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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绕城市一圈，看看它风雨剥蚀的旧城墙、柏香缭绕的古寺道观和虬枝婆娑的几棵老树，也就理解了它的历史。
其他的，都在变化着。一些变化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是发展，是好事，但从文化层面来看，可能就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旧东西日渐被新规划所取代，文化也就慢慢消隐了。
西宁是一座不大的高原城市，然而自古以来却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尤其在丝绸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开辟和运行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五代及宋初时期，吐蕃赞普后裔建立唃厮啰政权，其政治中心就在青唐城。那时候的青唐城就是现在的西宁，其大致轮廓为——东至共和路，南达玉树路，西到长江路，北抵七一路，周长近八公里。就今日的城市发展情况而言，这一区域几乎涵盖了西宁所有的繁华地段。
现在的西宁，在城市发展速度规划上与内地很多大城市并无二致，可喜的是它还保留了一段长约300米的土筑古城墙。这些古旧的城墙就屹立在南绕城路快速路北侧，不时有疾驰而过的车辆穿过它高大微倾的背影。
每当夜幕降临，数十盏明灯同时映照着它的风雨沧桑。那些明明灭灭的光点，犹如时间的芯片，储存并昭示着青唐古城旧有的辉煌。九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完全可以借一树丁香的盛开追根溯源，去寻觅那些有关西宁的古老记忆。
二
穿过遥远的古羌边地，时间的脚步就到了汉代的西平郡，及至唐代，西宁被称作鄯城。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从唐军手中夺取了鄯城。当时，鄯城及其周边植被厚实，青翠葱茏，故而被吐蕃称为青唐城。青唐城群山环抱，地势险要，遂成为唃厮啰政权所在之地。
唃厮啰实际上是一个被冠以佛法名号的一个人，这个人本名叫欺南陵温，是吐蕃王室的后裔。年幼时期，他曾流落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说西藏日喀则南），后被一位名叫何郎业贤的商人把他从高昌带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由于欺南陵温相貌非凡，又具有王室血统，当地信佛的吐蕃人就把他尊为“唃厮啰”，意为“佛子”。
作为“佛子”的唃厮啰很快引起了吐蕃各部的注意，一些酋豪更视唃厮啰为非凡人物，企图利用他作为旗帜，达到影响或者号令其他部落的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年少的唃厮啰就先后被河州大姓耸昌厮均、宗喀（今青海省乐都一带）首领李立遵及邈川（青海省民和一带）首领温逋奇所挟制。但唃厮啰“志蕴沉雄，性资端亮”，并不愿受制于他人。经过差不多20年的艰苦努力，唃厮啰最终摆脱了别人的羁绊，并通过“立文法”的形式，在青唐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所谓“立文法”，是当时河湟地区吐蕃部落之间订立誓约，结为同盟的一种形式。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大族强豪，还往往通过拘押“质账”的办法，控制其他部落。唃厮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上个人才干，将这种部落联合体强化为政权组织，并逐渐发展成为河湟地区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实体，从而也成为宋夏两个王朝竞相争取的对象。
作为唃厮啰首邑的青唐城究竟是怎样一幅状貌呢——宋人李远在《青唐录》中做了详细的记录：
有二十里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伪主居。城门设谯机二重，谯楼后设中门，后设仪门。门之东，契丹公主所居也；西为绝（唃）及夏国公主所居也。过仪门二百步为大殿，北楹柱绘黄，朝基高八尺，去坐丈余矣。碧琉璃砖环之，羌呼‘禁围’。凡首领什殿白事，立琉璃砖外，犯者杀之。傍设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国相厅事处其西，国王亲属厅事处其东。直南大衢之西，有坛三级，纵广百亩，每三岁冕祭天于其上。西域无虑数千家，东城惟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夏国降于阗，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维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
显然，青唐城的东、西二城就是南凉所建西平城的南、西二城。南城在湟水之南，西城在南川河以东。两城各有四门，旁开八门，夹在两城之间的王宫大约是隔城。隔城将城一分为二，东城内住着汉人及来自西夏、于阗等国的商人，西城内住着唃厮啰部众。宫城在西城内，谯机、中门、议门、大殿是宫城中轴大道上的建筑。契丹公主住在仪门后东侧，唃厮啰首领和夏国公主、回鹘公主住在仪门后西侧。
据史料可知，隔城和西城是王室成员及军户的主要活动区域，东城以普通居民为主，两城人口相对稀少。为防御侵袭，吐蕃王朝将南、西二城的城墙连接起来，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加固增高，形成了方圆8公里的青唐城。
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名义上归唐，实际仍处在大大小小的吐蕃部落分散割据的状态。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逐步结束了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西域的回鹘和于阗等地方政权纷纷遣使进贡，与北宋保持着频繁的朝贡贸易关系。于是，冷清了很久的丝绸之路开始热闹起来——祁连山下一时间车水马龙，商旅如流。在丝路贸易逐渐得到恢复的最初几十年中，往来于西域和内地的贡使团和商人多取道灵州、泾源道，穿过河西走廊。
随后，活动于今宁夏、陕北一带的党项族逐渐强大起来，他们不仅控制了贡使团和商人们必经的灵州、泾源道，而且逐渐也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特别是元昊建立西夏以后，不断向河西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于1036年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此后，对于过境的贡使和商旅，西夏统治者每每苛以重税，极尽盘剥之能事。据史书记载，西夏各地的官吏对过境贡使、商人十分苛刻，不仅严加盘查，还要抽取十分之一的货物作为税收，往来贡使和商人叫苦不迭，却又无计可施。有时候，西夏的将士还会扮成土匪模样，抢劫过境贡使和商旅的钱财，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不说，精神上也屡遭创伤。这样一来，起初畅通无阻的丝路北线开始频频受阻，人们不得不绕道而去，改走青唐城，经由青海湖南部至柴达木盆地，一路西去。从此，青唐城在丝路南线及唐蕃古道上承担起了贸易重镇和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
历史的确是一面可资对照的镜子。当西夏王朝对过往客商及使节大肆劫掠的时候，唃厮啰官方却在其辖境内设置驿站接待往来客商，同时还要求各个部族要对过境商人友好相待，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食宿环境和安全保障，商人们也乐于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货物。为了保护携带大批货物的贡使团和商队安全出入境，官方还专门派兵护送。对于留在其境内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不仅允许他们自由从事交易活动，而且还特意划拨出一片土地，专门供外国商人修建房屋货栈之用，从而吸引了大批西亚和西域商人前来定居贸易。
于是，青唐城内商贾云集，甚至出现了鲜明的“异国风情”。据史书记载，当时往来于青唐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很多。当时的青唐城里不仅居住着本地卷发大眼的吐蕃人、黑发黄皮肤的汉人和来自东北的上层贵族，还有高鼻梁深眼窝的中西亚人和欧洲人。西域诸国的商人也不在少数，主要有于阗、回纥、高昌、龟兹、婼羌等国的商人，也有南亚和印度河流域的尼泊尔和印度商人，还有两河流域的大食（今阿拉伯地区）、波斯（今伊朗）和欧洲的大秦（今意大利）商人。
外国商人聚集在青唐城，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东西方的贸易市场。当时，往来于青唐城的外国人主要是商人和贡使。他们来到青唐城大多是为了驻足休息，消除劳顿之苦，补充物资之缺，然后继续前进。鉴于青唐城便利而又安定的贸易环境，许多商人在这里逗留一年或数年后才愿离开，有的干脆在城中修建房屋，开始定居经商的生活。不难想象，当时的青唐城已经大大减弱了“草原气息”，农耕文明与商业文化不断浸入这座荒凉的城市，并悄悄改变着它的气质类型。市场上，各色商品玲琅满目，品类繁多，不同肤色的商人、不同种类的语言交织在在这个历史与文化的汇聚点上，让青唐城彰显出勃勃生机。据记载，当时青唐城里商人们交易的商品主要有瓷器、马匹、犏牛、粮食、麝香、水银、朱砂、牛黄、珍珠、珊瑚、生金、木香、三雅褐、花芯布、兜罗锦、绒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等土特产，还有银枪、铁甲等手工艺品和兵器，这样的贸易集会堪称“没有国别和期限的世界博览会”。
商业贸易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青唐城的人口也慢慢增多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同处一城，语言的彼此交流，文化上相互碰撞，心理上的内外阅读，使得青唐城慢慢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一座城市。东西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此成为现实的可能。直到今天，西宁依旧保持了这种的气质。
三
西北的茶马互市兴起于唐代，及至北宋时，青唐城已经成为茶马贸易之路上的重镇。唃厮啰及其后继者们接受了宋朝的册封之后，每年通过朝贡的形式，将马匹作为贡品进献给宋朝。据实史料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唃厮啰和李立遵等吐蕃首领向宋朝贡马582匹；元丰元年（1078年），董毡贡马463匹；元祐六年（1086年），阿里骨贡马179匹。唃厮啰政权的热情朝贡自然会得到宋王朝的称赞与回馈。同时，出于支持青唐政权抗击西夏的需要，宋王朝以“岁赐”、“月赐”等形式直接给吐蕃大小首领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其中包括茶叶、布帛、药品乃至一些通常被禁止出边的物资。如宝元元年（1038年），宋朝定例给唃厮啰彩绢1000匹，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
除了官方形式的朝贡之外，吐蕃各部还常常驱赶马匹辗转到秦（天水）、渭（陇西）一带与宋朝交易。从此，茶叶和马匹慢慢成为了宋王朝与青唐政权交流往来的的主要商品。
在这个贸易链条上，北宋王朝意欲更好地管控茶马互市，于是在乾德五年（967年）出台了相关政策法令，禁卖私茶。规定茶商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茶引，而且只能在官府指定的市场内才可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这里所说的“茶引”，实际上就是宋朝官府颁发放给茶商的经营执照，商人们只有拿到茶引后才能从事合法交易。茶引的出现，表明了宋王朝对茶马互市的重视程度和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可窥见茶马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神宗熙宁时期（1068—1077年），宋王朝直接在吐蕃部落杂居的熙（今甘肃省临洮县）、河（今甘肃省临夏州）、洮（今甘肃省临潭县）、岷（今甘肃省岷县）诸州，设置了许多茶马场、茶场司等机构，由四川地区购运茶叶，与吐蕃各部展开大规模的茶马互市。
据《宋史·食货志》记述，当时从四川销至青海的茶主要有三种——茯茶、松潘茶和康大茶。茯茶又称泾砖，原茶产于湖南，“茶商每年春季前往产区采购原茶，运至陕西泾阳后，分级以木机压砖”，每块重5斤，主要销往农业区。松潘茶又名大茶，“松潘之主要产地，在四川之安、潘二县，大抵附近所产之茶类，皆运至松潘集中，故有松茶之名”，主要行销于青海东部及黄河以南及果洛地区。康大茶，“产于川康边境一带”主要销于玉树地区。此外还有以陕西汉中紫阳茶和四川成都茶为主的细茶，颇受高原各族民众的喜爱。
上面提到的茯茶实际上就是黑茶。最早的黑茶产自四川，是一种由绿毛茶经蒸压而成的边销茶。那时候，四川的茶叶要运往西北地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运输较为困难，因此，如何减少茶叶的体积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后来，茶商们想出将茶叶蒸压成团块的方法，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茶叶在加工成团块的过程中，要经过二十多天的湿坯堆积，因而毛茶的色泽逐渐由绿变黑，最后，成品团块茶叶的色泽成为黑褐色，且风味独具，从而以黑茶之名销往西北。
青海人常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足见茶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无论走亲访友还是下地劳动，抑或外出放牧，茶是青海人必不可少的饮用及馈赠物品。这种习惯应该与青海人的饮食结构有关。典籍《唐史》中就有西北少数民族“嗜食乳酪，不得茶以病”的说法。名儒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毋庸置疑，西北人善食牛羊肉，好饮用茯茶熬制而成的“熬茶”，是一直以来的传统。另据医学研究发现，茯茶有去油止腻、降糖降压脂、生津止渴解酒以及抵抗衰老等功效，这似乎可以成为青海牧区民众体格健壮、极具运动天赋的直接作证了。日本茶道专家松下智先生在考察河西走廊时也发现了茯茶的这种功效，并惊叹其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各民族生命之茶”。 的确，从小至老，这种“生命之茶”一直伴随着每个青海人，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时候，经常看到家家户户在锅台灶头燎“茶罐子”的情景，当“咕嘟嘟”翻滚着的酽茶缓缓倒进“小龙碗”时，那扑鼻的香气开始氤氲在低矮的屋宇间，令人沉醉。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人们逐渐冷落了灶台，搁置了火盆，用上了燃气灶和电磁炉，尽管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晨起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直至写下这篇小文的这个早晨，笔者年逾耄耋的老奶奶仍在电磁炉上炖好了酽茶，等待着儿孙们起床喝茶吃馍。为此，我写过一首叫做《烧茶的老奶奶》的诗歌：
洗漱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烧茶。像搜寻往事一样
从铁盒子里扒拉出茶叶
再辅以青盐和圆溜溜的花椒籽
做完这些，老奶奶就在一旁候着
直至蒸汽掀开壶盖
越来越大的水花将茶梗推向一边
却不小心抛出了自己。此时
老奶奶拿出一条色泽斑驳的毛巾
将它拭去。然后习惯性地擦擦眼角
似乎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没有了烟熏火燎的场景，她的眼睛
也会敏感于一种遥远的沉重
倾注，端详，吹拂，啜饮
这是一连串层次分明的动作
“如果觉得不习惯，我再放点姜片
热热的，肚子会舒服一点”
听到这句话，我明显地感觉到
她悠然的话语里，含着一个暖暖的春天
四
唐以后历代政权亦以茶马贸易之策羁制西北，茶马贸易是借经济手段强化统治的举措——不得不说，这绝对是一种委婉而又颇具实效的手法，它牵住了西北边地的文化链条，人们开始不自觉地朝着它的方向行走。
《明史·食货志》云：“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陕西通志》也说：“睦邻不以金繜，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唯茶乎。”从此，茶马互市不仅为朝庭换来了作为军事装备的西域良马，而且在关键时期，可以关闭茶马市场，用限制茶叶销量之法来箝制西北。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提举茶场李杞谏言：“卖茶买马，同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神宗当即下诏同意其请求，设“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组织和运作茶马交易活动。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敦茂恂提议：“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皇帝下诏“命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从此，茶、马两职合而为一，以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贸易。
当内地的茶叶源源不断进入西北地区时，青海的马匹同时也大量输入内地。从文献记载可知，吐蕃各部向宋朝输出的马匹总数中，青唐政权占据了甘青地区的最大份额。另据宋人统计，朝廷年均买马2万匹，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青唐所属的吐蕃各部。
茶与马，就这样以贸易的形式，成为沟通青唐政府与其他王朝的媒介，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茶马文化之路。
明代时，茶马互市进入鼎盛时期。从洪武时期开始，明朝政府就在西北地区建立了河州、洮州及西宁三大茶马司，主持与甘肃、青海地区藏族、撒拉族及撒里畏吾儿族（今裕固族先民）的茶马互市。河州、洮州及西宁也就成为明代茶马交易的三大中心。明朝统治者认为，以茶易马，既可以“供边军征战之用”，还可以“系番人向化之心”，有着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多重效应，所以，极力将茶马互市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成官府垄断局面，并厉行私茶之禁。为了严明禁律，明太祖朱元璋还拿皇亲开刀。其女婿欧阳伦就因违禁走私茶叶，在兰州被一小吏告发后，朱元璋令其自尽。明王朝对茶马市场的管控之严格，可见一斑。
明朝三大茶马司建成以后，官府又向青海、甘肃一带的藏、撒拉、撒里畏吾儿等各族部落颁发“金牌信符”，进一步确立茶马征发制度。规定以三年为期，定时定额向各部落征收马匹，同时发放茶叶作为“酬劳”，以示回馈。这一制度在明代叫做“差发马赋”，征收的马匹则叫做“差发马” 。这种赋税实际上就是明王朝向牧民征收的牧业税，只是朝廷还要付给牧民一定数量的茶叶而已。金牌信符分为上下两号，牌符额上镌刻“皇帝圣旨”，下左镌“合当差发”，下右镌“不信者斩”，上号牌符由官府掌握，颁发给游牧部落的则是下号牌符。到了征收期，官民各以所持牌符比对，然后纳马中茶。据《明史》载，明代颁发的金牌信符，西宁卫所属藏族及撒里畏吾儿各部落共计16面，额定纳马总数为3296匹，河州卫所属藏族部落共计21面，额定纳马总数为7705匹，洮州卫所属藏族部落计4面，纳马3050匹。其中，西宁卫及河州卫所属大多数的持牌部落都在今青海境内。
金牌制下的茶马征发，虽属于赋税征收的性质，但还是保留了一定的交易成份。可是游牧部落地处偏远，流动性又大，官府很难对他们进行严密控制，加上利益驱动下，茶叶走私贸易的禁而不止，牧民们将大量的马匹用来与私商交易，差发马的征收自然受到影响。加上其他因素的干扰，到正统时期，金牌制废驰，恢复了普通的茶马交易。此后，马赋征收时举时废，但茶马司主持的交易活动则始终未停，走私形式的民间交易更是久盛不衰。
明代初年，官府在西北用来易马的茶叶主要来自陕西、四川和湖南，运输方式或者官运，或者招商。陕西主要以汉中茶为主，四川则以保宁茶为主。但这是就“官茶”而言的，民间的走私活动，即“私茶”中，湖南茶则因产量大且价格低廉及官府控制不严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到明中后期，官茶也开始以湖南宝庆茶为主了。官茶采用湖茶除了价格上的原因之外，品性更适合西北游牧民的口味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汉茶味甘，煎熬易薄；湖茶味苦，酥酪相宜”，自然得到草原牧民的欢迎。到万历时，湖茶已在西北茶马互市中取代陕茶、川茶，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今天，在青海、甘肃牧区的茶叶市场上，湖茶仍然畅销。
清朝仍然沿袭了明朝制度，在西北地区开展茶马互市。顺治年间，清政府就分别设西宁、河州、洮州、庄浪（今甘肃省永登县）、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五个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统一管理，主持茶马交易。同时，禁止茶叶走私，以保障官府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到雍正及乾隆时期，全国政局渐趋稳定，大规模的战事也逐渐减少，对马匹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同时，内外蒙古、新疆等重要的产马区都直接纳入了清王朝大一统的统治体系之中，也大大减弱了对青海马的依赖程度。因此，茶马互市的衰落势所必然。经过清前期最后一段繁荣期后，官府终于宣布中止茶马交易，原茶马司改为茶司，成为单纯的茶叶储备和专卖机构。在西北地区盛行了差不多千年之久的茶马互市制度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五
身为“佛子”的唃厮啰病卒之后，时间过了39年——也就是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王朝改青唐城所在的鄯州为西宁州。
从此，西宁这个名称便沿用到了今天。
今日的西宁是青海的省会所在地，也是青藏高原唯一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医疗中心为一体，也是全省企业、人才、信息咨询、文化交流最集中、最活跃的区域。在其2261米的平均海拔上，人们可以惬意地感受到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夏季平均气温18.3℃，气候非常宜人，是天然的消夏避暑胜地，故而被誉为“中国夏都”。
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农业区与牧业区、汉文化与藏文化结合部的西宁，逐渐形成了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六个民族世居于此，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五大宗教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那就是善于接纳，乐于包容。
著名学者鲍鹏山先生曾在青海从教17年，他在一篇题为《我和我的青海》的回忆性散文中，深情地表达了对于西宁这座城市文化的激赏与难忘之情：
到青海后，最让我们欣喜的，还不是西宁的的繁荣与现代化，而是：这是一座移民城市。我们当时到青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系里二十来个老师，除了三四个青海藉的，其他来自上海，山东，天津，四川，陕西，甘肃……而在西宁的任何场合，一桌十个人吃饭，可能就是来自全国十个不同省份的。在全国，这样的省会，我想，除了西北的拉萨，乌鲁木齐，再没有了。这是西宁最重要的素质，这是西宁给我的最大的财富，我后来跟所有人谈到西宁，我都要说，即此一点，西宁就比绝大多数省会城市有魅力，因为它由此可以培育人的心胸和眼光。
而就我的观察比较，西宁人确实比绝大多数其他城市的人具有更开阔的胸襟，更开放的眼光，更高远的目标。生活在移民城市的西宁人，他们知道，世界很大，品类很多，他们足不出西宁，就知道天下林林总总。
所以，西宁人不会大惊小怪，而是大不惊小不怪——都见过了，惊怪什么呢？不大惊小怪了，就自然有一份从容，有一份自在。而这，是人生很难得的境界，西宁很轻松地就给了我们。
诚如斯言，自古以来西宁就是西北的咽喉，历朝历代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都没有绕开这座古老而偏远的城邑。青唐城作为其特殊时段上的一个名称，充满了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化的包容性。
环绕城市一圈，看看它风雨剥蚀的旧城墙、柏香缭绕的古寺道观和虬枝婆娑的几棵老树，也就理解了它的历史。
其他的，都在变化着。一些变化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是发展，是好事，但从文化层面来看，可能就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旧东西日渐被新规划所取代，文化也就慢慢消隐了。
西宁是一座不大的高原城市，然而自古以来却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尤其在丝绸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开辟和运行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五代及宋初时期，吐蕃赞普后裔建立唃厮啰政权，其政治中心就在青唐城。那时候的青唐城就是现在的西宁，其大致轮廓为——东至共和路，南达玉树路，西到长江路，北抵七一路，周长近八公里。就今日的城市发展情况而言，这一区域几乎涵盖了西宁所有的繁华地段。
现在的西宁，在城市发展速度规划上与内地很多大城市并无二致，可喜的是它还保留了一段长约300米的土筑古城墙。这些古旧的城墙就屹立在南绕城路快速路北侧，不时有疾驰而过的车辆穿过它高大微倾的背影。
每当夜幕降临，数十盏明灯同时映照着它的风雨沧桑。那些明明灭灭的光点，犹如时间的芯片，储存并昭示着青唐古城旧有的辉煌。九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完全可以借一树丁香的盛开追根溯源，去寻觅那些有关西宁的古老记忆。
二
穿过遥远的古羌边地，时间的脚步就到了汉代的西平郡，及至唐代，西宁被称作鄯城。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从唐军手中夺取了鄯城。当时，鄯城及其周边植被厚实，青翠葱茏，故而被吐蕃称为青唐城。青唐城群山环抱，地势险要，遂成为唃厮啰政权所在之地。
唃厮啰实际上是一个被冠以佛法名号的一个人，这个人本名叫欺南陵温，是吐蕃王室的后裔。年幼时期，他曾流落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说西藏日喀则南），后被一位名叫何郎业贤的商人把他从高昌带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由于欺南陵温相貌非凡，又具有王室血统，当地信佛的吐蕃人就把他尊为“唃厮啰”，意为“佛子”。
作为“佛子”的唃厮啰很快引起了吐蕃各部的注意，一些酋豪更视唃厮啰为非凡人物，企图利用他作为旗帜，达到影响或者号令其他部落的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年少的唃厮啰就先后被河州大姓耸昌厮均、宗喀（今青海省乐都一带）首领李立遵及邈川（青海省民和一带）首领温逋奇所挟制。但唃厮啰“志蕴沉雄，性资端亮”，并不愿受制于他人。经过差不多20年的艰苦努力，唃厮啰最终摆脱了别人的羁绊，并通过“立文法”的形式，在青唐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所谓“立文法”，是当时河湟地区吐蕃部落之间订立誓约，结为同盟的一种形式。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大族强豪，还往往通过拘押“质账”的办法，控制其他部落。唃厮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上个人才干，将这种部落联合体强化为政权组织，并逐渐发展成为河湟地区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实体，从而也成为宋夏两个王朝竞相争取的对象。
作为唃厮啰首邑的青唐城究竟是怎样一幅状貌呢——宋人李远在《青唐录》中做了详细的记录：
有二十里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伪主居。城门设谯机二重，谯楼后设中门，后设仪门。门之东，契丹公主所居也；西为绝（唃）及夏国公主所居也。过仪门二百步为大殿，北楹柱绘黄，朝基高八尺，去坐丈余矣。碧琉璃砖环之，羌呼‘禁围’。凡首领什殿白事，立琉璃砖外，犯者杀之。傍设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国相厅事处其西，国王亲属厅事处其东。直南大衢之西，有坛三级，纵广百亩，每三岁冕祭天于其上。西域无虑数千家，东城惟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夏国降于阗，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维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
显然，青唐城的东、西二城就是南凉所建西平城的南、西二城。南城在湟水之南，西城在南川河以东。两城各有四门，旁开八门，夹在两城之间的王宫大约是隔城。隔城将城一分为二，东城内住着汉人及来自西夏、于阗等国的商人，西城内住着唃厮啰部众。宫城在西城内，谯机、中门、议门、大殿是宫城中轴大道上的建筑。契丹公主住在仪门后东侧，唃厮啰首领和夏国公主、回鹘公主住在仪门后西侧。
据史料可知，隔城和西城是王室成员及军户的主要活动区域，东城以普通居民为主，两城人口相对稀少。为防御侵袭，吐蕃王朝将南、西二城的城墙连接起来，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加固增高，形成了方圆8公里的青唐城。
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名义上归唐，实际仍处在大大小小的吐蕃部落分散割据的状态。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逐步结束了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西域的回鹘和于阗等地方政权纷纷遣使进贡，与北宋保持着频繁的朝贡贸易关系。于是，冷清了很久的丝绸之路开始热闹起来——祁连山下一时间车水马龙，商旅如流。在丝路贸易逐渐得到恢复的最初几十年中，往来于西域和内地的贡使团和商人多取道灵州、泾源道，穿过河西走廊。
随后，活动于今宁夏、陕北一带的党项族逐渐强大起来，他们不仅控制了贡使团和商人们必经的灵州、泾源道，而且逐渐也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特别是元昊建立西夏以后，不断向河西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于1036年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此后，对于过境的贡使和商旅，西夏统治者每每苛以重税，极尽盘剥之能事。据史书记载，西夏各地的官吏对过境贡使、商人十分苛刻，不仅严加盘查，还要抽取十分之一的货物作为税收，往来贡使和商人叫苦不迭，却又无计可施。有时候，西夏的将士还会扮成土匪模样，抢劫过境贡使和商旅的钱财，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不说，精神上也屡遭创伤。这样一来，起初畅通无阻的丝路北线开始频频受阻，人们不得不绕道而去，改走青唐城，经由青海湖南部至柴达木盆地，一路西去。从此，青唐城在丝路南线及唐蕃古道上承担起了贸易重镇和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
历史的确是一面可资对照的镜子。当西夏王朝对过往客商及使节大肆劫掠的时候，唃厮啰官方却在其辖境内设置驿站接待往来客商，同时还要求各个部族要对过境商人友好相待，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食宿环境和安全保障，商人们也乐于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货物。为了保护携带大批货物的贡使团和商队安全出入境，官方还专门派兵护送。对于留在其境内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不仅允许他们自由从事交易活动，而且还特意划拨出一片土地，专门供外国商人修建房屋货栈之用，从而吸引了大批西亚和西域商人前来定居贸易。
于是，青唐城内商贾云集，甚至出现了鲜明的“异国风情”。据史书记载，当时往来于青唐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很多。当时的青唐城里不仅居住着本地卷发大眼的吐蕃人、黑发黄皮肤的汉人和来自东北的上层贵族，还有高鼻梁深眼窝的中西亚人和欧洲人。西域诸国的商人也不在少数，主要有于阗、回纥、高昌、龟兹、婼羌等国的商人，也有南亚和印度河流域的尼泊尔和印度商人，还有两河流域的大食（今阿拉伯地区）、波斯（今伊朗）和欧洲的大秦（今意大利）商人。
外国商人聚集在青唐城，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东西方的贸易市场。当时，往来于青唐城的外国人主要是商人和贡使。他们来到青唐城大多是为了驻足休息，消除劳顿之苦，补充物资之缺，然后继续前进。鉴于青唐城便利而又安定的贸易环境，许多商人在这里逗留一年或数年后才愿离开，有的干脆在城中修建房屋，开始定居经商的生活。不难想象，当时的青唐城已经大大减弱了“草原气息”，农耕文明与商业文化不断浸入这座荒凉的城市，并悄悄改变着它的气质类型。市场上，各色商品玲琅满目，品类繁多，不同肤色的商人、不同种类的语言交织在在这个历史与文化的汇聚点上，让青唐城彰显出勃勃生机。据记载，当时青唐城里商人们交易的商品主要有瓷器、马匹、犏牛、粮食、麝香、水银、朱砂、牛黄、珍珠、珊瑚、生金、木香、三雅褐、花芯布、兜罗锦、绒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等土特产，还有银枪、铁甲等手工艺品和兵器，这样的贸易集会堪称“没有国别和期限的世界博览会”。
商业贸易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青唐城的人口也慢慢增多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同处一城，语言的彼此交流，文化上相互碰撞，心理上的内外阅读，使得青唐城慢慢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一座城市。东西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此成为现实的可能。直到今天，西宁依旧保持了这种的气质。
三
西北的茶马互市兴起于唐代，及至北宋时，青唐城已经成为茶马贸易之路上的重镇。唃厮啰及其后继者们接受了宋朝的册封之后，每年通过朝贡的形式，将马匹作为贡品进献给宋朝。据实史料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唃厮啰和李立遵等吐蕃首领向宋朝贡马582匹；元丰元年（1078年），董毡贡马463匹；元祐六年（1086年），阿里骨贡马179匹。唃厮啰政权的热情朝贡自然会得到宋王朝的称赞与回馈。同时，出于支持青唐政权抗击西夏的需要，宋王朝以“岁赐”、“月赐”等形式直接给吐蕃大小首领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其中包括茶叶、布帛、药品乃至一些通常被禁止出边的物资。如宝元元年（1038年），宋朝定例给唃厮啰彩绢1000匹，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
除了官方形式的朝贡之外，吐蕃各部还常常驱赶马匹辗转到秦（天水）、渭（陇西）一带与宋朝交易。从此，茶叶和马匹慢慢成为了宋王朝与青唐政权交流往来的的主要商品。
在这个贸易链条上，北宋王朝意欲更好地管控茶马互市，于是在乾德五年（967年）出台了相关政策法令，禁卖私茶。规定茶商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茶引，而且只能在官府指定的市场内才可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这里所说的“茶引”，实际上就是宋朝官府颁发放给茶商的经营执照，商人们只有拿到茶引后才能从事合法交易。茶引的出现，表明了宋王朝对茶马互市的重视程度和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可窥见茶马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神宗熙宁时期（1068—1077年），宋王朝直接在吐蕃部落杂居的熙（今甘肃省临洮县）、河（今甘肃省临夏州）、洮（今甘肃省临潭县）、岷（今甘肃省岷县）诸州，设置了许多茶马场、茶场司等机构，由四川地区购运茶叶，与吐蕃各部展开大规模的茶马互市。
据《宋史·食货志》记述，当时从四川销至青海的茶主要有三种——茯茶、松潘茶和康大茶。茯茶又称泾砖，原茶产于湖南，“茶商每年春季前往产区采购原茶，运至陕西泾阳后，分级以木机压砖”，每块重5斤，主要销往农业区。松潘茶又名大茶，“松潘之主要产地，在四川之安、潘二县，大抵附近所产之茶类，皆运至松潘集中，故有松茶之名”，主要行销于青海东部及黄河以南及果洛地区。康大茶，“产于川康边境一带”主要销于玉树地区。此外还有以陕西汉中紫阳茶和四川成都茶为主的细茶，颇受高原各族民众的喜爱。
上面提到的茯茶实际上就是黑茶。最早的黑茶产自四川，是一种由绿毛茶经蒸压而成的边销茶。那时候，四川的茶叶要运往西北地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运输较为困难，因此，如何减少茶叶的体积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后来，茶商们想出将茶叶蒸压成团块的方法，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茶叶在加工成团块的过程中，要经过二十多天的湿坯堆积，因而毛茶的色泽逐渐由绿变黑，最后，成品团块茶叶的色泽成为黑褐色，且风味独具，从而以黑茶之名销往西北。
青海人常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足见茶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无论走亲访友还是下地劳动，抑或外出放牧，茶是青海人必不可少的饮用及馈赠物品。这种习惯应该与青海人的饮食结构有关。典籍《唐史》中就有西北少数民族“嗜食乳酪，不得茶以病”的说法。名儒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毋庸置疑，西北人善食牛羊肉，好饮用茯茶熬制而成的“熬茶”，是一直以来的传统。另据医学研究发现，茯茶有去油止腻、降糖降压脂、生津止渴解酒以及抵抗衰老等功效，这似乎可以成为青海牧区民众体格健壮、极具运动天赋的直接作证了。日本茶道专家松下智先生在考察河西走廊时也发现了茯茶的这种功效，并惊叹其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各民族生命之茶”。 的确，从小至老，这种“生命之茶”一直伴随着每个青海人，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时候，经常看到家家户户在锅台灶头燎“茶罐子”的情景，当“咕嘟嘟”翻滚着的酽茶缓缓倒进“小龙碗”时，那扑鼻的香气开始氤氲在低矮的屋宇间，令人沉醉。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人们逐渐冷落了灶台，搁置了火盆，用上了燃气灶和电磁炉，尽管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晨起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直至写下这篇小文的这个早晨，笔者年逾耄耋的老奶奶仍在电磁炉上炖好了酽茶，等待着儿孙们起床喝茶吃馍。为此，我写过一首叫做《烧茶的老奶奶》的诗歌：
洗漱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烧茶。像搜寻往事一样
从铁盒子里扒拉出茶叶
再辅以青盐和圆溜溜的花椒籽
做完这些，老奶奶就在一旁候着
直至蒸汽掀开壶盖
越来越大的水花将茶梗推向一边
却不小心抛出了自己。此时
老奶奶拿出一条色泽斑驳的毛巾
将它拭去。然后习惯性地擦擦眼角
似乎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没有了烟熏火燎的场景，她的眼睛
也会敏感于一种遥远的沉重
倾注，端详，吹拂，啜饮
这是一连串层次分明的动作
“如果觉得不习惯，我再放点姜片
热热的，肚子会舒服一点”
听到这句话，我明显地感觉到
她悠然的话语里，含着一个暖暖的春天
四
唐以后历代政权亦以茶马贸易之策羁制西北，茶马贸易是借经济手段强化统治的举措——不得不说，这绝对是一种委婉而又颇具实效的手法，它牵住了西北边地的文化链条，人们开始不自觉地朝着它的方向行走。
《明史·食货志》云：“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陕西通志》也说：“睦邻不以金繜，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唯茶乎。”从此，茶马互市不仅为朝庭换来了作为军事装备的西域良马，而且在关键时期，可以关闭茶马市场，用限制茶叶销量之法来箝制西北。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提举茶场李杞谏言：“卖茶买马，同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神宗当即下诏同意其请求，设“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组织和运作茶马交易活动。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敦茂恂提议：“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皇帝下诏“命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从此，茶、马两职合而为一，以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贸易。
当内地的茶叶源源不断进入西北地区时，青海的马匹同时也大量输入内地。从文献记载可知，吐蕃各部向宋朝输出的马匹总数中，青唐政权占据了甘青地区的最大份额。另据宋人统计，朝廷年均买马2万匹，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青唐所属的吐蕃各部。
茶与马，就这样以贸易的形式，成为沟通青唐政府与其他王朝的媒介，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茶马文化之路。
明代时，茶马互市进入鼎盛时期。从洪武时期开始，明朝政府就在西北地区建立了河州、洮州及西宁三大茶马司，主持与甘肃、青海地区藏族、撒拉族及撒里畏吾儿族（今裕固族先民）的茶马互市。河州、洮州及西宁也就成为明代茶马交易的三大中心。明朝统治者认为，以茶易马，既可以“供边军征战之用”，还可以“系番人向化之心”，有着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多重效应，所以，极力将茶马互市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成官府垄断局面，并厉行私茶之禁。为了严明禁律，明太祖朱元璋还拿皇亲开刀。其女婿欧阳伦就因违禁走私茶叶，在兰州被一小吏告发后，朱元璋令其自尽。明王朝对茶马市场的管控之严格，可见一斑。
明朝三大茶马司建成以后，官府又向青海、甘肃一带的藏、撒拉、撒里畏吾儿等各族部落颁发“金牌信符”，进一步确立茶马征发制度。规定以三年为期，定时定额向各部落征收马匹，同时发放茶叶作为“酬劳”，以示回馈。这一制度在明代叫做“差发马赋”，征收的马匹则叫做“差发马” 。这种赋税实际上就是明王朝向牧民征收的牧业税，只是朝廷还要付给牧民一定数量的茶叶而已。金牌信符分为上下两号，牌符额上镌刻“皇帝圣旨”，下左镌“合当差发”，下右镌“不信者斩”，上号牌符由官府掌握，颁发给游牧部落的则是下号牌符。到了征收期，官民各以所持牌符比对，然后纳马中茶。据《明史》载，明代颁发的金牌信符，西宁卫所属藏族及撒里畏吾儿各部落共计16面，额定纳马总数为3296匹，河州卫所属藏族部落共计21面，额定纳马总数为7705匹，洮州卫所属藏族部落计4面，纳马3050匹。其中，西宁卫及河州卫所属大多数的持牌部落都在今青海境内。
金牌制下的茶马征发，虽属于赋税征收的性质，但还是保留了一定的交易成份。可是游牧部落地处偏远，流动性又大，官府很难对他们进行严密控制，加上利益驱动下，茶叶走私贸易的禁而不止，牧民们将大量的马匹用来与私商交易，差发马的征收自然受到影响。加上其他因素的干扰，到正统时期，金牌制废驰，恢复了普通的茶马交易。此后，马赋征收时举时废，但茶马司主持的交易活动则始终未停，走私形式的民间交易更是久盛不衰。
明代初年，官府在西北用来易马的茶叶主要来自陕西、四川和湖南，运输方式或者官运，或者招商。陕西主要以汉中茶为主，四川则以保宁茶为主。但这是就“官茶”而言的，民间的走私活动，即“私茶”中，湖南茶则因产量大且价格低廉及官府控制不严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到明中后期，官茶也开始以湖南宝庆茶为主了。官茶采用湖茶除了价格上的原因之外，品性更适合西北游牧民的口味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汉茶味甘，煎熬易薄；湖茶味苦，酥酪相宜”，自然得到草原牧民的欢迎。到万历时，湖茶已在西北茶马互市中取代陕茶、川茶，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今天，在青海、甘肃牧区的茶叶市场上，湖茶仍然畅销。
清朝仍然沿袭了明朝制度，在西北地区开展茶马互市。顺治年间，清政府就分别设西宁、河州、洮州、庄浪（今甘肃省永登县）、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五个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统一管理，主持茶马交易。同时，禁止茶叶走私，以保障官府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到雍正及乾隆时期，全国政局渐趋稳定，大规模的战事也逐渐减少，对马匹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同时，内外蒙古、新疆等重要的产马区都直接纳入了清王朝大一统的统治体系之中，也大大减弱了对青海马的依赖程度。因此，茶马互市的衰落势所必然。经过清前期最后一段繁荣期后，官府终于宣布中止茶马交易，原茶马司改为茶司，成为单纯的茶叶储备和专卖机构。在西北地区盛行了差不多千年之久的茶马互市制度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五
身为“佛子”的唃厮啰病卒之后，时间过了39年——也就是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王朝改青唐城所在的鄯州为西宁州。
从此，西宁这个名称便沿用到了今天。
今日的西宁是青海的省会所在地，也是青藏高原唯一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医疗中心为一体，也是全省企业、人才、信息咨询、文化交流最集中、最活跃的区域。在其2261米的平均海拔上，人们可以惬意地感受到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夏季平均气温18.3℃，气候非常宜人，是天然的消夏避暑胜地，故而被誉为“中国夏都”。
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农业区与牧业区、汉文化与藏文化结合部的西宁，逐渐形成了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六个民族世居于此，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五大宗教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那就是善于接纳，乐于包容。
著名学者鲍鹏山先生曾在青海从教17年，他在一篇题为《我和我的青海》的回忆性散文中，深情地表达了对于西宁这座城市文化的激赏与难忘之情：
到青海后，最让我们欣喜的，还不是西宁的的繁荣与现代化，而是：这是一座移民城市。我们当时到青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系里二十来个老师，除了三四个青海藉的，其他来自上海，山东，天津，四川，陕西，甘肃……而在西宁的任何场合，一桌十个人吃饭，可能就是来自全国十个不同省份的。在全国，这样的省会，我想，除了西北的拉萨，乌鲁木齐，再没有了。这是西宁最重要的素质，这是西宁给我的最大的财富，我后来跟所有人谈到西宁，我都要说，即此一点，西宁就比绝大多数省会城市有魅力，因为它由此可以培育人的心胸和眼光。
而就我的观察比较，西宁人确实比绝大多数其他城市的人具有更开阔的胸襟，更开放的眼光，更高远的目标。生活在移民城市的西宁人，他们知道，世界很大，品类很多，他们足不出西宁，就知道天下林林总总。
所以，西宁人不会大惊小怪，而是大不惊小不怪——都见过了，惊怪什么呢？不大惊小怪了，就自然有一份从容，有一份自在。而这，是人生很难得的境界，西宁很轻松地就给了我们。
诚如斯言，自古以来西宁就是西北的咽喉，历朝历代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都没有绕开这座古老而偏远的城邑。青唐城作为其特殊时段上的一个名称，充满了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化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