运，“所以她宁可跟一个比自己年龄长十二岁的人订婚，有机会出洋。”[2]鲍小姐受未婚夫资助去留洋学医，在英国度过两年自由时光，此次归国与那戴大眼镜的秃顶黑胖子结婚后，便可和他一同挂牌出诊，这样一来连余生的职业都谋划妥当了。鲍小姐虽然鄙俗放荡，但也还算对自己负责，知道为自己的命运争取机会，并且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坚强的依靠。她虽然没有独立地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家人并不能给她的人生提供所需的帮助，于是屈身嫁给其貌不扬的老男人也不失为一条在传统的男权社会生存下去的途径。从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生存的视角出发，风流鄙俗的鲍小姐思想里也有一定的女性生存意识在抗争。
（二）自主选择的独立意识
苏文纨作为一个被拒绝的女性，她爱而不得的伤痛在文中没有得到声张，得不到男性世界认领的女性情感也没有得到正视。诚然苏文纨留学归来并没有给彼时的上海带回新女性的新风尚，她的博士学位不过只是一个漂亮的嫁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已经一派中西合璧气象，而苏小姐的知识涵养和显赫家世足以让男人们蜂拥而至，让她有机会能够成为摩登社会的新太太。不能在社会潮流中逆反，便只能顺从，站在生存的角度，其實她选择男人也是在选择命运。面对赵辛楣的追求，苏文纨却选择了方鸿渐，遭到方鸿渐的拒绝之后，她又颇为爽气地嫁给了曹元朗做官太太。但是，苏文纨并没有事事依赖于曹元朗，而是保持独立的能力，出行也不需要丈夫陪伴左右，习惯“一个人飞来飞去”[2]。她以走单帮贩私货的方式和独立的处事作风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苏文纨作为知识女性尚存其女性意识中的独立因素，她能够很好地驾驭自己的命运，即便是离开男人也可以在社会上好好生存。 （三）自主谋事的主体意识
从《围城》中的爱情，可以看出“男权文化把女性对男性的爱情混同于女人对男性世界的阴谋”[4]，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爱情故事中。孫柔嘉千方百计地拉近与方鸿渐的距离，她最大的阴谋在于借助外部力量促成了她与方鸿渐的婚事。如愿得到了爱情的孙柔嘉开始展露本性，逐渐暴露出专横善妒、自私刻薄的真面孔。与方鸿渐结婚以后的孙柔嘉依然精细地盘算着她的阴谋，“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碗饭。”[2]婚后的孙柔嘉用尽全部精力在保住自己的饭碗，她认真地经营爱情而让自己获得婚姻的胜利。她千方百计地嫁给了方鸿渐，本以为此后便可以安享幸福的生活了，却不料方鸿渐不具备纵横捭阖的手段，懦弱无能竟沦落到了失业的地步。嫁给方鸿渐，是孙柔嘉最大的成功，也是最大的败笔。但是，从孙柔嘉主动为自己选择所爱的人并且如愿以偿走进婚姻的殿堂这一点来看，她具有自主谋事的行为能力，她有很牢固的主见，这可以看出其女性意识中独立自主的因素。
三、围困人生：形象背后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形象的现实意义
《围城》中女性的形象塑造虽然大有不同，但她们爱情的最终归宿却都是为了寻求一个好丈夫，这也可以看出文中女性意识中的共同点，即对于男权社会的自觉依附。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中，受制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规则，女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角色和命运。婚姻对于女人而言，与其说是一座围困的爱情城堡，不如说是一个生存的避难所。就《围城》中这四位知识女性而言，女性意识受到压制，逐渐把男性等同于依靠，可以说“女人是被男权主体文化塑造成的”[5]。她们是二十世纪初期极少数走出闺门求学求职的女性，虽然躲过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宿命，但是她们的心态却仍然是传统的，她们对爱情的理解最终都是走向嫁做人妇的。《围城》中的女性，无论是喜爱操控男性的苏小姐，还是千方百计骗婚的孙小姐，还是汪太太、范小姐等人，都透露出一种对爱情和婚姻的执着情态。
（二）女性意识的现代审视
男权社会要求女性把她们的人生托付于男性世界，此举忽略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必然会注定女性的悲剧命运。传统社会将女性困于家庭之中，要求女人们“三从四德”，于是依附性的婚姻成了长期以来婚恋生活的主要形式。二十世纪以来，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女性有了觉醒的意识，但囿于男权社会与历史文化的打压，大多数的女性还无力反抗。《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女性们坚守着婚姻的城堡，例如官太太苏文纨、方太太孙柔嘉以及汪太太，她们都是机智世俗的，她们担不起杀出婚姻城堡之后的风险。她们时刻和身边的各色女性进行着比较，努力成为更加符合时代标准的女性，成为新时期新男人的新太太，这也是拥有较高学历而无法翻身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悲哀。
四、结语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女性所表现的女性意识，是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伦理的对抗，是一种知识分子新女性的社会姿态，在彰显知识分子女性的生存精神和反抗意识的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命运的悲凉与生存状态的困境。在《围城》中，作者“把思想批判意向和审美观照方向指向了整个人类存在”[6]，在日趋进步的现代文化背景下，深入分析近现代女性形象背后的女性意识，对提升近现代女性生存境遇的分析层次有着很大的帮助，对于近现代女性探索人性和提升思想境界有着双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法〕让·杜歇.第一性[M].周征凌，译.广东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2〕钱钟书.围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汤溢泽.《围城》：女性形象跌落的滑铁卢[J].理论与创作，1999（4）.
〔4〕王琳琳.从《围城》中的女人们说开去──传统女性婚姻心态的现代审视[J].浙江师大学报，1999（4）：120-121.
〔5〕刘秀丽.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19-23.
〔6〕田蕙兰，等.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性视角;女性意识
一、围城百态：男性视域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围城》里的女性是在男性视域下完成形象塑造的，“男人具有谈论女人的资格，就是因为他不是女人”[1]，所以无可避免地会带有男性的偏见。列举文中三位女性的形象，从作者对她们的形象塑造便可瞥见一二，她们是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与选择大多却是围绕男人展开的。
（一）鲍小姐：黑甜的朱古力小姐
《围城》中对鲍小姐的描述，是一个风流美人的形象。男学生们给她的外号是“熟食铺子”[2]，因为鲍小姐穿着过分火辣暴露，像熟食店公开陈列的暖热肉糜。同船的苏文纨对鲍小姐的态度也甚是鄙夷，苏小姐认为她有伤国体。可见大家对鲍小姐印象不佳，甚至都秉持蔑视嘲讽的态度。杨绛先生在谈《围城》时也提到“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2]的说法。鲍小姐被塑造成一个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欲望大于情感，对爱情的态度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鲍小姐是个心眼伶俐的女人，她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2]的道理。在法国邮船白拉隆子爵号上，对于鲍小姐来说，方鸿渐坐二等舱，人也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2]，而当船靠岸方鸿渐还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时候，鲍小姐却早已若无其事地扑到前来迎接她的半秃顶的未婚夫的怀中了。
（二）苏文纨：虚荣高傲的女博士
《围城》中鲍小姐曾打趣才女苏小姐为“苏东坡的妹妹”[2]，同船的男学生给她取的外号叫“苏小妹”。有着显赫家世的美人博士苏文纨见方鸿渐并不觉得讨厌，并且对他的家世也略有所知，便有意给他亲近的机会，“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伏地求爱”[2]。苏文纨时常故意在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之间制造矛盾，让他们相互猜忌和妒恨，他们越是为她吃醋嫉妒，她就越能从中得到满足。苏文纨此举用意有二，一方面可以借赵辛楣这颗棋子来激发方鸿渐向自己表白的勇气，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男人们为自己争风吃醋的程度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满足自己孤傲的虚荣心。在苏小姐被男人簇拥的时候，她尽情地显示着自己的魅力与价值。然苏文纨此般凭借男性的追逐以彰显自我价值的爱情策略，并不能带她到达知识分子女性的新生活的快乐，只能让她陷入爱情的围城里。
（三）孙柔嘉：工于心计的阴谋家
《围城》中相貌平平的孙柔嘉是唯一把方鸿渐圈进婚姻围城的女性，是一个工于心计、步步为营的阴谋家形象。孙小姐平时“打扮甚为素净”[2]，但她的心计如同她的那张看似不加修饰的脸，其实也是精心打磨的艺术品，里里外外都是狠下了一番工夫的。孙小姐深谙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关系法则，善于运用女性的弱势地位来满足男性的征服欲和保护欲。孙柔嘉处处体贴方鸿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方鸿渐的虚荣心，替他掩饰着懦弱无用，用书中方鸿渐的感受来说“汗毛孔的折叠里都给他温存到”[2]。此外，孙柔嘉还会颇为迎合地对方鸿渐口中连孩子都骗不了的鲸鱼故事表现出惊愕之状，甚至在收到陆子潇给她的情书时，她也要不谙世事地主动向鸿渐讨教该如何处理。孙小姐如此煞费苦心，不过是想要谋得一位合适的丈夫，她千方百计地制造机会接近方鸿渐，直至她如愿以偿地与他结婚，都没有露出一丝急功近利的痕迹。
二、夹缝生存：男权遮蔽下女性意识的围困
在《围城》中的女性人物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每一位女性的形象里都或多或少带着男性视域下的印象，即使从她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其思考与行为也不免依顺于男性社会的合格标准。小说中以一种丑化女性的方式来展现两性交往中的矛盾，虽然“宣泄女人们的幽暗面”[3]的方式有失偏颇，但是作者对女性的心理情感进行了细致刻画，以此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挣扎和女性地位的困窘。
（一）自我争取的生存意识
文中的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当做佣人一样差使，于是早早地明白了要自己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命运，“所以她宁可跟一个比自己年龄长十二岁的人订婚，有机会出洋。”[2]鲍小姐受未婚夫资助去留洋学医，在英国度过两年自由时光，此次归国与那戴大眼镜的秃顶黑胖子结婚后，便可和他一同挂牌出诊，这样一来连余生的职业都谋划妥当了。鲍小姐虽然鄙俗放荡，但也还算对自己负责，知道为自己的命运争取机会，并且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坚强的依靠。她虽然没有独立地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家人并不能给她的人生提供所需的帮助，于是屈身嫁给其貌不扬的老男人也不失为一条在传统的男权社会生存下去的途径。从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生存的视角出发，风流鄙俗的鲍小姐思想里也有一定的女性生存意识在抗争。
（二）自主选择的独立意识
苏文纨作为一个被拒绝的女性，她爱而不得的伤痛在文中没有得到声张，得不到男性世界认领的女性情感也没有得到正视。诚然苏文纨留学归来并没有给彼时的上海带回新女性的新风尚，她的博士学位不过只是一个漂亮的嫁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已经一派中西合璧气象，而苏小姐的知识涵养和显赫家世足以让男人们蜂拥而至，让她有机会能够成为摩登社会的新太太。不能在社会潮流中逆反，便只能顺从，站在生存的角度，其實她选择男人也是在选择命运。面对赵辛楣的追求，苏文纨却选择了方鸿渐，遭到方鸿渐的拒绝之后，她又颇为爽气地嫁给了曹元朗做官太太。但是，苏文纨并没有事事依赖于曹元朗，而是保持独立的能力，出行也不需要丈夫陪伴左右，习惯“一个人飞来飞去”[2]。她以走单帮贩私货的方式和独立的处事作风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苏文纨作为知识女性尚存其女性意识中的独立因素，她能够很好地驾驭自己的命运，即便是离开男人也可以在社会上好好生存。 （三）自主谋事的主体意识
从《围城》中的爱情，可以看出“男权文化把女性对男性的爱情混同于女人对男性世界的阴谋”[4]，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爱情故事中。孫柔嘉千方百计地拉近与方鸿渐的距离，她最大的阴谋在于借助外部力量促成了她与方鸿渐的婚事。如愿得到了爱情的孙柔嘉开始展露本性，逐渐暴露出专横善妒、自私刻薄的真面孔。与方鸿渐结婚以后的孙柔嘉依然精细地盘算着她的阴谋，“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碗饭。”[2]婚后的孙柔嘉用尽全部精力在保住自己的饭碗，她认真地经营爱情而让自己获得婚姻的胜利。她千方百计地嫁给了方鸿渐，本以为此后便可以安享幸福的生活了，却不料方鸿渐不具备纵横捭阖的手段，懦弱无能竟沦落到了失业的地步。嫁给方鸿渐，是孙柔嘉最大的成功，也是最大的败笔。但是，从孙柔嘉主动为自己选择所爱的人并且如愿以偿走进婚姻的殿堂这一点来看，她具有自主谋事的行为能力，她有很牢固的主见，这可以看出其女性意识中独立自主的因素。
三、围困人生：形象背后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形象的现实意义
《围城》中女性的形象塑造虽然大有不同，但她们爱情的最终归宿却都是为了寻求一个好丈夫，这也可以看出文中女性意识中的共同点，即对于男权社会的自觉依附。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中，受制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规则，女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角色和命运。婚姻对于女人而言，与其说是一座围困的爱情城堡，不如说是一个生存的避难所。就《围城》中这四位知识女性而言，女性意识受到压制，逐渐把男性等同于依靠，可以说“女人是被男权主体文化塑造成的”[5]。她们是二十世纪初期极少数走出闺门求学求职的女性，虽然躲过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宿命，但是她们的心态却仍然是传统的，她们对爱情的理解最终都是走向嫁做人妇的。《围城》中的女性，无论是喜爱操控男性的苏小姐，还是千方百计骗婚的孙小姐，还是汪太太、范小姐等人，都透露出一种对爱情和婚姻的执着情态。
（二）女性意识的现代审视
男权社会要求女性把她们的人生托付于男性世界，此举忽略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必然会注定女性的悲剧命运。传统社会将女性困于家庭之中，要求女人们“三从四德”，于是依附性的婚姻成了长期以来婚恋生活的主要形式。二十世纪以来，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女性有了觉醒的意识，但囿于男权社会与历史文化的打压，大多数的女性还无力反抗。《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女性们坚守着婚姻的城堡，例如官太太苏文纨、方太太孙柔嘉以及汪太太，她们都是机智世俗的，她们担不起杀出婚姻城堡之后的风险。她们时刻和身边的各色女性进行着比较，努力成为更加符合时代标准的女性，成为新时期新男人的新太太，这也是拥有较高学历而无法翻身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悲哀。
四、结语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女性所表现的女性意识，是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伦理的对抗，是一种知识分子新女性的社会姿态，在彰显知识分子女性的生存精神和反抗意识的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命运的悲凉与生存状态的困境。在《围城》中，作者“把思想批判意向和审美观照方向指向了整个人类存在”[6]，在日趋进步的现代文化背景下，深入分析近现代女性形象背后的女性意识，对提升近现代女性生存境遇的分析层次有着很大的帮助，对于近现代女性探索人性和提升思想境界有着双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法〕让·杜歇.第一性[M].周征凌，译.广东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2〕钱钟书.围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汤溢泽.《围城》：女性形象跌落的滑铁卢[J].理论与创作，1999（4）.
〔4〕王琳琳.从《围城》中的女人们说开去──传统女性婚姻心态的现代审视[J].浙江师大学报，1999（4）：120-121.
〔5〕刘秀丽.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19-23.
〔6〕田蕙兰，等.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