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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巴士到了士德顿(Stockton)街，就该下车了。这是在整个美国对我最重要的一条街。就像美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艾?巴?辛格在短篇小说经典作品《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所写的那样，这条街就是我的市场街，到这里的肉铺买菜、菜铺买肉，就和在肉铺买肉、菜铺买菜一样，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日常生活。在我客居十多年的成都，我总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买菜，农贸市场，或称“自由市场”(瞧，“自由”这个神圣的词是如此地被滥用和浪费)就设在几条街交界的地方，买的菜则装在自行车把手前的筐子里。
当自行车旧得不能再旧时，生活却翻开了簇新的一页——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在渐入中年时，在距离旧金山唐人街(其英文名称 Chinatown，照字面译为“中国城”更为准确和响亮)仅十几个街区的陋室里安顿下来。此刻我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向车窗外的菜店张望了一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旁边店铺里飘出的馒头、包子的香气、咸鱼特有的海洋气息、中药店里的国粹味道、夹杂着英语的粤语，这种氛围、这种类似于广东县城的街景，在士德顿街上构成一幅美国的《清明上河图》。我就是图上那个挎篮买菜的市井百姓，只不过我现在改用硕大的书包买菜——即使我自己算不得是一名读书人，我也要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书籍和读书人的尊敬。
但今天我不下车。我的目的地不是挤满了顾客的菜市场、不是这条充满了干海鲜味道的大街。车门打开了，车上的中国人都站起身来，向车门涌去。这是一线巴士最大的停靠站：从终点站驶抵这个站的巴士，乘客“落车”(我唯一能懂的粤语)后，车厢立刻变得空空荡荡起来；而从起点站驶来的空空荡荡的巴士，一到这个街口，车厢里顷刻之间就会变得无立足之地，满车都是购物而归的人。不用说，他们都是我的同胞。他们夹杂着蹩脚英语的粤语使我异乡人的感觉一下子明晰而强烈起来。
我想起了几年前第一次来美闯荡时在纽约的那段日子，从曼哈顿坐七号地铁，到被称为“新华埠”的法拉盛找朋友，一小时的车程，刚开车时满车“华洋杂存”，“狄夷之声”不绝于耳，快到法拉盛时，车厢里竟然清一色只剩下中国人！他们讲的上海话、宁波话、闽南话……我同样一句也听不懂。我说不出来，但我能够感觉到，有一种牢固得近于顽固的东西，将我和他们捆绑在一起、黏结在一起，尽管我对他们的语言一窍不通。
我此刻要到两条街之外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街去。在旧金山市标之一的大尖塔建筑物旁边，有一片小小的花园，森森的巨树，白白的喷泉，空气中含有水雾的清冷。周围的咖啡馆里飘出的，即使不是全美国最纯正，也应该是第二纯正的咖啡的香气，至少在嗅惯了四川花茶的我闻起来是这样。那些真正西装革履，或着风衣、或穿黑裙的行色匆匆的男女，每人端着一杯咖啡，步入各自的办公室去。他们的胸前，严肃地，或是漫不经心地、甚至吊儿郎当地挂着一张身份牌。他们将那张小卡片在公司大门内的一台古怪的机器上晃一下，就从街道上消失了，只有那杯咖啡的香气还飘荡在街道上。真的，满街都是咖啡的香气。只不过随着上班高峰期过去，这种香气终于会被空气稀释，要到中午时分才会再次浓郁起来。
这里是旧金山著名的金融区，人们称之为西海岸的“华尔街”。如果说士德顿街是唐人街的灵魂，则蒙哥马利街就是金融区的心脏。这两条平行的街道，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搬到这里居住一年来，竟然从来没有多走一步，到这个金融区看一看，每次总是走到士德顿街便下车，买完菜就回家。在士德顿街和蒙哥马利街之间，在咸鱼的腥味和咖啡的香气之间，真的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永远无法逾越的樊篱吗？
我今天要到金融区一家著名的证券公司接受招聘面谈。据说，这是美国最大的折扣证券经纪公司。该公司招聘一位签约的、临时性的证券类专业翻译。我刚任职一个月的这家公司(我非全职员工)的上司主动推荐我前去应聘，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何况你拖家带口刚来美国，多挣一点钱心里踏实些。”这位上司来自台湾，而我来自四川，我们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和我们之间的交谈一样少，但这几句话蕴含的同情和善良却使我感到巨大的温暖。回想一个月之前，我尚是在富甲天下的硅谷地区电脑公司前穿着制服站岗、一直在等待持枪抢匪，而抢匪终于未来的一名赤手空拳的警卫。我这握惯了钢笔的小文人的手，三十多年来从来不曾和任何人搏斗过。
进了这家公司的大门，向值班的警卫说明来意，乘电梯上楼、揿下目的地楼层的号码。走出电梯时我一眼就看到了几百米外的士德顿街。从高处俯瞰，那条街似乎变窄了一些，如蝼如蚁的行人也看得不甚分明。将我领进办公室的是一位英俊而儒雅的先生，还有一位气质姣好的女士，看来都只有二十多岁，良好的教养和学识表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和我的上司一样，来自台湾。面谈开始不久，又进来了一位同样是华裔，却不会讲汉语的年轻女子，于是我们时而用汉语、时而用英语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笑道：一切都像我的简历所写的那样：我是一个“二无一非人员”(无美国文凭、无证券业经验、非英语科班出身)。我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股票，更谈不上拥有任何股票了。一个月前，我才辞掉那份每小时只挣七美元的警卫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刚从四川跑来的“乡下人”，仅仅半年前，我还在那个大盆地的一家报社里埋头于稿纸，每月只挣相当于两百多美元的薪水。
我话锋一转说：“我胜任这份工作。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我穿着这样土气的衣服，背着用来买菜的大书包，敢于登上这十多层的高楼，靠的不全然是勇气。” 他们问我：“那靠的是什么？”我回答，“对语言的悟性、对语言的天生的敏感、对语言的直觉、对语言无法言传的细微之处的体味。”听起来像是说大话。任何一个接受求职面谈的人都或多或少说过大话。但我告诉他们，我说的是实话：我的事业和爱好是写作，我受的专业训练是新闻，但英语是我目前的工作。“我是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国家里的专业英语工作者。”我用这句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不是吹牛胜似吹牛的话说服他们。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对我的话，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不信任。这使我产生了莫名的感动。那位先生在征得那位担任主任的女士同意后，立刻拿出合约来，双方在合约上签字，随后交给我一份文件翻译。这是一本关于最新的罗斯IRA(个人退休账户) 的资讯手册。后来，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将它译成中文，不久就得到了八百多美元的报酬，而两、三个星期后，这本小册子已经印好，派发到了投资者手里。我，一个无财可理的文人，以我自己的方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理财。后来我还在这位年轻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逐字逐句校译了该公司创始人写的一本证券专业书籍的中译本，由台湾著名的天下文化出版。当我想到自己甚至以这种默默无闻的方式介入了美国的经济时，我的心里很满意，尽管那些证券文章、书籍上并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
这位年轻的先生随即给公司的安全部门打了电话，嘱我穿过金融区，到总部所在的那栋楼的一个房间里办理手续。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要我填了一张简单的表格，替我拍摄了一张照片，然后，将我双手的十个指头，逐一按在一台机器上，将我的指纹一一输入。五分钟之后，一张卡片已经制作完毕。我将它挂在脖子上，道谢后快步离开，一时有身轻如燕的感觉。这张卡片的有效期是六个月。这就是说，在今后的半年内，我可以随时进入该证券公司大楼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台电脑是属于我的。
接着，这位先生带我去吃饭。巧的是，这段时间正是该公司推广业务的时期，公司为了鼓励员工，凝聚“向心力”，在总部的大楼餐厅里提供免费午餐。每个人只要凭胸前的身份卡片，就可以任意享用。当我尾随着这位先生，有几分新奇、几分怯然地进入餐厅时，听着这里的中国人讲着流畅的英语，而美国人讲着更为流畅的英语，我有一种场景转换的蒙太奇感觉。我真得已置身美国，而在士德顿街上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从此，我成了这里最自由的临时雇员、唯一的证券专职翻译。那位年轻的先生成了我的主管，与我“单线联系”，由他分派文章给我翻译，我翻译完后交稿给他。每个星期，我将自己工作的时间，写一张条子交给他，凭此结算报酬。有时候，好几天都见不到他，说是到别的部门工作去了。我自己闲云野鹤地上班，勤勤恳恳地做事，像我在中国田野里劳作的老父那样，不贪一分钱，不偷一分懒。
没有人监督我何时上班，也没有人告诉我何时下班。我的工作进度，也完全由我自己掌握。在西方文化里，这种信任和尊重，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不足为怪。但这家公司里的这些证券精英也是中国人啊，年轻的中国人、新鲜的中国人！
第一天下班了。我乘坐一线巴士回家。巴士在市德顿街停靠时，我挤下车去。我的书包还空着。我要买点菜带回家，还要买一条鱼，和我的妻子小小地庆祝一下。从站岗的警卫，到美国著名证券公司的专职翻译(哪怕只是临时受雇几个月的签约职员)，这中间毕竟发生了质的飞跃。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我想，美国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在美国，你可以将梦想握在手中，而不仅仅留在枕上。在士德顿街的人，有士德顿人的梦想，如这家鱼店的老板，永远都想将隔壁的那家鱼店挤垮，而在一箭之遥的蒙哥马利街，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怀着怎样的梦想呢？
想着想着就进了一家鱼店的门。门口摆着两盆鱼，挨得紧紧的，都是活鱼，两盆鱼的价格牌并排插着，也挨得紧紧的，但仍然可以看出来，价格相差很大：一盆鱼的价格是每磅七元九角九，另一盆鱼的价格是二元九角九，不过这张价格牌上的阿拉伯数字2写得和7 差不多。我请一位鱼店的帮工，从那个价格为每磅二元九角九的盆中，为我抓了一条鱼。我交给一位中年店员称重。他称完后用粤语报了一个价，我完全一头雾水。他并不收我的钱，却径直三刀两刀将鱼剖了，用塑胶袋装好，一边递给我，一边改用国语说：“九块八角五。” 一磅多一点的鱼，每磅二元九角九，无论如何不该近十元钱。这位店员大声说：“这鱼是七元九角九一磅。你看清楚，这是猫鱼！”
我相信发生了误会。我走到那两盆鱼面前，指给他看，好意地提醒他：价格牌正好摆颠倒了，这样顾客容易混淆，闹出更多的纠纷来。谁知这位五大三粗的汉子，非但不领情，反而下流地将中指头伸出，向我甩过来。在美国，人人都知道，这是最严重的人身攻击和侮辱的手势。许多人仅仅因为这种挑衅和冒犯，就暗里挨了枪击，或明里吃了官司。这个满身水污和鱼血的来自广东乡下的同胞一边向我冲过来，一边说：“买不起鱼就不要到鱼店里来！”我退到店外的人行道上，他竟然也追到了街上。如果不是另一位路人将他拦下，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怎样。
我这才知道，那两张价格牌的奥秘何在。我的提醒纯然是好心，却戳到了这种坑骗顾客的黑店的痛处。面对围观的人群，我能够说出来的话只有一句：“你这样做生意，这样对待顾客，给中国人丢脸！”
小小的受辱过去了。我还是到蒙哥马利街上班，到士德顿街买菜，在咖啡的香气和咸鱼的腥味间穿行。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写的一首题为《鱼》的诗中的几句：
入于鲍鱼之肆
一块咸鱼不会说出
和一条鲜鱼的关系
即使面对菜谱
鱼也绝不会梦见陆地
想到这几句诗我不禁自个儿笑了起来。我想，我怕是再也不会踏进那家鱼店了。
2000年10月，作于旧金山无闻居。
程宝林
诗人、散文家，1962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市。1994年，应美国加州DjerassiResidentArtists Program之邀，初访美国，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夏，以美国移民局核准之“杰出人才”身份，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地区。曾获聘《世界日报》、《美华文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延伸教育中心等机构，任职编译、执行主编、讲师等。程宝林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英文创作系，获艺术硕士(MFA)学位。其诗歌及中国当代诗歌译作，散见于美国和欧洲英文刊物，并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和越南文发表。
程宝林主要作品：
诗集《雨季来临》、《未启之门》、《纸的锋刃》、《迎风奔跑》；散文随笔集《托福中国》、《国际烦恼》、《心灵时差》、《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故土苍茫》、《洗白》；长篇小说《美国戏台》；新闻编著《星光作证——中国艺术节》（合编）。
当自行车旧得不能再旧时，生活却翻开了簇新的一页——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在渐入中年时，在距离旧金山唐人街(其英文名称 Chinatown，照字面译为“中国城”更为准确和响亮)仅十几个街区的陋室里安顿下来。此刻我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向车窗外的菜店张望了一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旁边店铺里飘出的馒头、包子的香气、咸鱼特有的海洋气息、中药店里的国粹味道、夹杂着英语的粤语，这种氛围、这种类似于广东县城的街景，在士德顿街上构成一幅美国的《清明上河图》。我就是图上那个挎篮买菜的市井百姓，只不过我现在改用硕大的书包买菜——即使我自己算不得是一名读书人，我也要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书籍和读书人的尊敬。
但今天我不下车。我的目的地不是挤满了顾客的菜市场、不是这条充满了干海鲜味道的大街。车门打开了，车上的中国人都站起身来，向车门涌去。这是一线巴士最大的停靠站：从终点站驶抵这个站的巴士，乘客“落车”(我唯一能懂的粤语)后，车厢立刻变得空空荡荡起来；而从起点站驶来的空空荡荡的巴士，一到这个街口，车厢里顷刻之间就会变得无立足之地，满车都是购物而归的人。不用说，他们都是我的同胞。他们夹杂着蹩脚英语的粤语使我异乡人的感觉一下子明晰而强烈起来。
我想起了几年前第一次来美闯荡时在纽约的那段日子，从曼哈顿坐七号地铁，到被称为“新华埠”的法拉盛找朋友，一小时的车程，刚开车时满车“华洋杂存”，“狄夷之声”不绝于耳，快到法拉盛时，车厢里竟然清一色只剩下中国人！他们讲的上海话、宁波话、闽南话……我同样一句也听不懂。我说不出来，但我能够感觉到，有一种牢固得近于顽固的东西，将我和他们捆绑在一起、黏结在一起，尽管我对他们的语言一窍不通。
我此刻要到两条街之外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街去。在旧金山市标之一的大尖塔建筑物旁边，有一片小小的花园，森森的巨树，白白的喷泉，空气中含有水雾的清冷。周围的咖啡馆里飘出的，即使不是全美国最纯正，也应该是第二纯正的咖啡的香气，至少在嗅惯了四川花茶的我闻起来是这样。那些真正西装革履，或着风衣、或穿黑裙的行色匆匆的男女，每人端着一杯咖啡，步入各自的办公室去。他们的胸前，严肃地，或是漫不经心地、甚至吊儿郎当地挂着一张身份牌。他们将那张小卡片在公司大门内的一台古怪的机器上晃一下，就从街道上消失了，只有那杯咖啡的香气还飘荡在街道上。真的，满街都是咖啡的香气。只不过随着上班高峰期过去，这种香气终于会被空气稀释，要到中午时分才会再次浓郁起来。
这里是旧金山著名的金融区，人们称之为西海岸的“华尔街”。如果说士德顿街是唐人街的灵魂，则蒙哥马利街就是金融区的心脏。这两条平行的街道，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搬到这里居住一年来，竟然从来没有多走一步，到这个金融区看一看，每次总是走到士德顿街便下车，买完菜就回家。在士德顿街和蒙哥马利街之间，在咸鱼的腥味和咖啡的香气之间，真的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永远无法逾越的樊篱吗？
我今天要到金融区一家著名的证券公司接受招聘面谈。据说，这是美国最大的折扣证券经纪公司。该公司招聘一位签约的、临时性的证券类专业翻译。我刚任职一个月的这家公司(我非全职员工)的上司主动推荐我前去应聘，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何况你拖家带口刚来美国，多挣一点钱心里踏实些。”这位上司来自台湾，而我来自四川，我们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和我们之间的交谈一样少，但这几句话蕴含的同情和善良却使我感到巨大的温暖。回想一个月之前，我尚是在富甲天下的硅谷地区电脑公司前穿着制服站岗、一直在等待持枪抢匪，而抢匪终于未来的一名赤手空拳的警卫。我这握惯了钢笔的小文人的手，三十多年来从来不曾和任何人搏斗过。
进了这家公司的大门，向值班的警卫说明来意，乘电梯上楼、揿下目的地楼层的号码。走出电梯时我一眼就看到了几百米外的士德顿街。从高处俯瞰，那条街似乎变窄了一些，如蝼如蚁的行人也看得不甚分明。将我领进办公室的是一位英俊而儒雅的先生，还有一位气质姣好的女士，看来都只有二十多岁，良好的教养和学识表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和我的上司一样，来自台湾。面谈开始不久，又进来了一位同样是华裔，却不会讲汉语的年轻女子，于是我们时而用汉语、时而用英语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笑道：一切都像我的简历所写的那样：我是一个“二无一非人员”(无美国文凭、无证券业经验、非英语科班出身)。我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股票，更谈不上拥有任何股票了。一个月前，我才辞掉那份每小时只挣七美元的警卫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刚从四川跑来的“乡下人”，仅仅半年前，我还在那个大盆地的一家报社里埋头于稿纸，每月只挣相当于两百多美元的薪水。
我话锋一转说：“我胜任这份工作。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我穿着这样土气的衣服，背着用来买菜的大书包，敢于登上这十多层的高楼，靠的不全然是勇气。” 他们问我：“那靠的是什么？”我回答，“对语言的悟性、对语言的天生的敏感、对语言的直觉、对语言无法言传的细微之处的体味。”听起来像是说大话。任何一个接受求职面谈的人都或多或少说过大话。但我告诉他们，我说的是实话：我的事业和爱好是写作，我受的专业训练是新闻，但英语是我目前的工作。“我是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国家里的专业英语工作者。”我用这句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不是吹牛胜似吹牛的话说服他们。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对我的话，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不信任。这使我产生了莫名的感动。那位先生在征得那位担任主任的女士同意后，立刻拿出合约来，双方在合约上签字，随后交给我一份文件翻译。这是一本关于最新的罗斯IRA(个人退休账户) 的资讯手册。后来，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将它译成中文，不久就得到了八百多美元的报酬，而两、三个星期后，这本小册子已经印好，派发到了投资者手里。我，一个无财可理的文人，以我自己的方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理财。后来我还在这位年轻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逐字逐句校译了该公司创始人写的一本证券专业书籍的中译本，由台湾著名的天下文化出版。当我想到自己甚至以这种默默无闻的方式介入了美国的经济时，我的心里很满意，尽管那些证券文章、书籍上并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
这位年轻的先生随即给公司的安全部门打了电话，嘱我穿过金融区，到总部所在的那栋楼的一个房间里办理手续。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要我填了一张简单的表格，替我拍摄了一张照片，然后，将我双手的十个指头，逐一按在一台机器上，将我的指纹一一输入。五分钟之后，一张卡片已经制作完毕。我将它挂在脖子上，道谢后快步离开，一时有身轻如燕的感觉。这张卡片的有效期是六个月。这就是说，在今后的半年内，我可以随时进入该证券公司大楼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台电脑是属于我的。
接着，这位先生带我去吃饭。巧的是，这段时间正是该公司推广业务的时期，公司为了鼓励员工，凝聚“向心力”，在总部的大楼餐厅里提供免费午餐。每个人只要凭胸前的身份卡片，就可以任意享用。当我尾随着这位先生，有几分新奇、几分怯然地进入餐厅时，听着这里的中国人讲着流畅的英语，而美国人讲着更为流畅的英语，我有一种场景转换的蒙太奇感觉。我真得已置身美国，而在士德顿街上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从此，我成了这里最自由的临时雇员、唯一的证券专职翻译。那位年轻的先生成了我的主管，与我“单线联系”，由他分派文章给我翻译，我翻译完后交稿给他。每个星期，我将自己工作的时间，写一张条子交给他，凭此结算报酬。有时候，好几天都见不到他，说是到别的部门工作去了。我自己闲云野鹤地上班，勤勤恳恳地做事，像我在中国田野里劳作的老父那样，不贪一分钱，不偷一分懒。
没有人监督我何时上班，也没有人告诉我何时下班。我的工作进度，也完全由我自己掌握。在西方文化里，这种信任和尊重，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不足为怪。但这家公司里的这些证券精英也是中国人啊，年轻的中国人、新鲜的中国人！
第一天下班了。我乘坐一线巴士回家。巴士在市德顿街停靠时，我挤下车去。我的书包还空着。我要买点菜带回家，还要买一条鱼，和我的妻子小小地庆祝一下。从站岗的警卫，到美国著名证券公司的专职翻译(哪怕只是临时受雇几个月的签约职员)，这中间毕竟发生了质的飞跃。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我想，美国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在美国，你可以将梦想握在手中，而不仅仅留在枕上。在士德顿街的人，有士德顿人的梦想，如这家鱼店的老板，永远都想将隔壁的那家鱼店挤垮，而在一箭之遥的蒙哥马利街，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怀着怎样的梦想呢？
想着想着就进了一家鱼店的门。门口摆着两盆鱼，挨得紧紧的，都是活鱼，两盆鱼的价格牌并排插着，也挨得紧紧的，但仍然可以看出来，价格相差很大：一盆鱼的价格是每磅七元九角九，另一盆鱼的价格是二元九角九，不过这张价格牌上的阿拉伯数字2写得和7 差不多。我请一位鱼店的帮工，从那个价格为每磅二元九角九的盆中，为我抓了一条鱼。我交给一位中年店员称重。他称完后用粤语报了一个价，我完全一头雾水。他并不收我的钱，却径直三刀两刀将鱼剖了，用塑胶袋装好，一边递给我，一边改用国语说：“九块八角五。” 一磅多一点的鱼，每磅二元九角九，无论如何不该近十元钱。这位店员大声说：“这鱼是七元九角九一磅。你看清楚，这是猫鱼！”
我相信发生了误会。我走到那两盆鱼面前，指给他看，好意地提醒他：价格牌正好摆颠倒了，这样顾客容易混淆，闹出更多的纠纷来。谁知这位五大三粗的汉子，非但不领情，反而下流地将中指头伸出，向我甩过来。在美国，人人都知道，这是最严重的人身攻击和侮辱的手势。许多人仅仅因为这种挑衅和冒犯，就暗里挨了枪击，或明里吃了官司。这个满身水污和鱼血的来自广东乡下的同胞一边向我冲过来，一边说：“买不起鱼就不要到鱼店里来！”我退到店外的人行道上，他竟然也追到了街上。如果不是另一位路人将他拦下，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怎样。
我这才知道，那两张价格牌的奥秘何在。我的提醒纯然是好心，却戳到了这种坑骗顾客的黑店的痛处。面对围观的人群，我能够说出来的话只有一句：“你这样做生意，这样对待顾客，给中国人丢脸！”
小小的受辱过去了。我还是到蒙哥马利街上班，到士德顿街买菜，在咖啡的香气和咸鱼的腥味间穿行。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写的一首题为《鱼》的诗中的几句：
入于鲍鱼之肆
一块咸鱼不会说出
和一条鲜鱼的关系
即使面对菜谱
鱼也绝不会梦见陆地
想到这几句诗我不禁自个儿笑了起来。我想，我怕是再也不会踏进那家鱼店了。
2000年10月，作于旧金山无闻居。
程宝林
诗人、散文家，1962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市。1994年，应美国加州DjerassiResidentArtists Program之邀，初访美国，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夏，以美国移民局核准之“杰出人才”身份，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地区。曾获聘《世界日报》、《美华文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延伸教育中心等机构，任职编译、执行主编、讲师等。程宝林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英文创作系，获艺术硕士(MFA)学位。其诗歌及中国当代诗歌译作，散见于美国和欧洲英文刊物，并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和越南文发表。
程宝林主要作品：
诗集《雨季来临》、《未启之门》、《纸的锋刃》、《迎风奔跑》；散文随笔集《托福中国》、《国际烦恼》、《心灵时差》、《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故土苍茫》、《洗白》；长篇小说《美国戏台》；新闻编著《星光作证——中国艺术节》（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