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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熊娟老师的《班会课慎用“灾难片”》，首先要肯定她的反思批判精神，公开宣示自己效果不理想的教育行为，以此启示和警醒其他老师不再采取类似的教育教学活动，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要有一种关爱学生的态度与精神。其次，反思、批判的起点与依据是教学的效果，从学生的变化、学生受到的影响，反思和检视自己，这是我们常说的以学论教。以学论教，就是对教育教学活动的评价依据不能是教师的表现，而是学生的参与和收获；教师不能只图自己的精彩，而要从学生的角度去感受、去体验、去推测、去设计能给学生带来积极影响的教育教学活动。同时，对不理想教育教学活动的反思不是停留在感觉的水平、经验的层次，而是要上升到理性的层次、理论的层次，找到“学生替代性地经历恐惧和痛苦以后，可能造成他们本能地被唤起恐惧、焦虑等情绪”伤害的理论依据后，熊老师由此形成一种教育教学的自觉：“班会课慎用‘灾难片’”。
对“班会课慎用‘灾难片’”的观点我是极为赞同的。进一步，我想应该说，不能仅仅是班会活动，其他教育教学活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都不要在心智尚未充分成熟的儿童面前使用“灾难片”。
这个例子或许大家已经知道：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切尼格乐斯镇，发生过一起抢劫案。案发时，5岁男孩乔治和妈妈露西正在这家银行内。劫匪趁机用枪顶住小乔治作人质。就在劫匪决定鱼死网破时，警方的子弹精准地击中了他，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劫匪就倒在了地上。小乔治从劫匪的胸口滑落下来的一瞬间，鲜血溅满了他的身体，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离他最近的谈判专家尼尔森迅速跑了过去，把小乔治高高地抱起来。面对着蜂拥而入的人群和媒体，尼尔森突然高声喊了一句：“演习结束！”
“是的，演习结束了，这仅仅是一场演习。”尼尔森认真地对着愣住的人们大声地说。
“真的是演习吗？”小乔治半信半疑地盯着尼尔森问。
“当然，就因为事先没有预告，所以你才能表现得如此逼真。现在，我宣布，演习圆满结束。”尼尔森微笑着安慰小乔治。
几个领会了尼尔森意思的警察也上前赞扬小乔治，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警局颁发的勇敢奖章。其他人这时也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都说小乔治刚才的表现值得夸奖。
第二天，切尼格乐斯当地的媒体集体沉默，对银行抢劫案只字未提。
多年以后，有人问已经退休的尼尔森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枪响的时候，我在想，这孩子完了，他有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恐怖事件所留下的心理阴影。但当我走近他时，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让我说出了那句话。我很感谢在场的所有人，他们和我一起导演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局，让那个孩子相信那只是一场事先没有通知的警事演习。让人感到神奇的是，小家伙居然相信了。灾难没有给小乔治留下什么不良烙印，他能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他能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观点在《儿童权利公约》里，我以为就是这样的表达：“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立或私立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首要考虑”意味着在重要性和优先性上的取舍原则。谁更重要？谁在前谁在后？儿童利益优先。有一位班主任老师让学生写对自己的意见，学生的意见包括：“老师，您一直在说对我们好、为我们好，可是除了成绩和规则，您知道我们还需要什么吗？”“老师，您总是因为班级扣分而生气，分数在您心中真的比我们更重要吗？”“老师，我知道您为这个班付出了很多，但我必须说，您爱的不是我们，您爱的是您自己，您只是想向别人证明您的优秀，却一直无视我们的感受。”……学生的意见让这位班主任，当然也包括我们反省：在教育教学中，我们是不是不了解学生的利益？是不是把分数看得比人更重要？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更重，是不是只是想证明自己？
“最大利益”则意味着要对利益进行比较。让学生直面人生的困难和人类的有限性，让学生在未来生活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未来的挫折和艰难有所准备，这有没有价值？当然也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也是以后的学校生活中应该让学生有所认识和理解的。但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时期，什么是更大利益？是安全，是温暖，是信心，是希望，是爱，是阳光，是美好。主要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童话为什么大多以正义战胜邪恶、以“后来，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做结局？就是因为正在成长中的儿童如果不能较好地度过，很容易为人格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童话需要给儿童以朝阳般的温暖和健康向上的力量。
从这种意义上，教育就不能把成人社会一览无余地暴露给儿童。呈现并影响学生的环境不能是完全自然的环境，而是一种特殊的环境。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功能：一是简化和安排所要发展的倾向的所有因素。二是净化现有的社会习惯并使其观念化。三是创造一个更加广阔和更加平衡的环境，使青少年不受原来环境的限制。”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认为：“教师是教育环境的组织者，是教育环境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调节者和控制者……社会环境是教育过程真正的杠杆，而教师的全部作用则可归结为对这一杠杆的管理。”
如果说“首要考虑”儿童利益需要教师具有专业伦理的话，比较权衡并能选择儿童的“最大利益”，为此设计提供教育环境、设计教育活动则需要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专业伦理、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者齐全，你才能说得上是一位专业的教师。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陈大伟）
对“班会课慎用‘灾难片’”的观点我是极为赞同的。进一步，我想应该说，不能仅仅是班会活动，其他教育教学活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都不要在心智尚未充分成熟的儿童面前使用“灾难片”。
这个例子或许大家已经知道：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切尼格乐斯镇，发生过一起抢劫案。案发时，5岁男孩乔治和妈妈露西正在这家银行内。劫匪趁机用枪顶住小乔治作人质。就在劫匪决定鱼死网破时，警方的子弹精准地击中了他，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劫匪就倒在了地上。小乔治从劫匪的胸口滑落下来的一瞬间，鲜血溅满了他的身体，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离他最近的谈判专家尼尔森迅速跑了过去，把小乔治高高地抱起来。面对着蜂拥而入的人群和媒体，尼尔森突然高声喊了一句：“演习结束！”
“是的，演习结束了，这仅仅是一场演习。”尼尔森认真地对着愣住的人们大声地说。
“真的是演习吗？”小乔治半信半疑地盯着尼尔森问。
“当然，就因为事先没有预告，所以你才能表现得如此逼真。现在，我宣布，演习圆满结束。”尼尔森微笑着安慰小乔治。
几个领会了尼尔森意思的警察也上前赞扬小乔治，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警局颁发的勇敢奖章。其他人这时也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都说小乔治刚才的表现值得夸奖。
第二天，切尼格乐斯当地的媒体集体沉默，对银行抢劫案只字未提。
多年以后，有人问已经退休的尼尔森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枪响的时候，我在想，这孩子完了，他有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恐怖事件所留下的心理阴影。但当我走近他时，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让我说出了那句话。我很感谢在场的所有人，他们和我一起导演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局，让那个孩子相信那只是一场事先没有通知的警事演习。让人感到神奇的是，小家伙居然相信了。灾难没有给小乔治留下什么不良烙印，他能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他能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观点在《儿童权利公约》里，我以为就是这样的表达：“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立或私立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首要考虑”意味着在重要性和优先性上的取舍原则。谁更重要？谁在前谁在后？儿童利益优先。有一位班主任老师让学生写对自己的意见，学生的意见包括：“老师，您一直在说对我们好、为我们好，可是除了成绩和规则，您知道我们还需要什么吗？”“老师，您总是因为班级扣分而生气，分数在您心中真的比我们更重要吗？”“老师，我知道您为这个班付出了很多，但我必须说，您爱的不是我们，您爱的是您自己，您只是想向别人证明您的优秀，却一直无视我们的感受。”……学生的意见让这位班主任，当然也包括我们反省：在教育教学中，我们是不是不了解学生的利益？是不是把分数看得比人更重要？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更重，是不是只是想证明自己？
“最大利益”则意味着要对利益进行比较。让学生直面人生的困难和人类的有限性，让学生在未来生活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未来的挫折和艰难有所准备，这有没有价值？当然也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也是以后的学校生活中应该让学生有所认识和理解的。但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时期，什么是更大利益？是安全，是温暖，是信心，是希望，是爱，是阳光，是美好。主要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童话为什么大多以正义战胜邪恶、以“后来，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做结局？就是因为正在成长中的儿童如果不能较好地度过，很容易为人格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童话需要给儿童以朝阳般的温暖和健康向上的力量。
从这种意义上，教育就不能把成人社会一览无余地暴露给儿童。呈现并影响学生的环境不能是完全自然的环境，而是一种特殊的环境。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功能：一是简化和安排所要发展的倾向的所有因素。二是净化现有的社会习惯并使其观念化。三是创造一个更加广阔和更加平衡的环境，使青少年不受原来环境的限制。”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认为：“教师是教育环境的组织者，是教育环境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调节者和控制者……社会环境是教育过程真正的杠杆，而教师的全部作用则可归结为对这一杠杆的管理。”
如果说“首要考虑”儿童利益需要教师具有专业伦理的话，比较权衡并能选择儿童的“最大利益”，为此设计提供教育环境、设计教育活动则需要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专业伦理、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者齐全，你才能说得上是一位专业的教师。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陈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