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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众文化已经进入“读图时代”。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异彩纷呈的图像环绕着、簇拥着甚至时刻追逐着我们,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家庭装修,到服装、美容和时尚,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已逐渐步入到后影像阅读的“读图时代”——从时间转向空间,从深度转向平面,从整体转向碎片。在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天才人物的推动下,电脑网络、卡通漫画、视觉图像蜂拥而来,连一向讲求静思默想的课堂也逐步为多媒体所主宰。读图轻松、令人愉悦,对中学语文教学冲击尤甚。看电视的多了,读名著的少了;看漫画的多了,赏诗词的少了。人们渐渐与文字相隔离,对把文字的惊叹变成对图像的玩味,思想也随之走向浅表化。
与读图时代的文化产品的直观性相反,“含蓄”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钱钟书、朱光潜等中外批评家先后指出中国诗歌在表达上富于暗示性、空灵轻淡、意在言外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在“义生文外”和“余味曲包”的意义上使用“隐”的概念,从效果的角度触及到文学表达之暗示性的要求。这种意不浅露,语不穷尽,避免直接指称言说对象,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代语置换本名,或以典故,或以歇后语,或以借代。古典诗词中把古人的言论或生动的事迹浓缩成极精练的语言,常用几个字就把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背景蕴含其中,这种写作风格或习惯常常使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更难以品味其朦胧深邃的意境了。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言语中获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古诗词的阅读需要大量的诵读积累。古典诗歌中的典故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的。典故的教学历来受到语文学界的重视,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典故的来源往往与历史神话传说相连,其背后的叙事性是极易引起课堂兴趣的地方,因而是课堂有效生成的引子;二是典故属于熟语学研究范围,有些涉及词源,弄清用典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关古汉语知识;再者,典故不仅属于语言学领域,而且与文学史学领域相通,可以由点带面,起到文化传承的效果。诗词用典问题虽说构成诗词阅读鉴赏的障碍,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值得语文教师高度重视。
纵览高中教材,不算读本,古典诗词辟有3个单元,共44首,涉及典故180多个。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典故一般是出处可考甚至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先秦作品中的典故,多出自民间传说。如“牛郎织女”一典,见于《诗经·小雅》“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楚辞》中典故运用也很多,涉及不少民间传说和楚地神话故事。有的典故来自儒家典籍,如“楚狂”出自《论语·微子》,讲述了楚地狂生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出自其他诸子的更多,如“腐鼠”来自《庄子·秋水》,“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魏晋以后的诗人,多以佛语入诗,如王维《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中的“毒龙”,李商隐《题僧壁》中的“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中的“针锋”都是佛教话语。此外,出自史书、古文笔记的也不在少数。如“飞将”出自《史记》中对飞将军李广的称呼。“青衫泪”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等等。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所以用典现象在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有人说无典不成诗。宋人黄庭坚指出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相传李商隐作诗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有时他在一首诗里用故事达五六处之多。用典现象极为普遍,确实构成学生古诗文阅读的一大难点。
尽管如此,典故的教学不应该忽略或回避。恰恰相反,典故的教学应该适时展开。
首先,典故时常表现为固定的词组或句子结构,不少典故形象以成语的形式流传下来,如高山流水、杞人忧天、闻鸡起舞、击楫中流、悲歌击筑等等。中学生对于这些常用成语并不陌生,由于有一定的基础,再适当拓展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了。而且,典故是可教的。因为典故的运用是有一定依据的,除了少数人为了显示自己博闻强记,“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之外,主要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文学效果,不至于使用冷僻的典故,否则,读者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解,于诗文作者的传情达意无益。李商隐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不动声色地把典故“青鸟”、“蓬山”(出自《山海经》)嵌入其中,和诗中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不仅无碍于诗意的传达,由此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像这样巧妙、自然运用的典故更需要我们仔细鉴别和体味。
运用典故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也是现代文写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典故在古诗词中的运用带有诗人的个性,更有着中华文化的共性。它们携带中华古典文化密码和中国人的情感色彩,有的习用已久,已经进入到汉语普通词汇之中,了解、熟识和正确运用它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通联:江苏如皋市第二中学]
与读图时代的文化产品的直观性相反,“含蓄”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钱钟书、朱光潜等中外批评家先后指出中国诗歌在表达上富于暗示性、空灵轻淡、意在言外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在“义生文外”和“余味曲包”的意义上使用“隐”的概念,从效果的角度触及到文学表达之暗示性的要求。这种意不浅露,语不穷尽,避免直接指称言说对象,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代语置换本名,或以典故,或以歇后语,或以借代。古典诗词中把古人的言论或生动的事迹浓缩成极精练的语言,常用几个字就把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背景蕴含其中,这种写作风格或习惯常常使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更难以品味其朦胧深邃的意境了。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言语中获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古诗词的阅读需要大量的诵读积累。古典诗歌中的典故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的。典故的教学历来受到语文学界的重视,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典故的来源往往与历史神话传说相连,其背后的叙事性是极易引起课堂兴趣的地方,因而是课堂有效生成的引子;二是典故属于熟语学研究范围,有些涉及词源,弄清用典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关古汉语知识;再者,典故不仅属于语言学领域,而且与文学史学领域相通,可以由点带面,起到文化传承的效果。诗词用典问题虽说构成诗词阅读鉴赏的障碍,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值得语文教师高度重视。
纵览高中教材,不算读本,古典诗词辟有3个单元,共44首,涉及典故180多个。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典故一般是出处可考甚至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先秦作品中的典故,多出自民间传说。如“牛郎织女”一典,见于《诗经·小雅》“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楚辞》中典故运用也很多,涉及不少民间传说和楚地神话故事。有的典故来自儒家典籍,如“楚狂”出自《论语·微子》,讲述了楚地狂生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出自其他诸子的更多,如“腐鼠”来自《庄子·秋水》,“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魏晋以后的诗人,多以佛语入诗,如王维《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中的“毒龙”,李商隐《题僧壁》中的“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中的“针锋”都是佛教话语。此外,出自史书、古文笔记的也不在少数。如“飞将”出自《史记》中对飞将军李广的称呼。“青衫泪”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等等。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所以用典现象在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有人说无典不成诗。宋人黄庭坚指出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相传李商隐作诗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有时他在一首诗里用故事达五六处之多。用典现象极为普遍,确实构成学生古诗文阅读的一大难点。
尽管如此,典故的教学不应该忽略或回避。恰恰相反,典故的教学应该适时展开。
首先,典故时常表现为固定的词组或句子结构,不少典故形象以成语的形式流传下来,如高山流水、杞人忧天、闻鸡起舞、击楫中流、悲歌击筑等等。中学生对于这些常用成语并不陌生,由于有一定的基础,再适当拓展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了。而且,典故是可教的。因为典故的运用是有一定依据的,除了少数人为了显示自己博闻强记,“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之外,主要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文学效果,不至于使用冷僻的典故,否则,读者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解,于诗文作者的传情达意无益。李商隐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不动声色地把典故“青鸟”、“蓬山”(出自《山海经》)嵌入其中,和诗中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不仅无碍于诗意的传达,由此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像这样巧妙、自然运用的典故更需要我们仔细鉴别和体味。
运用典故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也是现代文写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典故在古诗词中的运用带有诗人的个性,更有着中华文化的共性。它们携带中华古典文化密码和中国人的情感色彩,有的习用已久,已经进入到汉语普通词汇之中,了解、熟识和正确运用它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通联:江苏如皋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