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也是西晋灭亡的始作俑者。唐太宗很重视总结晋朝历史经验，关心新《晋书》（此前已经有数以十计的不同《晋书》）的编纂工作。他亲自给《晋书·武帝纪》写评论说，司马炎在全国统一之后，有“骄泰之心”“居治而忘危”，埋下了亡国的种子。

沉迷酒色鼓励炫富

　　从266年初建国，到280年灭亡东吴统一三国，西晋接下来经历了一段太康（281—289）盛世的日子，算是上升时期。但表面光鲜之下，晋武帝进取之意已经衰退。《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述的：“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完全是末世君王的做派。
　　吴主孙皓酷爱搜罗美女。平吴后，孙皓宫中美女5000人，被司马炎悉数收入宫中。面对数以万计的美人，他不知道该临幸哪家，竟然坐在羊拉的车上，任其所之，羊跑到哪家，他就去哪家过夜。这个荒诞的故事，创造了一个成语“羊车望幸”。
　　皇帝荒淫，統治上层也“竞以奢侈相高”。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以米汤（饴）刷锅，石崇用蜡当柴火；王恺用紫丝制成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用带香味的椒刷房子，石崇装修的时候就用色彩鲜亮、纹理细腻的赤石脂涂料。
　　对于这些乱象，晋武帝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暗助舅舅王恺一臂之力。他曾经赐给王恺一株珊瑚树，高达两尺，可谓稀世珍宝，王恺拿出来向石崇炫耀。不想石崇顺手用铁如意将之打碎。王恺大怒，石崇却从容地说，你不要生气，还你就是，然后让人拿出自己的宝贝——三四尺高的珊瑚树有六七株，像王恺那样两尺高的有很多。
　　当时还有一个叫何曾的太尉，一顿饭要花上万钱，明明满桌佳肴，还说没有食物可以下筷子。这些自我标榜为士族高门的人，却表现得如此没有文化修养，令后人难以想象。西晋真正的高门，是琅琊王氏。王敦与王导曾受邀参加石崇的家宴，后者让家中美女劝酒，并且立下规矩，若客人不喝，就杀掉劝酒的美女。王敦死活不喝，石崇竟真的杀死数名女子。

为了孙子立了太子

　　司马炎立太子，是他最大的败笔。他有26个儿子，成活13个。皇后杨艳（238—274）生有三子，老大夭亡，老二司马衷（259—307）年长，是个智障儿，却成为太子。司马炎想换掉这个太子，担心其“不堪奉大统”，但皇后不同意。儿子智障，本就令做母亲的难过心疼，她不愿再让儿子失去皇位继承权。这原本是“妇人之仁”，司马炎却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当然，这其中另有缘由。
　　据说司马衷的儿子皇长孙司马遹（音同郁）（278—300）聪明颖悟，深得司马炎宠爱。他常对人说：“此儿当兴吾家。”有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在楼上观察救火，年仅5岁的司马遹拉着爷爷的衣裾说，事起非常，不要站在有亮光的地方，您站在暗处也能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您，这样安全些。又有一次，司马遹与爷爷一起到猪圈，看见一只很肥的猪，他就说这头猪很肥，得吃多少粮食，不如杀了，以饷将士。司马炎很欣赏这个长孙的聪明伶俐，说他很像自己的祖父司马懿。所以他就想，即使儿子有些痴呆，传到孙子也必然能兴旺家业。
　　司马遹的母亲谢玖本是武帝才人，司马衷结婚前，武帝派她去侍寝，教以男女之事，却怀上了身孕。后来，司马衷纳贾南风（257—300）为妃，此人为人阴狠，迫害其他怀有司马衷骨肉的小妾。谢玖害怕，便请求回到西宫，获得司马炎同意。回到武帝宫中后不久，谢玖便生下了武帝的孙子司马遹。司马遹长到三四岁，司马衷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儿子，直到有一次他去朝见父皇，在宫中与各位皇子拉手，拉到司马遹时，司马炎才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场面十分荒唐。
　　289年，50多岁的司马炎患病，把朝政交给外戚杨骏打理。杨骏是当时皇后杨芷（259—292）之父，而杨芷是前任皇后杨艳的堂妹。杨艳担心自己死后儿子的太子之位不保，在临终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司马炎迎娶自己的堂妹杨芷入宫为皇后。司马炎心一软，就答应了。杨骏没有辅国之才，司马炎以为他会依靠宗室，而不专擅朝政，可事实并非如此。杨骏用阴谋手段换掉了司马炎身边所有的忠臣亲信。弥留之际，司马炎诘问他：“你怎么能这样？”最终带着无奈死去。

枕边人与“八王之乱”

　　290年，司马炎的智障儿子惠帝司马衷即位，外戚与宗室开始恶斗。
　　杨骏攫取首席顾命大臣的位置后，却不具备执政的能力。他独揽大权，激起了司马家族的愤怒。工于心计的贾南风，此时已登上皇后之位。她利用司马氏的不满，引楚王司马玮入朝，先后诛杀杨骏及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伪造手诏罪名，诛杀司马玮，自己掌控了朝廷大权。
　　在贾南风掌权的10年间，西晋朝廷延续着奢侈糜烂的风气，结果八王之乱兴起，导致匈奴有机可乘，将其灭亡。为什么会有“八王之乱”？这还要从外戚专权谈起。
　　贾南风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对太子司马遹心怀恨意。她以阴谋手段废其太子之位，将其软禁。结果太子的部下奋起反击，预策动赵王司马伦（司马懿之子）发动政变，杀死贾南风，营救太子。可司马伦不仅不帮忙，还故意泄露出废太子要复仇的信息，促使贾南风“撕票”，毒死了司马遹。这时，司马伦再借为太子报仇之名，发动政变，诛杀了贾南风及其亲党，掌握了朝廷大权。
　　301年，司马伦谎称宣帝司马懿托梦，让他登基称帝，让司马衷逊位。这激起了司马家族其他诸王的反对：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起兵，长沙王司马乂举兵相应，攻向洛阳，杀死了司马伦。随后，诸王之间又发生了火并：帝位先是落在司马颖手中，不久，东海王司马越以迎护惠帝的名义起兵，杀死司马颙与司马颖，掌控朝政。凡此种种，加上贾南风动员的诛杀杨骏的司马亮、司马玮，共有八王陷入内斗。《晋书》将这八王列入一个传中，故史称“八王之乱”。
　　307年，惠帝司马衷中毒而死，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这时，距离西晋的灭亡已经不远了。

制度重要人更重要

　　“八王之乱”后，西晋元气大伤，北方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311年，在匈奴三次围攻后，洛阳失守，晋怀帝被俘，随后遇害。316年，长安沦陷，西晋至此终结，随后开始了长达100多年的大动乱，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新政权总会吸取旧朝灭亡的教训，改革政治制度，以图稳固统治。东汉末年，朝中有外戚宦官专权，地方有军阀割据，朝纲不正。曹魏接受这个教训，让外戚宦官靠边站，宗室靠边站，最后就给了司马家族篡权的机会。司马懿在中央发动政变，朝中无外援，地方无屏藩，江山立即变色。等到司马炎建国后，吸取了曹魏没有分封同室宗亲的教训，既用外戚辅政，又封了27个同姓王，建立诸侯国。这些诸王，可以选拔自己封国中的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还统领着军队。后来贾南风和杨骏这些外戚，也都参与到前台来干政。结果在外戚与宗室的内斗中，司马家族的政权也走向了终点。
　　其实制度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一是不能片面总结前朝经验，否则防范了老问题，又来了新问题；二是再好的制度，关键还是在人，看谁掌控局势，这就跟接班人的选拔密切相关。在帝王时代，一个王朝的接班人，就是皇帝的儿子，他本身或昏或明，或贤或愚，跟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命运关系很大。晋武帝选一个智障儿当皇帝，就算制度再好，也落实不了。中央君主糊涂，地方诸王坐大，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对少数民族的管理疏漏，让西晋王朝坐在了火山堆上，无法逃脱迅速灭亡的命运。
　　不难发现，《资治通鉴》的叙事，虽然也有“臣光曰”之类的直接评点，但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从具体事情上记述和探究王朝的兴衰。如果非要深入探究人事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诸如土地、赋役制度，就等于弱化了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帝制时代，一个政权能不能找到优秀的接班人，对王朝的兴衰至关重要。可是在世袭制度下，在皇家子胤里找到优秀的接班人本身就存在局限性，何况还有立嫡以长的限制，选择范围更小。皇帝不行，就必须有一个贤能的宰相来帮衬，儒家和道法家都讲“垂拱而治”，未尝不包含这层意思。如果辅佐大臣也昏庸无能，奸佞当道，那就只有亡国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