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安全保障与东亚国际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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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的20世纪正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历史舞台。它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动过冲击.也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机会.并给殖民主义时代画上了句号。它经历了人类空前的浩劫,给生态环境以灾难性的破坏,同时也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了人类的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它未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过程中建立起合理的国际秩序,给下个世纪留下的仍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然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基本课题,并将将更加凸显起来。
其他文献
<正> 中日关系从70年代初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时期,双方都能够比较现实地看待这种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因此,中日关系是各领域互动作用的一个综合结果。在这里,笔者准备仅仅选取安全问题来做些分析研究,看其对中日关系有哪些影响。不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安全”这一概念目前在很多情况下已包含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甚至环境
<正> 前言 数十年来,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该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城市和工业区的污染越来越严重。酸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环境问题,并有可能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污染问题。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放射源。工业、农业和城市活动污染着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河流;
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国际关系学院的科研工作会。刚才听了许多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下面我想谈几点自己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看法。我是搞自然科学的,讲的很多都是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你们的社会科学,所以可能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
1998年5月2~3日,“21世纪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北大环境科学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德国、瑞典、荷兰、挪威、日本、韩国等国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我院副教授罗艳华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环境保护的人权意义”的发言。本刊现将该发言稿予以发表,供读者参考。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中国外交制定了哪些新战略?怎样看待每一种新战略?理论界议论纷纷,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中国在冷战后陆续制定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战略伙伴、国际参与等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战略思路.成绩卓著。应该予以肯定。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在外交中的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并为丰富国际人权思想、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2年中国与印度因边界争议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导致两国交恶。不仅50年代的“印地一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一中国是兄弟)”的欢呼声消失,而且正常的外交关系也难以维持.相互指责的“照会战”成为两国交往的主要内容。经历了十几年的对峙和冷漠之后,1976年两国重新互派大使,开始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对于交恶之源的边界问题,双方都希望解决,同时也愿意在文化、经贸、科技等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二十多年过去了.两国关系有许多积极的发展,总的看在不断地改善,但紧张气氛时有发生.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西藏问题造成的疙瘩也没化解。
自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科技产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个阶段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例如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管理模式转换、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金融市场的独立产业化与全球化、信息革命与新经济、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股东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前没有看到、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没有认真涉及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这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完成的重
冷战以后,亚太地区尚存在相当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地处亚太,又是亚太地区大国.国家利益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与不少亚太国家长期存在领土争端.而且.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其他大国存在地缘战略和国家统一上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中国政府和学者对亚太安全相当关注,理论界对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与探索。本文想在此对学界在亚太安全方面所做的探索作一简单的鉴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