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咏史诗,也许只是发一点诗人特有的感慨,但却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经常会有的某种困惑。历史的演进,偶然性的因素实在太强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赶巧,历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战时英法残军困守敦刻尔克,如果希特勒不轻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继续猛攻,恐怕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几十万英军小命休矣。德军地面部队的停顿,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为英国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否则,下一步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恐怕英国连守卫的力量都没有。法国已经完了,英国再失败,美国人也未必会参战,那么,反纳粹的同盟,自然就无从谈起。二战的历史将会怎样?天知道。
　　同样,清朝最后一年,其实朝野上下也没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虽然革命党人拼命革命,精心设计的广州起义动员了全党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结果一败涂地。亲自领军奋战的副领袖黄兴负伤,领袖孙中山远避美国。可是,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起哄一闹,居然大获成功。这个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义爆发前几日,起义者在汉口租界试验炸弹失败,他们的据点不会暴露。那么,新军中革命党的领袖,就不会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划成了起义,也跟此前多个起义一样,属于密谋家的密谋,参与者严重动员不足,劲头自然不会很大,一举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如果不是传说据点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军上下的恐慌,就不会如此厉害。道理很简单,谁也没见过花名册,谁知道那里面有谁。于是,凡是平时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过激宣传品的新军士兵(人数众多),难免人心惶惶。从战争心理学角度,这种恐慌,实际上等于是一场最好的战争动员——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决心。当然,在1911年10月10那个人心浮动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军官,不去多事,出头训斥躁动的士兵,这层窗户纸兴许也不会有人马上给捅破,拖上两天,士兵发现没事,也许恐慌就平息了。革命党人再想鼓动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们鼓噪起来,如果此时的湖广总督,是个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带关系上来的瑞澂,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时历史好像密闭容器里的粒子,胡乱撞一气,谁碰上谁都没准,但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虽然未必像某些历史学家讲的那样,必然有规律可循。但一些大的方向,还是有的。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当时不犯错误,就算纳粹席卷了全球,最终也维持不了,因为这样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迟早还是会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时间跟现在我们已知的不一样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根上说是因为满清新贵的收权行为,得罪了大多数的汉人士绅,人家不再帮忙。闹事者总会有,有人帮忙,则闹不成事,没人帮,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国响应。毁了大清,成就了武昌。