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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夜晚，路边的一树树樱花不时在料峭的春风中摇曳，映衬着湛蓝的天空，淡粉的花瓣愈发透出丝丝清冷和莹洁。这样的暮色，让人情不自禁，若有所思，所谓气物感人，诗意的美大概就是这样吧……
也正是暮春时分，唐代诗人崔湜，曾出洛阳皇城端门，下天津桥。只见南北大道绵延七里，路旁是从隋朝开始就已遍植的樱桃、石榴诸花木，加以唐代间种的槐、柳等树，粉红烟绿，繁花照眼，崔湜不由得驻马吟诗：“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据称他弱冠即登进士，不到十年已掌贡举，此时年仅二十七岁，史书形容其人举止端雅，文词清丽。“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天津桥下的粼粼波光舞动一城春色，也掩映着诗人的无边思绪。桥边崔湜的风姿，令时任工部侍郎的张说怅然而叹：“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这番感慨，说的是文才、官职，以及时运这三项对唐人而言尤为重要的东西。崔湜无疑曾是命运的宠儿，二十七岁已掌贡举，意味着多少士子的前途系于他的掌中！“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白居易曾以此诗标榜自己一举及第的少年得意，而他所自诩的年轻，也正是崔湜掌贡举时的二十七岁呢（一说白中进士更晚，二十九岁），这也就难怪张说会有那样的感慨了。
为文与做官，今天看来似乎迥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在唐代则由于科举制度之推行而与士子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科举之中，明经与进士两科最为唐人所重。京城内四方汇聚的士子帖经据典，试策赋文，纸笔间飞龙走马，奔的是金銮殿前青云路。其中的佼佼者即便通过了礼部的考试、金榜题名成为进士，抬头举目望去，前途未卜，距离授职上任的那一天依然遥远。吏部的关试、守选、铨试……为官的道路既慢且长，唐代张著的笔记《翰林盛事》中说，连候选的文书都必须依官方给出的榜样一字不错合乎规范，稍有差池，即被驳回落选，如此，竟导致有等待三十年而不得为官的情况……
漫漫功名路，执牙笏、佩鱼符、穿绯着紫的，自然万众瞩目。《封氏闻见记》里就描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说的是唐诗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作者王翰，曾在候选官职的过程中擅作主张，议论品评当时海内的一百余名文士，将其分列高下九等，并颇具私心地置自己为第一等人物，与张说、李邕等大家并列，而对其他人则加以贬斥。
王翰此番举动很值得玩味，他将文士分列九等的做法，让人联想起在科举制兴起之先，魏晋南北朝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时期，开始以“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察访散在各地同籍的已仕、未仕士人，采择舆论，按照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将士人分别评定为三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每三年调整品第一次，是谓九品中正制。这其中，中正官的评定意见，对于士子升迁有着不言而喻的分量。隋文帝时，九品中正制已被废除，代之以分科、试策来招贤取士，继而是唐代科举制度对人才选拔的进一步程式化—纵使才士万千如过江之鲫，终须经这龙门，方才算修成正果。开榜之日，中者狂喜，未中者悲怆，多少喜剧、悲剧、闹剧，在这国家选秀场里年复一年地上演，不知会延续到几时……而当日的王翰，效仿前代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偷偷将这种夹带私货的九品文士榜贴于吏部东街，如果不是为了自抬声价，以博取求官的顺利，他又意欲何为？不出所料，这份来历不明的榜单引起了观者如堵，被贬损的众人无不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都说文章自己的好，这三六九等如何排比得出？此事查找线索不难，不过本想追究一番的吏部侍郎卢从愿被“势门”所劝阻，王翰因而才免去刑狱之灾。
这里所说的“势门”，很有可能即指王翰榜中所列第一等的朝廷大手笔张说。张说曾三任宰相，被玄宗誉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据史传记载，还在他出镇并州时，就对王翰颇为欣赏，后来即引荐其任秘书省正字。这一看似详定典籍、校正文字的闲职，实乃升迁之捷径，王翰日后擢升为通事舍人、驾部员外，也由此可见燕国公张说对他的推举。张说曾评价王翰文采斐然，犹如“琼林玉斝，烂然可珍”，即使有所玷缺，也可成一时之秀。正是因为张说对词学之士的爱惜，王翰等人能够常游其门。开元十三年四月，唐玄宗与众学士官员欢宴，以“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决定更殿名“集仙殿”为“集贤殿”，将丽正学院改为集贤殿学院，众学士十八人，以张说知院事。五日，张说上任，玄宗赐宴赋诗，众人均奉命唱和。王翰也有参与，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筵字》，诗歌末句云：“徒仰蓬莱地，何阶不让缘。”—自负文才的王翰将学士云集的集贤殿比作缥缈天外的蓬莱仙境，其心驰神往之情可以想见。
的确，集贤殿书院汇聚了张说、徐坚、贺知章等文笔大家，众人文采焕然，盛唐气象熠熠生辉。对此，玄宗乘兴赋诗曰：
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
集贤昭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
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
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辰。
由于文学盛事的辉映，而使得春夏之交的一瞬被载入千秋史册，为后世所仰望，诗末洋溢着古往今来的历史情怀，唐明皇显得踌躇满志。其中所谓“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说的是一朝文化之传承与新创。唐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河岳英灵集》叙）在殷璠看来，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玄宗对文学的态度，以及在文学上的旨趣，有如和风吹拂，盛唐诗歌开始日见蓬勃，条叶葳蕤。
以诗歌而论，唐朝文学之兴盛自古迄今无出其右。据史书记载，太宗听政之暇，留情于文史，不时有叙事言怀之作；武则天“好雕虫之艺”，以文章选士；中宗时景龙文馆众学士相从，春风秋景，赋诗无数；玄宗“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德宗时期政治稍安，逸兴遄飞的节日诗会频频举行，他晚年摒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皆不可及；文宗则每试进士，多自出题目，待到考卷呈上，即吟咏佳作，终日忘倦—举凡天下之位稍安，历任君主出于武功文治并举的心理，往往表现出对文学的推崇：大宴学士，嘉奖特别，实则在自己身边聚拢一群颂德的文臣，以形成核心幕僚圈；也有对一朝文风加以整饬的，像玄宗环视左右，生发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豪情，对不合己意者删削批落，俨然以文学领袖自居。这些庙堂之上的往来酬唱，映照出的往往是皇帝不可一世的骄矜，以及身边得志者灿若菊花的笑脸。文学，不过是太平天下之粉饰，亦或许沦为助力文士平步青云的好风。 当然，张说在文学上的推助之功，实在不可忽视，史称“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天子的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也都是张说倡导的结果。张说的重文崇礼，在此次集贤殿学士的盛宴上亦可见一斑。《大唐新语》记载，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举行宴会，在众人举酒相贺之际，他推让不肯先饮。这位文坛首领举出前朝例子，说高宗时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身为国舅的长孙太尉不肯居先，那些官居九品末位者亦不许在后，于是取十九杯一时同饮；武则天长安年间，修撰《三教珠英》的学士亦官位高卑悬隔，但站立时，彼此前后位置不以官职品秩为序—张说以为，“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于是命人取来数杯，使集贤殿众学士同饮，一时传为美谈，人多叹赏。
位高权重者学问未必上佳，张说被人所叹赏的是他言辞间流露出的文学自信—不以官职大小为标准来衡量评判学士，这之上，是一个更高的“道义”所在。甚至以文才与官职二者相较，他也认为前者更值得尊重与赞美。
贺知章从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就有同僚源乾曜问张说：“贺公久负盛名，今日同时宣布两份任命，足为学者光耀。学士与侍郎，您以为何者为美？”
张说回复说：“本朝礼部侍郎负责人才选拔，如果不是名望与实才兼备，无从担任此职。但即便如此，礼部侍郎也始终是一名官吏，并不为德贤之人所仰慕；而学士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官居四品的礼部侍郎在科举中掌握遴选士子的大权，却比不过学识文采出众的集贤殿学士，张说此番褒奖，是他对文学的倾心赞美，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人政治圈的核心主张。
此处提到的礼部侍郎，原本并不具体负责科举考试，甄选人才曾是吏部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等人的职责。开元二十四年，性情刚急的李昂出任考功员外郎，他召集进士，约法三章：考校取舍凭的是公平，如果有请托于人者，必须落选！而李昂的外舅曾经与进士李权是好邻居，得知李权候选，好意为他关说。李昂果然大怒，聚集贡士，当众数落请托之过。虽然李权委屈表示自己并未求人美言，但那位考功员外郎将脸一板：“读各位君子的文字，的确很好。然而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其中或许有词语不妥之处，大家一起来看如何？”众人点头。出门之后，李权意识到考功员外郎刚才那番话明显是针对他所说，由其主考，自己处境不妙，于是心一横，私底下也来搜寻李昂文字中的瑕疵。不几天，李昂果然将李权文句中的小瑕疵，在通衢大道上张榜公开羞辱。有备而来的李权回应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的不好，已经都给大家看到了，而执事您的大作雅什，我也切磋一二，可以吗？”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李权问：“‘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这句是执事的文辞吗？”李昂曰：“不错。”李权说：“昔时唐尧因为衰老疲惫，打算禅让天下给许由。许由厌恶这番话，所以跑去洗耳。现在皇上春秋鼎盛，又不想将天下揖让于您，足下诗中说洗耳，是为了什么？！”李昂听到这里，惶恐惊骇，于是向上司申诉李权出言不逊。虽然此次纠纷最终也没有穷究下去，但据说原初刚愎不受他人请托的李昂，经历此一事件后心有余悸，凡有人求则无不允从。朝廷因此认为官位从六品的吏部考功员外郎位卑言轻，不足以服众进士，于是这年三月壬辰，玄宗敕令，从此改由正四品礼部侍郎来执掌这一科考重职，负责贡举。
“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诗句抒写的不过是山水间的悠然情怀，却在这场负气倾轧中化为纸笔间的黑白对决，对诗句的条分缕析，迂回周折，令李昂“惶骇蹶起，不知所酬”，有陷入险境之虞；而李权文字上的瑕疵，竟也可以公之广衢大道，以达到羞辱人品的目的—武则天时期大臣间罗织罪名，冤屈控诉不绝，声犹在耳，李权、李昂这种以文学为端由，寻章摘句发起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则几乎开启了后世“文字狱”之先河。难道，这也可以归之于文学的魔力？
命运攸关的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除了诗歌自身在这广袤的竞技场上获得臻于成熟的机会，大概颇为可观的，还有文人日渐强烈的依附心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还有什么比褒奖肯定你的才华，更能让一介文人激动的呢？王翰九品榜上的自我彰扬，玄宗朝堂上的左右钦赏，李权、李昂彼此间的耍奸伎俩……那些名利场中呈现的五光十色，都不是文学的本来面目。
而唐代诗歌之盛，并不限于朝堂。驿路边关，歌馆舞榭，仆仆于风尘之中，或春光潋滟之处，可以听到诗人作品吟咏不绝。如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被好事者画为图障，另一首“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唐人以诗入歌，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开元年间均负盛名的王昌龄、高适与王之涣三人，于天寒微雪之际旗亭听歌女吟唱的故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的那种荒凉孤寂的边疆情境，远不同于小儿女的娇柔姿态，竟得到了在座歌伎中最美一位的垂青，可以想象她清越的歌声，穿过回风中的簌簌细雪，在诗人心中激起了多少暖意。而之前王之涣对同辈笑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拜列床下，奉吾为师。”—纵然是相逢不相识，王之涣能有与歌女心神相通的自信，这大概来自诗歌的魅力吧？
文学所能收获的，当然不只是天涯歌女乌黑眼眸中跳动的火花。唐代笔记有云，王勃能文，请他作文者甚众，以至于金帛盈积，故而人说王勃“舌织而衣，笔耕而食”。《唐国史补》另有记载，长安中人争相写作碑志，熙熙攘攘如同市场买卖，每有大官去世，则有人径直造访其门，甚至有喧嚷竞争，不由丧家做主的情况，当时裴均之子就欲以缣帛万匹，请宰相韦纯撰写父亲的碑志，被韦纯拒绝：“宁饿死，不苟为此也。”—话虽如此，但换而言之，除了倚文为官可以捧得荣耀俸禄，文学自身，其实也能换取丰厚的报酬！《朝野佥载》的作者张，文章锦绣，屡次考试均拔头筹，时人称之为“青钱学士”，意思是其人犹如成色上好的钱币，万选万中。他所作的小说《游仙窟》，当时即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列为珍籍，史书记载：“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异域他方对文学的热爱，也以金钱的方式表现出来。文学的魅力，在那些使臣们的金锭上闪闪发光。
而在唐人的笔记里，这种对文学的爱好无远弗届，翰墨流芳又岂止于东海邻邦呢，即使在冥界幽泉，也可以不时见到诗歌酬唱的情景。陈劭的《通幽记》里就描写了士人唐晅与其亡妻的魂魄之相见。其间，二人缱绻宛如平生，一番温存后，唐晅慨然赠诗。出乎他的意料，亡妻亦在衣带上题诗回应：
晅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峄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
妻子生前原本爱慕文词却因“虑君嫌猜”从未赋诗抒怀，而在这摈除了世间名利、无欲无求的时刻，能够于笔下一诉情思，“言志之事，今夕何爽”—在文字中表白阴阳相隔的思念，怎么能错过呢？看来，有了文学的滋润，才是“做鬼也幸福”吧。
这种诗意的重逢，读来让人动容。即使在幽冥之中，没有荣耀、地位、金钱种种与之相随相伴，而文学却依然能够如春花萌发，感人动情于一瞬之间，这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啊。
也正是暮春时分，唐代诗人崔湜，曾出洛阳皇城端门，下天津桥。只见南北大道绵延七里，路旁是从隋朝开始就已遍植的樱桃、石榴诸花木，加以唐代间种的槐、柳等树，粉红烟绿，繁花照眼，崔湜不由得驻马吟诗：“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据称他弱冠即登进士，不到十年已掌贡举，此时年仅二十七岁，史书形容其人举止端雅，文词清丽。“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天津桥下的粼粼波光舞动一城春色，也掩映着诗人的无边思绪。桥边崔湜的风姿，令时任工部侍郎的张说怅然而叹：“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这番感慨，说的是文才、官职，以及时运这三项对唐人而言尤为重要的东西。崔湜无疑曾是命运的宠儿，二十七岁已掌贡举，意味着多少士子的前途系于他的掌中！“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白居易曾以此诗标榜自己一举及第的少年得意，而他所自诩的年轻，也正是崔湜掌贡举时的二十七岁呢（一说白中进士更晚，二十九岁），这也就难怪张说会有那样的感慨了。
为文与做官，今天看来似乎迥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在唐代则由于科举制度之推行而与士子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科举之中，明经与进士两科最为唐人所重。京城内四方汇聚的士子帖经据典，试策赋文，纸笔间飞龙走马，奔的是金銮殿前青云路。其中的佼佼者即便通过了礼部的考试、金榜题名成为进士，抬头举目望去，前途未卜，距离授职上任的那一天依然遥远。吏部的关试、守选、铨试……为官的道路既慢且长，唐代张著的笔记《翰林盛事》中说，连候选的文书都必须依官方给出的榜样一字不错合乎规范，稍有差池，即被驳回落选，如此，竟导致有等待三十年而不得为官的情况……
漫漫功名路，执牙笏、佩鱼符、穿绯着紫的，自然万众瞩目。《封氏闻见记》里就描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说的是唐诗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作者王翰，曾在候选官职的过程中擅作主张，议论品评当时海内的一百余名文士，将其分列高下九等，并颇具私心地置自己为第一等人物，与张说、李邕等大家并列，而对其他人则加以贬斥。
王翰此番举动很值得玩味，他将文士分列九等的做法，让人联想起在科举制兴起之先，魏晋南北朝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时期，开始以“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察访散在各地同籍的已仕、未仕士人，采择舆论，按照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将士人分别评定为三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每三年调整品第一次，是谓九品中正制。这其中，中正官的评定意见，对于士子升迁有着不言而喻的分量。隋文帝时，九品中正制已被废除，代之以分科、试策来招贤取士，继而是唐代科举制度对人才选拔的进一步程式化—纵使才士万千如过江之鲫，终须经这龙门，方才算修成正果。开榜之日，中者狂喜，未中者悲怆，多少喜剧、悲剧、闹剧，在这国家选秀场里年复一年地上演，不知会延续到几时……而当日的王翰，效仿前代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偷偷将这种夹带私货的九品文士榜贴于吏部东街，如果不是为了自抬声价，以博取求官的顺利，他又意欲何为？不出所料，这份来历不明的榜单引起了观者如堵，被贬损的众人无不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都说文章自己的好，这三六九等如何排比得出？此事查找线索不难，不过本想追究一番的吏部侍郎卢从愿被“势门”所劝阻，王翰因而才免去刑狱之灾。
这里所说的“势门”，很有可能即指王翰榜中所列第一等的朝廷大手笔张说。张说曾三任宰相，被玄宗誉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据史传记载，还在他出镇并州时，就对王翰颇为欣赏，后来即引荐其任秘书省正字。这一看似详定典籍、校正文字的闲职，实乃升迁之捷径，王翰日后擢升为通事舍人、驾部员外，也由此可见燕国公张说对他的推举。张说曾评价王翰文采斐然，犹如“琼林玉斝，烂然可珍”，即使有所玷缺，也可成一时之秀。正是因为张说对词学之士的爱惜，王翰等人能够常游其门。开元十三年四月，唐玄宗与众学士官员欢宴，以“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决定更殿名“集仙殿”为“集贤殿”，将丽正学院改为集贤殿学院，众学士十八人，以张说知院事。五日，张说上任，玄宗赐宴赋诗，众人均奉命唱和。王翰也有参与，作《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筵字》，诗歌末句云：“徒仰蓬莱地，何阶不让缘。”—自负文才的王翰将学士云集的集贤殿比作缥缈天外的蓬莱仙境，其心驰神往之情可以想见。
的确，集贤殿书院汇聚了张说、徐坚、贺知章等文笔大家，众人文采焕然，盛唐气象熠熠生辉。对此，玄宗乘兴赋诗曰：
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
集贤昭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
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
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辰。
由于文学盛事的辉映，而使得春夏之交的一瞬被载入千秋史册，为后世所仰望，诗末洋溢着古往今来的历史情怀，唐明皇显得踌躇满志。其中所谓“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说的是一朝文化之传承与新创。唐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河岳英灵集》叙）在殷璠看来，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玄宗对文学的态度，以及在文学上的旨趣，有如和风吹拂，盛唐诗歌开始日见蓬勃，条叶葳蕤。
以诗歌而论，唐朝文学之兴盛自古迄今无出其右。据史书记载，太宗听政之暇，留情于文史，不时有叙事言怀之作；武则天“好雕虫之艺”，以文章选士；中宗时景龙文馆众学士相从，春风秋景，赋诗无数；玄宗“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德宗时期政治稍安，逸兴遄飞的节日诗会频频举行，他晚年摒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皆不可及；文宗则每试进士，多自出题目，待到考卷呈上，即吟咏佳作，终日忘倦—举凡天下之位稍安，历任君主出于武功文治并举的心理，往往表现出对文学的推崇：大宴学士，嘉奖特别，实则在自己身边聚拢一群颂德的文臣，以形成核心幕僚圈；也有对一朝文风加以整饬的，像玄宗环视左右，生发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豪情，对不合己意者删削批落，俨然以文学领袖自居。这些庙堂之上的往来酬唱，映照出的往往是皇帝不可一世的骄矜，以及身边得志者灿若菊花的笑脸。文学，不过是太平天下之粉饰，亦或许沦为助力文士平步青云的好风。 当然，张说在文学上的推助之功，实在不可忽视，史称“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天子的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也都是张说倡导的结果。张说的重文崇礼，在此次集贤殿学士的盛宴上亦可见一斑。《大唐新语》记载，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举行宴会，在众人举酒相贺之际，他推让不肯先饮。这位文坛首领举出前朝例子，说高宗时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身为国舅的长孙太尉不肯居先，那些官居九品末位者亦不许在后，于是取十九杯一时同饮；武则天长安年间，修撰《三教珠英》的学士亦官位高卑悬隔，但站立时，彼此前后位置不以官职品秩为序—张说以为，“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于是命人取来数杯，使集贤殿众学士同饮，一时传为美谈，人多叹赏。
位高权重者学问未必上佳，张说被人所叹赏的是他言辞间流露出的文学自信—不以官职大小为标准来衡量评判学士，这之上，是一个更高的“道义”所在。甚至以文才与官职二者相较，他也认为前者更值得尊重与赞美。
贺知章从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就有同僚源乾曜问张说：“贺公久负盛名，今日同时宣布两份任命，足为学者光耀。学士与侍郎，您以为何者为美？”
张说回复说：“本朝礼部侍郎负责人才选拔，如果不是名望与实才兼备，无从担任此职。但即便如此，礼部侍郎也始终是一名官吏，并不为德贤之人所仰慕；而学士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官居四品的礼部侍郎在科举中掌握遴选士子的大权，却比不过学识文采出众的集贤殿学士，张说此番褒奖，是他对文学的倾心赞美，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人政治圈的核心主张。
此处提到的礼部侍郎，原本并不具体负责科举考试，甄选人才曾是吏部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等人的职责。开元二十四年，性情刚急的李昂出任考功员外郎，他召集进士，约法三章：考校取舍凭的是公平，如果有请托于人者，必须落选！而李昂的外舅曾经与进士李权是好邻居，得知李权候选，好意为他关说。李昂果然大怒，聚集贡士，当众数落请托之过。虽然李权委屈表示自己并未求人美言，但那位考功员外郎将脸一板：“读各位君子的文字，的确很好。然而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其中或许有词语不妥之处，大家一起来看如何？”众人点头。出门之后，李权意识到考功员外郎刚才那番话明显是针对他所说，由其主考，自己处境不妙，于是心一横，私底下也来搜寻李昂文字中的瑕疵。不几天，李昂果然将李权文句中的小瑕疵，在通衢大道上张榜公开羞辱。有备而来的李权回应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的不好，已经都给大家看到了，而执事您的大作雅什，我也切磋一二，可以吗？”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李权问：“‘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这句是执事的文辞吗？”李昂曰：“不错。”李权说：“昔时唐尧因为衰老疲惫，打算禅让天下给许由。许由厌恶这番话，所以跑去洗耳。现在皇上春秋鼎盛，又不想将天下揖让于您，足下诗中说洗耳，是为了什么？！”李昂听到这里，惶恐惊骇，于是向上司申诉李权出言不逊。虽然此次纠纷最终也没有穷究下去，但据说原初刚愎不受他人请托的李昂，经历此一事件后心有余悸，凡有人求则无不允从。朝廷因此认为官位从六品的吏部考功员外郎位卑言轻，不足以服众进士，于是这年三月壬辰，玄宗敕令，从此改由正四品礼部侍郎来执掌这一科考重职，负责贡举。
“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诗句抒写的不过是山水间的悠然情怀，却在这场负气倾轧中化为纸笔间的黑白对决，对诗句的条分缕析，迂回周折，令李昂“惶骇蹶起，不知所酬”，有陷入险境之虞；而李权文字上的瑕疵，竟也可以公之广衢大道，以达到羞辱人品的目的—武则天时期大臣间罗织罪名，冤屈控诉不绝，声犹在耳，李权、李昂这种以文学为端由，寻章摘句发起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则几乎开启了后世“文字狱”之先河。难道，这也可以归之于文学的魔力？
命运攸关的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除了诗歌自身在这广袤的竞技场上获得臻于成熟的机会，大概颇为可观的，还有文人日渐强烈的依附心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还有什么比褒奖肯定你的才华，更能让一介文人激动的呢？王翰九品榜上的自我彰扬，玄宗朝堂上的左右钦赏，李权、李昂彼此间的耍奸伎俩……那些名利场中呈现的五光十色，都不是文学的本来面目。
而唐代诗歌之盛，并不限于朝堂。驿路边关，歌馆舞榭，仆仆于风尘之中，或春光潋滟之处，可以听到诗人作品吟咏不绝。如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被好事者画为图障，另一首“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唐人以诗入歌，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开元年间均负盛名的王昌龄、高适与王之涣三人，于天寒微雪之际旗亭听歌女吟唱的故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的那种荒凉孤寂的边疆情境，远不同于小儿女的娇柔姿态，竟得到了在座歌伎中最美一位的垂青，可以想象她清越的歌声，穿过回风中的簌簌细雪，在诗人心中激起了多少暖意。而之前王之涣对同辈笑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拜列床下，奉吾为师。”—纵然是相逢不相识，王之涣能有与歌女心神相通的自信，这大概来自诗歌的魅力吧？
文学所能收获的，当然不只是天涯歌女乌黑眼眸中跳动的火花。唐代笔记有云，王勃能文，请他作文者甚众，以至于金帛盈积，故而人说王勃“舌织而衣，笔耕而食”。《唐国史补》另有记载，长安中人争相写作碑志，熙熙攘攘如同市场买卖，每有大官去世，则有人径直造访其门，甚至有喧嚷竞争，不由丧家做主的情况，当时裴均之子就欲以缣帛万匹，请宰相韦纯撰写父亲的碑志，被韦纯拒绝：“宁饿死，不苟为此也。”—话虽如此，但换而言之，除了倚文为官可以捧得荣耀俸禄，文学自身，其实也能换取丰厚的报酬！《朝野佥载》的作者张，文章锦绣，屡次考试均拔头筹，时人称之为“青钱学士”，意思是其人犹如成色上好的钱币，万选万中。他所作的小说《游仙窟》，当时即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列为珍籍，史书记载：“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异域他方对文学的热爱，也以金钱的方式表现出来。文学的魅力，在那些使臣们的金锭上闪闪发光。
而在唐人的笔记里，这种对文学的爱好无远弗届，翰墨流芳又岂止于东海邻邦呢，即使在冥界幽泉，也可以不时见到诗歌酬唱的情景。陈劭的《通幽记》里就描写了士人唐晅与其亡妻的魂魄之相见。其间，二人缱绻宛如平生，一番温存后，唐晅慨然赠诗。出乎他的意料，亡妻亦在衣带上题诗回应：
晅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峄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
妻子生前原本爱慕文词却因“虑君嫌猜”从未赋诗抒怀，而在这摈除了世间名利、无欲无求的时刻，能够于笔下一诉情思，“言志之事，今夕何爽”—在文字中表白阴阳相隔的思念，怎么能错过呢？看来，有了文学的滋润，才是“做鬼也幸福”吧。
这种诗意的重逢，读来让人动容。即使在幽冥之中，没有荣耀、地位、金钱种种与之相随相伴，而文学却依然能够如春花萌发，感人动情于一瞬之间，这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