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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复的民权说可以简单概括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重在“开民智”，实现教育救国。且一以贯之。梁启超的民权说初为“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重在“兴民权”、“ 兴绅权”、改革官制，进行政治改良。进而升华为“启民智”“新民德”“养民力”的“新民说”，重在“新民德”，着力提高中华民族素养。
关键词：民德；民智；民力；民权说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旦夕，怀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严复、梁启超相继提出了各自的民权说，其对打击封建守旧势力，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觉醒人民大众，挽救民族危亡和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严复的民权说可以简单概括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重在“开民智”，实现教育救国。且一以贯之。梁启超的民权说初为“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重在“兴民权”、“ 兴绅权”、改革官制，进行政治改良。进而升华为“启民智”“新民德”“养民力”的“新民说”，重在“新民德”，着力提高中华民族素养。二人的民权说看是近似，又不相同。严复的民权说形成于1895年前后。《论世变之亟》通过中西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对比，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的差异与落后，“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諱，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并强调只有主动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运会”，适时变法，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原强》则提出了解决民族危机和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主要举措，即民权说。严复依据英国斯宾塞的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学说。说明了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危局和社会败象。进而强调改造社会宜从“人心风俗”入手，主张通过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办法解决当前存在的文明危机。“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欲谋国家的富强，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自立”。进而，严复对其提出的“民权说”、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详细的阐释。可以说，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一套维新改良纲领，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尤其是教育救国的道路，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的目的。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与缠足。废除文化陋习，以强化人民体质。“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袭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原强）
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开新式学堂，提倡西学。以提高人民的智力和文化水平。“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夫如是，士之能于此深求而不倦厌者，必其无待而兴，即事而乐者也。否则刻棘之业虽苦，市骏之赏终虚，同辈知之则相忌，门外不知则相忘，儿不废然反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原强）而在《救亡决论》一文中进一步批驳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三大弊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
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来替代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大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原强）接着发表的《辟韩》一文着重阐扬了“新民德”方面的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并对韩愈所作《原道》的封建专制思想，借古讽今，着力批判。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同时对传统旧学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的诟病予以深刻揭露。“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 严复的三民说，重在“开民智”。严复的《论世变之亟》从拯救学术落后入手，为开民智奠定了基础。甚而，在以后的《原强》再版中删去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又多次强调不能急于设议院，这就更突显了“开民智”的重要作用。比如在1902 年，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有关按语中说：“今日中国言变法者，……欲国家之立议院，……于国事究何裨乎？”明确表示不同意通过设议院等来进行政治改良。在当时与梁启超等人的辩论中，他认为，变法是一种极其艰巨的事，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因此必须从增强民力、启发民智入手，而“民智为最隐”，因此应该从教育开始，先做开发“民智”的工作，才能谈得上政治改革。严复的三民说重点通过开民智，倡西学，办新学，废除八股取士等文化陋习，传播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实现教育救国梦想。
梁启超的民权说也在1896年出笼。梁启超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说和卢梭主权在民说的影响，强调人的自由、平等、参政等权利，主张主权在民，君权民授，君末民本，反对君权神授，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认为要救国就要变法，要变法就须“兴民权”，因“权生于智”，就要先“开民智”。“权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551页）开民智的办法是办学校、变科举、建学会、译西书、办报纸等。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在民智未开之前，因为士绅有知识、有影响，所以先宜“开绅智”、“兴绅权”。而归根到底，还须从改革官制入手，要“改官制”，就要依靠君权，以君权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变法。总之，其民权观主要是服务于维新派政治改良主張和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需要，不是为了真正的兴人民之民主自由之权。所谓“变法之本在于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21页）二十世纪初，避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如鱼得水，得以博览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书籍资料，深入挖掘和深刻领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其民权观思想已自成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比如梁启超不再坚持“权生于智”的主张，认为民主自由等民权思想是“开民智”的必由之道，不兴民权，民智则无法启开。进而在其《新民论》中大力提倡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指出要能使国家和民族在优胜劣汰法则中取胜，步入世界先进之林，就必须“养民力”即主要是国民拥有健康体魄和“尚武”精神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实力；“启民智”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通过不断吸取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和不断学习西方文化的优长来提高国民的智能水平；“新民德”即培养新的公民或具备“公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道德、品质和能力）和“私德”（国人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国民。通过改造国民素质，去掉“奴性”、“愚昧”、“好伪”、“怯弱”、“无力”、“为我”等劣性，把国人改造成为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的新民德的现代国民性的新公民；实际上，这个“新民德”就是梁启超新民说的重点和核心，就是民权自由主义的必由之路。总之，梁启超的新民权说重点在于提高国民素质，把“部民”、“臣民”改造成“国民”、“公民”，把每个中国人改造成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合作精神、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拼搏精神、热爱民主自由、法律意识强、会致富生财的、身强力壮的新民，以此来振兴国家和民族，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严复的民权说大的构架相同，也都在于改造国民性，健全国民人格，得以使中华民族改变劣根性，以图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但是，具有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美誉和中国近代最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地位的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和制度的认识要更深刻、更到位，其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激进变革，其民权说更侧重诟病国学，倡导西学，教育救国。相形之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的更全面，更合理，其大肆呐喊，广泛宣传，凸显中西文化的优长，突现国民应有的民权，改造国民性。
作者简介：
宋福运，陕西省宝鸡市，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民德；民智；民力；民权说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旦夕，怀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严复、梁启超相继提出了各自的民权说，其对打击封建守旧势力，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觉醒人民大众，挽救民族危亡和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严复的民权说可以简单概括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重在“开民智”，实现教育救国。且一以贯之。梁启超的民权说初为“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重在“兴民权”、“ 兴绅权”、改革官制，进行政治改良。进而升华为“启民智”“新民德”“养民力”的“新民说”，重在“新民德”，着力提高中华民族素养。二人的民权说看是近似，又不相同。严复的民权说形成于1895年前后。《论世变之亟》通过中西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对比，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的差异与落后，“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諱，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并强调只有主动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运会”，适时变法，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原强》则提出了解决民族危机和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主要举措，即民权说。严复依据英国斯宾塞的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学说。说明了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危局和社会败象。进而强调改造社会宜从“人心风俗”入手，主张通过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办法解决当前存在的文明危机。“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欲谋国家的富强，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自立”。进而，严复对其提出的“民权说”、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详细的阐释。可以说，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一套维新改良纲领，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尤其是教育救国的道路，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的目的。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与缠足。废除文化陋习，以强化人民体质。“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袭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原强）
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开新式学堂，提倡西学。以提高人民的智力和文化水平。“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夫如是，士之能于此深求而不倦厌者，必其无待而兴，即事而乐者也。否则刻棘之业虽苦，市骏之赏终虚，同辈知之则相忌，门外不知则相忘，儿不废然反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原强）而在《救亡决论》一文中进一步批驳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三大弊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
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来替代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大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原强）接着发表的《辟韩》一文着重阐扬了“新民德”方面的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并对韩愈所作《原道》的封建专制思想，借古讽今，着力批判。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同时对传统旧学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的诟病予以深刻揭露。“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 严复的三民说，重在“开民智”。严复的《论世变之亟》从拯救学术落后入手，为开民智奠定了基础。甚而，在以后的《原强》再版中删去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又多次强调不能急于设议院，这就更突显了“开民智”的重要作用。比如在1902 年，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有关按语中说：“今日中国言变法者，……欲国家之立议院，……于国事究何裨乎？”明确表示不同意通过设议院等来进行政治改良。在当时与梁启超等人的辩论中，他认为，变法是一种极其艰巨的事，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因此必须从增强民力、启发民智入手，而“民智为最隐”，因此应该从教育开始，先做开发“民智”的工作，才能谈得上政治改革。严复的三民说重点通过开民智，倡西学，办新学，废除八股取士等文化陋习，传播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实现教育救国梦想。
梁启超的民权说也在1896年出笼。梁启超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说和卢梭主权在民说的影响，强调人的自由、平等、参政等权利，主张主权在民，君权民授，君末民本，反对君权神授，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认为要救国就要变法，要变法就须“兴民权”，因“权生于智”，就要先“开民智”。“权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551页）开民智的办法是办学校、变科举、建学会、译西书、办报纸等。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在民智未开之前，因为士绅有知识、有影响，所以先宜“开绅智”、“兴绅权”。而归根到底，还须从改革官制入手，要“改官制”，就要依靠君权，以君权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变法。总之，其民权观主要是服务于维新派政治改良主張和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需要，不是为了真正的兴人民之民主自由之权。所谓“变法之本在于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21页）二十世纪初，避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如鱼得水，得以博览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书籍资料，深入挖掘和深刻领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其民权观思想已自成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比如梁启超不再坚持“权生于智”的主张，认为民主自由等民权思想是“开民智”的必由之道，不兴民权，民智则无法启开。进而在其《新民论》中大力提倡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指出要能使国家和民族在优胜劣汰法则中取胜，步入世界先进之林，就必须“养民力”即主要是国民拥有健康体魄和“尚武”精神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实力；“启民智”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通过不断吸取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和不断学习西方文化的优长来提高国民的智能水平；“新民德”即培养新的公民或具备“公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道德、品质和能力）和“私德”（国人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国民。通过改造国民素质，去掉“奴性”、“愚昧”、“好伪”、“怯弱”、“无力”、“为我”等劣性，把国人改造成为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的新民德的现代国民性的新公民；实际上，这个“新民德”就是梁启超新民说的重点和核心，就是民权自由主义的必由之路。总之，梁启超的新民权说重点在于提高国民素质，把“部民”、“臣民”改造成“国民”、“公民”，把每个中国人改造成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合作精神、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拼搏精神、热爱民主自由、法律意识强、会致富生财的、身强力壮的新民，以此来振兴国家和民族，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严复的民权说大的构架相同，也都在于改造国民性，健全国民人格，得以使中华民族改变劣根性，以图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但是，具有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美誉和中国近代最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地位的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和制度的认识要更深刻、更到位，其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激进变革，其民权说更侧重诟病国学，倡导西学，教育救国。相形之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的更全面，更合理，其大肆呐喊，广泛宣传，凸显中西文化的优长，突现国民应有的民权，改造国民性。
作者简介：
宋福运，陕西省宝鸡市，宝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